中国史学因其特有的价值而作为一门学科不断发展，经过千年培育与积淀，成为中国学术的瑰宝。它的深厚、博大、深邃已为世人认同。从一定角度看，它所揭示的内涵具有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符号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光芒与魅力不但不会衰减，反而会更加耀眼与辉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建设已成为民族与国家的盛事，而我们强调文化的作用，着力发展与繁荣文化，正是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崇敬与传承。笔者以为，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扩大史学研究成果方面，学界、媒体应该加强互动，这种互动产生的影响无论对学界还是对媒体以及对社会都是积极的。这里，借助《史学理论研究》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30多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日益强大让古老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它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同时，增强了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在国际事物中的影响力。然而，当大多数人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不再过于为温饱生计发愁时，人们的精神层面出现了黄色警示：一方面是物质的较大丰富，另一方面是精神的极度匮乏；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上扬，另一方面是道德的急剧下滑。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面对越来越多的乱象以及乱象背后的悖论，我们不得不思考灵魂的救赎。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困惑，每个发展中国家都绕不过这样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摆脱这种困惑，我们需要精神的洗礼与文化的滋养。在中国，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扭转这样的局面，因为我国是一个文化与学术底蕴深厚的国度。诚然，精神层面的问题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但经济本身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代替文化的作用与功能。
说到文化与学术，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尴尬与无奈：中国史家群体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艰苦的发掘、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那些大量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悬置在学术的象牙塔，难以接地气，不为人所知。到目前为止，诸多史学成果基本上没有走出“内循环”这个圈子。真正阅读史家宏篇巨制，并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吸取智慧的人寥寥无几。因此，让史学研究成果更多地惠及民众，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如报刊、电视、广播等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成为学者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文化建设的推手。
其一，影响力。一般而言，传统媒体的受众几十万、上百万乃至几千万。尽管新媒体、“自媒体”纷至沓来，不同程度地冲击着传统媒体，但它们不能取代传统媒体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因为，人们对媒体的认同与接受需要较长的时间。一旦认同与接受，不会轻易放弃。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形式，确有快捷的优势，但公信度有待提高。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多，而人们了解有限，影响力有限，笔者以为，个中原因在于传播不够，且传播手段、方法存在问题。因此，完全可以“借船出海”，即借助传统媒体受众广泛、公信力高的优势延伸与扩大研究成果。
其二，感染力。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渐增多，可以自主地选择阅读方式。其中，媒介形式固然重要，但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能被多数人接受的内涵比形式更为重要。相对而言，报刊、电视的感染力比著作、论文更容易被接受。倘若将史学置于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变通一下方式去展示，那么，尘封的宝藏将会熠熠发光。
从史学与媒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两者也具备了互动的可能性。
第一，两者都强调科学与艺术。史学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特点，这一点与媒体的特质相契合。媒体的科学性首先表现为真实，人们对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受众对信息真实的要求极高，他们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欺骗；而史学工作者的求真、严谨更能让受众信服，这为史学更大范围的传播、史学价值更多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媒体的艺术性是一种表现力。好文章、好节目能打动人，是因为它的表现手法能让许多人接受，具有内在美的特征。史学的艺术性也在于表述，高水平的史学著作正是文史结合的产物。著名史家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就是一个优秀的范例。可以说，一部史著、一篇佳作就是一件艺术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史学大家，他们那些翔实而优美的著述在学界口耳相传，成为经典，只是因为宣传不够、传播不够、普及不够而藏于深闺、鲜为人知。现在，技术进步了，传播手段多样了，媒体种类丰富了，受众对艺术性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此，学界、媒体一旦携手互动，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两者有其共同的内容与实质。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关注历史上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媒体更关注当下社会。关于这一点，李大钊有过精辟的阐述：“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由李大钊的这一认识出发，我们会看到，史学与媒体相互借助后，史学将在新的概念与平台上推进并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媒体在与史学互动中会提升自身的品质。这种互动，会让双方在跨文化传播和相互接受中提升理性自觉与文化自觉。
学界、媒体互动需要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共同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的构建首先基于各自的历史联系与不断发展，同时要彼此尊重，相互借鉴。话语体系不仅包含学术思想、研究理念、研究方法、范畴概念，还有研究对象以及语言表述。长期以来，受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与影响，史学成果展示与传播途径主要在书斋、课堂、著述、研讨会上，且学理的探究重于其成果的广布。其实，学界与媒体可以达成很多共识：从学界方面看，学人固然需要学术情怀，但也需要社会情怀。有了社会情怀，其科学研究成果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分享，这既是一种殊荣，更是一份传承。早在1946年，著名史家侯外庐先生就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语言的阶段了，他们会用自己的语言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忌的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的民族的文化传统了。”[1]从媒体现状看，我国报刊已达万种，电视、广播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它们对于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报纸上一般化的文章、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现象、戏说或歪曲历史的影视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这应当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媒体自身的高度重视。
中国史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构成中国文化的主体。通过史学价值的进一步实现，扩大学术与文化影响，帮助更多的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找寻核心价值的源头、在多元社会思潮中建立心灵的支撑、在各种利益诱惑下不忘先贤的劝勉告诫、在文化的滋养中表现良好的修行，在这方面，史学工作者应“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修昔底德语)，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贡献才智，而媒体同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在实践层面，两者都有值得注意的问题。就学界来说，其一，进一步从象牙塔中走出来。长期以来，在一些人看来，大众化了就不高雅、不专业、不神圣，甚至觉得是“小儿科”，评职称时不算成果。其二，进一步从概念化中走出来。历史本来就是鲜活的，是社会生活的集合体，当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时候，历史才被赋予特定的内涵、语境与意义。与其他学科一样，史学也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当我们把学术向大众延伸的时候，不能忽视一个基本情况，这就是受众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他们对媒体发布的内容与形式有了更高、更多的期待：他们虽然需要高水平的诠释，但对居高临下的说教不买账；他们虽然需要深度解读，但厌烦佶屈聱牙、故作高深。就媒体来说，也需要强化两种精神：第一，敬畏。敬畏是指对学术、对文化的敬畏，对学者、对受众的尊重。有了敬畏与尊重，媒体就有了责任与担当，就不会因无知、无术而以讹传讹了。第二，敬业。媒体自身要用好媒体所长，为其注入活力、提升品质、树立形象，这就需要善于学习，追求真理，以精品力作、水准口碑取信于受众。
目前，史学界与媒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些媒体也有了很好的实践与积累，但从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看，从媒体的自觉意识与传播水平看，史学界与媒体的沟通、互动还有更广阔的空间，还可以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注释：
[1]侯外庐：《中国古代学说思想史》，文风书局1946年版，第3页。
（作者系《文摘报》总编辑）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