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晋文，男，1971年，山西高平人，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中外经济关系中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最早的国际贸易学科在中国产生到现在，相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细化，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就。大体上来看，关于中国近代贸易的研究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代对外贸易研究，是运用西方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民生主义理论来进行研究的，其中不乏一些奠基性的著作，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有的直到今天仍没有能超出其水平，海关报告以及时人相关的研究著述并为今天的深入研究保留了大量的资料。而1949年以后的研究，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梳理，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论述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只是在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提到相关的研究状况，因此，为了更深入的研究，有必要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整理。
一、1949年以前国内关于近代对外贸易的相关资料与研究
西甫·里默:《中国对外贸易》，三联书店1958年版。本书对中国的贸易进行了考察，1914年—1921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情况以及贸易差额和金银运动作了分析。作者试图“就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事实予以坦率的和无偏的陈述。”1923年马寅初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关税问题》，l925年杨德森的《中国海关制度沿革》，1928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1929年侯厚培的《中国国际贸易小史》，1930年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和《中国关税问题》，1936年李权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关税问题》（以上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杨端六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
章友江编著的《对外贸易政策》（ 正中书局1947年）内收作者发表在1941年至1942年《时事新报》及《广东省银行年刊》、《贸易月刊》上的文章8篇。主要论述民生主义的对外贸易政策，并介绍美、英、苏三国的外贸政策。尤季华著《中国出口贸易》（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主要叙述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趋势、特征，各地出口贸易概况，输出物品的数值、价格等 。陈重民著的《中国进口贸易》（商务印书馆 1934年） 叙述我国进口贸易概况及国外制品、原料、饮食品的进口情况。何炳贤著《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他是我国第一位受命为全国对外贸易作系统化研究的学人，并撰写了第一本国际商贸的教科书。国际贸易，中俄复交后中俄贸易的前途民国二十一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回顾，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中英贸易问题的研究，中法贸易问题的研究1912-1949年出版的有关国际贸易著作约50部，其中译作与自撰各占一半。自撰的国际贸易著作共4部，其中仅张毓珊的《国际贸易原理》较为充实。关于中国的国际贸易著作，以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和何炳贤的《中国的国际贸易》等评价较好。 武堉干等著《 国际贸易论丛》（中华书局1935）内收已发表过的论著8篇：《中国国营贸易论》（亦英），《国际贷借与国际收支》（阆琛），《从对外贸易上透视中国的经济》（祝百英），《民国二十二年上半年的中国对外贸易》（钱亦石），《中俄贸易与中日贸易》（武堉干），《海关进口新税则与民族工业之前途》（彭士彤），《英日商战论》（周伯棣），《输入比额制度研究》（周伯棣）
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的相关资料和著作还有郑友揆著《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为《社会科学杂志》第5卷第3期。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创刊，本书主要反映1947手以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情况，共分为六编，这本书是研究1947年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史料。第一编为总述，综述门户开放以来的贸易实况，包括我国进出口贸易之回顾，外国贸易商在中国，抗战的后的贸易动态等；第二编为国别贸易与海别贸易，第三编为贸易实务指南；第四编为法规公告，收集了当时重要贸易法规及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历次公告；第五编为资料选刊，选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字计18种，；第六编为附录。[1]反映民国时期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刊物是《国际贸易导报》，这是是上海商品检验局办的定期刊物之一，1930年4月创刊的月刊。自1932年3卷起它与《工商半月刊》合并，仍用本名。1934年6月起与国际贸易局合编。目前能见到的最后一期是1937年7月的9卷7期。本书汇编其1—5卷的篇目，分类编制而成。共分21类，每类下按文章所在卷期顺序排列，列出篇名、著译者姓名、卷期。因此研究三十年代前中期的对外贸易，这个刊物有重要史料价值。
二、1949年以后对近代对外贸易史的研究
1、关于近代中国贸易史方面的总体性著述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9年以来全国各报刊发表了比较多的关于近代中外贸易的论著，研究者们分时期、分通商口岸口岸或地区、分贸易对象国家或地区、分进出口商品品种与结构，以及就有关贸易发展、中外贸易平衡、近代贸易条件，以及近代贸易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近代中外贸易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考察。有关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通史性的著述有：孙玉琴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本书是中国对外贸易史的近代部分，主要研1840-1948年近代中国一百年间对外贸易的发展历史，按时间顺序分为六章，论述了各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宏观环境、主要制度安排、进出口贸易的实绩及对近代经济的影响等内容。[2]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史的著作还有：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和《中国对外贸易史 第2册 》后者是中国对外贸易史的近代部分，主要研究1840～1948年近代中国一百年间对外贸易的发展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全书共分六章，分别论述了各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宏观环境、主要制度安排、进出口贸易的实绩及对近代经济的影响等内容。李康华等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夏秀瑞，孙玉琴的《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3]由于以上所列的这些著述，属于教材性质，因此只是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内容作了粗线条的勾画，并没有详细的研究，因为主要是为了教学的需要，所以很多问题只是提到，没有展开深入研究。
建国后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郑友揆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史实的综合分析》，这本书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到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作者理论联系实际，以统计为佐证，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初步的结论。这本书资料详实，数据可靠，一直是研究对外贸易史的案头之作。[4]
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87年5月1日至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主题的影响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在这次国际会议上“对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中外投资与中国近代化”被列为三个主题中两个专题，学者们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创新的学术见解。[5]2004年6月，由南开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1912-1937）”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举行。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中外贸易与经济全球化，中外学者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1912—1937年间的中外贸易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既是对中外贸易相关问题研究的一次总结与交流，也推动了近代中外贸易的研究的发展。[6]
清华大学教授陈争平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的结项最终成果为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该成果主要内容是：其一，研究了自18040年到1949年间关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各个发展时期的基本情况。在最后一个时期，1931年到1949年的发展期间，作者讨论了中外贸易变化的大势和国民党政府外贸政策的变化，研究了中外贸易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其二， 著作对包括影响近代各个历史时期中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外贸易制度变化、进出口商业组织发展状况、不同时期中外贸易增长情况、主要进出口商品的消长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特点、进出口价格的变化、外贸商路及流通机制的变化、外贸对象国别结构的变化、贸易平衡分析、贸易条件分析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其三，通过对各个时期的宏观研究与重点考察，作者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得出一些有创新性的四个新结论。这是目前研究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发展的最新成果。
台湾方面有鲁传鼎著的《中国贸易史》，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史进行了研究，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贸易变迁考察。“所获贸易史料依照时序排列，根据经济学与贸易理论，予以客观而系统的分析。在第五章、六和七章，作者分三个时期分别对民国初期、抗日战争前十年以及对战时及战后的对外贸易作了考察。[7]
对于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思想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是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本书对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贸易思想与主张作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系统阐述这一时期思想理论界对当时所呈现出来的主要对外贸易问题。[8]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一书充分地参照原始材料，对外贸统计数字作了有价值的校勘。[9]
除了直接的关于近代对外贸易的著作之外，一些研究民国经济史和中外经济关系的著作中也有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相关研究的章节。丁长清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10]本书以中外贸易和投资为中心，多层面研究中外经济关系史尤其以近现代为重点系统研究自古至今的中外经济关系；该书把中外经济关系放在世界经济历史体系中加以研究。在第二篇第五章中外贸易关系中，作者简要分析了近代中外贸易关系的概况和特点，并对近代中欧贸易、中日贸易以及中美贸易的情况简单作了描述。在第八章，则对近代外国人在华投资的概况以及各国在华投资的情况作了分析。陆仰渊，方庆秋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这本书可以说内容丰富，论述了民国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法规、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设立及演变；全面论述了财政、金融、工矿、农业、交通、邮电、商业等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由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对每个问题的论述都有一定的创新。对民国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的相关情况也有粗线条的勾勒，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是目前国内代表民国史研究较高水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状况的研究著作，但主线是政权的兴衰，对经济中贸易的提及比较少。[12]美国学者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中曾对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简单进行了勾画。新世纪以来出版了关于民国史综合研究著作多部，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朱汉国等主编的10卷本《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中国传统史学的方式，分论、传、志、表来概述民国史。 张宪文教授等历经十年完成的四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以新的视角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中华民国历史的真实面貌。[13]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有5卷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的历史。“上述这些著作，虽然都是通论性论著，但基本上仍以政治史为论述的中心，有关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内容仍待加强。”[14]关于对外贸易的内容也大多简单提到。
2、关于近代关税自主权及政策的研究
海关自主权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控制对外交往和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49年前的研究比较集中地较多是介绍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过程和民国以后历届中国政府争取关税自主的概况，主要反映了中国官民争取关税自主的强烈愿望，以及对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屈辱外交和列强侵华政策的强烈不满。
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中华书局，1931年）此书选录民国以后有关关税问题的专门论著及报刊登载的资料，按内容分为15编。包括：中国关税问题的年表、全国海常关一览、海关行政、税收、进出口货值、常关设置、关余、海关附税、税则修改、关税特别会议和关税自主等；华民：《中国海关之实际状况》，（神州国光社，1933年）。该书叙述中国海关的历史、税率、税则、制度、组织、财务、华洋职员待遇对比、关制弊端及对关税自主过渡时期的建议等；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贾士毅《关税与国权》（商务印书馆，1929年）。书内分“关税的沿革”、“关税的特质”、“海关组织”、“关税制度”4编。首编介绍关税史及其发展；次编概述关税制度与世界趋势、国家主权、国际间的关系；第3编述及海关职能范围、权力体系及海关组织改革问题；末编详论各种关税及国际贸易的趋势、关税争议的解决方法。书后附“关税与国权补遗”。 陈向元的《中国关税史》（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马寅初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时权《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莱特 S.F. 著，姚曾廪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这本书对海关起源、发展及活动涉及很多。其特点为大量利用海关内部资料及英国外交部和国会的档案资料，论述海关关税问题，内容丰富翔实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编《中国恢复关税主权之经过》，（商务印书馆，1939年）；武育干《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9年）等。
关于北京政府关税问题。关税主权的丧失，让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帝压力下，同时也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曾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和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三次提出“关税自主”的要求，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乔乐林与何刚的文章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关税自主运动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15]林仁川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关税自主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他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提出关税自主，其核心目的是想增加附加税，提高税率，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燃眉之急，结果不仅没有达到增税的目的，而且是一事无成。[16]四川师范大学王珍富的硕士论文（2003，（04））《北洋政府时期的关税自主运动》， 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中心，考察北洋政府时期国人关税自主意识的兴起，并且概述关税自主运动从开端到高潮的发展历程。北京政府时期以往的著述都认为是中国近代最黑暗的时期，这时期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似乎并没有科学的研究。黄逸平、虞宝棠两教授主编的《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对1912—1927年期间的经济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可以说是越过这一薄弱环节的最新成果。洪霞管先生在序言中对此书评价是：“一是资料翔实；二是史论结合，说理透彻；三是有自己的见解。总的评价是填补了北洋政府这一时期经济研究的空白。”在这本著作中，对北京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关税自主作了新的评价，肯定了它们的积极作用，认为具有资本主义色彩。[17]
对于南京政府关税自主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无论著作论文数量多，也不乏质量上乘之作。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关税自主交涉和关税政策似的评价则基本上分为两个态度，要么肯定积极作用，要么坚持否定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一方面肯定其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结论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相关的著作有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人民出版社，1999年）台湾方面则有赵淑敏的《中国海关史》（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日本学者久保亨的研究最受学界关注，作者依据大量国内学者难以见到的日、英、美等国的档案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有关档案和其他资料，以1937年抗日战争前以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税收政策的变动以及币值改革为中心，探讨了在此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诸种关系和战争前夜东亚的国际关系，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及关税政策给予积极评价以及受到的诸种制约。[18]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与关税税则的变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有的直接研究南京政府的关税自主的过程及作用；[19]南京大学教授李良玉的文章《论民国时期的关税自主》是20世纪80年代中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关税之主的代表作，比较早的打破以往否定和批判的观点，客观评价了关税自主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研究有的研究关税自主及税则修订中与各国的交涉。重要是美国、日本和英国，而关于中日之间交涉研究的文章比较多，这也反应了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过程中，日本的阻力最大这样一个历史事实。[20]复旦大学单冠初的博士论文则以《日本外交文书》档案和日本外交当局与其驻华使节的数百件来往电报和内部文件，比较全面而详细地揭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0年中日达成关税协定期间的交涉情况，深入探讨了日本对中国关税问题的交涉。[21]樊卫国则研究了1929—1934年关税变革过程中，税则对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带来的消极影响。[22]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资料比较丰富，中英日文各种资料都得到充分利用，对关税自主中各方的态度的研究也比较深入，而且，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越来越客观真实，既充分肯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3、关于抗战时期对外贸易的研究
抗日战争开始，当时分为国统区与沦陷区和根据地区，对于当时政府控制下的国统区对外贸易与抗战的关系的研究，既有考察贸易统制政策方面的，也有研究与各国对外贸易和贸易具体过程的。 抗战时期政府适应战时需要，对外贸易实行了贸易统制政策。郑会欣的论文依据原始档案资料，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战时国民政府各个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内容及其特点，对战时统制贸易政策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23] 有的文章对抗战时期各地的贸易或产品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肯定了这些贸易对促进抗日战争胜利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 [24]对于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讨论了资源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运作，并评价了它在抗战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在这方面有两本著作比较厚重，一本是武汉大学薛毅著的作者力图“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史料、新的视角对资委会的历史进行新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章节是直接与抗战时期贸易相关的。吴太昌认为资源委员会为适应易货偿债需要而采取的管制活动 （即矿产统制活动） 是失败的，它对外不能争取国家权益，对内不能发展生产，达到开发和利用国家资源的目的，恰恰是窒息了矿业的发展。可见基本上是否定的。而郑友揆等著的《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资委会的奠基之作，也是目前研究资委会问题的重要参考著作。则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资委会的活动至少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作用:维护对外贸易主权与改善对外贸易条件；支援中国的神圣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用经营特矿产品所得的部分利润发展资委会的其他事业，在客观上增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物质力量。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林兰芳则认为应该两方面来谈资委会的特种矿产统制之评价。“一是对整个国家而言，资委会统制特种矿产的确做出了支持抗战的贡献；一是对于特种矿产的生产者，资委会不按生产成本收购，是对矿商和矿工也做了不合理的剥削。”[25]樊瑛华的文章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产品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政府的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换回了大量的军火和大后方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对支持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民政府在推行管制政策时，也严重地损害了广大生产者的利益。[26]张赛群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对上海“孤岛”贸易的全过程及其对外贸易、埠际贸易、本埠贸易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专门的整体性研究，总结分析了“孤岛”贸易的总特征及其历史影响和作用。[27]抗战时期，中国政府与苏联和美国的对外贸易各有特色，中苏易货贸易和中美间的贸易对中国抗战有积极作用。[28]
4、抗战后的对外贸易研究
对于1945年以后的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除了散见于前面所提到的关于近代对外贸易的教材和相关著作之外，应该说研究成果比较少。比较重要的论文有：郑会欣的《宋子文与战后初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在收集了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战后初期实施贸易开放政策的初衷、制定政策的经过与主要内容及其后果进行全面的阐述。结果是开放市场的政策失败，宋子文也被迫辞职。[29]日本学者西村成雄的《论战后中国的贸易方案》也以战后国民政府制定的贸易方案入手，探讨了国民政府1943年的《战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纲领》和1945年的《战后贸易设施方案》，前者表明政府原则上承认自由贸易主义，在政府扶持下民营贸易发展。后者则是自由贸易与统制相均衡的贸易政策[30]齐春风的《1946～1948年间中国的走私贸易》， 分析了1946—1948年间猖獗的走私贸易发生的原因、状况及影响。[31]吴海宁的文章《1946一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企业行为分析》，从微观角度选取一组外贸企业，从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大华行）、民孚企业有限公司、中国皮毛进出口有限公司、南洋企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在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时所表现出的一些行为特征。[32]刘相平的文章则对二战后中国和其他国家谋求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签定《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成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33]关于战后初期中国对日贸易问题的文章有左双文等的《战后初期开放对日贸易问题上的中国政府与民众》，作者对战后初期，中日贸易正常化中，政府与民众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因为中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正常化，所以尽管中日贸易有利，但总体上民众是持反对态度的。[34]
5、关于海关行政及相关制度变迁的研究
吴景平，龚辉的文章[35]论述了海关金单位制度这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金领域内的改革的积极作用，同时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各相关机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是海关金单位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金志焕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从出台到因日本的干预而终于流产的过程。[36]孙宝根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收回部分海关主权后，逐步确立了近代中国的海关缉私制度。[37]他还论述了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的缉私问题，认为总体上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缉私制度是有利于抗战的。关于走私和缉私问题的研究不仅从海关职能的角度来考察，研究者们还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作分析。如连心豪的一系列文章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各个阶段的走私活动及海关缉私工作、缉私制度以及缉私成效等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走私与缉私除了涉及经济问题外，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因素。[38]他的著作：《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根据海关历史档案，系统分析了近代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的及其产生的各种原因，力图探索走私与反走私相互消长的规律性和经验教训。[39]走私活动的分析与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日本走私活动对中国自主权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破坏与恶劣影响。[40]
论者对民国时期各口岸的海关制度与商品检验制度进行了分析。林力的文章从近代天津海关制度的建立背景、关税政策和关政制度的变迁三个方面，探讨了近代海关制度如何产生以及相关政策制度制定的过程、机制和结果。[41]有的则对解放前的商品检验制度以及上海口岸的商品检验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商品检验制度的引进与设立是与国际贸易接轨，是时代的进步，但由于政府的腐败等原因使得这种制度绩效打了折扣。[42]高忠芳的硕士论文：《上海商品检验局研究（1929-1937）》运用历史学、经济学、商品检验学等多学科方法研究了上海商检局在初创阶段（1929-1937年）的发展史，考察和评估了商品检验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43]
6、对影响进出口贸易因素的分析
银价和汇率的变动影响到近代贸易的变化。刘巍的文章《对中国近代银价、汇率与进出口关系之实证分析》认为近代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市场，外部均衡点已经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框架内移动着了。在外部均衡自发变动过程中，深入地对汇率这个变量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大意义。[44]郝雁利用近代中国1870-1936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就银汇价和外国收入水平的变动对近代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三变量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汇价和外国收入水平的变动与近代出口贸易变动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45]张九洲则近代中国的银汇波动与对外贸易的反规律现象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讲，银汇的涨落，必然会相应引起中国贸易和经济形势的好坏变化。但近代中国发生的事实与理论不符合，作者分析造成这种奇特经济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政治不独立和主权受制于人的结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滞后和国内银钱比价的影响。[46]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对外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是表示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价格相对变化趋势，从而表明该国在国际市场上商品交换条件好转或恶化的重要指标，因此，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一定时期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的重要指标。研究者们对近代中国的贸易条件也进行了讨论。分析战前中国贸易条件时，多数学者仅限于分析净易货贸易条件（进出口贸易比价）。陈争平认为，进出口贸易比价对于分析对外贸易条件来说固然重要，但是仅此还不够，还应结合其他有关贸易条件净易货贸易条件和总易货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的概念来分析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章对贸易条件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及贸易条件恶化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作了分析。[47]颜二峰则对1932-1936年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动作了分析。[48]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王良行分析了1867—1931年上海贸易条件研究。[49]对于的贸易条件，学者们按国别分别进行了研究，涉及中美、中日以及中德在近代的贸易条件。[50]袁 欣分析了近代中国贸易条件的一般趋势和农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51]杨静文章对近代广西梧州综合贸易条件及其变动的作了系统量化分析，结论是近代梧州的贸易条件虽然并不完全有利于梧州，但也未见明显恶化。[52]
7、地方对外贸易与现代化的发展
民国时期，通商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现代化，以这些口岸为中心的贸易区域形成。天津是北方口岸贸易的中心城市，姚洪卓对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性质、作用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天津走向世界是天津开埠通商和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对外贸易促进了天津的城市近代化发展。[53]东北的对外贸易在近代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大豆贸易对东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有的文章对近代大连对外贸易与城市发展进行了研究。[54]广东的丝绸贸易与长江三角洲的棉制品贸易在近代的发展情况也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镇江、青岛、北京等城市的对外贸易研究也有一些成果问世[55]。台湾方面也有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56]
樊卫国的文章，对近代长江沿岸城市与外贸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二十世纪前期长江沿岸地区外贸的发展，主要原因不是商埠增辟，而是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结果。[57]而上海最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它的对外贸易发展与城市现代化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成果也最突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上海对外贸易》，该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详细分析了自1840～1949年共110年的上海近代对外贸易，各章节载有各时期详细的贸易统计资料。[58]樊卫国的文章对1912—1937年间民国上海埠际贸易的变迁作了考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孙玉琴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进而发展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贸易中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上海这一地位的形成既缘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同时又与其相对良好的制度创新环境密切相关 [59]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的王良行对1867—1931上海贸易条件研究进行了量化分析，这对认识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变化的原因等问题可以有清晰的认识。这个研究填补了前人著作中研究的一个不足。[60]
8、关于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与国别贸易问题研究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的研究成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研究的国别主要集中在和当时中国贸易发展比较密切的中美贸易、中德贸易和中日贸易这些方面。其他国别的贸易研究则很少。
李英铨 严鹏的文章《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本文采用新的分析方法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的变动规律以及原因作了分析。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的一个大趋势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加强，这种贸易取向的变动是世界体系下的霸权转移和列强对华贸易的比较利益决定的，同时近代中国外贸方向的变动仍受地缘和传统因素的制约。[61]
首先，就近代中美贸易来讲。李一文著《近代中美贸易关系的经济分析》。本书从贸易角度，运用历史分析和经济理论分析的方法，对近代中美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一些独创的见解。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历史分析，下篇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的理论分析。上篇分四章，下篇分三章。第四章分析1912-1936年期间中美贸易。下篇则主要分析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商品结构，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贸易条件，以及分析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近代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贸易条件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条件虽然并不完全有利于中国，但也未见明显恶化，甚至在1920年以后直至1936年，中国的贸易条件呈逐步改善的趋势。[62]仇华飞著《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27）》对1927—1937年十年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修订商约与整理债务、白银问题、币制改革与中美货币协定以及中美商务关系进行了研究，在中美商务关系中，作者对1927—1937年间中美的贸易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投资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有：《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是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因素。《略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美贸易关系》。[63]其他研究近代中美贸易关系的论文还有民国时期的中美贸易分析（1912-1936） （硕士论文，沈聂林著 ； 陈勇勤指导）申晓云：《北京民国政府时期中美贸易关系述评》（《民国档案》1998年2期）
其次，关于中德贸易的研究。在近代中外国别贸易研究中，中德贸易的研究文章比较多，研究的领域广，运用资料多元化和文章的质量有的也很高。关于中德近代贸易研究的代表著作是广西师范大学的周建明著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德贸易》。[64]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对近代中德的货物贸易、技术贸易以及贸易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德贸易（1919—1941）》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 1期 ）民国时期中德贸易是典型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的贸易。易货贸易、军火贸易是民国时期中德贸易的重要内容，这时期的中德贸易呈上升趋势。《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德贸易条件及价格变动趋势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2期）文章对民国中期中德贸易中主要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及其变动的系统量化分析，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中德贸易出口贸易条件指数上升的速度要快于进口贸易条件指数下降的速度，就综合贸易条件而言，还是对中国有利的因素要多一些。《近代中德贸易特点分析》文章对民国时期中德贸易商品的种类、贸易的形式、结算的方法以及贸易机构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谦平是国内较早关注中德贸易的研究者之一，他的文章《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对中德贸易中最有特色的易货贸易中的钨砂贸易进行了微观考察。在中德易货贸易中，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易货贸易的核心就是钨砂贸易。抗战初期中德钨砂贸易的一个特点是政府的垄断，它对于研究中德关系有重要影响。[65]张平的文章 《克兰与中德易货贸易》 认为在中德易货贸易过程中，德国人汉斯·克兰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应忽视的。[66]杨捷的文章《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德“易货贸易”》全面考察了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德“易货贸易”的过程。影响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德国商人克莱因和1936年中德签定的《信用借款合同》。此外，中德两国各自的内政及外交因素也是影响上述贸易的重要原因。[67]其他文章还有叶耀明的《 近代中德经济贸易关系初探》刘盛、张安：《抗战时期中德易货贸易述评——兼论中德关系的演变》[68]
关于中日贸易研究。娄向哲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日贸易的文章。[69]作者的著作《民初中国对日贸易论》， 对民初时期（1912——1928年）的中日贸易状况加以论述，同时对中国对日贸易发展变化的原因以及中日贸易对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从正负两个方面探讨了民初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者最后分析了对日贸易的历史借鉴意义。这本著作选题角度新，理论分析深刻，并且注意它的历史借鉴意义。“该书具有求新精神和开拓性特色”。[70]吴布林分析了近代中日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较大，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1905年以后，日渐加大的贸易逆差大大加剧了中国国际收支的逆差，中日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时间最长。[71]陈桦的文章《关于中日近代棉纺织品贸易的考察》， 作者试图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前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与理解。[72]陶鹤山的文章对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开放问题进行了研究，战后初期，中日两国均谋求经济发展，致力于扩大对外贸易，以恢复国力，但中日的目的并不一样，因此，中日贸易开放在当时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敏感性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开放，使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利地位。有的文章则从政府与民众战后初期对中日贸易开放问题的态度角度进行了研究。[73]。
关于与其他国家贸易的研究。关于中英民国时期的贸易研究论文比较少，大多是晚清时期的研究，这反映了在近代中英贸易开始下降。相关的著作有赵诵轩等编 《中英贸易略史》（中华书局，1930.） 高鸿志著《 近代中英关系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俊义的《近代中国海关的反走私努力与1948年中英关于香港〈关务协定〉的签订》，根据原始挡案，对近代中国海关查禁香港走私的努力以及1948年中英签定的关务协定》的经过作了历史考察。[74]
近代法国对华经济贸易的份额明显少于英、美、日、俄等国 ，甚至逊于德国。肖平； 鲜于浩的文章描述了近代法国对华经济状况和近代各国对华经济关系中法国的地位。[75]张雪永的文章讨论了一战后法国力图在中国恢复经济贸易的努力，但认为成效不大。[76]胡伟伟的论文以“七七事变”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分别阐述了每个时期法国对华的投资、中法贸易、商品结构及变迁、法国对华的借款和经济援助等，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中法经贸关系的特点及对抗日战争的影响。[77]聂德宁的文章讨论了近现代中国与缅甸的贸易往来和南洋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78]周勤淑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重点对民国时期的中新贸易及其商品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同时也论述民国时期中新贸易的特点及原因。[79]聂德宁的文章论述了近代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贸易情况，认为中新之间的贸易是在逐渐发展的。[80]
9、近代对外贸易与经济及社会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对外贸易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关系如何？对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或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外贸有利于中国近代化，促进自然经济解体，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还带来社会意识的近代化。另一派意见则认为外贸不利于中国近代化。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等价交换，利用不平等条约体制使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半殖民地性质。造成近代中国贸易严重入超，财富大量外流，资金不足。近代对外贸易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往大多是定性批判的比较多，1979年以后，学者们开始挖掘资料，用多学科方法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现代化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于对外贸易与工农业的关系研究。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正常的贸易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从长期趋势和发展方向来看，近代对外贸易毕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自然经济分解，促进城乡经济的繁荣等等。以往的相关论著过于否定了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81]朱秀琴； 张宏文基本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尽管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它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究其原因，并不在于对外贸易本身，而在于当时政府的腐败。[82]张仲礼等考察了近代中美贸易，认为它对中国经济有两重作用，一方面是消极的作用，一方面是其积极作用，如带来了显著的比较利益、促进出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技术转移等。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从从国际利益的分配来分析，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的。[83]
关于对外贸易与近代国内外市场的关系。樊卫国探讨了进口替代与国货市场的关系。国货是进口替代的产物。民族工业在进口替代的刺激下崛起，同时又受到进口替代的诸多制约。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国货市场日益开拓，国货替代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国货与洋货竞争中成长，是振兴民族经济的产物。可以说国货与外贸密切相关。[84]》。黄江泉的文章探讨了近代我国实业家对南洋市场开拓，并取得了很大的海外市场份额，对我国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与工业化过程产生影响；但国货生产在利用华侨优势获取经济利益时也滋生了一些负面因素，这制约了中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85]《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分析了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增长与经济中的 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三者的关系。对外贸易同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在近代中国形成了三角形的相互影响关系。
关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的关系。落后国家发展中，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着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两种贸易战略。学者们大多讨论了进口替代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落后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过程中，其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的关键阶段。袁欣的文章对1913—1936年，这段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对外贸易进行考察，以分析该时期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进口替代”的发展过程及特点。[86]广西师范大学邓泽辉先后发表多篇关于近代中国的进口替代问题的文章。他的硕士论文则集中阐述了1912一1936年我国该期内进口替代工业的启动与兴起、进口替代所达到的程度、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趋势、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关税与银价对我国进口替代工业与对外贸易的影响。[87]而苏全有则以近代中国面粉业为例讨论了进口替代的问题。[88]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出口替代问题作了研究的是黄江泉。他发表的多篇论文发表则对近代中国贸易发展中出口替代发生的背景、原因和一些积极变化的特征作了一定的剖析总括。他的硕士论文出口大宗的丝纺、丝织为着重点挖掘出口替代的现象，对之进行深入分析、总括，肯定了其发生的积极变化及它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通过与日本的比较研究，指出在发展中所存在的严重不足及原因。[89]魏娅娅分析了中国近代植物油出口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的文章。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植物油商品的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各资木主义国家原料产品的需要，是带有殖民地贸易性质的对外贸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生产与流通两大领域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0]
董智勇文章用已有数据和计量方法，建立了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回归模型，考察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此来观察中国近代产业结构变化。娄向哲的文章以民初中国对日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关系为中心，透视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动与产业结构的变动间的互动关系。[91]阎书钦文章评析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战后的工业化建设，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成为讨论的三个中心议题。“关于利用外资问题的讨论，反映出国统区知识界对于引进外国资金加快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强烈愿望；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讨论，则反映出国统区知识界在美英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中国新兴工业之间选择的两难。”[92]
关于对外贸易与农业的关系。关于近代对外贸易与农业的关系多散见于近代经济史的论文与著作中。相关的资料有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 三联书店，1957；许道夫的《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贸易统计资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农业史的著述中，也有分析了贸易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影响。慈鸿飞、丁长清使用大量第一手调查资料和方志资料，解剖了近代中国农业结构；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农村商品化程度，分析了其原因、性质与影响；集中探讨了近代中国农村市场的发展。[93]
国内学者关于对外贸易与农村的关系研究的主要观点，一方面是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农村的衰败，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化提高，同时出现了专业化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积极的影响。国外学者也有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相关著述，如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付大伟（David Faure）也分别出版了《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解放前中国的农村经济》，认为商业化和国际贸易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人均收入没有递减。[94]
罗晓春的文章论述了1895-1936年期间江苏省近代农村产业结构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农业条件。由于近代对外贸易的被动性，以及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对外贸易不可能带来农村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作者的博士论文从贸易结构、贸易数量、贸易条件和海关征税四个方面分析研究了江苏省近代对外贸易的性质、变动趋势及对农业经济的影响。[95]王丽丽研究了江苏近代生丝出口贸易总量和结构，力图描述和解释江苏近代生丝出口贸易的原因、特征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96]
关于对外贸易与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密切相关，而且和社会的发展互动。随着近代社会史的勃兴，研究者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关注。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加快了通商口岸城市化进程，而且使得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同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使得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变化。
关于近代对外贸易与通商口岸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些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或城市史的研究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近代武汉城市史》、《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等著《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97]等等。较重要的论文陈振江的《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茅家琦的《西学东渐与城市近代化》等。李云认为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的对外开放，推动了口岸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城市经济结构和商品经济、交通运输、金融、市政建设、市民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向近代化的转型。[98]
胡铁球以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为例，阐述了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认为皮毛贸易在近代成了整个西北商业、金融运行的“发动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城镇布局的演变，而且还有力地改变了西北牧民的消费结构，同时还引起了西北牧民的思想意识和生产结构等诸方面的变化。[99]赵彬以近代烟台贸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贸易带来的城乡关系变迁。[100]周石峰的文章讨论了国货年失败的原因在于社会上的崇洋观念，“民众的崇洋心态构成了民族产品市场的重大阻力之一，而此种心态的形成 ，则与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上层社会的消费示范作用、以及消费风尚籍商品广告和人员流动而广播蔓延不无关联。”[101]杨乃良以民国新桂系统治时期为研究时段，探讨了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认为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其影响不仅是经济方面，而且对广西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102]
10、近代国际收支与中国外资方面的研究
对外贸易中的国际收支问题研究也是中国近代贸易研究中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陈争平对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他的著作运用比较研究、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895—1936年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及其对早期现代化资金供给和工业品市场的作用。作者重新编制1895—936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并据此分析了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造成资金短缺从而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事实。本书填补了该领域的一个空白。[103]作者的相关前期研究成果有：《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1期；《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的资金供给》《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有的文章分析了中美和中日间的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关系。[104]
关于近代中国外资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是梁华著《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 挤出效应研究与测度》，论文有虞和平 ：《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1912—1949） 》 《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科文献2005年 总而言之，外国资本对近代中国的扩张，对近代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不仅要在揭露它对侵略和掠夺性质，还要具体分析它对近代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不能把中外资本完全割裂开来，在分析近代中国的经济状况时，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国外影响比较大的是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关于近代中国外资问题的述评，可以参见隆武华的《中国近代外国对华投资述评》和赵兴胜，傅光中的 《近代国外对华投资研究述评》[105]
三、研究不足及存在问题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史的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确已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但无庸讳言，在近代对外贸易的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资料的发掘与利用需要加强；中观研究不足；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学科方法的运用要科学，定量分析明显不足。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该在既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之处，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研究的资料需要挖掘与利用。资料是历史研究基础。目前，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学者利用的仍是一些传统的经济史的统计资料选编。论者运用最多的有两类，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另一类就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按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分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金融、工矿业、农商等分册编辑。）上述这些已经整理的资料，关于贸易方面的比较少。由于各种原因，汗牛充栋的档案资料实际上仍有很多没被学界所开发、使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海关档案室收藏的旧中国海关档案资料需要公布更多的关于贸易方面的资料。台湾方面的《革命文献》等资料也被学者越来越重视。除了原始的档案资料，当时的政府公报、国际贸易统计资料和政府经济部门的经济年鉴以及旧的报纸杂志也应该有很多资料可以利用，由于这些资料比较零散，整理起来比较费时间和功力，所以没有很好利用。同时，时人对当时的一些调查统计资料也要很好利用。如解放前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而在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对外贸易带来的农村的变化。
其次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深度的开掘问题。从研究内容分布状况看，研究着力点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有些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急待开拓、填补。将长时段贸易研究与短时段贸易研究相结合，区域贸易研究、行业贸易研究与国别贸易研究结合起来。所谓长时段贸易研究与短时段贸易研究结合，是把近代贸易作为一个长时段来探讨贸易发展总体特点与原因，而短时段就是按照分期的特点，对某个时间段的对外贸易进行分析。所谓区域贸易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各地地区的贸易进行研究。如上面我们看到的湖南、四川与广西等地的对外贸易。实际上，上海等大城市的对外贸易研究成果比较多，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研究比较薄弱。所谓行业贸易研究，是指近代中国影响比较大的进出口贸易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更加清晰认识各种行业贸易在中国近代贸易发展中的兴衰更替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很多，可以先从与中国贸易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来开始，分析在中国近代贸易交往中，贸易本身的特点以及带来的中外经济关系的变化。中美的贸易、中德的贸易以及中日贸易的研究已经有论著和相关论文，但其他国家与中国近代贸易的交往研究成果甚少。
其三，多学科方法的交叉运用与科学应用。对外贸易史的研究涉及经济学、历史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等多种学科，目前从事对外贸易史研究的大多是历史学工作者，这就要求我们要懂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要有历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要有基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
其四、 加强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历史性与时代性科学结合。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而我们的研究文章大多是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不可无例证，但例证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吴承明指出，“一般说，‘举例子’的方法是危险的，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从总体上看，近代对外贸易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虽然有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巍、袁欣、郝雁等，但这些研究成果对认清中国近代贸易发展在近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尚有距离，而且近代对外贸易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不仅要有定性分析，也需要有定量分析。如近代对外贸易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影响多大，就需要农民收入中的现金支出来支撑。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对外贸易史的量化研究更为客观与理性。
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不能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
注释：
[1]吴大明 黄宇乾 池廷熹.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 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2]孙玉琴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 孙玉琴编著 北京 经济贸易大学 2005
[3]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史 第2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年；李康华等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84年；夏秀瑞，孙玉琴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
[4]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史实的综合分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年 。
[5]章开沅 朱英 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
[6]张东刚等主编：《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年
[7]鲁传鼎著：《中国贸易史》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5年6月版
[8]李蓉丽：《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4-1。
[9]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
[10]丁长清:《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