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启动之年，又是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求之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围绕科学发展这条主线，深化研究，开拓了诸多有价值的分析视角和创新性的探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些内容，诸如“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并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经济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有效调节与协调发展”等观念和作法具有比较普遍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对中国现代经济历史的探索与解读，正在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世界的一把钥匙。人们正在认识到，经济史比经济学重要，金融史比金融学重要，因为很多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需要一定的历史沉淀才能显现出其真实的面貌。关注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机构不断有所增加，关注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中外学者也越来越多。
回顾2010年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
1．立足于长期观察的视角看新中国60年经济变迁。当代社会需要经济史回应三个关系：一是中国社会种种变迁的经济渊源；二是国外蜂拥而入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三是近年不断发现的新史料对以往经济史研究的补充与碰撞。这促使现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化。2010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思新中国60年经济变迁，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
2．从现实经济问题摄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专题。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两难选择。鉴于历史在螺旋性上升中有相似之点，现代经济史研究对象往往也是现实经济中关注的焦点，以期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与启迪。2010年的研究在若干方面体现了这一趋势。如：（1）从新的角度认识赶超战略和增长模式。在过去300年里，全球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而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可能性约为5%。[1]这样有限的机遇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受到普遍关注。我国60余年实施赶超战略，丰富的经验教训必然成为研究的热点。一方面，比较多的成果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方针是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需求所致，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抓住机遇，取得了难以替代的成就。另一方面，将赶超战略延伸到改革开放后作分析。（2）就业与城乡关系、“三农”问题的历史追索。劳动就业不仅是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社会改革的推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通过改革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为社会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创造了稳定的环境。（3）劳资关系与资本市场的历史探析。对于陈云的金融思想与实践在新形势下进行回顾与分析。包括陈云利用国内外资本和资本市场搞工业化、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为百姓摆脱经济困境所作的努力。其不仅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而且许多方面也反映了我国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体制下具有一些继承和延续的共同认识实践。[2]（4）技术经济与产业经济史研究受到重视。以往少有披露的科技史料，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历史开始面世。（5）金融史研究的热度继续提高。中国经济史学会众多理事所在单位召开近现代金融史研讨会。学术资料、专著、论文竞相推出。以往认为计划经济时期金融只是财政的出纳，甚至认为当时没有货币政策。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所变化。
3．改革史的研究备受关注。
此外，国情调查、社会调查以及从地方和基层收集一手资料成为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式。地方志、地方档案馆馆藏以及大量案例中的一手材料正在成为经济史研究取之不尽的丰富资料源泉。下面从四个方面概述2010年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部分成果，限于篇幅和眼界，例证仅体现部分视角和新意，难免挂一漏万。
一、立足于长期观察的视角看新中国60年经济变迁
这些成果反映了拉长时限探索规律的研究特点。如赵德馨：《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市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3]依次考察了中国氏族社会后期以来4000多年市场关系的发展所经历的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中市场关系诸要素的演变过程与特征，证明市场具有为自己扫除前进障碍的内在力量；市场经济向前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陈锦华等：《开放与国家盛衰》[4]，立足于探讨开放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以世界各国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为纬，梳理了汉唐时期以来，中国从早期的对外开放到后来一再丧失开放机遇，再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武力：《从二百年的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5]，主张将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放到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2049年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200多年历程中去看。葛剑雄、安介生：《20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探讨》[6]，阐述了20世纪移民史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影响与造就国移民阶段性特征的历史与地理背景的关键因素：首先是政治体制变迁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影响因素；其次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因素；最后是自然环境（包括自然灾害）及地理因素。对于生产力发展史的长期变迁研究成果也在呈现。如杨学新、任会来：《中国农具80余年的变迁研究》，[7]以1923年卜凯盐山县150农家调查为比照点，探究近80年来农具变迁及其体现的内涵。
以上例证的研究期限分别为4000年、2000年、200年、80年的，此外还有大量期限在60年以内的研究成果。如汪海波等《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增订本）》[8]；张连辉：《中国发展战略与工业污染（1953-2007）》[9]；肜新春：《建国以来我国铁路建设的区域布局和空间演进特点分析》[10]；曹普：《从指导方针的演变看新中国的十二个五年规（计）划》[11]；赵凌云、张连辉：《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历史互动》[12]；董志凯：《政府与市场在中国大陆投资中的作用变迁（1949-2009）》[13]；黄季焜：《六十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三十年改革奇迹——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14]；叶敏华、陈祥生：《从集体化、市场化到人本化——建国以来“三农”政策的目标定位及重大转变》[15]；朱敏：《基于工业化指数的我国工业化进程判断》[16]；施从美：《从土地文件变迁看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轨迹：以建国以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为观察点》[17]；胡鞍钢、童旭光、王亚华：《当代中国交通发展：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改革》[18]等。
二、对1949-1978年经济史的研究
（一）经济管理体制研究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决定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在最高纲领与现实约束之间取得平衡。但是，短暂的执政实践迅速修正了国家先前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态度，50年代的激进公有化，是一个“财政能力一治理能力”处于“低水平均衡”中的传统国家在遭遇外部危机时的自然反应。[19]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劳资关系与资本市场的历史探析不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而且在经济史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探讨新中国如何创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20]对于陈云的金融思想与实践在新形势下进行回顾与分析。包括陈云利用国内外资本和资本市场搞工业化、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为百姓摆脱经济困境所作的努力。[21]
（二）财政金融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政权，同时又消除国民党政权“税多”造成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弊端，刚刚走上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在税收方法上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在天津、北京等大多数解放区的城市实行“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但上海却实行的是“自报实缴”的方法。当时的政界和学界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激烈而认真的讨论，最终制定了更符合当时实际的征税方法。1950年5月，在全国第二届税务会议上，再次确定工商业征税实行“自报查账、依率计征、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和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基础上的定期定额三种方法”。[22]
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内容是从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正面效应,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为全局服务的能动性显著提升。这一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常浓重的过渡色彩。[23]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前没有货币政策，也有学者认为只要存在货币管理当局就会有货币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帮助贫困农民解决入社基金困难，扶助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国家发放了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并对贷款对象、额度、用途、还贷期限、利率、发放措施等做出规定，促进了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但在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种种偏向。由于50年代末期的经济困难，该贷款未偿还的部分最终被国家核销。[24]
（三）关于“三农”问题研究
在土地制度变化方面：对于新中国建立前后土地改革的研究反映了土改政策的合理性和中共政治的进步性，指出诉苦和划分阶级是苏南土改运动中消灭地主阶级、树立新权威的一种有效动员手段，在改造传统內向型乡村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1950-62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后认为1953-1956年的“土地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有利于激励要素投入和提高要素利用率，农业稳定而高速增长。对土改后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和新贫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25]
在农业生产的发展方面：研究了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华北五大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建国初的农业增产竞赛运动；集体化时期农户劳动力投入的性别差异；并从财政支持农业的历史发展角度指出合作社的优越性超过分散的农业个体经济，这条发展道路没有方向性的错误，只是在实施环节上发生了问题；科技政策的正确与否对农业科研有着重大的影响。玉米育种政策亦是如此；从1950年至1953年，苏联专家的帮助使我国东北地区成为全国农业商品粮基地和重点工业基地。[26]
在农业经营制度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合作社,有着一套独特的运行逻辑,表现为投机盈利、商人地富主导、股金不等、分红、社员与群众界限模糊等基本特征；1949年对解放区原有合作社的整理与改造试点将高收低售、取消盈利、平等股金、废除分红、为社员服务等新的合作政策贯彻于基层合作组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和农民思想的一次重大介入，农民基于生存理性普遍存在抵制合作化政策的”保守”心理和消极行为，在党成功的政治动员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同了党的合作化政策,使合作化运动在短期内顺利完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瞒产私分现象。从表面上看，瞒产私分是“损公利私”，但它的存续却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浙江省社队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文革”时期。浙江社队企业面临着特殊的区域环境,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下形成了若干特征并作出了历史贡献。[27]
在农村建设方面：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为指导纲领，以农村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进行了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工具改革与农业机械化以及兴办农村工业等农村经济建设，还进行了包括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等福利设施，兴办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事业以及建设共产主义新村等农村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大跃进”期间掀起的全国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的移民伤亡抚恤问题。[28]
（四）关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研究
关于中国工业化阶段划分：借鉴国外有关工业化阶段理论的指标体系，认为我国现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并预计这一阶段将在2014年结束。还有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主要是采取工农剪刀差来积累建设资金，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1世纪后，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新阶段。[29]
在新中国启动工业化初期，毛泽东等领导人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工业化道路与“三农”的关系、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的关系等方面，获得不少创新性的认识。随着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如何创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为构筑城市社会秩序的急务所在，通过对上海劳资协商会议动态演变的考察可知，其始终蕴涵着协商合作与阶级斗争两种劳资关系形态。鞍钢宪法对马钢宪法的批判是其不同于其他管理模式的独到之处，也是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建立发展国有经济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消灭和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20世纪60年代前期经济调整中，试图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找出一条新路,改变统得过多过死的局面。为了照顾特殊地区的发展，1965年先后设置了安达特区和攀枝花特区，成为这个时期计划工作中的亮点。[30]
新民主主义的房屋政策明确保护城市私房的所有权和经营权。1956年以后由保护转变为改造，1958年时达到高潮，至1964年全国范围内的私房改造基本结束。公私合营和国家经租是主要的改造方式。由于改造中使用了整风和群众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致使改造工作过头，遗留下问题。“以租养房”是新中国城市公有住房的主要房租政策。而事实上，公有住房房租的最大特点是低租，租养不了房。低租福利思想是根本原因。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中，低租房状况严重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低租房使国家建设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加剧了新中国城市住房资源的紧张，造成在住房问题上缺少公平正义，滋生了干部以权谋私、多占多得的腐败行为。[31]
在工业化、城市化历程中的环境问题研究受到关注。[32]
（五）商贸流通研究
1978年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处于摒弃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建立和强化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时期,在计划经济时代仍然存在着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而且当时成千上万与计划相关的工作者倾注了大量精力，努力保持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在流通方式的安排、协调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宝贵经验。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逐步形成的贸易功能和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徐建青等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棉花统购和棉布统购统销和农村手工业的变迁作了系统研究。“一五”时期商业体制变迁的过程及其绩效，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展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政府经济职能不仅囊括了社会产品的流通和分配领域，而且扩展到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导层级。供销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少磨难和曲折，其中1950年代与国营商业的三合三分，是值得总结研究的一个问题。[33]
三、对1978-2010年经济史的研究
（一）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分析
虽然渐进式改革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较优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近式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成本收益比已经开始逐渐转变。自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已成当时的共识，然而，市场化的改革到底该走怎样的路径，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却成了接下来的争论焦点。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一句纲领性的文字是：“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中心”与“关键”有没有先后，如果有，又是谁更优先？《决定》没有明确定义。由此理论界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一个是“企业主体改革派”，一个是“整体协调改革派”。改革30年来大的争议发生过3次，最为注目的是自2004年以来的所谓“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争论的背景首先是30年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所致。随着利益格局持续调整，损益分布日渐不均，当年“共识”赖以存在的基础被瓦解，来自底层的动力逐渐降低，加之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扭曲”，改革的推进也越来越难。在现阶段要想获得改革的“重叠共识”，自然也就是轮到“先富者”通过承担更多“改革成本”等方式，让利于“后富者”与“未富者”。近两年来，国家领导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改革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种“宣示”是成熟的执政者综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体现。GDP指标的缺陷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在我国却更加严重，使之不适合作为发展目标。[34]
（二）农地改革、二元结构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农民继承了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正是农村改革及其成功，才有力地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官民共有的历史经验导致农村改革的成本-收益水平优于其它领域改革，其面向未来的意义还包括改革的社会动员，补充政府的政治资源，以及广泛的制度示范。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是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多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在承包地制度下，土地使用权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给村民，因此，中国的农民没有像印度那样“无产阶级化”。农业收入虽然很低，但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权利，其所起作用相当于一个生存的安全网，防止了完全的无产化。合作组织自发兴起正是出于小家庭农场的纵向一体化的需要。它们虽然不能从国家银行获得信贷，而因此受到严重抑制，但仍然显示了强壮的生命力。如果国家银行，或者村、镇政府，或者两者联合，能够接纳承包地权作为抵押而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信贷，或者更进一步，根据合作资本以及经营经验或潜力而为合作组织提供信贷，必定会赋予这些组织更强的生命力。中国乡村出路，主要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35]
从承包制开始的那一天起，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初的土地流转，受承包期短的限制，土地流转一般在村组内农户之间或亲戚朋友之间进行，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少农民种地亏本，撂荒现象日益严重。各地政府为了禁止农民撂荒，普遍向撂荒农民加征100元/亩左右的撂荒费。于是出现了两种形式的流转：一种是亏本转包，承包农户把自己的承包地给他人种，不仅不收租，反而倒贴100－200元/亩；另一种是承包农户为逃避沉重的负担，将承包地一撂了之。当下土地流转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类似80年代的土地流转，基本上在村内农户、亲戚朋友之间流转。这种流转方式最近3年有了新发展，即农户承包地向农民互助社、合作社流转。第二种土地流转形式叫“占补平衡”或“建设用地指标异地流转”。有些地方利用国家“土地占补平衡”政策，鼓励村庄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新村庄实施统一规划和建设，对旧村庄进行统一整理和改造，以节约土地。第三种土地流转是资本下乡整合农民土地，土地向农业资本集中。改革发展可以慢一点，决不可重来一次。[36]
中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起于改革开放初期。1．1978～1983年：“控制流动”下的准备阶段。2．1984～1991年：“允许流动”到“控制盲目流动”下的就地转移主导阶段。3．1992～2000年：“规范引导”下的外出务工主导阶段这一阶段。总的看来，自1992年开始，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37]
（三）商业、流通业与物价
流通业的发展已成为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产业因素，而流通结构调整将构成长时期内就业持续扩张的重要着力点。利用1990年～2008年中国东中西部各省份有关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和流通业发展的数据,采用数量方法对二者因果关系加以检验，结果表明:流通业发展是居民消费增长的原因,但流通业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之初，取消粮票、布票、肉票等票证，是价格第一次闯关；上世纪80年代末解决物价双轨制放开消费价格是价格第二次闯关，以解决市场体制不顺、价格扭曲、高耗能社会的难题。目前是物价第三次闯关，以解决生产资料与民生领域的价格双轨制。60年来我国粮食价格改革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每一次的粮食价格改革都是在考虑当时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粮食形势、种粮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等众多综合因素下做出的慎重决策。[38]
（四）企业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率和效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国有企业从过去那种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向市场经济中的自主经营主体转变的改革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初期所期望的定位转换已经完成。人民和社会不仅仅满足于国有企业的“独善其身”，而且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兼善天下”。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治上的是否合适甚至比经济上的是否有效更为关键。60多年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政府的介入以及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共同构成了我国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中国电信业从1990年代开始才有了长足进步的，在这10年中，中国电信业的收入增长了22倍，用户增长14倍。当时，中国电信业的状况可以概括为：总体规模很大、人均水平落后、垄断程度极高；为了改变当时的状况，国家对电信行业开始了长达10年的改革。《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运用翔实的第一手历史档案文献资料阐述了1949-2009年60年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其中工商联的一些档案资料以往较少受到关注。[39]
（五）财政、金融改革进展分析
1．财政改革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中央政府在财政赤字（20世纪80年代）、调控乏力（20世纪90年代）和降低金融风险（世纪之交）的压力下，分别推动发生了3次大的财税体制变迁；而地方政府在财政约束下，主导了土地的3次大规模征占；这又与其他外部变量一同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波动。1977—1980年在江苏实行的固定比例包干财政体制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体制安排，是原来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各级政府的财政保障能力与其履行事权的偏离程度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研究通过分析政府公共事权的演变路径和政府间财政体制等方面的现实制约因素，试图说明目前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的划分与财政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所在以及可行的解决路径。财政供养人员是政府的行政之基，其规模大小直接影响政府效能与社会和谐。以2005年统计数字为例，我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各类财政供养人员4551万人，军队230万人。如果采用狭义财政供养率定义，仅计算人口与官吏数量之比，那么当代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确实远高于古代，但是如果纳入军队数量，计算广义的财政供养率，古今差距就迅速缩小。建国以来分别在建国初期、大跃进时期和2009年分别发行了三次地方债券，各自取得了不同的历史成效。1998年和2008年，我国两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40]
2．金融改革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金融业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备且具有现代国际水平的体系，走出了一条与西方金融发展不同的道路，为创建和完善中国金融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财富。1978年以来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实践表明，国有银行改革是整体社会经济改革的一个部分，在金融和银行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金融、企业和政府三者是同时互动的，只有在政府部分转换职能、企业改革得到稳步推进的情况下，金融领域才能推出有效改革措施。中国银行业始终处于一个改造和重组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银行监管法规体系的不断变迁与创新。农村金融改革经验证明，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既不能落后也不宜超前。六十年来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和国家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载体，形成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机制。30年来我国货币供给模式在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中经历了螺旋式变迁。从引导性调控货币供给向被动服从国家外汇占款的适应性发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0年、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6年、2007－2008年出现了5次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将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关键环节。[41]
资本与资本市场，是商品与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不可或缺、不能回避的经济范畴。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几个特点：洞察资本的自私逐利本性；运作资本与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国家谋利，在发展国家资本的过程中，注意发挥市场与竞争机制的作用；将国有银行作为在资本和资本市场中体现国家意志的机构，充分发挥国有银行的主渠道作用等，体现了当代中国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独创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国资本市场在20年前什么都不是，20年后全球第二，仅次于华尔街。印度1875年开始，今天全球第五；巴西1890年开始，今天全球第八。[42]
（六）人口、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的历史研究
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43]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不仅出现在生产过程，同时也出现在分配过程。相比而言，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动更多地受到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动更多地受到经济转型因素的影响．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更多地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按劳分配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梳理改革开放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侧重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勾掉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是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应保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的两个为主原则的真正落实。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中国已经确立：住房分配机制从实物性分配向货币性分配转变，有了重大突破；推动了房地产业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发展：住房制度改革给职工群众带来实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扩大，促进了社会稳定，但是，1994年房改决定提出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44]
（七）区域经济、中外经济关系变迁研究
基于中国1978—2007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东部和西部之间、东北和西部之间、中部与东部、西部三大地区之间具有良好的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关联性。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已经10年。在西部开发规划中，没有出现GDP指标。西部大开发没有国家支持很难有效推进。国家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构成，包括中央投资、地方配套和企业自筹三部分。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特殊税收优惠。国家每年选择十几项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这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大项目从战略上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总体格局。在继续搞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的同时，把民生工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投资重点，分阶段解决西部地区行路难、用电难、听广播看电视难、饮水难等突出问题，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45]
对于改革开放后外经贸领域发展情况的研究多是从一个较长的周期对运行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1980-2008年期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沿着资源密集型商品-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路径在优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已超过劳动密集型商品，但优化的程度不显著，出口制成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以及自主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能力尚需提高。资本品、中间品的进口均对技术进步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我国进口存在技术溢出，且中间进口品的技术溢出作用较强，但进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贸易结构改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形成。1978-2008年，在中国4种主要粮食的对外贸易中，除1985、1986、1993和1994年外，其余27年虚拟耕地贸易量均表现为净进口状态。分别从外资来源结构、投资模式、外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外资的基本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真实效应并不主要地体现在弥补资金短缺、技术溢出等效应上，而是主要地体现在制度贡献、市场贡献、就业贡献和视域贡献上。同时也带来了行业垄断、挤压效应、环境污染、利润外流、加剧产业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等诸多负效应。总的说来，我国境外投资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46]
四、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学术“创新”的主要标志有六个方面，并相互渗透交融、互感递进：1．新材料的发现与旧资料的新诠释；2．新技术手段的科研革命与工具创新；3．新观点或学说的提出与成论的修正；4．原命题的质疑与新论题的提出；5．研究对象或内容的新拓展与新综合；6．理论方法和科研架构的创新与新视野。对于描述性的经济史不能胡乱假设；在解释性的经济史层面，不妨运用假设。要正确理解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相对性并合理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理论的模型公式已经顺着外国经济的大船漂过去了，它上面的记号怎么能反映躺在河底某个位置的中国经济之剑呢?我们不仅要促使模型公式向它们的工具意义回归，更要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不能轻易使用这些模型和公式，特别是越复杂越先进就越要当心，否则，非常可能跌入“现代化的陷阱”。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重视和充分利用档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研究作品的科学性和学术公信力的重要保证之一。[47]
注释：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20日。
[2]霍新宾：《建国初期劳资关系的国家整合——以上海劳资协商会议为视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陈宝瑞口述，汪文庆、文世芳整理：《建国初期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百年潮》2010年第10期；董志凯：《陈云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思想实践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刘伟：《陈云关注新中国的金融安全提出三大平衡理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4月15日；祁斌：《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国际金融变局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十二五规划》，2010年12月11日在上海的讲演。
[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4]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
[5]《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6]《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2期。
[7]《农业考古》2010年第4期。
[8]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9]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1]《学习时报》2010年10月25日。
[12]《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13]《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4]《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1期。
[15]《理论探索》2010年第4期。
[16]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2010年第10期。
[17]《人文杂志》（西安）2010年第3期。
[18]《湖南社会科学》（长沙）2010年第1期。
[19]张威、吴能全：《财政交易、意识形态约束与激进公有化：中国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20]霍新宾：《建国初期劳资关系的国家整合——以上海劳资协商会议为视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杨凤城、阎茂旭：《全行业公私合营中经济改组的制度分析—-以北京市工业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1]董志凯：《陈云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思想实践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刘伟：《陈云关注新中国的金融安全提出三大平衡理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4月15日。
[22]蒋贤斌戚桂祥：《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税收方法的讨论》，《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23]贾康：《我国分税制改革思路及政策安排:回顾与前瞻》，《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11期。
[24]张鹏、许亦平、林桂军：《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回顾:1952—1978》，《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常明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贫农合作基金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25]杨利文、邹腊敏：《土改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张永泰道路”的宣传——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张一平：《新区土改中的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以建国初期的苏南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黄少安孙圣民《1950—1962年中国土地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常明明：《建国初期农村私人借贷的停滞及缓解措施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苏少之、陈春华：《20世纪50年代初湖北省新贫农问题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6]王方中：《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华北五大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唐正芒：《建国初的农业增产竞赛运动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黄英伟、李军、王秀清：《集体化末期农户劳动力投入的性别差异——一个村庄（北台子）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赵云旗：《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根本路径》，《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44期；杨虎、王红谊、李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玉米育种政策的演变及影响分析》，《农业考古》2010年第4期；杨慧、衣保中：《建国初期苏联对我国东北地区农业技术援助的研究》，《农业考古》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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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朱敏：《基于工业化指数的我国工业化进程判断》，《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第7期；陈佳贵：《工业化进程与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3期。
[30]高伯文：《改革开放前党对工业化与“三农”问题关系的认识及启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霍新宾：《建国初期劳资关系的国家整合——以上海劳资协商会议为视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常明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手工业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高伯文：《“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命运动研究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与城乡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赵胜：《上海市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高良谋、郭英、胡国栋：《鞍钢宪法的批判与解放意蕴》，《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0期；石建国：《改革开放前国营企业管理经验的历史考察一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宗寒：《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与袁志刚、邵挺商榷》，《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林柏：《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历史再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朱显灵、丁兆君、胡化凯：《我国“大跃进”时期农具改革运动考查》，《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4期；姜长青：《1965年中国设立的两个特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此外，在就业与人口方面可见任晓伟：《城镇就业压力与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王爱云：《共和国历史上的子女顶替就业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田雪原：《“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由来与展望》，《百年潮》2010年第10期。
[31]赵胜：《上海市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赵胜：《新中国“以租养房”政策困境化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32]张连辉：《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早期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姚燕：《新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实践》，《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
[33]孙志伟《对流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8期；朱婷：《上海贸易发展功能、地位之嬗变:1949～1978》，《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徐建青：《棉花统购、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与手工棉纺织业》，《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徐建青：《制度变革与手工棉纺织业》，《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徐建青：《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家庭棉纺织成本收益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葛玲：《统购统销体制的地方实践——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闫茂旭：《“一五”时期商业所有制变迁与政府经济职能扩展》，《长白学刊》2010年第5期；傅德宝《供销合作社“三合三分”的历史教训》，《中国合作经济》2010年第8期；焦连志：《论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票证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解读视角》，《求实》，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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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学习时报》2010年8月30日；
[44]李实、李婷：《库兹涅茨假说可以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变化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刘国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百年潮》2010年第4期；翁杰、周礼：《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研究：1997－2008年》，《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4期；段应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回顾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2月24日；陈学斌：《90年代中期住房制度改革回顾》，《百年潮》2010年第7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完善政府保障和市场动力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宏观政策动向》2010年第24期。
[45]张伟丽、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良好关联性》，《经济地理》2010年第4期；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曾培炎：《战略抉择：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46]刘向东：《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起步的？》，《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1期；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1期；李伟：《新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政策的演进及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0期；黄锦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进展：机理与对策，基于1980－2008年数据的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11期；赵林海、叶灵莉：《进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中国的经验证据》，《技术经济》2010年第1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司：《我国境外投资风险和对策》，《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1期；马博虎、张宝文：《中国粮食对外贸易中虚拟耕地贸易量的估算与贡献分析——基于1978-2008年中国粮食对外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邓利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特征及评价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10年第3期；邹昭晞：《从规模到质量: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进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德才：《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真实效应分析——兼评我国FDI政策调整》，《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原磊：《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并购行为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7期；缪德刚：《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增长分析》，《贵族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7]叶坦：《学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版；李子奈、齐良书：《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胡海鸥：《警惕经济学模型公式运用的“现代化陷阱”》，《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3期；李艮玉：《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利用档案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100836）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