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 民国时期南京、汉口、北平等城市为缓解低收入市民居住困难，由政府出资,选定地块,兴建租金低廉的平民住宅。然而由于政府财力所限，平民住宅出现供应严重不足等问题，其建设没能坚持和扩大，其制度也逐渐形同虚设。唐博以北平为中心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研究。[1]彭南生以近代江南地区的碑刻资料为分析基础，讨论了晚清江南地区地方官署对民间经济活动的管理，他认为管理活动中新旧共存的过渡特色,导致了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落差。[2]
中国传统的民间借贷在中央苏区革命中几乎停止，民间债权被彻底废除。国民政府在战争尘埃落定之后承认并恢复了苏区革命以前的债权。赣闽边区的社会经济，随着债权的废除与恢复而激荡沉浮，伤筋动骨。游海华认为这说明保护债权与保护物权一样，应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守则。[3]隋亮认为晚清初步形成了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4]邹亚莎讨论了清末民国民法对永佃制的继承和改造。[5]曹伊清通过颇具特色的清末南京地区房地产契证制度，研究了清代房地产契证与房地产法律规制的实际作用。[6]杨凤等比较了清末《公司律》与民初《公司条例》。[7]常健发现在公司法律传统缺失的条件下，仅仅是公司法律文本的完善是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效的。[8]
城市市镇经济 吴俊范以土地利用方式的城市化转型为核心，从历史地理学与资源经济学的视角，阐释了近代上海城市地产业起步与发展过程中的博弈原则。认为完全私有化的产业经济模式是有局限的，传统制度在现代经济转型中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9]牟振宇以上海法租界为研究个案，利用法租界公董局档案、上海道契等文献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复原了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转变的过程，并分析了促成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因素。[10]
吴宏岐等从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地方档案、方志等资料的整理分析，研究了近代华侨对江门房地产业的投资，并分析了其对江门城市建筑景观变迁的影响。[11]郑永福等考察了清末民初房产交易中的民事习惯。[12]赵津等以上海、天津为例，探讨了近代中国外商房地产投融资及经营模式。[13]
费驰认为开埠通商是东北城市运动的两大主题即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的加速器。[14]侯宣杰指出近代梧州开埠通商促使新式航运业、百货业、经纪业和近代工业逐渐成长为梧州的主要经济行业。[15]王静指出商人对资源控制的不同导致了天津城市商业空间出现分区化、等级化和族群性特征。[16]杨英杰研究了保定近代化过程中城市与饮食业的互动发展。[17]龚喜林等考察了汉口城市管理体制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18]
江伟涛以1927—1933年的句容为载体，对各种不同的城镇标准下，句容的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研究，他认为各种标准下的城市化水平间相差巨大，根据以往标准得出的结论与真实情况偏离较大，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19]
区域经济 20世纪20年代以来，芜湖地区围绕着垦务事业，湖民、垦务公司、政府官员、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各行为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动机，进行着长期重复的群体博弈。方前移对此进行了研究。[20]胡惠芳探讨了近代皖江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影响。[21]吴松弟探讨了近代浙江泰顺县的经济结构，以为在这种山多地少的山区，大部分的家庭主要依赖农业以外的经营活动。[22]闽江流域上下游之间自明清以来长期存在着倾斜性的经济联系：上游向下游输出较多的产品。这一特点在进入近代后进一步加大。水海刚指出其原因在于流域区域化之后对域外进出口贸易的高度依赖性。[23]张莉以闽南地区为切入点，揭示出近代华侨的投资直接影响、制约着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范围和深度。[24]
杨卫探讨了清末民初玉树地区的经济状况。[25]努如拉·莫明·宇里魂探讨了清末新疆的工业。[26]杨和平介绍了民国时期的新疆丝织业。[27]沈志忠等研究了民国时期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的农业生产。[28]霍丽娜考察了民国时期农业发展和宁夏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29]吴晓军等分析了近代甘肃工商业发展的困境。[30]李晶晶从多个方面剖析了民国时期制约甘肃农业发展的原因。[31]黄正林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甘肃庆阳国统区的农村经济中，传统经济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新式金融机构也开始渗入农村社会。[32]从清代到民国前期陕西的经济中心在渭北的泾阳、三原。到民国中期，随着陇海铁路贯通陕西，沦陷区工厂的大量迁入，西安成为陕西的经济中心。张雨新考察了这一历史过程。[33]
徐洁记述了清末民初吉林西部蒙边地区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发展。[34]孙莹等分析了民国初期吉林省农业土地开发的原因。[35]高强论述了清末吉林沿边地带移民实边的历史过程。[36]王景泽等概述了1904—1931年黑龙江的人口职业状况。[37]李泽昊介绍了徐世昌对清末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的贡献。[38]刘全顺介绍了日伪经济统制下的东北民族工商业。[39]李玉伟介绍了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40]
农业 王方中对西北、华北五大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进行了探讨。[41]李金铮量化分析了20世纪上半期冀中定县的农家生活状况。他认为在此时期，近代农家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占有或耕种土地面积的不同，又有一定的阶层之别，只是这种差别不是特别悬殊而已。农家收支水平也有些微改善，但入不敷出的农户仍占一定比例，显示了总体平衡和部分不平衡的实态。总之，他认为所谓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或不断恶化的观点皆值得进一步推敲。[42]黄正林研究了1927-1937年河南的农业，他认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业既不是停滞论者说的那么悲观，也不完全是乐观论者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些地方出现了缓慢发展的势头,一些地方仍是停滞不前，但应当承认发展是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总趋势。[43]
张明等利用土改时期皖南祁门、屯溪、绩溪及当涂四县（市）登记的《土改前各阶层占有使用土地统计表》及歙县档案馆所藏《歙县地籍清册》等档案资料，从微观角度对民国时期皖南永佃户占当地农户比重，永佃土地占当地耕地比重及分布，永佃土地权属状况及皖南永佃租率进行实证研究。以具体的统计数字证明永佃制在民国时期皖南是普遍存在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永佃制的性质进行了讨论。[44]张明认为民国时期，族田地权分化更加普遍，宗族主要掌握族田的田底权，田面权则主要被佃农分割，徽州祠堂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土地拥有者参与土地租佃和交易。[45]王志龙根据土改调查的大量统计资料，认为近代绩溪族田的分布呈现普遍、高水平不均衡的态势，这也基本反映了整个徽州的状况。宗族分布的差异以及族田来源渠道的不同，是造成族田分布不均衡的直接原因。[46]赖晨认为清末民国闽赣边区的地租率不是通常认为的50%-80%，而是36%左右。[47]
梁洪生结合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秩序的剧变及渔业资源争夺问题，解读由一位渔民精英保存并继续生产的一批民间文献，重点探讨两修《张氏宗谱》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原因。并指出民间文献也有其不断生产和更新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更为频繁，故宜作短时段划分，对民国地方史料作更确切的把握和解释。[48]吴赘等以江西省余干县瑞洪地区为中心，讨论了民国以来鄱阳湖的渔业发展变迁。[49]伏牛山区是近代我国柞蚕业三大产区之一，丁德超对其发展原因、特点、市场变化及对当地农村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50]丁德超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河南的芝麻生产及其运销格局。[51]
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农业技术和作物种子被引进中国、或者得到改良，许多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52]金颖叙述了近代水稻传入东北的历史过程。[53]于春英等总结了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与布局的变迁。[5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订农户计划的方式，组织农民扩大农业生产。王建华分析了多数农户计划沦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的原因。[55]清末至民国，中国农业中出现了公司+农户、表证农家、特约农户的模式，王蓉对其进行了介绍。[56]李进霞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工资的形态和数量、农业工人工资指数变化以及城乡工资水平差距等问题。[57]牛文琴考察了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雇工的货币工资。[58]
工业与手工业 林刚对已有的1936年中国棉纺、缫丝和面粉工业产量数据提出质疑并重新进行了估算。[59]庄安正探讨了南通大生纱厂的“土产外销”及其流通渠道，并指出张謇在实践中对流程的四大环节均有变革。[60]1934—1936年间，杜重远在景德镇进行了现代化的瓷业改革。黄志繁等指出失败的根源在于传统手工业市镇的发展逻辑与现代化工业的悖论。[61]张兆金阐述了清末民国时期，洋糖与赣南糖业的争夺以及面对冲击赣南糖业又是如何应对的。[62]
云妍通过对近代中英开滦煤矿的考察，认为虽然开滦落于外资之手，但从较长时期看，它的作用与影响外溢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引发了其它后果，而这些后果对于中国整体现代化事业不无推进作用。[63]范矿生以上海、天津等地所藏银行档案及报刊资料为中心，辅以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等，对1928年“整理中兴案”进行详细的梳理。[64]陈庆发以萍乡煤业为中心，分析了近代中国的企业资本运作与资本收益。[65]安徽繁昌裕繁铁矿公司从营业之初，即开始不断依靠日本提供的售砂借款进行生产运营，并与日本结成复杂的债务关系。马陵合指出债务纠纷不断成为安徽近代铁矿业发展中的重要特点。[66]
王玉茹等对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进行了回溯，认为中国近代企业面临非正式环境约束，使近代企业不可能出现普遍的纵向一体化阶段，从而也决定了近代企业无法发展成为欧洲国家近代化过程中关键性因素。[67]陈炜等指出缘于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信任，在近代广西城镇工商企业与商贸往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到民族地区城镇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范围与方向。[68]民国时期以东亚精神、民生精神等为代表的企业精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企业管理开始尝试进入以柔性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管理阶段。林立强以“东亚精神”为个案讨论了民国时期基督教对企业精神的影响。[69]王颖认为近代联号企业的总公司并非企业集团意义上的控股公司，不具备控股公司的职能，联号企业成员间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其他联结关系的框架和前提。[70]王颖指出近代家族联号企业作为中间性组织的一种，其组织结构在一体化进程中又有着分体化倾向。[71]吴静指出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对外技术选择呈现出从盲目依赖到理性自主，从单一化到多样化，从间接引进到直接引进的特征。[72]
小田以江南为案例，指出近代性村落女红是地方传统女红纵向濡化与近代世界市场横向渗透相结合的产物，并作为关键性要素，与其它各种劳作形式相互依存,稳定着家庭经济结构的基本样态。[73]龚会莲认为国内外学界对民国时期工业发展所做的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的判断都有草率之嫌。[74]刘义程通过对近代江西的分析，指出机器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其实是一种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关系。[75]
交通运输 从地理因素入手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有的学者关注交通工具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76]有的学者则着重于研究港口与城市、腹地之间的关系，或者城市与城市之间空间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关系的影响。[77]比如：丁贤勇指出传统的弧形曲线式商路被直线取代，自然形成的树形分叉式商路被横切贯通。商业城镇从沿大江大河分布一变为沿铁路公路线分布，使中心城市腹地和市场外部边界扩大。改变了原材料和工业品产销间的时空距离。扩大了商人活动的半径，影响到不同城镇商人商权的扩充收缩以及地缘性商人团体的兴衰更迭。[78]北洋三口对外开放以后，华北地区的主体经济要素，发生了空间上的位移，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驿道和运河为主要交通途径的传统国内政治经济网络，向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铁路、公路、海运、电信为主要交通途径的现代国际市场经济体系转化。樊如森指出这一整合造成了华北新的区域经济差异，提升了华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79]近代中国市场物流体系仍以交通运输业为主体，而交通运输方式在近代经历了较大的变革，至抗战前现代交通方式，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南船北马。其中铁路对国内市场影响较大，陈争平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铁路运输对于中国北方市场的影响比对南方市场更大。[80]
王哲以海关数据为依据，考察了晚清至民国期间埠际贸易的网络体系。他指出埠际贸易的空间分布在百年尺度上变化极其剧烈。长江南北有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南方埠际贸易网络更为复杂。埠际贸易仅仅具备中等的空间集中程度，枢纽城市的贸易权重在研究时段内渐趋走低，中小城市港口直航渐成趋势，这种发展态势在抗战爆发之后略有反转。[81]王哲等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分析了《中国旧海关史料》等海关出版物中的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数据，考察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82]戴鞍钢认为晚清时期，与上海开埠及江南地区近代经济和交通运输等业的发展同步，绍兴与上海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83]他还分析了1843年上海开埠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彼此间城乡经济的联系和互动。[84]
倪玉平讨论了漕运对于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的重要推动作用。[85]杨立红等介绍了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汽车运输业。[86]游海华等论述了熊式辉主赣时期江西公路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87]李倩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的皮筏运输业。[88]
贸易经济（含对外贸易） 利用商业账簿研究经济史，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账簿完整地记录了志成号历年进货、销售、开支、结算、银钱兑换等经营活动，较为细致地展示出徽商经营的具体形态。账簿还详细记载志成号历年上交厘金、地方规费的种类和数额，以及银钱兑价。马勇虎对其进行了介绍，并指出这批账簿揭示了商业经营与地方市场、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反映出咸丰朝持续多年的社会动乱严重地恶化了商业经营的环境。[89]袁为鹏、马德斌详细介绍了1798—1850年间位于北直隶宁津县大柳镇的统泰升商号的历史背景与经营状况，商号账簿的保存数量及年代分布，账簿的记账方式，账本结构与分类情形。并强调了商业账簿史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90]彭凯翔从火神会账本中的货币与价格史料出发，结合其他直接、间接史料，对近代北京的货币行用状况与价格结构变化进行探讨。指出与京钱相对应的有各种名目的实货币、虚实货币共同构成了近代北京的货币体系。随着该体系的蜕变、瓦解，北京经历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通过火神会账本中的以及其他现有的物价工价数据，对通货膨胀中的相对价格变化有了更准确的认识。[91]一般认为，商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很难生存，但北京现代商业史却提供了另外的事实：市民和移民社会身份的断裂，反而使商户的行业成为城市社会的主要个体身份标志，行业技艺和现代专业知识传承成为城市社会分层的新基础，促成了城市商业经济现代化的发轫。董晓萍等考察北京老字号成文厚的个案，并揭示了其商业的行业化取向。[92]
苏威简要分析了清末民初上海零售业态变迁的原因。[93]孟虎军等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拉卜楞寺的商业活动。[94]郑文宏等分析了晚清中国广告包装业的现代转变。[9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媒介及医药界都试图对医药广告进行规范，但因种种原因，广告泛滥的问题并未得到明显改善。龙伟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96]
李晓英认为由于三级市场、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构成的市场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功能的发挥，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羊毛生产和外销得以顺利地进行。[97]孔伟研究了民国时期宁波地区的鞋业市场。[98]张永刚等从交易场所、客商构成、对外贸易、保障体系等角度对安国药市进行了分析。[99]
根据1921-1937年间上海物价指数、贸易额、进出口物价指数及各大城市物价指数等统计数据，武强通过相关系数做计量分析，认为对上海市场而言，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影响中更重要的是国内因素。[100]松浦章等通过对海关报告、地方志、领事报告、新闻报道等史料的分析，探讨了台湾与温州之间的航运和贸易情况。[101]韦福安介绍了近代中国西南沿海沿边五口开埠对区域贸易的影响。[102]
于新娟从棉花进出口贸易的数量、价值变化以及出入超状况方面，考察了1912—1936年长江三角洲棉花的对外贸易态势。[103]周建明认为中德贸易出口商品在德国市场上尚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其竞争力处于不断弱化的态势。
财政 甲午战争赔款数额问题，中日学者之间一向存在较大分歧。蒋立文对中日两国现存的相关档案文献和主要论著进行分析考释，对已有的几种学术观点及依据予以深入讨论，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总数不超过1.25亿日元，而清政府的实际支付，陆续折换成日金，却总计3.5836亿日元。日本从中国强行掠夺的资金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3倍。[104]学术界通常认为海防经费原拨数额为400万两，陈先松对此持怀疑态度。通过对粤海等关四成洋税数额及扣拨款情况的仔细梳理，他认为海防经费的原拨数额实际上只有350多万两。[105]
任智勇探讨了关厘之争的过程并试图分析厘局得以扩张的原因：虽然历史上厘金的恶名更为昭著，厘金相比于榷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商税。[106]周育民根据清代档案和历史文献，对晚清鸦片厘金的起源和各省税率的沿革作了系统论述。[107]林力通过对1843年至1948年税则的研究，认为近代天津海关关税政策的变化过程是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多重博弈均衡的过程。[108]王莹分析了清末民初云南盐税权制的变化。[109]潘国旗等评述了民国时期浙江的营业税，指出浙江作为实施营业税较早的省份，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因。[110]
苏全有认为清末财政问题的研究中，学界有两种趋向，之一是强调其中的现代性；之二是认为清末财政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对其进行了批评。[111]尹红群探讨了晚清湖南地方财政的形成及问题。[112]包银山探讨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土默特的财政管理体制。[113]范琼探讨了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和财政体制产生的重大影响。 [114]
清末外债对政治经济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清政府在外债政策上表现出无为倾向，商会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角，并将筹还国债作为迫使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的法码。马陵合从官商关系的视角分析了清末的外债问题。[115]张侃利用民国外债档案，梳理了抗战时期外债摊存政策和处置措施，认为国民政府沿用战前减债基金的思路，以不同层次的处置措施，调整抗战时期外债制度，取得了较好的财政效果。[116]金普森等讨论了近代中国内外债的相互演变的原因及其后果。[117]
货币金融 朱荫贵指出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相当疏离。其原因何在？中国近代企业在发展进程中，资金筹集渠道有什么特点？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演变又具有什么独特的性质？这些问题都提示我们应该去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的资本市场。[118]
北海币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曾以辅币的形式依附于法币。刘卫东论述了北海币摆脱法币的影响成为根据地的本位币的历史过程。[119]康金莉研究了四行准备库的钞票发行情况。[120]戴建兵等讨论了自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外合办银行的纸币发行问题。[121]周祥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发行钞券上暗记的分类、组合和加盖位置的分析，探讨了在纸币使用过程中中国使用的领券制度。[122]
林星以福州为例，考察了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城市金融机构的现代化转型。指出到20世纪30年代，政府基本上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金融体系。[123]北洋政府时期，江西先后发生三次金融风潮：取消九三八平市银风潮、官票风潮和江钞风潮。杜晨对其后果和原因进行了分析。 [124]
康金莉指出河北的乡村合作事业起源于1923年华洋义赈会创办的信用合作社。在其早期发展中，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农贷管理与风险防范机制，第一次实现了农业贷款的低风险运作，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125]马陵合以民国时期安徽为例，研究了地方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定位与作用。[126]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高利贷利率之高为全国所无，实物借贷利率高出货币借贷利率20%以上。刘征分析了其特点及影响。[127]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商店放贷主要有现金放贷、赊销、典当等方式。陈峥等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和其他民间借贷方式相比较，商店放贷利率较高，债户还债方式受市场影响，债户赊借时间不确定但还贷时间确定。[128]蔡勤禹等认为民国华洋义赈会充当着银行资金流向农村的桥梁，通过将银行资金与自有资金搭成贷放，注资农村合作社，形成银行——义赈会——信用社——社员的贷放模式,进一步发展为银行——合作社——社员的放款形式。[129]易棉阳研究了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农贷政策。[130]
社会阶级阶层 商民运动时期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关系学界多有研究，并有不同看法。朱英认为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商民协会与商会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调解劳资纠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等方面，也不乏一定程度的合作。[131]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人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齐春风对这个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132]乔兆红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商民运动。[133]张松探讨了清末民初商会裁判权的确立与发展。[134]民初政府明令在商会下设商事公断处专司裁决商事纠纷。张松以京师商事公断处为例，指出商事公断制度既不是古代中国的调解，也不是近代西方的商事审判，而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自然发展的一种结果。[135]
赵静等介绍了清末民初保定商会的档案。[136]曲春梅探讨了近代胶东商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137]罗群指出讨论了近代云南商人资本的历史构成及经营。[138]从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贾秀慧对新疆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139]张爱娇指出近代陕西商会成立之初，并未将各业旧式同业公会纳入其统筹范围之内。进入民国后，工商同业公会逐渐成为商会的组织基础。此后两者共同发挥着调节、规范商业的作用。[140]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会进行了整顿改组，但政府对商会的强权控制未能在短期内得以实现。曹一宁讨论了民国时期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与抗争。[141]陈海忠通过对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改选的讨论，认为商会内部业迭起争斗，使商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大受削弱。[142]
在世事纷扰的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上海熟水店业发生了激烈的设店业规之争。守成者老业主和竞争者新业主互不相让，请愿诉讼迭起。樊卫国以档案资料为凭，论述了民国上海熟水店业业规运作存废之过程。[143]上海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等三个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围绕战后劫余纱布应否返回民间业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形成了一桩颇具影响的社会公案。樊卫国对其进行了评述。[144]在租佃关系发达的清末江南地区，出现了地主群体的组织：田业会。邱建立等探析了这一组织出现的原因和其社会功能。[145]卢忠民主要以供会为例，对近代北京合会其运作程序与基本构成、存在原因与生存状况、利弊及特点等进行探讨。[146]王静以民国初年的天津街头摊贩为个案，考察了各利益主体围绕旧传统与新规章所展开的博弈。[147]池子华讨论了近代苏南打工妹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惠工设施等问题。[148]赵赟讨论了近代苏北佣妇在上海的规模与处境。[149]
其他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提出过多种观点并引发过争论。朱荫贵认为今天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很有必要。[150]刘巍通过多角度的考察，认为近代中国的总需求拉升价格的力度远大于总供给下压价格的力度，产出增长能力较弱；本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贸易条件成立；出口和进口的汇率弹性绝对值之和远小于1，马歇尔—勒纳条件不成立。因此，近代中国经济呈现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总供给曲线的斜度应该是陡峭的。并指出在使用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近代中国经济时，应首先考虑所运用的理论之前提假设是否与近代中国的经济态势一致。[151]
注释：
[1]唐博：《民国时期的平民住宅及其制度创建——以北平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2]彭南生：《清地方官对民间经济活动的管理——以近代江南地区的碑刻资料为分析基础》，《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3]游海华：《债权变革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秩序——以中央苏区革命前后的民间借贷为中心》，《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
[4]隋亮：《论晚清修律时期的商业立法》，《北方论丛》2010年第3期。
[5]邹亚莎：《从一田二主到永佃权——清末民国民法对永佃制的继承和改造》，《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
[6]曹伊清：《北方法学》，《房地产契证制度与清末社会稳定——以南京地区房地产契证为范例的分析》2010年第1期。
[7]杨凤等：《清末<公司律>及民初<公司条例>之比较》，《宜春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8]常健：《我国近代公司章程制度的实施效果分析──以公司法律的变革为线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9]吴俊范：《近代上海土地利用方式转型初探——以河浜资源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0]牟振宇：《近代上海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过程研究——基于GIS的近代上海法租界个案研究（1898—1914）》，《复旦学报》2010年第4期。
[11]吴宏岐等：《近代江门的侨资房地产业及其对城市建筑景观的影响（1862—1949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2]郑永福等：《清末民初房产交易中民事习惯的历史考察》，《中州学刊》2010年第4期。
[13]赵津等：《近代中国外商房地产投融资及经营模式探析——以上海、天津为例》，《中国房地产》2010年第2期。
[14]费驰：《晚清开埠通商与东北城市运动述论》，《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
[15]侯宣杰：《近代梧州口岸开放与城市经济重构》，《梧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6]王静：《近代天津城市商业空间探析》，《消费导刊》2010年第6期。
[17]杨英杰：《近代保定城市发展对饮食业的影响探析》，《保定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8]龚喜林等：《从传统到近代:汉口城市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考察》，《九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9]江伟涛：《论中国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城镇”的界定——以1927—1933年江苏句容城市化水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0]方前移：《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芜湖湖田垦务的群体博弈》，《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21]胡惠芳：《近代皖江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影响探析》，《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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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