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观与方法论
彭刚指出，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关于历史学性质、历史学家工作与过往历史实在之间关系的看法，可以区分为重构论、建构论与解构论三种观点。在重构论看来，历史学家的历史是尽可能逼近历史实在；在建构论看来，历史学家的历史是以特定历史学家的特定视角呈现史家对历史某个面相的理解；解构论则认定，人们无从突破史料的限制或者说是文本性的限制而触及到过去本身。[1]
张羽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到了偶然性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这能回应理论界对于“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的批评。[2]在杨学功看来，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更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抽象公式和可以现成地用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3]
荣剑指出，用欧洲中世纪社会演变的资本主义前途来评判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危机的性质，是导致中国史学丧失自我历史意识的根源所在。中国在向现代性社会的演进中必定将历史传统带入新的时代。[4]
历史解释模式与社会历史理论、史学范式、史学理论等概念意义相近又不完全相同。它是指最一般的对历史的理解范式和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哲学视角看，历史解释模式总体上可分为“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5]
人类生活的历史世界是否具有如叙述文本所呈现的故事性样式，这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问题。赖勇龙认为生活历史中所发生的事件内在地具有情节及开头与结尾；更重要的是，基于叙述理解与实践活动间的互动关系，关于历史潜在地具有故事性结构的主张可以从理论上获得正当的辩护。[6]
温春继、张郭鹏指出，德罗伊森发展了浪漫主义以来所提出的“理解”概念。历史理解或解释总是从整体到个别，个别到整体，处于无穷的循环之中。这与伽达默尔后来所提出的“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很接近。[7]董立河则介绍了安克施密特的“历史经验”理论。[8]
张耕华指出，归纳方法的功能之一，是从“特殊事实”中提取“普通事实”，进而推导历史一般状况或一般常态，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满地荆棘”、极易失真的一环。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历史的个别缺乏天然的齐一性，使得通常所用的典型性研究的有限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史料的留存，史实的选择，对史事属性的诠释，都或多或少地掺入了我们主体的因素，这就使得用作归纳的历史个别，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相信的那么可靠，而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含糊性。[9]
刘家和强调，“以史为鉴”的存在与价值一方面面临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有力挑战（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历史经验的存在和价值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隐喻”，也非全无问题。因此，对于“以史为鉴”这种隐喻的意义的深入理解，实际上也是需要逻辑分析的。[10]
近年来，工业革命及其起源的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在这个背景下，统一增长理论结合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多门经济学分支，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分析范式。汪川认为，该理论能够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下描述工业革命过程中人口、技术、教育以及收入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互相作用，并较合理地解释了一个经济体如何从马尔萨斯均衡发展到长期增长的工业化均衡。[11]
郭艳茹认为，阿西莫格鲁在制度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制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命题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二是建立动态理论框架来研究国与国之间为什么存在制度差异，并提出了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阿西莫格鲁以标准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制度、历史，努力构建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经济史理论。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12]
刘爱新指出，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体现了适用性。当研究视域放置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时，制度变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和分析框架。[13]巴红静对经济史的产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14]
随着比较史学的发展，比较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但在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四个问题。第一，比较方法的运用应有明确的目的性；第二，要注重比较的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可比性要强，主观倾向性要小；第三，比较方法只是经济史研究的手段之一；第四，经济史学的发展，为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空间。[15]
二、经济史学史
陈峰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是理论与材料之冲突的首次集中爆发，也开辟出中国两种经济史研究路向：一种是直接源自论战、以理论为主导、以宏观通论为特征的经济史；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基石、以专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史。在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呈现出“社会经济史”的形态，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史或经济史，而是一种具有总体视野或通史眼光的经济史。[16]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17]
经过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被广泛接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谢保成强调，只有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才是研究社会史和研究经济史正确的、科学的路向。[18]王贵仁指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单纯的理论复制，而是一个选择、理解和不断阐释的过程。[19]
王日根认为，傅衣凌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创立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独特的个性。[20]焦润明指出，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史学方法论，在网络史学时代仍然具有适用性。[21]
陈新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难以离开西方因素的影响。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历程可划分三段：第一阶段以西律中，反古制、求革新，重目的方法之比较；第二阶段则借西释中，鉴它者、塑自我，重概念史观之比较；第三阶段求异志同，辨同异、明一多，重思维类型之比较。[22]
自20世纪50、60年代起，西方新经济史学家将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引入传统经济史研究，以及随后兴起的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相结合。[23]同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进行质疑的声音也鹊起。[24]当然，诺思的研究进路也在发生着转变，其制度生发观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认知演化的发展过程。这表明研究内生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认知演化和学习过程。[25]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学说。到7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又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世纪城市革命”学说。该理论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领域，也推动了“唐宋变革论”在城市研究方面的扩展和深入，加大了对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和城市结构、城市空间等方面的研究。[26]
武力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成果，指出30多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27]
三、全局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
赵德馨依次考察了中国氏族社会后期以来4000多年市场关系的发展所经历的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中市场关系诸要素的演变过程与特征，证明它们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市场具有为自己扫除前进障碍的内在力量；市场经济向前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4000多年的必然结局。[28]
在经济史文献研究中，李约瑟之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曾凯、冯涛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在众多的经济变量中分离出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期对此类文献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为什么近代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利用西方的工业革命技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代谦、别朝霞在一个标准的GPTs（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一般用途技术）框架内分析了这一问题。利益集团阻碍新技术的引入是中国迟迟不能够转向西方工业革命技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30]
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31]
杜树章用租金耗散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官僚集团的寻租活动导致社会全面崩溃的过程。他认为，皇权至高无上不受约束、国民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法权结构是导致中国皇权社会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32]
宗彦君认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与落后的基本原因在于地理因素。[33]刘畅则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论证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34]
岳军指出，中国大历史中的“治水”实践证明，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大国治水包含了由治水引致的“大工程、大历史、大一统”现象，形成了以治水为特征的“大国模式”。[35]
高玮通过对土地私有产权的分析发现，古代土地私有产权处于残缺的状态，而且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土地收益权不完整，土地转让权也受到诸多限制；同时，商人的产权也屡受侵犯，表现在政府对商人财富的侵夺，以及商人的经营范围受到诸多限制。战国直至明清时期关于私有产权的观念主要是“抑私”，即对私有产权的抑制。[36]
李清均、田也壮指出，产业集聚与中心城市发展互动存在历史演进。在古代农业文明与传统工业文明两个时代，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互为作用导致不同情形的空间生产结构优化机制演化。从空间生产结构优化演化机制发展轨迹来看，早期贸易全球化与制度变迁、科技创新是改变历史地理版图、促进空间生产结构优化机制演化的动力。[37]
谭乃昌指出，岭南早期文化是由这里的原住壮侗语民族的先民创造的。从秦到清中期，岭南被视为壮族或壮族先民地区。清中期后直到民国时期岭南汉族人口增多。一个纯粹的壮族经济是不存在的。[38]谭乃昌还尝试把民族过程理论引入壮族经济史的研究。[39]当然，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40]
叶坦从诠释“经济史学”的基本定义出发，阐释了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创新及其主要标志；进而具体深入论析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质与学理优势，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对世界的早期贡献；然后返观考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征，以期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和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参考。[41]
四、会议
2009年12月27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主办的“第三届理论经济学科经济史教学暨经济发展史”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
2010年1月16-17日，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在清华园召开。
2010年3月5日，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及前沿问题座谈会”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举行。
2010年3月12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四期“中国经济史沙龙”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0年4月24日，由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期“中国经济史沙龙”在南开大学举行。
2010年5月19-21日，“超长期经济增长”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0年亚洲历史经济学年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2010年6月12-15日，“史学理论：中西比较与融通”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
2010年7月21-23日，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和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暨“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24篇，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位专家学者莅会。
2010年10月22-24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经济史学教学与教材研究会议”。
注释：
[1] 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 张羽佳：《历史·逻辑·偶然：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
[3] 杨学功：《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理论视野》，2010年第4期。
[4] 荣剑：《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5] 张正明：《“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及其批判》，《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6] 周建漳、赖勇龙：《试论历史存在的故事性》，《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7] 温春继、张郭鹏：《德罗伊森的历史解释学思想评析》，《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
[8] 董立河：《从“叙事”到“在场”——论安克施密特史学理论嬗变及其意义》，《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
[9] 张耕华：《略论历史归纳中的几个问题》，《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0] 刘家和：《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1] 汪川：《工业革命及其起源：统一增长理论的解释》，《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
[12] 郭艳茹：《制度、权力与经济绩效：阿西莫格鲁（Acemoglu）理论评述》，《理论学刊》，2010年第5期。
[13] 刘爱新：《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创新》，2010年第2期。
[14] 巴红静：《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未来：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5] 梁辰：《比较研究方法在经济史中的运用》，《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6] 陈峰：《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陈峰：《理论与材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齐鲁学刊》，2010年第5期。
[17] 苏永明：《“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8] 谢保成：《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
[19] 王贵仁：《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其演变》，《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20] 王日根：《傅衣凌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史料的挖掘与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1] 焦润明：《论傅斯年的史学方法与网络史料考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22] 陈新：《二十世纪以来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3] 胡德宁：《制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方法》，《经济师》，2010年第4期。
[24] 杨寄荣、杨玉生：《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对经济史进行科学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丹尼尔·安卡卢观点的评述》，《经济纵横》，2010年第8期。
[25] 晏鹰、朱宪辰：《从理性建构到认知演化——诺斯制度生发观的流变》，《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26] 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27] 武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成果》，《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28] 赵德馨：《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市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9] 曾凯、冯涛：《李约瑟之谜与长期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生态经济》，2010年第1期。
[30] 代谦、 别朝霞：《蒸汽机为什么没有推动晚清的经济增长——基于外生技术冲击与利益集团阻碍的探讨》，《财经研究》，2010年第6期。
[31] 赵红军：《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2] 杜树章：《中国皇权专制社会治乱循环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基于租金耗散的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33] 宗彦君：《中国历史上国民经济发展原因探析》，《知识经济》，2010年第12期。
[34] 刘畅：《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试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年第7期。
[35] 岳军：《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制度的变迁与发展——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治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6] 高玮：《中国古代社会私有财产权利分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7] 李清均、田也壮：《空间生产结构优化问题的经济史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
[38] 覃乃昌：《岭南文化的起源与壮族经济史——壮族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39] 覃乃昌：《关于壮族经济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40] 陈光良：《加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41] 叶坦：《学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