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主任、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末算起，已有80年的历程。20世纪的有关探索与研究，我已做了粗略的阐述与归纳[1]，这里仅归纳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与重要的成果，以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一、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在国家科技部支持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原于三个方面条件的成熟。
1.学术发展的要求
20世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巨大的，这些丰硕成果筑就了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坚实基础，是进一步探索、撷取更为丰硕成果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要求21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必须做更深入仔细、更广泛扎实的艰苦卓越的探索，需要更多地投入，争取在点和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尤其是个案研究方面的突破。这是学术发展的要求。
所以，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在2001年完成的“十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2]中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列入“十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在2006年完成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3]中再次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列入“十一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
2.“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与初步结项
由国家科技部支持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6年开展以来，于1999年、2000年初步结项。
从学术研究史上看，“夏商周断代工程”原本应是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这一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及其初步结项，以及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国家支持、多学科结合进行学术大课题研究的经验，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基础。而某些不足方面的经验，也成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吸取而予以规避。
3.社会发展的需要
80多年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尤其是1977年以来的30多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成果，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亿万群众都在关心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无疑是要求学术界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做出更为清晰的阐述。
已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分“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组织、有几十个学术单位、上百位学者参与进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学科介入的生动局面。
（二）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推动各区域各种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10年来，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组成“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非实体研究中心，搭建学术平台，组织有关学者开展学术活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2001年夏召开了由国内外四五十个学术单位110多位学者参加的具有动员、组织意义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学术论文80多篇。2002～2006年，又先后与上海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江苏省考古学会、河南博物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辽宁师范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召开了分地理区域的九个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520多人次，交流学术论文近300篇。2007年又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成果报告会”和“古代文明研究国际论坛“两个大型学术会议。
这些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对有关学术问题的认识，促进了各区域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三）总结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认识
20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认识与成果，21世纪初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必然是在这些研究认识与成果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入，因此对于20世纪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认识与成果，需要及时的总结与分析或是系统化，以有利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
总结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将自身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系统化，形成代表性成果或是系统性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或是在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组织进行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以便供广大学者在深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参考。
二、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进入21世纪近8年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这里仅列举几项最主要的内容。
1.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形成与初期发展认识的系统成果
这项成果是由张光直、徐苹芳主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4]大型著作的出版。该书的内容是迄今为止各种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成果中最为系统的一项，书中的各种认识与观点是数十年考古学界研究成果的结晶，它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立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清晰而详尽的阐述。
该书论述的时间范围，从中国人的起源，一直到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统一，涉及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及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全过程，并做通盘的考察，提炼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以及中国政体形态的发展与特征。如徐苹芳在该书的结语（该书第九章：《中国文明的形成》）中指出：
“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三千余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和以玉器、青铜器为礼器的出现，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
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秦始皇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该书由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邵望平、张广直等主笔，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些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汇集他们个人的研究认识，积数十年功力，经十多年创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和初期发展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的学术成就，成为21世纪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基础。
2.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聚落研究获重大突破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先后由王巍主持的两个子课题：“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聚落形态研究”和“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所获得的。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再度启动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并获得重大突破。[5]
对陶寺遗址的发掘，发现并进一步确认了陶寺早期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城和陶寺中期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发现大型宫殿类型的建筑基址和可能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关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以及集中分布的一批大型窖穴，再次发现“王级”大墓和书写文字、铜器等丰富的遗存，使陶寺遗址成为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文明因素最为丰富的地点。为重建古史、开展对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尧舜时期的史实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
对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新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大城，为探索传说时代禹的有关史迹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点。
对新砦遗址发掘，发现新砦文化面积约5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和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性建筑，填补了由王城岗城址至二里头都邑遗址之间城址的空缺.充实了夏代前期的城邑的研究。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新发现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的宫城以及宫外宽达10余米至20米的四条呈“井”字形交叉的道路，明确宫城内的宫殿类大型建筑不少于9座，其中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发现了贵族墓和随葬的完整的龙形态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还发现了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有关的遗存，车辙等痕迹。进一步廓清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明确了目前所知作为都城的最早宫城的形态。
此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还发掘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房址和高规格的墓葬，使学术界认识到50年前发掘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出自墓中的大型陶鸮鼎与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址残迹，并非偶然。还发掘发现了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花地嘴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的陶礼器等。
陶寺遗址、新砦遗址、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的上述这些重大发现，是21世纪初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重要的四大发现。从中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国王权形成和体现国家机构形成的王室文化的物质形态及其最初的演变发展趋势，促进这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研究的深入。同时还为探讨中国古史框架，探讨中国国家起源、形成、发展等有关的理论，提供新的研究基点。
3.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的经济形态研究获重要进展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由袁靖主持的“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是依托陶寺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研究获得重大成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方法和手段，对这四处中心性城邑聚落址开展古植物研究，古动物研究，人工制品研究，以阐明当时的农业经济结构、家畜饲养状况，以及手工业中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的制作技术等。
其中，开展的家畜饲养研究，以具体的数字阐明了以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为代表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猪、黄牛、绵羊等家养动物的种类、数量的演变发展状况，提出黄牛和绵羊这种新的饲养动物和饲养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中原地区整个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形态的复杂化。[6]
开展的古植物研究，重点探索发现并分析了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的粟、黍、稻、大豆、小麦的数量与品种等，提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一是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二是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包括粟、黍、稻谷、小麦、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并指出这种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能够减少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古代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7]
此外，开展的铜器、玉石器、陶器等人工制品的研究，食物结构分析等，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认识。[8]
以考古发现研究为依托，使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研究中心性城邑聚落址的各种遗存，以阐明当时的农业、家畜饲养业、手工业等综合经济形态，是多学科相结合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对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为中心开展的家畜饲养与农业经济形态研究，是21世纪初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诸问题研究中作用较为显著的两项成果。
4.其他地区有关的重要发现
近年来在中原以外地区发现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遗存，最重要的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大墓与良渚城址。
含山凌家滩遗址因1985、1987年在发现玉龟、玉版、玉人等一批重要的玉器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凌家滩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1987、1998、2000、2007年5次发掘3125平方米，发现遗址的核心区面积约2万平方米，位于岗地上，由南往北依次为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用红烧土块铺装的广场，第一处祭坛与墓地，第二处祭坛与墓地，广场及两处祭坛墓地之间有壕沟分隔。在岗地两侧为居住区。5次发掘主要集中在第一处祭坛与墓地。揭露一处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祭坛及3座祭祀坑，清理墓葬50多座。年代约为公元前3600至公元前3300年。大墓主要分布在祭坛南部中间位置。2007年第5次发掘发现了最大的一座墓2007M23，长3.45米，宽2.1米，似有棺，墓中填土内出土1件似经简单雕刻的大型猪形玉料，重达88公斤。墓中随葬品有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3件，共计330件。玉、石器的摆放形式为遍布尸身，有的层层叠放[9]，是目前所知公元前2000年以前墓葬中随葬玉、石器最多的一座。该墓的发现并结合以往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各种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这里在公元前3600～前3300年间的社会发达程度，居于先导的地位，对周边或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的重要现象。
良渚文化城址是近年来发现的，是80年代以来长期开展良渚聚落群研究的结果。城址以余杭莫角山遗址为中心。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面积约290余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为地基，其上以黄粘土堆筑，底部宽40～60米，现保存较好的地段高约4米。城址东北角与西南角分别依托雉山与凤山。该城址的发现，为良渚遗址群130处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城内中央区域为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大型堆筑台基，高约10米。在莫角山台基上曾发现千余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其大型柱洞直径约0.5～0.9米。还发现有大量的土坯。在大型台基西北侧分布有反山贵族墓地，在城址外东北约3.5公里处和西北约5公里处，分别有瑶山祭坛墓地与汇观山祭坛墓地。在城址北面2公里处有东西向5公里的土垣，可能为防范山洪的防护设施。在城址南面约500米处为长约1000米的卞家山遗址，发现有码头遗迹和墓地。城墙内外均有壕沟水系[10]。良渚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规模最大的城址，其按地势的营建方式和莫角山大型台基居中的布局形式等，都反映出其进步的原理和“王”者的风范。结合在城址内外发现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大型祭坛墓地以及出土的大批精致的玉器等，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里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以前曾存在着一个古国，即良渚古国。
5.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资料集和学术史两部著作
这两部著作分别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11]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组织20多位学者收集散见于20世纪出版的150多种期刊、70多部论文集和专著上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千余种成果，以要览的形式进行摘编，并分类汇集成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的专题研究工具书，内容涵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学术资料，有集万册于一书之便。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21世纪初为进一步推进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做的一项前期工作。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12]一书全面分析总结了头绪多、背景复杂的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过程，分析20世纪各种文明起源研究成果的学术内涵与意义，评论重要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与影响，阐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所经历的曲折历程，以及研究现状。
21世纪初形成的这两部著作，是全面总结20世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历程与现状，成为21世纪深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三、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望
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因为有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组织开展，以及一些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术大家的召集组织，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展望今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将会有更好的前景，产生更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除了进一步开展经济、技术、环境、资源等与文明化进程有密切关系的宏观的社会与自然条件方面的研究外，以下几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而得到深入的探索。
（一）如何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是一个学术定义十分宽泛的学术课题。如果把它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学术命名，那么开展这项课题研究首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便是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于是，如何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是研究探索中需要首先明确的。
1.进一步开展考古探索、发现与研究
几十年来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仅依靠历史文献记载来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最早的是地下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以及铜器铭文等铭刻资料。商代是已被证实的中国国家已经历了初步发展的阶段。早于商代的国家形式，没有任何当时的文献予以说明证实。欲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只有依靠考古学发现的实物资料才能进行。
所以，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探索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最主要的途径。
20世纪发掘二里头遗址，以及21世纪初进一步开展的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都有力地说明，只有进一步开展考古学研究，选择中心性城邑聚落遗址进行有规划的系统发掘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以及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探索，才有可能获得突破。
2.在考古探索发现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运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古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我国的考古学，现在仍然是通过研究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各种实物），以探索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通过考古学研究获取古代的各种实物资料，实际上是通过应用各种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得到反映古代社会面貌的科学的实物资料。因此从某个角度讲，考古学是依靠应用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研究解决人文科学中历史学的学术问题。在探索没有当时文献记载的最初国家的起源的形成，更是要依靠应用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自然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领域范围的宽广及其科学的程度，对最终研究成果的质量，在宏观上有着明显的影响。而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开展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中，更是开拓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许多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些耳目一新的认识。
所以，在考古学探索发现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古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是进一步开展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重要方面。至于如何运用现代科技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是需要深入探索的又一个重要的问题。
3.要更多地注重发现那些能够说明问题的关键性遗存进行深入的研究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的形成，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十分广泛，需要开展长期的广泛的研究。而当前迫切需要探索的应是与解决说明中国国家最初形成有关的关键性课题及其有关的实物遗存。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开展的对中心性城邑聚落的发掘研究，应是这方面探索的重要举措。
从理论上分析，国家的最初形成，必然有最初的国家机构的核心组织。这种核心组织或可称为王室。体现在考古学遗存上应是王室文化遗存。王室文化遗存的包涵面较为宽广，其中应有宫殿宗庙类或是宫城乃至都城的遗迹，有表明身份的使用或陈设类物件的遗物。这些实物资料，有时称为文明因素。当然称为文明因素的不仅仅是王室文化遗存。
另外，国家不是一蹴而就，王室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诞生，都有一个起源、形成的过程，王室文化遗存的原本形态自然也有一个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而这种王室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在考古学上是可以进行探索发现与研究的。
所以，探索发现王室文化遗存以及与其有关的遗存，研究这些遗存间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社会关系，应是当前或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关键所在。
就目前积累的探索研究成果而言，二里头遗址宫城址及其有关的遗存，是已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室文化遗存。而尚未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室文化遗存应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所以探索二里头文化之前的王室文化遗存及其有关的文明因素，即那些能够说明问题的关键性遗存，应是当前或今后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迫切需要探索发现研究的内容。
据初步的分析，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那些与说明中国国家最初形成有关的关键性遗存，有九大类。
第一类是城址。这是与探索都城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城址（包括石墙聚落）有70多座。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成都平原。如中原地区的河南郑州西山，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与古城砦，平顶山蒲城店，温县徐堡，濮阳戚城，博爱西金城，山西襄汾陶寺等；山东与苏北地区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岗，茌平教场铺，滕州尤楼，五莲丹土，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两湖平原地区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龙嘴与笑城，江陵阴湘城，荆州马家垸，石首走马岭与屯子山，应城陶家湖与门板湾，公安鸡鸣城与青河城，安陆王古溜，孝感叶家庙，湖南澧县城头山与鸡叫城等；四川成都平原地区的新津宝墩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郫县古城，崇州环河城与紫竹，大邑盐店与高山等；安徽地区的有固镇垓下，怀宁孙家城；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浙江余杭良渚等。在陕北、河套、岱海等地区还有约30座山坡上的石墙聚落或称石城。如内蒙古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包头阿善、西园、沙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准格尔旗寨子塔、寨子上、白草塔、小沙湾、寨子圪坦、大宽滩、清水河县后城嘴、马路塔、陕西神木县寨峁、佳县石摞摞、吴堡县后寨子峁、关胡疙瘩、横山县金山寨、寨山、青龙山、瓦窑渠、子洲县老山峁等。最初城址的出现可能与当时改善聚落环境有关。而众多城址的涌现，则是社会发展到不同集团间发生冲突的象征，是重要的文明因素。但目前对这些城址的研究，尚缺乏个案方面的全面分析，以便系统地了解城址的全部内涵及其功能与作用。
第二类是大型建筑址。这是与探索宫殿宗庙类建筑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大型地面建筑址或使用夯土或土坯等属先进建材的建筑址，约有20多处地点。如山西襄汾陶寺、洪洞耿壁、河南禹州瓦店、永城王油坊、安阳后冈、灵宝西坡、淮阳平粮台、陕西华县泉护村、彬县水北、扶风案板、甘肃秦安大地湾、西峰疙瘩渠、山东日照两城镇、尧王城、滕州庄里西、西康留、栖霞杨家圈、辽宁建平牛河梁、喀左东山嘴、湖北枣阳雕龙碑、应城门板湾、安徽含山凌家滩、蚌埠禹会村、浙江余杭良渚、海盐仙坛庙等。先进建筑址的出现是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集议事、主政等多功能大型建筑的产生，则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有联系。
第三类是人牲或人殉现象。这是与探索社会阶层分化的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人牲或人殉现象有近20处地点。人牲或人殉最初产生的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其前因可能与动物牺牲有演变发展上的关系。而人牲与人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则无疑是社会发展到人奴役人阶段的反映。
第四类是祭坛墓地或积石冢等营建品位较高的墓地。这与探索早期王陵区有联系的重要内涵。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这类遗存，约有10多处地点。主要分属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营建品位较高的墓地，是社会权贵者的奢望，表现了社会权贵集团或阶层的出现。
第五类是包括成套礼仪用器在内的随葬品丰富、有木质葬具或石室的大墓。这是与探索王墓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这类遗存有30多处地点。使用木质葬具或石室墓，体现着埋葬方式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进步，而使用成套礼仪用品随葬和棺椁葬具形式的逐步规范，象征着制度社会的逐步形成。
第六类是铜器。这是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特色遗存的青铜礼器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铜器遗存有10多处地点。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郑州董砦、临汝煤山、淮阳平粮台、山东栖霞杨家圈、日照尧王城、诸城呈子、临沂大范庄、甘肃永登蒋家坪、广河齐家坪、武威皇娘娘台、湖北天门石家河等。铜器的产生是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古代中国，铜是最早利用的一种金属资源，并成为三代铸造礼器的主要原材，是构成三代文明社会物质遗存的重要内涵。所以公元前2000年前铜器的出现，无疑是重要的一种文明因素。
第七类是刻画符号与原始文字。这是与探索文字的产生有密切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的刻画符号约有30处地点，部分可能已属文字。刻画符号的产生是思维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复杂化的结果，而文字的产生则是复杂社会用于思想交流和记录政事的需求，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由刻划符号向原始文字的转变，可能与祭祀活动、战争、社会交往的频繁有关。
第八类是丝织品及其工具。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丝织品及有关工具，目前仅发现于二、三处地点。由于发现量少，以往不被研究者重视。其实这类遗存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又一特色遗存。
第九类是一些特殊遗物。如陶寺墓葬中的鼍鼓、大石磬，泉护村的陶鸮鼎，阎村的鹳、鱼、石斧画陶缸，以及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嵌玉或嵌绿松石漆木器、漆觚等反映工艺技术很高的漆器。这些特殊遗物都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开始出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特色遗存。
以上九类遗存，应是中国公元前2000年以前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的物质代表。探索、发现、研究这九类遗存的形态与功能及其发展与演变、在个案中的组合状况等，有利于探讨社会组织结构与经济技术的发展，探讨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程度，有利于揭示中国最初的王室文化的内涵，有利于解决中国国家最初的形成，应是今后大力投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分析这九类遗存在诸考古学文化中出现情况，尤其是在单个遗址的出现情况，即在个案中的组合状况等，可以发现良渚与陶寺遗址分别有六类与七类，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上万处遗址中所含文明因素最多的两处遗址。这似乎表明良渚城址及其良渚文化、陶寺城址及其陶寺文化的社会实体具有更多的“古国”的特征。据此可将他们作为分析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古国发展阶段的社会特征的典范。
现在看来，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因一大批城址的涌现以及上述这些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表明中国的一些主要区域形成了“万国林立”的社会发展格局，进入了古国发展阶段。
（二）如何重建古史传说的历史
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的学术目的之一是探索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重建中国古史。所以，探讨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离不开中国古史框架，离不开中国传统古史。这应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方式与目标方面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
在中国的传统古史中，有一个被认为是传说的时代，即后人记叙前人而未被证实的历史时代。对于这个传说时代，从古文献研究的角度，已进行了怀疑、梳理、考证等各种分析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不少研究者也曾做过论证。如许顺湛的《五帝时代研究》[13]等，对这方面的探索有重要的推进。但对于要达到揭示或论证这个传说时代的科学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主要因于：一是古文献的记叙以具体的事件为主，而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难于揭示具体的事件；二是古文献的记叙，附杂了各种后人的意识以及误传的内涵，而考古学以实物研究古史虽然是十分具体形象，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中国古史中万国（邦）林立的传说时代的存在，是勿雍置疑的。所以，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该考虑如何与探索古史传说时代结合起来，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夏王朝时期以及尧舜时期史实背景研究的力度，以便探讨具有中国古史特色的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
探索、重建传说时代的史实，是一个既具有无穷魄力、又充满艰险、难度远胜于揭开荷马史诗谜团的学术难题。这方面的探索，既寄希望于地下文字的进一步发现，同时在考古学探索中要有古史意识。精读与传说时代有关的文献，与考古学研究成果相结合，科学地理解有关的文献记载。灵活并科学地运用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在内的各种方法，或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文化遗存，动态地探讨各种文化遗存所反映的历史背景。
探索、重建传说时代的史实，是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需要直接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三）如何进一步推进学科自身的发展
学科的发展是需要不断开展课题的研究来支撑的，在研究中不断地开拓创新使学科逐步得到发展。近30年来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不仅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及其特点与模式，以及背景、条件、机制、动力等重大问题产生了重要的认识，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这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夏文化探索、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年代、环境、经济、技术等方面开展的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深入开展有关课题的研究，思考新的问题，引入创新研究方法与技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结果。这犹如苏秉琦所说的“文明起源是一把金钥匙”。
所以，今后在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那些对学科发展有明显推进作用的基础课题的设置与实施，以及现代科技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与创新的课题的设置与实施，将会得到注重而加强。从而引发考古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四）如何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
以往，关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较为贫乏。而20世纪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以多元一体、连续不断为宏观特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文明，是世界东方最早的文明。中国文明的这两项世界性特点表明，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形成的有关国家起源发展的理论，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应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1930年郭沫若就敏锐地指出：研究中国的古代具有半部世界文化史的意义[14]。何炳棣在1975年主张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摇篮，正如两河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一样[15]。张广直认为：中国文明形成的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各区域的古代文明）是一样的。因此，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16]。苏秉琦提出：世界史可划分为东西两半块，中国史亦可划分为东西两半快。我国的东西两半快和世界两半快的衔接，大头在中国。并指出：古代中国在世界古史中的地位，已不再如以往认识的那样，仅是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17]。严文明则进一步指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两河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这是两个文明体系。他们是独立起源，在早期也基本上是自行发展的，只是到了西汉和罗马帝国的时期才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接触和交往。此后这两个文明体系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关系，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18]
由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特点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其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中又未曾体现。所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及其有关理论的成熟，将会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因此，今后深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通过深入探索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史实，引发进行有关国家起源、形成与发展方面的理论的探索，将会引起更广范围的关注而得到加强。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3]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
[4]张光直、徐苹芳主编：《中国文明的形成》，（中文版）中国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4年；（英文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
[5]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
[6]袁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科技考古》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7]赵志军：《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科技考古》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8]见本刊记者：《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纪要》，《考古》2007年第7期。又见《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9]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b.张敬国、杨竹英：《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6页。
c.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第7～17页。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12]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洲古籍出版社，2005年。
[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初版。
[15]Ping-ti Ho,The Cradle of the Eas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368）
[16]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张光直：《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与现代化》，《中国时报》副刊《人间》1986年4月1日，后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
[17]苏秉琦：《<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8]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