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曹江红，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0．11．11—22
2009年的明史研究，在研究观点、方法、史料等层面都有推进，传统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的研究理念、方法的推出显示出明史研究的蓬勃生机。而一些新发现、整理的史料势必会在未来的研究中获得广泛认知，并引导明史研究领域的进步。
一、专著
蔡明伦《明代言官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齐惠《明朝官场之致仕制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分别考察了明代的言官与致仕制度。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以边操班军制度的演变为线索，考察了北边防御体制的变化，并对明朝的边地思想与防御方略进行了总述。安介生、邱仲麟主编《边界、边地与边民——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基础研究》（齐鲁书社）从生态环境、经济开发、移民文化等多层面讨论了明清北边地区问题。刘夏蓓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明代卷》（民族出版社）介绍了明代西北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程利英《明代北直隶财政研究：以万历时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万历时期北直隶的财政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及其影响。纪丽真《明清山东盐业研究》（齐鲁书社）分析了明清山东盐业的场产、运销、征榷、缉私、职官等问题。《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青年学者樊铧的一部遗著。本书从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地方史等多维角度。将明代海运作为一项政治决策的过程加以剖析，把知识分子对海运的思考作为分析明朝海运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揭示思想文化与这一政治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于秋华《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考察了明清原始工业化的进程。张艳芳《明代交通设施管理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讨论了明代交通管理机构、夫役、资金、条例等内容。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以民间文书为研究资料，剖析了明清东南沿海族商的资产构成、经营管理、财产分割状况，兼及乡土观念、思想信仰、社会参与等，多角度展现了族商的基本特征。邱云飞、孙良玉著《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概述了明代自然灾害及救助的情况。王杰瑜《政策与环境：明清时期晋冀蒙接壤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山西人民出版社）探讨了明清时晋冀蒙接壤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特点。吴琦主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明清社会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者讨论了地方势力与社会的关系，后者将以往政治史的人物分为三种群体加以讨论。陈会林《地缘社会解纷机制研究——以中国明清两代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通过考察明清时期社会解纷机制，指出中国古代有着特殊的社会秩序架构及其原理。宗韵《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以1595篇谱牒序跋所涉家族为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四库系列丛书中的明人谱牒序跋为基本史料，对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朱亚非等《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山东有代表性的六大家族的发展历程。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的历史概况、群体特点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分析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动态理论模型，同时也考察了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陈启钟《明清闽南宗族意识的建构与强化》（厦门大学出版社）对闽南宗族的兴起背景、宗祠祭祀、族谱编纂、与国家的互动等展开了探讨。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明清地方文书档案资料为中心，从法律规定与文书档案两个层面分析明清家庭的法律构造，探讨了妇女的地位与权利。宋涛主编《明代杭州研究》（杭州出版社）收录了明代杭州社会、战争、生态环境与宗教生活等领域的多篇论文。陈梧桐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明代文化的各个层面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人民出版社）、刘聪《阳明学与佛道关系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徐儒宗《江右王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姚才刚《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明中叶至清初的王学修正运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永革《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多个角度分别考察了阳明心学、后学的学术旨趣，发展脉络及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任宜敏《中国佛教史。明代》（人民出版社）对明代佛教的各个层面展开了研究。赵改萍《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述了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孟超《明清秘密教门滋蔓研究》对明清秘密教门各个层面展开了讨论。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运用方志登科录及笔记等资料，排比、考证勾勒出明代解额由明初的“不拘额数”到乡试解额制度形成的轨迹，并阐明了区域解额配置变动的原因。郭皓政、甘宏伟编著《明代状元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收录了相关史料。陈文新、何坤翁、赵伯陶主撰《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讨论了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张永刚《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东林党与晚明的文学变迁。左桂秋《明代通鉴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论述了明代通鉴学的渊源、流变、思想与启示。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交流与海外汉学》（上海辞书出版社）讨论了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史学交流与比较。司徒秀英《明代教化剧群观》（上海古籍出版社）讨论了明代教化剧的形象塑造。路善全《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谭佳《叙事的神话：晚明叙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述了现代性影响下晚明叙事方式的发生、衍生。贾庆军《冲突抑或融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浙江学人》（海洋出版社）对明清之际浙江学人在西学东渐中的反应给予了考察。加拿大学者卜正民著、陈时龙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黄山书社）指出明朝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作的极端反应，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日本学者松浦章著、郑洁西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以明清时代的东亚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赵毅、秦海滢主编《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在本年出版，收录了56篇论文，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明史研究的基本面貌。河北省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队编《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科学出版社）是历年河北省明代长城调查所获碑刻及金石文献的汇编。
二、政治
明初制度渊源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朱志先、张霞《试析朱元璋的汉史情结》（《滁州学院学报》第1期），李晓婧《对明初承袭元制的思考》（《文化学刊》第3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张显清《明太祖朱元璋社会理想、治国方略及治国实践论纲》（《第十二届明史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整体考察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郑克晟《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南开学报》第4期）讨论了高启与魏观遭朱元璋杀害及不被实录记载的原因。王剑《“奸臣”与“奸帝”：陈瑛与明成祖关系论》（《求是学刊》第6期）认为《明史》将陈瑛列入《奸臣传》，是为间接彰显成祖恶政。“大礼议”仍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赵毅、胡克诚《杨一清与大礼议》（《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考察了杨一清与“大礼议”的关系，指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黎业明《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深圳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在“大礼议”中，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时政，却最终落空。关于万历朝的君臣关系，有4篇重要论文。解扬《万历封贡之败与君臣关系的恶化——以吕坤（1536—1618）万历二十五年被迫致仕为线索》（《中国史研究》第2期）讨论了万历皇帝待臣态度恶化，指出神宗因壬辰封贡之败而对官员群体丧失信任，是影响士大夫之出身抉择的重要时政。文之峰《论“文化取向”对明代政治过程的影响——以万历立储事件为例》（《学理论》第8期）指出万历臣僚以“文化取向”为武器，对神宗立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李佳《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求是学刊》第2期）、《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古代文明》第4期）通过考察万历年间官员“乞休”与奏疏“留中”现象，分析形成这两种现象的政治、思想、士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明代政治文化进行思考。刘志刚《天变与党争：天启六年王恭厂大灾下．的明末政治》（《史林》第2期）指出王恭厂灾变增添了东林党抗争的道德色彩，诱发了阉党的分裂。张宪博《明代体制弊端与复社名士的变革主张》（《故宫学刊》第5辑）指出复社讲论关涉明朝国家诸多体制问题，对其言论的考察，有助于揭示明代衰亡原因。王恩俊《复社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末清初复社盛衰与江南衿绅力量的变化直接相关。陈梧桐《李白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与教训》（《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李白成农民军对知识分子判断失误，为败亡埋下了祸根。商传《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学习与探索》第5期）通过对杨文骢在清军下江南时殉国事实的考察，指出对晚明士人气节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自韦庆远先生提出“嘉隆万大改革”后，明后期政治改革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田澍《明代政治转型：正德嘉靖政局的走向》（《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指出世宗通过“大礼议”确定了新的施政理念，完成了政治转型。本年度研究热点之一是高拱与明后期政治。尹选波《高拱的执政思想与实践论略》（《史学月刊》第4期）概述了高拱的执政思想与实践。朱鸿林《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察了穆宗逐渐冷淡经筵的原因，指出经筵所存在的问题与高拱的解决方案。赵毅《<病榻遗言>与高新郑政治权谋》（《古代文明》第1期）指出高拱借《病榻遗言》攻击张居正，对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影响极深。李冰《张璁：高拱、张居正三人的时代——嘉隆万改革述论》（《赤峰学院学报》第9期）指出高拱改革上承嘉靖革新，下启张居正改革。牛建强《居阁期间的高拱与河南地方政治》（《史学月刊》第5期）探讨了高拱参与故里河南建设的八个方面，并以此为个案，考察了明朝国家与地方政权之间互动的实态。彭勇《因循与变通：高拱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简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高拱突破狭隘的民族观，灵活、务实地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岳天雷发表多篇论文，如《由保守到改革：明代隆庆政局的走向——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中心的考察》（《广西社会科学》第6期），从多个角度讨论了高拱在法治、漕运、地方治理方面的贡献。
邱进春《明代北京行部与行在六部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初北京行部与各布政司同级，与行在六部并无关系。胡丹《明代早朝述论》（《史学月刊》第9期）、《明代“朝班”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考察了明代早朝、朝班问题。赵克生《明代中后期官礼变动与官礼之争》（《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考察了明中后期官僚品级与权力之轻重、文武之地位等变化的原因与影响。赵中男《试述明代宫廷史的分期与特点》（《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明代宫廷史进行了分期，并分析了其特点。《故宫学刊》（第5辑）收录了一组明代宫廷典制史的论文：陈时龙《明代宫廷典制史研究综述》，许冰彬《明代朝仪述略》，高寿仙《明代符牌制度述略》，王熹《明代少数民族与藩属国赐服述论》，谢贵安《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彭勇《明代皇室婚礼、仪制述论》，朱子彦、刘训华《论明代后妃制度与宫人命运》。胡丹《明代“九边”镇守内官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指出随着文官势力的扩张。镇守内官最终被裁。胡丹《志书中的明代宦官史料》（《中国地方志》第3期）一文则考察了宦官与方志的关系。明代宗室研究成果较多。孙靖国《明代王城形制考》（《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考证出明代王城以礼制为依据，以皇宫为蓝本，缩小规模而规划。雷炳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明代宗室的倾轧与争斗述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从宗室斗争、反叛、婚娶、私离封地、越奏、宗禄等诸多方面考察了明代宗室与中央、地方的关系。陈长文《明代宗科进士辑考》（《鲁东大学学报》第3期）统计了宗科进士的数量。陈洁《明代天津巡抚设置初探》（《黑龙江史志》第18期）考察了天津巡抚的设置时间与权力职掌。周勇进《明末兵备道职掌述论——以明末兵部请敕行稿为基本史料的考察》（《历史教学》第24期）揭示出明后期兵备道职掌及与守巡道兼理趋势。明代律令体系的研究逐步深入。张凡《<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明代“令”的作用与法律效力》（《殷都学刊》第3期）、《略论明代法律形式的变革——以<大明令>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明中期“例”与“会典”的编纂对明初《大明令》与《大明律》律令体系构成挑战，反映出传统法制由“行政化”向“司法化”演进。高艳林《<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求是学刊》第4期）指出世祖国王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柏桦、葛荃《从公罪私罪区分看明代官场政治》（《中西法律传统》第7卷）指出明代首次将“文武官犯公罪”和“文武官犯私罪”确定为律。
三、边疆军事民族
九边仍是明代军事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学界从生态环境、民族关系、机构设置、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等各个层面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胡英泽《明代九边守战与生活用水》（《史林》第5期）、刘祥学《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明蒙关系》（《晋阳学刊》第1期）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考察了明蒙战争。薄音湖《从明东胜卫到蒙古妥妥城》（《民族研究》第4期）考察了明代东胜卫设置及“妥妥城”名的由来。周松《明初察罕脑儿卫置废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考证了察罕脑儿卫的设置沿革。刘景纯《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时间分布与地域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探讨了这一时期蒙古诸部侵扰的时空特征与变化。王继光、孙建军《明代“九边”宣大军事防务区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宣大防务区的战略地位导致了宣大总督的设置。晓克《“大板升之战”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揭示出土默特万户内部发生的“大板升之战”在北亚的深远影响。段琳《明代延绥镇民运粮供应区的形成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明代延绥镇粮饷运输来源方式及其变化。石德生《明末湟水流域屯田民地化与社会转型》（《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明末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由军事性屯堡社会向传统型乡土社会转变。张士尊《明代辽东忠烈祠的修建与边疆文化特色》（《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明朝曾在辽东修建忠烈祠，并纳入祀典。刘雄峰《明代白莲教与漠北边事》（《晋阳学刊》第6期）指出白莲教徒不断引导蒙古军队南下，并将汉族生产技术带到漠北。
军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影响了明清地方社会的发展。徐斌《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探讨了明清时期卫所军户家族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林昌丈《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指出明清卫籍军户逐渐融人当地，实现了“军户的地方化”。陆天桥《广西“军话”及“军人”考——明代卫所制在广西所凸显的军事地位》（《广西民族研究》第3期）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了明代都司卫所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张金奎《试论明代卫所军户中的商人》（《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明代卫所军户中商人进行了分类。彭勇《论明代忠顺营官军的命运变迁》（《中州学刊》第6期）考察了忠顺军由特殊的“达官军”逐渐转变为普通军队的过程。万明《从戚继光的文化交游看晚明文化视域下的“武臣好文”现象》（《鲁东大学学报》第4期）以戚继光的文化交游活动为视角，对戚继光的文化身份进行了解读，并对晚明时期“武臣好文”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
学界结合多学科的方法，从国家政策、军事建置、社会组织、宗教活动、传说记忆等角度，对明代民族问题展开了多层次的讨论。赵罡、杨志刚《试论明代民族政策对回族经济生活的影响》（《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明朝对回族采取扶持政策。王东平《纱灯巴巴故事：北京回族对于明时与朝廷关系的曲折记忆》（《回族研究》第4期）指出纱灯巴巴故事反映了明北京回族与朝廷的密切关系。古永继《明代滇黔外来移民特点及影响探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他留人和屯堡人现象。谢重光《明代湘赣闽粤边的社会动乱与畲民汉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以畲民汉化为重点，分析汉族成功拓展的过程。孟凡云《论明代广西毛南族谭姓“轻”组织的性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轻”是毛南族内部自我管理的基层社会组织。杜树海《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民族研究》第2期）分析了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溪峒社会的变迁与当地人族群记忆创制之间的关系。张振兴《浅析湘西苗疆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明清时期苗疆边墙兴废为例》（《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第6期）认为明清两代边墙的修筑也是湘西苗疆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过程。莫代山《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争袭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第6期）分析了土家族土司争袭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类型。陈柏萍《元明中央王朝治理藏族地区模式比较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对比了元、明治藏模式。陈楠《明代西藏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明朝继承元制，在西藏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行政体制。陈波《贡马：明代汉藏关系的一种历史人类学阐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第2期）围绕贡马，指出明朝对待藏区经历了从天下心态到商人心态的转变。贾霄锋、张艳丽《冲击与回应：藏区土司和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研究——以董卜韩胡土司为例》（《重庆工学院学报》第12期）认为明代藏区土司集团始终处于明朝的政治边缘。王建敏《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概述了在藏区设置的行都武卫。桑扎、琼措《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应召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通过释迦益西应召进京受封，分析了明代的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张文德《论明代通事与西域贡使的关系》（《西域研究》第3期）论述了西域通事的职责、地位及其与贡使的利益关系。廖元琨《从写亦虎仙之死看明代哈密危机的内因》（《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考察了明代哈密卫衰落的内因。闫天灵《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寄住民族、寄住城堡与寄住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考察了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寄住现象。
四、经济与社会
本年度的明代经济史研究成果仍不多。刘利平《明代户部财政决策权新探》（《史学月刊》第7期）指出正统前后户部从单纯的财政执行机构，转变为可以通过会议取得财政决策权的机构。田培栋《明代北京的供粮问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3期）、吴媛媛《明清徽州粮食问题研究》（《安徽大学学报》第6期）分别讨论了北京与徽州的粮食运输问题。杨丹《明代澳门的粮食问题》（《学术论丛》第48期）认为明朝借粮食供给控制澳门，闽商走私扰乱了这一政策。王尊旺《明代遮洋总的沿革与运输路线》（《厦门大学学报》第5期）分析了遮洋总设立的时间与功能。李成燕《明代北直隶的水利营田》（《文化学刊》第3期）认为北直隶的水利营田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分三种类型：中央组织军屯，地方兴修水利，个人施行水利营田。朱年志《明代山东盐业的生产和运销探析》（《兰州学刊》第1期）指出明中期以后，山东盐业生产和运销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包国滔《试论明代盐业营销“淮粤之争”中利益集团的博弈》（《江苏商论》第3期）指出明代“淮粤之争”是两淮与广东盐区为争夺行盐市场而展开的利益纷争。王日根、吕小琴《制度被败坏的表现与机理：明代中后期福建盐业的剖析》（《东南学术》第4期）指出明中后期福建盐运司所辖的盐区弊端百出。高春平《明代潞绸业的兴盛与管理》（《晋中学院学报》第4期）考察了潞州织造局的设置与职掌。朱小阳《明代涟湖徽州鱼商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考察了淮安府涟湖徽州鱼商的经商特点。江涛《明以来湖北渔业产权的归属与变迁》（《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渔业产权的宗族占有形式对当时湖北渔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黄敬斌《明清以来江南蚕桑区叶市上的远期交易》（《复旦学报》第1期）认为江南叶市远期交易，反映了这一地区市场的成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陈支平《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明清“族商”概念有助于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曹琳《明代商人职业素养与技能论略》（《北方论丛》第1期）考察了商人素养、技能与其成功的关系。宋伦、李刚《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西北大学学报》第5期）论述了山陕商人在河南建设会馆的情况。刘道胜《明清徽州合同契约与民间合约关系》（《安徽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徽州合同契约分为“议约合同”和“禁约合同”两种主要类型。艾尔曼《金钱万能：明清间中国帝制晚期的商业、经典与品位》（《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明代晚期的全球贸易和消费取向影响着中国文人在园林、绘画、书籍和古物等方面的品位。
本年度的社会史研究在基层自治、宗族发展、生态环境、历史记忆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讨论。王裕明《明代洪武年间的都保制——兼论明初乡村基层行政组织》（《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明洪武年间都保制承袭宋元乡村基层组织旧制。杨文军《明朝中后期贵州侗族基层自治组织执行习惯法的功能刍议——兼论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乡公”制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该地区的“乡公”制度。赵世瑜《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明清时期山西东南泽州地区镇的发展与村落的关系极为密切，“巨村为镇”是其特点。与其将这里的镇与村的关系概括为“市场共同体”，不如概括为以社为核心的“地缘共同体”。赵克生《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求是学刊》第2期）讨论了家礼如何营造出有利于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吴欣《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中心》（《东岳论丛》第5期）揭示了漕运与山东宗族发展的关系。朱忠飞、温春香《国家与地方宗族社会——从<本庙缘田碑记>看明代九峰曾氏家族的发展》（《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曾氏家族在与国家的“合谋”中，使地方社会成功转型。王健《明清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略论：以苏州、松江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明清家庙宗祠往往和民间寺观在一起，二者存在互动关系。田冰、张玉娟《明清河南乡贤祠的教化功能》（《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考察了嘉万之后乡贤祠逐渐与文庙相结合，突出教化功能的现象。王健《明清以来苏松地区民间祠庙的收入、产权与僧俗关系》（《史林》第5期）指出明清以来苏松民间祠庙收入、产权、管理上都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张显慧、范立舟《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第8期）认为城隍被华南人民接受反映出中央对边远社会控制的加强，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承认。包诗卿《从关羽庙宇兴修看明代关羽信仰中心的北移》（《西南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解州关庙成为关羽信仰中心，与其修建较早，官府祭祀不断，地方志书强化及官商大力传播有关。王传满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徽州妇女守节问题的论文，如《明清社会贞节观念的强化及其实践：以明清徽州为中心的考察》（《唐山学院学报》第1期），分析了这一现象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许克江《明朝后期广东女性家庭财产权浅析——<盟水斋存牍>典型案例的研究》（《井冈山学院学报》第7期）对明后期广东女性家庭财产权进行分析。赵崔莉《明代女性的休闲生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则展示了女性在生活中自由的一面。段建宏《明代晋东南自然灾害研究：兼论地方志文本的意义》（《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第4期）对地方志中灾害史料的局限性作了评述。王兴亚《明清中原土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人口增长给明清中原生态环境形成了很大压力。龚志强、刘正刚《明清时期庐山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指出明清时期庐山开发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赵现海《明后期士人在野经世研究——以林兆恩为个案》（《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考察了嘉靖年间绝意仕途的林兆恩利用家族与宗教力量，抵御“倭寇”、救治疾病及创建“三一教”，建立理想社会的行为，并对明后期士人在野经世的背景、特点展开了考察。李颖、王尊旺《明代福建医疗制度述论》（《福建中医学院学报》第3期）对明代福建医疗行政制度作了探讨。刘正刚、郭文宇《明代地方医学的教育功能——以广东为例》（《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明代广东县级政权医学机构已普遍设置。袁轶峰《明清时期贵州生态环境的变化与虎患》（《农业考古》第6期）指出明代贵州虎患表现出阶段性特点，这与嘉万时期“皇木采办”有关。刘兴亮《明清时期江西境内的虎患及相关问题研究》（《古今农业》第2期）认为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经历战乱、灾荒，导致绿地植被扩展，扩大了老虎的活动范围，也引发了袭人事件的发生。李玉尚、陈亮《明代黄渤海和朝鲜东部沿海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及原因》（《中国农史》第2期）分析了明代黄海群鲱鱼数量变化的过程及其与暖流的强弱和气候的冷暖干湿的关系。郑发展《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规模初探》（《中州学刊》第2期）认为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规模在100万与150万之间。梁勇《“麻城孝感乡”：一个祖源地记忆的历史解渎》（《学术月刊》第3期）指出“麻城孝感乡”是明清以来四川众多移民共同的祖源地记忆。洪武二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其背后隐藏着移民对夏政权与明政权的认同态度。
五、学术思想科举宗教艺术
郭素红《明太祖的经学政策》（《北方论丛》第4期）指出明太祖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甄洪永《洪武政治对中国经学的重构》（《社会科学家》第3期）认为洪武政治对经学的重构具有明显的汉学倾向，从而产生政权诉求与学术主流相背离的现象。安尊华《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贵州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明代史学家提出了“史才五长”等理论。杨绪敏《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安徽史学》第4期）认为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产生的原因是当时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康健、周洁《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汪克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汪克宽的理学思想与影响。张艳丽《论明代士大夫对管仲的评述》（《管子学刊》第4期）揭示了士大夫尊崇管仲的态度及原因。扈耕田《尤时熙与明代洛阳的学术转型》（《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尤时熙完成了洛学由株守程朱学说到崇尚阳明心学及经世实学的转型。杨绪敏《晚明张燧{经世挈要）及其经世思想探研》（《史学月刊》第6期）指出晚明张燧的《经世挈要》倡导经世致用学风。允春喜《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宁波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展龙《明洪武时期征荐制度考论》（《史学月刊》第8期）指出洪武时期征荐制度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郭培贵《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明代科举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汪维真《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江汉论坛》第2期）提出了与《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三年开科诏所记各省分配名额不同的观点。王红春《明代举人重复会试现象初探——以浙江为例》（《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对重复会试现象及其原因作了探讨。张士尊《明代辽东书院述略》（《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明代辽东的文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徐永文《明代地方儒学的经费——以明代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考察了地方儒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情况。刘晓东《“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道体下移”反映了晚明基层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这源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郭培贵《明代科举的坚实基础——官学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其经验教训》（《中国文化研究》第3卷）指出明代官学虽然机构设置完备，但由于附属政治，逐渐成为摧残人才的工具。陈宝良《明代的妇女教育及其转向》（《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认为明代妇女教育主要限于士大夫家庭，并由德育转向才育。余来明《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唐宋派主张“文宗欧曾”，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何宗美、袁媛《中晚明“山人侠”略论》（《西南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山人侠”现象。肖永明《阳明心学与明代书院讲会的兴盛及制度化》（《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认为阳明心学促进了书院讲会的发展。邓洪波《明代书院的科举之会与科举之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7期）指出将书院视为准备科举的教学机关，在明代已达成共识。邓洪波《明代书院讲会组织形式的新特色》（《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区间轮会、州县府省各级联属大会是明代书院讲会最有特色的组织形式。
包志禹《明代社稷坛等级与定制时间——以北直隶为例》（《建筑学报》Z2期）探讨了社稷坛的等级与定制时间。齐仁达《明清北岳祭祀地点转移之动态考察》（《史学月刊》第9期）指出明代多次有官员要求改祀北岳于浑源。郑丽航《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第4期）讨论了妈祖信仰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的变迁。何孝荣《明初善世院考》（《西南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善世院的设立与职掌。陈宝良《明代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中州学刊》第1期）指出明代尼姑的恋世情结日深，与明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桴鼓相应。曹刚华《明代佛教寺院农业问题初探——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第6期）、《明代佛教方志的刊刻与流传》（《故宫学刊》第5辑）分别考察了明代寺院农业与佛教方志的问题。梅莉《明清政府对武当山进香的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认为明代对香客最重要的管理就是香税的征收。叶涛《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文史哲》第2期）指出明中后期碧霞元君信仰的繁盛与国家态度的变化有关。张士尊《从元、明、清时期东北关庙的修建看边疆文化的变迁》（《学术交流》第11期）指出明代辽东各卫城基本都建有关庙。朱普选《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的发展与政府对青藏高原地区采取的特殊宗教政策有关。赵世瑜《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异教”命运与晋东南社会的多样性》（《清华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由于自唐后期朝廷对各种异教采取打击封禁的态度，以圣姑庙为代表的这一民间教门在元代则投入真大道教门下，在明代又托庇于王府与卫所的势力，直至清代后期，在无力生存的情况下，才融人当地的社庙系统，向地方民众开放。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第2期）认为明清国家祭祀金龙四大王过程中，渗透人皇权至上的观念，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扩展。郑莉、欧阳明亮《朱元璋对明初宫廷杂剧的影响》（《云南艺术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朱元璋奠定了明代宫廷戏曲的基础。丁淑梅《明代士大夫：戏剧肇祸与道德救赎》（《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明中期以后文人通过官箴俗训、功过格等言论和行动参与禁戏的现象。
六、文献出版
围绕新发现的宁波天一阁《明史稿》，学界展开了两组笔谈。万明《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整理及其史料价值》、黄爱平《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的性质和地位》、方祖猷《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列传稿>的整理及其在明史纂修中的意义》、朱端强《略谈<明史>万斯同私定稿和修订稿》、王记录《万斯同主修<明史>对清初史学风尚的影响》、虞浩旭《万斯同的气节与<明史>编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天一阁《明史稿》的编纂、地位、性质与史料价值及万斯同与《明史稿》的关系。万明、解扬《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张兆裕《天一阁藏<明史稿>之<赵佑转>的整理及相关问题》，张金奎《天一阁藏<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廉敏《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研究》（均见《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1期）。陈时龙《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2期）则从个案出发，细致地讨论了《明史稿》编纂特点与史料价值。陈清慧《明代藩府著述辑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对明代藩府著作和撰述作了钩沉、辑录和考释。张英聘《（万历）（杭州府志）人物记述之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探讨了明代方志关于人物记述的特点。张彩霞、林仁川《论张燮<东番考>的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认为明末张燮《东西洋考》中有关台湾的记述并非源自陈第《东番记》。南炳文《点校本（明史·王锡爵传）校记》（《中州学刊》第4期）、《修订点校本<明史·张居正传>随笔》（《西南大学学报》第1期）对照多种史籍，考察了《明史》人物撰写的特点。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收集与分类：明代汇编与类书》（《学术月刊》5月号）指出汇编与类书的生产，在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达到了高峰。美国学者周启荣《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第9期）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人手，考察了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周玫《明代书籍插图与人物肖像画关系研究》（《东南文化》第1期）指出明代的人物肖像画与书籍之间形成了共同发展的关系。
七、中外关系
本年的中外关系研究从国家诏令、民间交流、军事传播与宗教文化的角度展开了讨论。万明《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华侨大学学报》第2期）对所见中外史籍中的洪武朝外交诏令的各种类型进行辨析，探讨明代外交诏令文书的源流、存在形态及其特征。万明《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关系新审视》（《学术月刊》8月号）指出太祖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以“不征”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正是建立在和平邦交的基础上，15世纪初东亚实现了区域政治上国家权力的整体上扬、经济上官方贸易的鼎盛合作、文化上国家间的广泛认同。栾凡《明朝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整体考察了明代中朝的宗藩关系。孙卫国《<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中国史研究》第2期）指出通过《皇明通纪》在朝鲜的流传，可看出明清中国史学与文化对朝鲜以至东亚的影响。刁书仁《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东北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明朝向朝鲜索征“别贡”，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傅德华、李春博《明弘治年间中朝礼仪外交——以董越出使朝鲜为中心的考察》（《韩国研究论丛》第21辑）认为董越出使朝鲜，双方的礼仪安排显示出中朝两国形成了以儒家礼仪为基础的外交关系。
周志明《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中国海商在战争中通报消息，并与日本沟通，做出了贡献。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唐都学刊》第2期）考察了在曰明人这一特殊团体在战争前后的活动状况。李志梅、陈小法《明代纺织品流传日本之研究——以人明僧策彦周良为例》（《唐都学刊》第2期）分析了明代中日纺织品交流的特点。韩东育《朱舜水在日活动再考》（《古代文明》第3期）破解了朱舜水在日期间的一些疑点，有助于人们了解朱氏本身的复杂性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廖大珂《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文史哲》第2期）认为朱纨事件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万明《从诏令文书看明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第4期）认为，诏令文书显现了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建立和平与秩序的外交理念，这种理念的核心就是以“不征”来达成稳定的周边环境。陈平平《试举析郑和船队到过泞泥的若干明代史料依据》（《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4期）确认郑和曾至泞泥。张西平《关于卜弥格与南明王朝关系的文献考辨》（《史学史研究》第2期）依据《中国王室皈依略记》一书，对卜弥格和南明王朝的关系做了新的研究。李圣华《利玛窦与京师攻禅事件：兼及（天主实义）的修订补充问题》（《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认为在攻禅事件中，利玛窦坚定了与士大夫交往的传教思想。林中泽《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学术研究》第4期）考察了利玛窦“借儒排佛”传教策略的形成过程。夏伯嘉《天主教与明末社会：崇祯朝龙华民山东传教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第2期）指出天主教教义在明末危机重重的社会背景下对各社会阶层的吸引力。庞乃明《明朝张居正时代应对欧力东渐之得失》（《求是学刊》第4期）指出张居正当局应对西方的冲击，在经贸方面施行了一定的改革，但缺乏系统而长远的规划。
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第5期）考察了明末明朝廷招募葡萄牙火器士兵的历史，作者认为清军利用火器在其人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庞乃明《从清修{明史）看明清欧洲观的嬗变》（《西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清修《明史》关于欧洲的记载反映了清人的欧洲观。梅晓娟、周晓光《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倾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耶稣会土在编译地理著作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赋予天主教化色彩。高晓燕、吕厚量《伽利略望远镜的发明及其对明清中国的影响》（《鲁东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伽利略天文望远镜的发明不久被耶稣会士介绍并带人到明末中国，对历法修订产生了影响。
2009年度明史研究成果丰硕，稍存遗憾的是，选题陈旧，“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仍然存在。
载《明清史》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