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较上年减少，但总体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方法更具多样化，部分硕士论文值得关注。兹分述如下。
总论 本年度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专著主要有陈力的《东周秦汉时期城市发展研究》[①]，高婉瑜的《先秦布币研究》[②]，朱宏斌的《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③]。一些相关硕士论文值得关注。主要有竹溪 《周代农民专题研究》（苏州大学），张志峰《战国货币列国间流通初探》（河北师范大学），施艳菊《秦至西汉中前期的货币政策与国家控制》（东北师范大学），阿丽《从战国秦汉时期的云中郡看农牧文明的对立与统一 》（内蒙古大学），孙刚华《汉代雇佣劳动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籍勇《试论秦汉至三国孙吴的“吏”的身分变迁》（北京师范大学），陈辰《秦汉时期的邯郸交通》（河北师范大学），杜林林《两汉消费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王小丽《秦汉时期岭南移民问题研究》（河南大学），黄娇《<管子>经济伦理思想及其意义》（河北大学），赵德文《西汉长安外来民族研究》（西北大学）等。
何炳武、党斌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论述了黄帝时代的物质生活[④]。宋泽群、李晶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最迟不晚于仰韶时代晚期，并在龙山时代普遍成熟发展[⑤]。
李金玉认为，我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由诸多因素促成，农业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生产部门，在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毫无疑问起到了重要作用[⑥]。
传统观点认为“重农抑商”是儒家的主张。但胡克森认为，先秦的原始儒家并不主张“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只是到秦汉后，随着土地兼并和土地兼并的主体由官僚地主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商人地主为主，“重农抑商”这一法家的主张便被儒家承接过来[⑦]。
侯旭东认为，秦汉时期北方虽以农耕为主，但渔采狩猎与从商一道成为田作之外民众的其他谋生手段。战国以降，官方开始确立以农立国的策略，针对民众不乐农耕、轻易迁徙，立法律与政策措施驱之务农，并将其束缚在土地上，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与定居农耕社会在此背景下逐步形成[⑧]。
汪慧玲、张文婷对汉唐西北畜牧业经济区域分界线变迁进行了研究，认为唐代的农牧分界线较之汉代已经由碣石龙门一线向西向北逐渐推移。汉唐农牧分界线往西向北的逐渐推进变迁，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⑨]。
何红中、赵博认为“稷”是粟在商周时期的别称，“禾”是战国秦汉时期粟的主要称呼，“谷”最初被用作谷物的总名，魏晋以后则成为粟的普遍称呼。“粟”在战国秦汉泛指谷类作物籽实，魏晋以后则演化成谷子的专名，唐代以后还可以专指稻[⑩]。徐东升认为赀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黄麻布最主要的名称，至迟至西汉，已出现了黄麻布生产，至唐代，黄麻布已与纻布、大麻布一起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三种布，产地分布广泛，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成为其主产区[11]。
侯强认为，宁波海盐生产始于春秋，唐代已发展成为当时主要海盐产区，五代十国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因之构筑起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盐业生产组织和税收管理体制[12]。
经济政策 周建波、丛月芬认为，范蠡的平粜思想奠定了封建社会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理论基础，范蠡是中国封建社会提出政府宏观调控物价的第一人。此后的李悝变法、桑弘羊的盐铁国营政策进一步发展了范蠡的平粜思想，充实了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13]。
王勇认为，西周农官名称繁多，在统属关系和权限划分上略显混杂。西周农官对农业生产主要采取直接指挥监督的管理方式，大夫以上级别的农官由特定家族世代承袭，下层农官则由选举产生，并通过考绩决定其升降奖惩[14]。
冯小红认为，春秋末年，赵氏在治理晋阳时，通过扩大亩制，“损其户数”以及“无税”等系列减负措施赢得了民心，为晋阳之战获胜奠定了基础[15]。程动田认为，“地薄人众”国情决定了赵国邯郸必须通过发展工商业来缓解人口相对过剩的压力，这是其实行农商并重政策的内在原因；而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革的社会环境，则是其政策形成的外部环境[16]。李亚光认为“尽地力之教”与“平籴”法是魏文侯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项改革实际上是推行由国家指导下的科学种田的举措，同时实施保护农民基本利益的稳定粮价政策[17]。
晋文认为西汉盐铁官营既扩大了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又为朝廷增加了巨额财政收入，同时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弊端。总体来说，桑弘羊历史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18]。朱义明认为盐铁会议的辩论重点整体上是围绕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全面展开，盐铁之争是在西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最终确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次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大辩论，其本质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19]。盛洪认为，盐铁会议关于是否要废止朝廷对盐铁酒专卖的争论，就是所谓“国进民退”的争论[20]。孙竞昊认为，西汉中叶的盐铁会议把作为抑商思想、干涉政策的否定者——理论上的私人工商业者代表排挤在门外，是这场论战的缺憾[21]。
金爱秀、梁胜认为，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变，西汉王朝的农业政策导向也在不断调整。汉初主要采取罢兵革、复田宅等措施保障足够数量的劳动力以恢复农业生产；中期，通过更新铁制农具、提高耕作技术等方式提升农业生产率，维持农业的发展；晚期，在政策上以缓和土地兼并为主导[22]。贾文丽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受田宅的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复员人员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政府授田或个人占田数量多少，只是根据户主的爵次和身份等级，与军功没有必然联系[23]。
城市市镇经济 姚晓娟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齐都临淄是这一时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代表[24]。卢川认为，楚国早期城市孕育了较完备的城市形态，具备了早期古代城市的人文形态[25]。胡方认为，战国时期临淄小城的修筑，是临淄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节点，使其空间形态出现了功能性导向的演变[26]。
张兴照认为，商代邑聚蓄水设施的形式主要是宫殿区池苑和一般蓄水坑池。这些蓄水设施除了基本的供排水功能外，还可以提供消防、娱乐功用，甚至可以利用蓄水设施发展水利渔业[27]。刘继刚认为，先秦时期城市的给水主要来源有凿井取水和穿渠引水，城市的排水主要依靠管道将城中的雨水和生活废水排往城外护城河中[28]。
区域经济 崔永红认为，史前青海先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颇大，同时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有一定影响[29]。王纶等认为山西是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中心[30]。李延铁研究了黑龙江地区史前社会经济与农业生产发展问题[31]。朱世广认为，陕甘宁地区虽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但由于这里长期为少数游牧民族占据，直到两汉，农业经济始终呈现出农牧兼营的显著特征[32]。赵善德、郭菁菁认为，东周时期东江流域是岭南的经济重心[33]。
陈习刚认为，黄帝时代，中原地区的农业发展，除农耕、畜牧外，在水利、渔业和林业方面也有体现[34]。罗家湘认为尧舜禹征伐三苗是华夏部落开发南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帝舜时代的豢龙氏董父是第一个驯化野马的专家，为帝舜南下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35]。
叶万松通过对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农业、手工业等发展状况的对比研究，认为中原地区在农业、家畜饲养和纺织、青铜铸造技术方面领先于海岱地区，海岱地区在渔猎、陶器制作、玉石器制作和骨器制作技术方面比中原地区更发达[36]。
苏海洋认为渭河上游及其毗邻的汉水上游地区早期农业土地利用格局经历了散点状、点轴状和点轴状与条带状交错分布的演变过程[37]。黄富成认为，先秦时代，黄河流域频发的洪水恶化了农业生产环境，为促进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田间沟洫系统的发展及引浑淤灌等土壤改良的措施成为当时农田生产环境治理的基本内容[38]。
曹迎春从铁制农业生产工具使用、耕地面积扩大、生产技术提高、主要粮食作物种类及产量等几方面对中山国农业生产水平进行了研究[39]。卜祥伟认为，汉晋时期沂水流域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40]。马媛媛、王朝阳认为，优越自然环境条件和有利社会环境条件是汉代梁宋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技术的推广、农田水利的兴修、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等则是粱宋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41]。
孙金浩对西汉时期巴蜀经济发展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西汉时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不仅农业发达，更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同时巴蜀两地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态势，蜀地经济水平高于巴地[42]。
朱宏斌比较了秦、西汉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开发成效，认为经过秦汉四百余年的开发，江南地区社会经济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江南农业整体水平还与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有重大差距。秦汉时期的农业开发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和时段性差异，导致了秦汉农业开发形成了显著的区域不均衡特征[43]。
冯文勇等人对汉代鄂尔多斯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做了估计，认为汉代鄂尔多斯地区农业生产作为边地军民的粮食供应支持，远远不够[44]。江亚冰认为河洛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铁农具，显示了该地区以精耕细作为主的先进的旱地农业技术体系以及其农业发展的发达程度[45]。
高士荣认为，国家政权有组织地开发西部，是从战国时期秦国开始的。秦国开发西部的模式，成为中国封建政权对边疆开发的基本模式[46]。刘景纯就秦经营和开发关中农业、工商业和都城区的特点和成就进行了论述[47]。高小强认为，河西走廊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汉武帝时代，政府通过移民实边等措施，使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但在开发的同时，也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48]。李沈阳认为，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从事开发的重要动力[49]。
农业 贾兵强认为，裴李岗时期农耕文明已经确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南稻北粟”及“粟稻交错”分布的格局[50]。张兴照认为，商末气候的干旱化并未造成水文条件和湿田地貌的骤然转变，水稻生长环境依然良好，商代兴修水利发展稻作是可以肯定的[51]。王星光、贾兵强认为，生态环境状况是水井在新石器时代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先秦时期北方黄河流域水井主要是解决生活用水，而南方水井除饮用外，已经开始用于农业灌溉[52]。
徐向东认为，西周控制土地方式的特点是周王在周礼理念和分封实践中拥有天下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分封诸侯与中下级贵族拥有封国或封地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53]。杨善群认为，学术界长期以来把“爰田”制度解释为“换田”或“换地换房”，往往自相矛盾。“爰田”实际上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需要而制定的为“引”导和结“援”而“上下相付”的赏田[54]。吕利认为，秦汉帝国的土地制度是以爵制身份为基础的等级受田宅制度。立户是受田的条件，制度运行的前提是国家掌控足够的土地资源，田宅有授有还。但田宅的买卖及在家族内的代际传承也是允许的，爵与土地分离趋势已现，是爵制衰落的根源之一，等级受田制度由受田标准沦为名田限额[55]。
韩同超认为华北平原的自然环境与黄土高原地区存在很大差异，不能简单地认为三杨庄遗址内农田就是“代田法”的遗存，三杨庄农田遗址的“垄作”不会脱离春秋战国时期“畎亩法”的范畴以外[56]。卜风贤认为，西汉时期的代田区田方法带有显著农业技术推广性质，从农业技术和土地利用技术方面考察，代田精耕而不细作，区田细作而不精耕，都有显著的技术缺陷[57]。
渡部武认为，中国犁的起源要远早于西亚，犁型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西亚和印度东部只能作为犁起源的候补地[58]。黄树余认为，商代农业生产技术的继承和创新，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雏形[59]。刘兴林认为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铁犁便一直向着既方便安装又增强翻土能力的方向发展。而学界倾向于铁犁脊面向下的安装方式是不可行的[60]。
王勇认为，秦国农业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61]。汪茉莉、陈金凤认为，基于对粮食安全的认识，秦国统治者通过大力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确保有足够的劳动力和土地，强化粮食运输、贸易、储存、消费等一系列举措，使粮食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保障秦国的粮食安全[62]。彭卫认为小麦开始大面积种植主要发生在西汉中后期，其最根本原因是人口大幅增长和相随而来的食物短缺压力。东汉时期随着转磨的逐渐普及，扩大了小麦作为食物的摄取多样性，稳固和延伸了小麦在生活中的地位[63]。
手工业 刘礼堂等认为，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汉水流域部分地区以及珠江流域的广西百色地区，存在一种以河床砾石为原料的原始砾石工业，这种原始砾工业与北方原始大石片工业形成鲜明比照，表明在旧石器时代的长江以南地区，存在着一种砾石工业文化[64]。
蔡锋认为，在秦代官府手工业中，既有被征调的且得到薪酬的自由工匠，又有一定数量的刑徒，还有相当数量的官奴婢存在。在私营手工业与农民家庭副业生产中，主要为自由工匠、私属徒及个体手工业生产者。私属徒的实际身份为奴隶，地位低下[65]。
交通运输 陈隆文认为，轘辕古道开凿应始于二里头时代，是河洛盆地通向黄淮平原的重要孔道，它的开辟与河洛地区周边的地理形势有密切关系。随着河洛盆地都城城址的西移，轘辕古道在隋唐以后渐渐废弃，最终被伊阙道取代[66]。韦浩明从自然地理环境、劳动力、工程规模、传统民间通道、古村落迹等方面考察，认为《富川瑶族自治县志》有关秦“新道”内容的记载存在偏差与失误[67]。
王子今认为，秦汉时期齐人航海技术的领先地位使众多齐人浮海辽东。来自齐地的“浮海”移民不仅增加了辽东地方汉人户口，也构成民族问题不宜忽视的内容[68]。王子今、李禹阶认为，西汉时期“海贼”这种反政府的海上武装集团已经形成，“海贼”的出现反映着秦汉时期航运能力的提高。汉代“海贼”以自己的政治经济实践，推促了海上交通的进步[69]。
陈业新认为，秦汉时期的燕蓟是北方重要都会。“载纵载横”的陆路交通是支撑燕蓟都会地位的诸条件之一。秦汉时，至少有10条道路交会于燕蓟，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网[70]。
商业贸易 陈昌远、陈隆文认为，郑州西山古城址的发现，表明郑州地区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成为中原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71]。尹建强认为，西周时期，商品贸易并不发达，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十分注重道路的修治和运河的开凿，使得大宗的远程贸易发展迅速，促进了商业的大发展、商业都会的兴盛和拥有雄厚资财的富商大贾的出现[72]。
王嗣杰、栾大志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私营旅店由大贵族或大商贾兴办，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重大政治目的或者是为巩固私人政治势力的需要而兴办的集纳人才的馆舍[73]。
官德祥从《僮约》中田庄的商品性生产、各类土特产商品介绍、商业贸易活动及商品市场分布等内容探析汉代中叶四川田庄的商品经济问题[74]。
孙久龙、安茹静认为，古代的日本早在冰川时代就与中原王朝有着交往关系，但只是民间性质的交往。两汉时期，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原王朝朝贡，纳入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开辟了两国发展史上的新纪元[75]。
财政与货币 黄天华分析了“贡”的产生、发展和转化过程，研究了“贡”的动态变化与“盐贡”起源之间的直接关系，阐述了盐税起源问题[76]。于振波对睡虎地秦简中有关秦律的赀罚“甲”、“盾”比价做了研究，认为秦律赀罚中“赀一甲”与“赀二盾”是两个不同的刑罚等级[77]。李伟认为凤凰山汉简所载的“口钱”条目并不是向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也不是简单意义上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而是地方财政的一部分，是用来供给地方行政长官的公务费用[78]。
杨振红认为秦汉时期的徭役兵役制度以丁中制为基础，制定了两种起役年龄标准——十五岁和“傅”年。十五岁以上未傅者和皖老，只须服“更”的劳役和部分正役——“徭”，不须服兵役。“傅”指着籍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称为“正”、“正卒”或“卒”。正卒除每年服一个月的更的劳役外，还有一岁屯戍兵役，一岁“徭”的力役两项基本义务。秦及汉初均以每年一个月傅籍期间完成一年的方式服役[79]。凌文超认为，“丁中制”起源之初，不仅以赋役征派对象的身高、年龄、健康状况等自然身份作为依据，而且受到社会身份爵位的影响[80]。陈伟认为西汉前期普通卒更可能实行三更之制，即每隔两个月，就更一月，女性不存在充任卒更的可能。西汉早期卒更除民众外，五百石以下官吏和公大夫以下有爵者亦须承当[81]。
张安福从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必要性、财政改革的及时性以及武帝后期经略西北边疆的策略性等几个方面分析西北边疆经略背景下的汉武帝财政改革及其对西汉王朝的影响[82]。
李建西认为，西周金文中“白金”作为白色金属材料之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献中的含义不同。西周金文中的“白金”指锡（可能包括铅），春秋时期文献中未见有“白金”之称，战国秦汉时期可能多种白色金属材料都被称作“白金”[83]。赵善轩认为，两汉俸给由西汉时以钱币为主转变为东汉时的半钱半谷，汉晋以后则发展为以实物支付为主的模式。战争及币材不足只是其变化较表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受到当时货币思想倒退，甚至出现反货币思想的影响[84]。
人口 宋春认为，夏王朝的都邑聚落阳城、均台、斟寻等集中了一定的人口，人口管理中的人口统计初见端倪[85]。常金仓认为，宣王料民不是旧制度的复兴，不是对逃人的缉捕，更不是解放奴隶，它透露出来的是西周的人口统计方法[86]。陈靓、薛新明对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古代居民的人口寿命、性别比例进行了研究[87]。
王平等运用GIS软件完成西汉时期人口密度分布和分级图，得出西汉时期我国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是人口多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人口较稀少的结论[88]。王鑫义探讨西汉末年淮河流域人口总量及其在流域内的分布特点[89]。方原、徐卫民认为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90]。
徐芳亚认为，秦汉时期中原人士移居越南主要通过军事性征服移民、中原循吏到来产生的移民以及战乱中原人士移居越南三种方式进行[91]。王子今认为秦汉农人流动有多种趋向，农人流入都市者数量之多，使秦汉城市人口膨胀，导致治安困难和就业艰辛。 而秦代直至三国时期的北方向岭南的移民，实现了汉文化向岭南的扩张[92]。马勇认为，西汉时期，汉匈双方有着频繁的人员交往。在频繁的人员交往中，大批中原逃人在匈奴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十分引人注目[93]。杨芳认为，西汉中期以后河西人口来源复杂，有来自内地的贫民、流民、罪犯、士卒、官员等，也有归附的少数民族，河西基本上成为一个内地移民占主体的胡汉杂居地带[94]。杨丽认为西汉时期并州人口来源复杂，人口数量极不稳定[95]。吴晓红对汉代向“河南地”大规模移民开发的背景、成就和意义进行探索[96]。
消费 魏晓明认为在汉代河西军民的日常生活中，主食以谷类为主，牛羊等牲畜的肉制品仅是军民生活中的副食品。汉代河西地区军民的饮食消费水平比内地要低[97]。
尹建强、孙荣荣对东汉小农家庭的常规生活消费进行了测算。认为东汉小农除了辛勤劳作获得土地的出产之外，也兼营织布、饲养家禽等副业，作为生活的补充，维持基本的生活。东汉前期小农的基本生活要好于后期[98]。
灾害与社会救济 王星光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邦国之间订立的盟约多把灾害救助列入其中，各邦国间的灾害救助虽带有功利色彩，有的甚至把灾害救助作为战争手段的补充。但救灾恤邻、扶危济困的事实表明，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混战年代，维系人类生存及发展的基本道德观念未曾泯灭[99]。
付凯强等认为秦汉水灾频率高、规模大，甚至导致黄河的多次改道。秦汉水灾荒政措施全面、实际、有效；同时其水灾救助措施往往并非单向实行，而是全面实施和综合践行[100]。王文涛认为，灾害救助与汉代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汉代君臣因畏惧“天谴”而重视灾害救助时的吏治整顿，并因此收到较好的社会救助成效。以灾害救助为主体的汉代社会保障内容丰富，措施多样[101]。甄尽忠认为，两汉时期，国家是实施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救助活动大体上分为经常性救助、紧急性救助和临时性救助三大类[102]。林兴龙认为，汉代是古代宗族救济的重要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赈恤贫困族员、恤养孤寡、聚族自保和举族迁徙等方面。汉代把对孤儿等弱势群体的救济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宗族内部的收养是救济孤儿的最主要方式[103]。
潘剑锋、刘峰认为，先秦时期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线，家庭孝亲、社会尊长和国家的养老敬老制度这三种养老敬老形式并行的养老敬老体系[104]。焦培民认为，两汉时期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初步发展时期，中央和地方医疗体系，主要服务于贵族和官员，专门医疗体系是为完成特定职能服务的。民间缺乏医疗保障，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才提供医疗援助[105]。王文涛认为，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106]。
经济思想 罗顺元认为，《管子》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107]。王文东把管仲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分为伦理价值层、伦理原则层以及伦理规范层三个层次。认为管仲学派开创了中国生态伦理思想史的先河[108]。牛喜霞、张生元认为《管子》中包含着丰富的公平思想[109]。 沈尚武、袁岳论述了《管子》的财富哲学思想[110]。 邓加荣在分析《管子》赋税制度、国家专卖、货币杠杆、信贷、贸易、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将《管子》的理论依据归结为利益驱动和市场调节两方面[111]。潘孝珍认为，《管子》中包含了丰富的收入分配思想[112]。王博识认为《管子》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控制思想[113]。
周建波认为，孔子在经济活动的四个重要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上均有重要的思考，形成了其经济思想的基本架构[114]。吴衣丰、杨晶认为，孔子从理论层面上提出了理想性的消费伦理观[115]。黄意认为，孔子的经济分配思想主要涉及到国家与个人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两方面的分配关系，是我国最早的分配思想[116]。周建波等认为，《老子》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有颇多相通之处[117]。
王雪萍认为，儒家思想倡导的节俭、知足消费观，在中国古代发挥了富国、裕民、养德的社会功能，奠定了传统消费观的深厚根基[118]。赵麦茹认为，孟子经济思想富含了大量的生态因子，这一特色在其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和分配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19]。胡俊修、朱子夏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学者从各自立场提出了成熟至臻的民生关怀思想[120]。
李健、曲长海分析了秦汉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因和表现[121]。魏悦认为，西汉盐铁会议期间的“义利之辩”首开中国农商争论的先河，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倡导“崇本抑末”论，奠定了封建帝国重农抑商思想的理论基础[122]。蒋福亚认为“末业，贫者之资也”的思想核心内容是农民应立足本业，但同时应从事一些商品生产[123]。
孙铭认为，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不少规范和保障粮食生产的律文，是农本思想的集中体现[124]。刘甲朋通过对产权功能、国家与产权关系及产权制度环境三者的阐释，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产权思想[125]。
彭晓蕾认为《吕氏春秋》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蕴含了丰富的财政思想[126]。吴点明认为，王符所著《潜夫论》中蕴含着丰富的财经原则思想，包括生产开源、富民为本、重视工商、惜时爱日、人地相称、禁绝游业、去奢节流和德取定制等内容[127]。
周良平认为，《史记》中的“货殖”就是积财，积财不等同于从事商业活动，尽管司马迁认为”货殖“很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积财致富的方式都是他所赞同的[128]。黄娟、刘岩认为，司马迁对财务伦理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形成了兼收并蓄，融会百家的唯物主义财务伦理思想[129]。朱美禄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具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130]。
其他 史晓雷、张柏春认为，我国古代“辘轳”起初主要指滑车，有时也指绞车，后来才指曲柄辘轳。早期“辘轳”的写法有鹿卢、椟栌、犊轳等[131]。
缑宇平认为齐国量制历经了姜齐量制和田齐新量两个不同的阶段，田齐新量进位关系的变化，使齐国量制逐渐向三级十进位的单位制方向发展，最终为秦始皇在全国范围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132]。
刘媛认为，殷都食盐除了从山东、山西以及四川等地区输入外，普通百姓也可能就地取材，制造土盐，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133]。白九江分析了尖底杯与盐业生产和消费的对应关系，认为尖底杯不是晒盐或熬盐的器具，而是制作盐模的工具[134]。
黄尚明认为，楚人到峡江地区以后，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发展旱作农业，在条件具备的地区种植水稻。渔猎经济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制盐业成为楚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35]。张生寅对秦汉时期河湟羌人与青海草原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136]。
徐畅认为，秦汉时期，史书中有不少关于“夜作”的记载，大略包含官府驱民劳作，中家以上民户使用私家奴隶劳作，民间的农耕劳作及在农业生产之余自发从事的畜牧业、手工业、副业生产活动[137]。
贾丽英认为，秦汉社会等级身份系统不甚严格，奴婢在法律上具有“人”的性质，“物”的概念还未固定。所以，秦汉社会的奴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殖财，可以以财自赎、受赇行赇，在民事借贷关系中也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放债借贷[138]。
刘军认为，汉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军队后勤补给模式。在诸多补给方式中，后方转运、随行携载、自给自足是常规途径，就地取给、因粮于敌、军事采买是重要补充[139]。
[①] 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0版。
[③]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版。
[④] 何炳武、党斌：《黄帝时代的物质生活》，《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⑤] 宋泽群、李晶：《浅谈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年代》，《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⑥] 李金玉《农业文明——古代生态环保思想的重要源头》，《农业考古》2010年第4期。
[⑦] 胡克森：《“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范本》，《邵阳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⑧] 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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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徐畅《：秦汉时期的“夜作”》，《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38] 贾丽英：《析秦汉奴婢的财产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39] 刘军：《汉代军队后勤补给模式探研》，《求索》2010年第9期。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