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婉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2010年8月11—14日，“第三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学科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共有来自日本、加拿大以及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的80余位学者参会。作为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系列会议之三，本次会议共收到58篇学术论文，范围涵盖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一、条约与国际法研究
不平等条约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基础性问题。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认为，条约关系是体现近代性质的国际关系模式，但它在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内涵，却已与其本应具有的性质大相径庭。英国对准备与中国订立的条约内容有一个演化过程，其中既有符合国际平等交往的内容，亦有损害中国主权的特权条款，在采取何种手段与中国订立条约关系上，也经历了一个从和平协商到诉诸暴力的过程。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研究继续得到关注。台北政治大学唐启华以其新的视角，从“情势变迁原则”角度来诠释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道路及历程，认为中国摆脱条约束缚之路是结合“到期修约”及“情势变迁原则”的中国式道路，从北洋外交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有明显的传承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卫明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晚清时期中朝关系进行重新解读，认为国际法对宗藩关系进行了有效补给，而宗藩关系亦因国际法的强势介入而进行了自适性的调整。湖南师范大学刘利民探讨了近代租借地条约双方权利与义务问题，分别对出租国的权利与义务、承租国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分析，对该类条约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
二、外交体系与制度研究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启雄从清末朝鲜门户开放下的属邦自主与实效管辖出发，论证了东西方国际秩序原理的内在纠葛。在朝鲜面临被迫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清政府试图透过西方条约的形式，将传统的宗藩关系转型为近代西方国际法下的宗属关系，以获取西方列强的承认，这实质上就是晚清外交转型的主要内容。中山大学吴义雄以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为题，揭示了鸦片战争前中西交往体制的特点，为认识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北京大学王元周关注了朝鲜开港前中朝朝贡体制的变化，并以《燕行录》为切人点，考察了19世纪前半期朝鲜人对清朝认识的变化、朝贡制度的松懈以及使行人员与清朝人士的交往。
台北政治大学廖敏淑则对传统的朝贡体系论提出质疑，认为以往所描述的清朝对外关系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清朝的通商制度，既不是朝贡贸易体系，也不是条约体系，而应该是互市制度。晚清中国设立驻外使领馆属于外交近代化的一部分，其本身是对传统外交体系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志勇利用赫德日记等第一手资料，考察了晚清驻英使馆的设立及其初期运作，认为赫德与使馆的建立关系密切，他本人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日本东京大学川岛真将“外务”定位于“夷务”、“洋务”的终结，并利用相关史料重新梳理了外务部的形成过程及创设初期的制度，指出是北京公使团会议决定改革总理衙门、而由李鸿章与奕劻将其名称定为外务部的。日本宫城教育大学箱田惠子以日俄战争后的人事制度改革为视角，考察了外务部的组织及人事制度，指出1906年开始的人事改革，经过储才馆的建立和刘式训的上奏，使外交官成为按制度录用的正规官职。
中国政法大学赵国辉考察了日本在厦门的领事法庭问题，指出由于厦门与台湾的历史与地缘因素，使得日籍居民往来厦门相对活跃，这导致了日本厦门领事法庭的审判活动也相对频繁，对中国法权的损害也较大。
三、海关及晚清外交的其他方面
香港浸会大学麦劲生以德璀琳和汉纳根为例，论述了清末洋幕员的权力分配和斗争。在德璀琳与赫德的斗争中，赫德最终保持了优势，但德璀琳的所得亦超越了赫德所想，而汉纳根是德璀琳提拔起来的，因为性格和职业属性的关系，汉纳根爬升缓慢，最终只停留在次精英的技术官僚层面。
中山大学李爱丽则关注了1911—1913年粤海关接管高雷常关问题，指出接管高雷常关是1902年海关接管五内常关后一次典型的权力扩张，但由于自身管理的混乱、粤西地区形势未稳及法国当局的梗阻，粤海关被迫于1913年6月放弃了对高雷常关的管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开科注意到了俄国总领事孔气与津海关道之间的商务交涉，试图通过天津中俄商务案件的交涉，揭示同治年间中俄地方层面的交涉情况，认为孔气在交涉中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而津海关道的基本原则是“寓抗争于妥协之中”。
日本东京大学小池求从晚清时期的中德关系出发，认为晚清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的目的，在于考察西方国家制度并对国际社会宣告实施改革。德国给予考察团全面支持，并借机加深中德之间的关系。
东华大学廖大伟关注到了辛亥革命期间列强的中立。他指出，1911年10月18日英、法、俄、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联名发出“严守中立”之布告，但宣布中立，不等于实际中立，因国别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情况。
四、北洋外交
中山大学李吉奎考察了孙中山的联德外交，指出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对德国一直保持良好印象，要求中国师法德国模式建设国家和社会，但由于国内及国际政治纷乱，孙中山虽然用心良苦，惜终未实现联合德国的外交方针。
日本东京大学张玉萍对护法运动期间戴季陶的日本观进行了探讨，认为戴季陶的日本观有三个特征：一是确信日本的大陆侵略政策；二是强调中日亲睦之前提是中国自强；三是高度评价日本的对华援助。台湾海洋大学应俊豪探讨了西方列强在江浙战争中的态度，认为列强设置中立区域及禁止在黄浦江战斗是没有条约根据的，虽然英、美、日等国一致宣称不介入战争，但各国态度还是有所差别。
苏州大学许冠亭将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外交策略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上海总商会的基本策略是“开脱日本，单独对英”，并提出了“十三条”交涉条件，希望将法律解决与政治解决相结合，有些措施还是颇为有效的。复旦大学马建标论述了余日章、蒋梦麟与华盛顿会议的关系，指出余日章和蒋梦麟所代表的留美学生群体是五四运动后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新兴政治集团，华盛顿会议是余、蒋等亲美派联美制日方针的一次实践。
复旦大学罗毅考察了北京政府“联美制日”外交方针的形成过程，指出巴黎和会期间中国的“联美制日”外交主要是围绕山东问题展开，其中几经起伏，虽然亲日路线一度左右了中国外交，但最终被联美之势所取代。
五、外交关系中的贸易、经济与文化传播
暨南大学张晓辉探讨了西方大公司在近代中国南方的销售网络，他指出，这些公司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在华南精心构建起一整套直属推销系统和华商经销体系，凭借庞大而细密的经销网络和配套制度建设、无所不用其极的策略与手段，将触觉伸展到华南城乡，垄断了石油产品市场，控制了卷烟市场。
日本筑波大学陈群元探讨了国民政府1933年关税税率与日本的关系，认为税率公布后虽然在中日之间引起轩然大波，但若观察税率公布前双方动向，可发现日本所认定的排日关税并不符合实际，外务省修订税率的要求缺乏正当性。
加拿大女王大学艾米莉(EmilyM．Hill)探究了1933—1936年广东地方的农业进口保护税问题，认为该项保护并未如设想的那样起到作用，反而给人以政府要控制东南亚和华南谷物价格的嫌疑，其主持人最终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台湾东华大学吴翎君关注到美国企业在民国初年的对华投资情形，并将其置于政府、公共工程与外交活动的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黄河铁桥招标案和广州大港计划是两个具体讨论的案例，但两例均未能成功，除美国竞标人颇为自负的自我原因外，中国国内的政治动乱和财政困难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庚款兴学是民国年间一个重要的外交和教育问题，由于法国退款用途的特殊性及金法郎案的关系，作为管理法国庚款机构的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活动长期被忽视，迄今无人问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葛夫平利用中法两国档案文献，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本身及其经办事业和存在问题展开探讨，认为该基金委员会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但其在组织模式、基金管理与支配以及经办事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典型承袭了《辛丑条约》的负面遗产，折射了近代中法不平等关系的现实。
暨南大学张龙平考察了巴顿调查团与中国基督教教育体系的构建，指出巴顿调查团的来华是一次转折性事件，它使得基督教教育界在前期对构建基督教教育体系的零星讨论和尝试，到此变成全面的筹划与落实，影响到了此后中国基督教教育的走向。日本东京大学的青山治世将晚清中国对博览会知识的接纳及举办设想作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晚清驻外使馆与博览会的关系。
六、抗战外交
武汉大学韩永利以美国外交文件和美方文献出发，探讨了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轨迹，认为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是随着法西斯侵略在世界的扩展而逐步加深的，经历了从观望到战略地位的确认过程。美国首先将中国抗战与维护美国自身东亚利益相联系，其次是逐步将中国抗战纳入到在亚太反对日本侵略的战略之中，最后认定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格局中有不可忽略的战略地位。
台湾玄奘大学郑月里以“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的形成与影响为题，指出中国穆斯林为宣传中国抗日，先后组织两个团体到数十个穆斯林国家访问，沿途虽获得同情，但所得实际物资援助并不大，即使所得援助也并非全部来自穆斯林。
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大大丰富了抗战外交的研究，尤其是丰富了对蒋本人制订若干重大外交决策的研究。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以蒋介石日记为基础，考察了1940年代的国际危机和蒋介石的抉择。鹿锡俊指出，蒋介石在面临极其深刻的国际危机面前，整体方针是惟以日本为敌，与除日本外的所有国家维持及加强友好关系。在危机时刻的对德政策上，蒋介石与孙科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联德，而在于在何种前提下联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键以辜显荣的部分信函为例，探讨了其在中日关系史上充当的角色。辜显荣协助配合驻台湾总督府的日本殖民统治，在政治、经济上享受到莫大特权，获得了巨大利益，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本地资本家的首富。
北京大学臧运祜依据日方档案史料，分析了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的日本对华政策，指出1935年10月出笼的日本“广田三原则”，主要是为了应对和否定中国政府此前提出的和平、平等、友谊的对日关系三原则，但在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面前，无果而终。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全面侵华战争发生后，日本调整对策，以“近卫三原则”取代了“广田三原则”，汪精卫傀儡政权对其吹捧并认可，通过日汪密约将其细化。
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探讨了《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认为蒋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协议，但由于日本贪得无厌，这一妥协政策未能持久。
东北师范大学曲晓范提出了对张鼓峰事件的新认识，强调这是一场日苏双方争夺图们江地区战略制高点的战争，不存在正义性，日苏都不是战事的真正胜利者。
台湾中兴大学李君山探讨了杨杰与抗战前期的军火采购问题，通过梳理杨杰购买武器的过程，将其与国民党内部人士的矛盾展现开来，用以说明外交与内政的关联性，杨杰的角色或许可以视为抗战以来军人跨足外交界的一种经验。
七、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
广东社会科学院张金超关注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海防惨案，认为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曾作出积极努力以求解决惨案后的种种问题，但并未取得很好效果，事件虽小，却牵涉着中、法、越三方的利益，背后的深层用心值得探究。湖南师范大学李传斌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会租地政策为视角，指出1927—1937年间在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管理，采取了多方面的限制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国民政府在限制教会租地方面颇受束缚，相关政策难以发挥更大的效力。
印度独立后，原来隐藏在深处的中印矛盾开始凸显，印度的主权意识空前膨胀，在外交上刻意继承英帝国所得的利益及边界，中印之间关于设领问题的交涉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发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探讨了1948年中印设领交涉，指出葛伦堡设领由发端到交涉，印度始终未予明确表态支持，而是不断寻找理由与借口，企图借机拖延或回避。
八、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对西方各国的态度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浙江农林大学程珂指出，在1950年接收美、英驻北京兵营地产的活动中，美、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而新中国政府也实施了不同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迅则关注新中国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政治宣传，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研究了中共政治宣传制度的建立，探讨了运动过程中塑造出来的诸多美国形象，并分析其与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认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成功地建立起了庞大的宣传组织和制度，并发动社会各阶层力量，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美国塑造成“战争贩子”、“野兽”、“纸老虎”等一系列丑恶形象，成功将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引导到反美运动中去。
美国对华援助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美国军援和经援政策均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杜继东系统地探讨了1950年后的15年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情形，认为美国对台军援有两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军援金额大于经援金额；并指出，美台之间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是由于有比较多的利益重合点，美国军援的成效明显。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军队实现了现代化，使台湾当局在军事上获得了与中国大陆隔峡相峙的资本。
原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