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21世纪辽金西夏史研究的第一个十年。这一年新出的专著主要有佟柱臣《中国辽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杨军《契丹开国皇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孙进己、孙泓《契丹民族史》和《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忠谦《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诗坛研究》（人民出版社），兰婷《金代教育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杨浣《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人民出版社），孙伯君《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赵彦龙《西夏文书档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等；新出的论文集有杨果《宋辽金史论稿》（商务印书馆）、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2辑（辽宁教育出版社）、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5、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下面就论文试作一综述。
政治史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仍然是“重头戏”。
政治制度
杨军《契丹“四楼”别议》（《历史研究》4期）认为，阿保机时代存在两种“四楼”。前期以辽上京为西楼、龙化州为东楼、木叶山以南的永州为南楼、山北的唐州为北楼；后期以祖州为西楼、降圣州为东楼、永州为南楼、庆州为北楼，可能与阿保机保持游牧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两种四楼可能在时间上有交叉。四楼在契丹建国后渐为斡鲁朵和捺钵制度取代，除西楼一直作为辽上京的别名存在，其他三楼之名在辽中叶以后逐渐不再使用。四楼是契丹由原始社会向国家演进过程中的产物。康鹏认为“五押”是辽西南边区特有的一种职官，实际上是“押五蕃落使”的省称，一般由西南面招讨使兼任，专门负责管押辽西南边疆的五个部族，很可能源自唐代的“押蕃落使”（《辽代“五押”问题新探》，《中国史研究》l期）。蒋金玲《辽代荫补制度考》（《史学集刊》2期）指出，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和“难荫”，荫补范围广、员额多，承荫者多政治前途光明。荫补制导致北方文化落后，但促成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联合，巩固辽的统治。另外，对辽朝政治制度的探讨还有刘本锋《试论辽朝“因俗而治”的国策及意义》（《江西教育学院学报》l期）、郑毅《略论辽初中央军制的演变》（《黑龙江民族丛刊》2期）、靳静《辽朝殿前都点检探析》（《河北北方学院学报》4期）、张国庆《辽代临时差遣使职及其职掌考探》（《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任仲书《辽朝地方制度建设与机构设置的演变》（《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朱蕾《辽朝时期阜新地区的军事制度》（《辽金历史与考古》第2辑）、陈晓伟与石艳军《（契丹国志）一则史料刍议：兼论契丹之旗鼓》（《东北史地》2期）、王凤梅《西辽契丹人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吉首大学学报》2期）。
余蔚《金代地方监察制度研究——以提刑司、按察司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指出，金代地方监察机构出于实用目的，导致建置繁复变迁，使其实际执行能力日趋低下，严重影响地方行政效果，导致中央集权不稳固，加剧金末的内乱。冯金忠《新刊黑水城阜昌三年文书所见伪齐职官制度》（《文献》l期）利用俄藏黑水城文书研究金朝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的官制，认为它基本照搬宋制，细节上有变动，以彰显独立性。既有神宗熙丰之制，后期政和之制，也有宋早期制度，还远采唐制，多源杂糅。对金朝官制的研究还有：靳静《金朝殿前都点检探析》（《赤峰学院学报》2期）、孙建权《略论金末战马的供应与马政》（《东北史地》3期）。
探讨西夏政治制度的文章有：陈旭《西夏驿路与驿传制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l期），兰天祥《黑城出土柬帖文书刍议》（《宁夏社会科学》2期），江菊玉、李晶、赵彦龙《简论西夏外交文书》（《西夏研究》3期），翟丽萍《西夏蕃名官号异译考释》（《西夏学》6辑）。
人物、群体、事件
邱靖嘉从版本、文献考察辽“皇太子”名号，认为在太宗朝，李胡作为太宗之弟确实被封为“皇太子”，当时汉化不深的契丹人只知“皇太子”作为储君，而不理解中原的“皇太子”还跟皇帝有父子伦理关系。辽代误用汉式名号是契丹汉化不彻底的重要表征（《辽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历史研究》6期）。蒋金玲《路振（乘轺录）所记“韩氏子”考辨》（《北方文物》2期）认为路振《乘轺录》中关于承天后与韩德让生有“韩氏子”之记载是无中生有，此“韩氏子”乃韩德让侄孙耶律宗福（滁鲁）。齐伟认为，路振《乘轺录》中，“韩统军”是玉田韩氏家族韩匡美之子韩瑜，“齐妃”是承天太后萧绰之姊，即辽太宗之子齐王罨撒葛之妃（《路振（乘轺录）中“韩统军”与“齐妃”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高宇《契丹长寿公主婚姻考析》（《北方文物》2期）认为，辽景宗女长寿公主统和元年（983）下嫁萧吴留，统和七年改嫁萧排押。《辽史》的相关记述中，只有《圣宗纪三》所载有误，余者可信。金永田《辽（建冢塔记）残碑考释》（《北方文物》2期）根据拓片录《建冢塔记》文，考察了其中的官员系衔、地方的救灾措施、冢塔形成原因，及道宗末年的政局和社会状况。相关论文有王连连《试析辽代述律后的后权和母权》（《江苏工业学院学报》l期），张宏《辽代萧绰封建化改革略探》（《东北史地》2期），向南《契丹萧谐里家族》（《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史风春《萧惠与萧孝惠事迹辨析》（《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刘梓《辽代杰出的母后（皇太后）摄政》（《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史风春《辽天祚帝元妃身世及诸子考》（《内蒙古大学学报》4期），都兴智、赵浩《契丹女性参政及其原因浅析》（《文化学刊》6期）。
康鹏认为东丹国废罢时间当在会同元年（938）。辽会同元年获得燕云十六州后，辽太宗将东丹国的南京改为辽之东京，将东丹国中央机构中台省划归东京，东丹国名存实亡。天禄五年（951），随着世宗被弑，安端被黜，东丹国名实俱亡（《东丹国废罢时间新探》，《北方文物》2期）。渤海国时期，兀惹与渤海人之间互相融合；渤海亡国后，兀惹人在渤海遗民中所占比例不小。梁玉多《定安国小考》（《北方文物》l期）认为，兀惹是部族名，渤海国灭亡时，他们坚持抗辽，建立定安国，其主要区域在今绥芬河中上游，其都城可能是今黑龙江省东宁县道河镇五排村西南的五排山山城。燕颇与定安国是对等合作、同盟关系，但燕颇的声势和实力显然超过定安国。另外，还有张利锁、宫岩《辽代辽河流域渤海人的社会状况》（《东北史地》l期）。
其他探讨辽朝政治人物、群体的文章有陈秀娟《耶律阿保机建国建制论略》（《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期）、王哗《临战持重：景德之役前后的王超：兼谈辽军的伏击战术》（《沧桑》2期）、赵旭峰《辽代汉军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期）、李宇峰《辽（王师儒墓志）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
赵永春、李玉君《（金史）婆卢火身份新证》（《黑龙江民族丛刊》1期）澄清了学界一直以来将金初泰州都统婆卢火视为女真徒单氏的错误认识，通过梳理《金史》婆卢火的史料，认为金至少有5个婆卢火。李秀莲《杨朴在<金史）中的隐遁与金初政治》（《黑龙江民族丛刊》4期）指出，《金史》不为金初重要谋臣杨朴立传，与金初贵族政治有关，与杨“献策”的现实价值和局限亦有关。另外还有宋立恒《论金代前期的宗室贵族群体》（《满族研究》l期），李秀莲《杨朴劝阿骨打称帝及其历史意义》（《满族研究》4期），刘彦红、王凤英《女真历史发展脉络中的三次政权更迭》（《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姜念思《金代（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的撰者张邵》（《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齐伟《金代（圆通全行大师碑）文考——兼论辽金时代的昌平刘氏》（《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孙吴《孩懒水乌林苔部史事考》（《白城师范学院学报》4期），尚自昌《汝州的完颜姓与金兀术墓》（《文史知识》1l期）。
周伟洲《早期党项拓拔氏世系考辨》（《西夏研究》l期）依据陕北榆林及内蒙古乌审旗出土的唐至北宋初的拓拔氏墓志及史籍，分为隋至盛唐及唐末至北宋初两个阶段，分别考辨拓拔氏世系，最后列出隋代至元昊建立西夏之前党项拓拔氏的世系表。其他论文有佟建荣《汉文史料中党项与西夏族名异译考》（《西夏学》6辑）、郑彦卿《党项宗族与封建化进程探析》（《宁夏社会科学》3期）。
法制
李玉君、杨柳《金代皇族赃罪考述》（《北方文物》l期）认为金代皇族犯罪后主要有贬责、杖责等惩罚形式，不见对皇族赃罪实行徒刑和赎刑。金朝对皇族赃罪处罚往往呈现矛盾：既想体现公平公正，又以亲亲之故对皇族予以照顾。金统治者也想出一些防范措施防止皇族的赃罪：督促监察官纠察、以俸养廉、照顾贫困。法制史的研究还有孙振江《辽朝职官管理法律制度探析》（《东北史地》4期），张志勇、孙振江《论金世宗的法律思想与实践》（《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魏淑霞、孙颖慧《西夏官吏司法审判的职责权限及对其职务犯罪的惩处》（《西夏学》6辑）。
民族关系
在多民族政权并立、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民族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热点。曹家齐《余靖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考议》（《文史》3辑）以余靖蕃语诗致祸切入，分析当时宋辽关系之实态。分析宋金关系的有李辉《南宋聘使制度研究：以南宋与金朝为中心的讨论》（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有几篇文章专门探讨奚族。任爱君认为，乌马山奚族部落的形成与唐末奚族整体部落结构的分解存在密切联系。乌马山奚族部落最迟在911年前后与奚族主体部落彻底分离，并演变为辽初著名的“太祖二十部”之一，即楮特部，也就是今翁牛特旗境内发现的初鲁得部族（《辽代的乌马山奚》，《北方文物》4期）。还有任爱君《契丹对奚族的征服及其统治方略》（《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姚德昌、李颖《浅谈奚国的建立——记一个转瞬即逝的王朝建立的主要因素》（《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
其他探讨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赵永春、厉永平《辽代女真与高丽朝贡关系考论》（《东北史地》2期），顾宏义《宋金采石之战考》（《东北史地》3期），李自然、周传慧《曷苏馆女真的几个问题》（《满族研究》4期），张儒婷《周边少数民族朝贡契丹初探》（《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张碧波、张军《从中华历史文化生态学史的视角评论辽宋金的历史格局》（《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王孝华《论金与蒙元的和亲》（《黑龙江民族丛刊》5期），夏宇旭《论金朝后期契丹人对蒙古的投附及作用》（《黑龙江民族丛刊》5期）。
对西夏民族关系的探讨也有专著和论文。杨浣《辽夏关系史》从时代背景、辽对境内党项的经营、辽与定难军的关系、辽对外战略与对夏政策、西辽与西夏的关系、辽夏宗藩关系与东西贸易、辽对西夏的边防机构、通使制度、宋人的辽夏观及其北疆方略的变迁来系统分析辽朝与西夏的关系。相关论文有李浩楠《金朝与西夏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夏研究》l期），金勇强《气候变化对宋夏战事的影响述论》（《宁夏社会科学》l期），杨文、高小强《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l期），张云《党项、吐蕃关系杂议》（《西夏学》5辑），杨浣《从交聘仪注之争看西夏的政治地位》（《西夏学》6辑）。
经济史
李浩楠《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题记考释》（《北方文物》3期）通过题记的考释，论及金初赋役、粮食价格、历法、抗金义军等诸方面。辛蔚《金代“北库合同”印考》（《北方文物》3期）认为“北库合同”为金代交钞印章，南北两系官印通过合同印章趋于整合，金朝左藏机构承袭宋朝，“北库合同”是金中央政府直接参与纸币发行和金界壕建设的珍贵文物。
孙长青遗址是白城市洮北区一处较为重要的金代聚落址，有灰坑、灰沟，出土了陶器、瓷器、铁镞、铜钱及动植物遗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省白城市孙长青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4期）。杨春等《吉林省白城市孙长青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北方文物》4期）认为该遗址先民应属于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杨春等《吉林省德惠市李春江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北方文物》4期）指出，李春江遗址是一处金代中期的居住址，粟出土数量较多，说明当地在金代仍承续着以种植小米为特点的北方旱作农业传统。相关论文有夏宇旭《略述金代猛安谋克组织下契丹人的经济生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l期）、孙立梅《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期）、肖爱民《辽朝契丹人牧养牲畜技术探析》（《河北大学学报》2期）、秦星《浅议辽代阜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杨雨舒《简述辽金王朝在伊通河流域的发展》（《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
有几篇文章专门讨论西夏的经济。杜建录《俄藏西夏天庆年间典粮文契考释》（《西夏研究》l期）就俄藏西夏天庆年间典粮文契及相关问题略作探讨。另外有孙继民《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文献数量构成及经济类文献的价值》（《民族研究》3期）、姚轩鸽《西夏王朝捐税制探析》（《宁夏社会科学》2期）。
历史地理
肖忠纯《古代“辽泽”地理范围的历史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l期）认为，契丹和辽代文献中，“辽泽”主要指今西辽河冲积平原沼泽地。辽代西辽河平原由于气候干燥寒冷，加上移民修城和垦荒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出现沙漠化。辽金元时期，辽泽扩展到辽河以东至沈阳西部地段。吴树国《辽代“黑龙江”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认为，辽代“黑龙江”并非指今天的黑龙江及其支流松花江、嫩江，而是指辽庆州境内的黑河（今内蒙古查干木伦河）。金元时期，“黑龙江”指称范围东移至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同时随着达斡尔人的北走而扩展至今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地区。任爱君《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建筑群落的属性及其功能——从辽太祖营建西楼与皇都的线索与动机说起》（《北方文物》2期）认为上京皇城西山坡建筑遗迹应该就是辽太祖时期修建的龙眉宫遗址。松迪、丽娜《呼伦贝尔辉河流域古城群落遗址考》（《北方文物》4期）认为，呼伦贝尔辉河流域古城遗址是以白彦乌拉古城为中心相互相连的整体建筑遗址，是辽代“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所在地，l068年左右建成城池。
以往有学者认为自然灾害对金朝的兴衰产生重大影响。去年，武玉环专门就金代的灾荒发表了几篇论文。她在《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史学集刊》3期）中指出，金朝防灾救灾思想主要体现在重农、广积粮储、崇尚节俭的备荒思想，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和谐自然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等方面。她的《金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史学月刊》8期）认为，金代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蝗虫、地震、风、冰冻霜雪寒、饥馑等。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有鲜明的季节性与地域性特点，并呈现出灾害越来越频繁、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数灾并发的规律，还表现出逐步蔓延、不断扩大的趋势。金代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既有客观原因，也有相关部门治理不力、不作为等人为因素。她还撰有《金代的防灾救灾措施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期）、《论金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社会科学战线》1l期）。
相关论文有黄凤岐《历史上契丹族与承德地区摭议》（《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苗天娥、景爱《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考（上、下）》（《文物春秋》4、5期），张士尊《千山灵岩寺考——（鸭江行部志注释）补正》（《北方文物》4期），邢启坤《辽金时期贵德州、凡河与大宝山考实》（《东北史地》6期），薛正昌《黑水城：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影响》（《西夏学》5辑）。
社会史
科举、教育
高福顺、陶莎《辽朝举进士、业进士考》（《北方文物》3期）认为，辽朝“举进士”指获得参加礼部贡院举行的科举考试资格，尚未获得擢进士第的士人群体；“业进士”、“习进士”指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自幼研习儒家经史，尚未取得礼部贡院科举考试资格的士人群体。兰婷《金代私学教育》（《史学集刊》3期）指出，金代私学类型多样化、设置早于官学，教育对象比官学更广泛。私学对金代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交流，各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均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相关文章有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录取规模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4期）、《辽朝科举考试应试科目述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5期），桑秋杰、高福顺《辽朝教育的发展演变》（《社会科学战线》7期），高福顺、陶莎《辽朝蒙养教育述论》（《东北史地》l期），周峰《辽金时期的神童》（《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兰婷、王伟《金代皇室教育》（《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期），王德朋《论金代女真人的民族传统教育》（《辽宁大学学报》2期），兰婷、王成铭《金代女真官学》（《社会科学战线》9期），兰婷《金代医学和司天台学教育略探》（《东北史地》5期）。
李西亚《金代刻书地点考》（《北方文物》2期）新考证出金代刻书地点l0处，金代刻书范围研究从9路扩大到1l路，并加强了对乡、村级刻书地的考察。他还发表《试论金代图书的流通渠道——以学校为研究对象》（《吉林师范大学学报》6期）。
社会生活、文化
宋德金《元杂剧中的金朝和女真人》（《文史知识》9期）利用元杂剧这样较为形象的资料，探究金代职官、社会和女真风俗。讨论社会习俗的论文还有钱俊岭《（辽史）中的妇女形象》（《保定学院学报》l期）、郑承燕《辽代丧葬礼俗举要：以辽代石刻资料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学报》1期）、李丽新《从考古发现看辽代契丹族的饮酒习俗》（《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王伟《契丹族的民俗风情》（《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夏宇旭《金代契丹人赐姓略议》（《东北史地》2期）、佟建荣《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西夏姓氏考证》（《宁夏社会科学》5期）、林雅琴《西夏人的婚姻与丧葬》（《宁夏社会科学》6期）。
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3期）认为，辽人的“中国观”具有辽宋同为中国，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以及“正统”与“非正统”都是“中国”等特点。霍艳芳《略论金代官方史书的编撰》（《史学史研究》2期）认为，金统治者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修史，记注院修起居注。因涉及国家机密，金朝起居注不甚完备，但金修了多部实录，并两次编撰《辽史》，还有译经所和益正院翻译或编撰一些史书。官方频繁修史，与统治者以史为鉴及丰富的国家藏书密切相关。此外还有赵永春、李玉君《辽人自称“中国”考论》（《社会科学辑刊》5期），胡健《阜新契丹、辽文化研究的思考》（《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郑毅《论儒、释、道在辽朝的地位和作用》（《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李玉君、李鸿飞《金朝皇族文化产生的背景探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l期），王对萍《论金世宗挽救女真传统的措施》（《沈阳大学学报》2期）。
李华瑞《西夏的历史与文化》（《文史知识》5期）谈及西夏文、国家体制、统治方式深受儒家影响。其他文章有李华瑞《关于西夏儒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夏学》6辑）、胡玉冰《浅谈西夏与宋朝文献典籍交流》（《西夏学》5辑）。
宗教信仰
对于辽金西夏宗教的研究，还是多集中于佛教。张其凡、熊鸣琴《辽道宗“愿后世生中国”诸说考辨》（《文史哲》5期）认为，辽道宗“愿后世生中国”之“中国”作“佛诞生地”理解，不论从文本语境、宗教逻辑，还是人物心态诸方面，都无一不合。[日]古松崇志著、姚义田译《破解庆州白塔建立之谜——11世纪契丹皇太后奉纳的佛教文物》（《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对建塔碑文所记建塔经过、创建白塔、奉纳塔刹的过程、参与创建之人进行考证，通过对白塔内出土文物的研究，认为皇太后建塔的首要目的是为先帝圣宗祈冥福。刘鲡《对锦州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辽代石刻的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认为这件石刻残件应是辽道宗耶律洪基清宁三年（1057）所建造之梵文经幢幢身，并简要论述了此石幢的意义。刘晓《金元北方云门宗初探——以大圣安寺为中心》（《历史研究》6期）指出，金统治下，云门宗在北方地区继续发展，形成以中都大圣安寺为核心的丛林集团。其他论文有陈晓伟《辽以释废：少数民族社会视野下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l期），张国庆《辽代佛教题材壁画考论》（《东北史地》l期），王新英《从石刻史料看金代佛教信仰》（《东北史地》l期），张国庆、于航《辽代民俗中的佛教因素——“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变迁”研究之五》（《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徐效慧《（大辽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并序）与辽代朝阳禅宗》（《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张翠敏《大连地区辽金时期佛教遗存考略》（《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王剑、赵志伟《朝阳辽代黄花滩塔》（《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刘雅婷、王剑《喀左大城子塔》（《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刘德刚《论辽代契丹人的宗教信仰》（《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吴梦麟、张永强《金中都梵汉合璧二幢考》（《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张桂华《浅谈阜新地区金代宗教文化》（《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贾杰、张旗《金塔与金塔寺初探》（《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周向永《凡城双塔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
史金波《关于西夏佛与儒的几个问题》认为，西夏地区佛教强势、道教弱势，崇佛与用儒互补，精神慰藉、心理消解和政治实用、社会管理相结合（《江汉论坛》l0期）。赵涛《承天寺西夏断（残）碑新证》（《宁夏社会科学》5期）诠释了残碑的一些历史问题。王瑞《宏佛塔建筑成就及出土文物价值探论》（《宁夏大学学报》6期）认为，建于西夏仁孝后期的宏佛塔是“唯一见证西夏王朝佛教文化的最大活化石”。另外还有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l期）、崔红芬《西夏僧人“德慧”师号考》（《宁夏社会科学》2期），聂鸿音《（仁王经）的西夏译本》（《民族研究》3期），K．J．索罗宁《西夏佛教的“真心”思想》（《西夏学》5辑），E．и．克恰诺夫著、徐悦译《西夏国和僧侣》（《西夏学》5辑），李翎《西夏施触地印佛像小考》（《西夏学》5辑），汤君《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叙录》（《西夏学》5辑），聂鸿音《俄藏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考释》（《西夏学》6辑），林英津《透过翻译汉（译）文本佛学文献，西夏人建构本民族佛学思想体系的尝试：以“西夏文本慧忠（心经）注”为例》（《西夏学》6辑），史伟《黑水城唐卡中的净土信仰》（《西夏学》6辑），李灿、侯浩然《西夏遗僧一行慧觉生平、著述新探》（《西夏学》6辑）。
孙勐《辽代道教文化与信仰的考古学考察》（《中国道教》5期）提及辽墓壁画和出土器物中所见道教文化与信仰。在金朝道教的研究中，仍然是全真道一枝独秀。杨讷指出，早期全真道利用方技传教，后来又掩饰自己利用方技的行为，被后人误以为早期全真道不尚符篆斋醮，不施方技。近代，早期全真人物被称为“忠义”、“民族之救星”，不符史实（《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中华文史论丛》4期）。王定勇《全真教早期传播中的乐舞活动》（《世界宗教研究》6期）指出，全真教注重运用乐舞传教，作为贴近世俗、吸引民众的重要手段，这些也是金代舞蹈的重要史料。其他相关论文有张琰《金元之际泰山全真道的兴衰》（《中国道教》2期）、赵卫东《金末全真高道范圆曦事迹考》（《中国道教》6期）。宗教政策方面，有冯大北《（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探究）补正》（《宗教学研究》3期）。
辽金西夏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是完全由佛道一统天下，民间信仰也颇盛行。吴树国《辽代“黑龙江”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认为，辽代“黑龙江”名称的出现既源于契丹社会的龙文化和黑龙崇拜，又与辽道宗的汉化倾向及庆州黑河的地域特征相关。探讨西夏民间信仰的文章有彭向前《西夏汉文写本（b筮要诀）再探》（《宁夏社会科学》l期），黄杰华《大黑根本命咒：西夏大黑天信仰的一个侧面》（《西夏研究》3期），K．B．克平著、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西夏学》5辑），陈于柱《武威西夏二号墓彩绘木板画“蒿里老人”考论》（《西夏学》5辑）。
文学、艺术、技术
黄震云《辽代文学史》对辽代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展现了辽文学的过程特征、价值形态、精神风貌和文学史意义。专著还有杨忠谦《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诗坛研究》。专门研究辽金文学的论文有王永《（滹南遗老集）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l期），王辉斌《辽金时期的乐府诗述论》（《宁夏大学学报》4期），白显鹏、于东新《论金代契丹族耶律履父子词》（《黑龙江民族丛刊》5期）。薛永年等著《中国美术 五代至宋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谈及辽金的佛教建筑、雕刻、壁画，辽金的山水画，辽金的书法、陶瓷。此外还有伊葆力编撰《金代书画家史料汇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研究西夏文学、艺术、技术的文章有王使臻《俄藏文献）Ix．2822“字书”的来源及相关问题》（《西夏学》5辑），牛达生《西夏造纸技术初探》（《西夏学》5辑），崔红芬《汉文（杂字）所反映的西夏社会问题探析》（《西夏学》6辑），E．M．克恰诺夫著、粟瑞雪译《（三代相照言文集）——活字印刷术独一无二的明证》（《西夏学》6辑），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有关西夏音乐、建筑、礼制等类史料概说》（《西夏学》6辑）。
文物考古
在2010年，辽金西夏文物考古的收获令人瞩目。
辽代墓葬
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收录了多方墓志、碑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发掘简报》（《考古》l期）提出23号墓主人可能是一位中年女性，与后族萧氏有关，年代在辽晚期，壁画主要内容与道教有关，墓主人可能崇信道教。都兴智《（宣以回纥国国信使墓志）考释》（《北方文物》3期）认为墓主应是辽初玉田韩氏家族韩知古之女，韩匡嗣之姊，嫁于契丹萧姓贵族徒都姑，文中并考证了墓主的生平和家庭。李俊义、庞昊《辽上京松山州刘氏家族墓地经幢残文考释》（《北方文物》3期）对《辽上京松山州刘氏家族墓地经幢》残石进行解读、考释，研究松山州刘氏家族的世系。还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西三家辽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l期），都兴智《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及其相关问题再探讨》（《东北史地》2期），王大方《关于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身份的推测》（《东北史地》2期），穆启文、李宇峰《辽宁省阜新县辽萧曼墓发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刘凤翥《（耿崇美墓志铭）校勘》（《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胡健《辽宁阜新清河门发现辽代张懿墓志》（《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新华路辽代石宫发掘简报》（《文物》1l期），赵彦昌、王红娟《辽代石刻档案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
辽代器物
曾分良《从椅子看辽代家具风格的多元化》（《北方文物》2期）搜集辽代考古材料中壁画出现的椅子或实物，分析造型、制作、装饰等，指出椅子的多元化风格受游牧文化、汉文化、佛教文化的传播及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影响形成。刘辉、刘丹《论辽代陶瓷鸡冠壶的实用性》（《北方文物》3期）认为鸡冠壶具有实用性，其消亡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他论文有冯永谦《继承优秀传统、突出民族特征——考古发现的绚烂多姿辽代金银玉器考察》（《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陈金梅《朝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辽代铜镜》（《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田丽梅《独具特色、绽放异彩——吉林省博物院藏辽金精品文物选介》（《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李声能、赵菊梅《辽代陶瓷的文化内涵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陈华锋、龚德才、黄文川、刘博（<sDs—PAGE分析辽宁法库叶茂台出土辽代丝绸的老化特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4期），彭善国、周兴启《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代窑址的调查》（《边疆考古研究》8辑），杜鹏云《考古出土辽代乐器定品证误》（《边疆考古研究》8辑），万雄飞《辽宁阜新关山辽墓出土瓷器的窑口与年代》（《边疆考古研究》8辑）。
金代墓葬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出版。相关文章有许昌市文物工作队《许昌文峰路金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l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08年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期），王志刚、丁极枭、郭建刚《二十四块石的发现与研究》（《东北史地》3期），庞志国《1979–1980年间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的调查与发掘》（《东北史地》4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涿州交渠辽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4期），刘朴、李蕾《武安地区的山寨遗址》（《文物春秋》4期），李振明《大同善化寺“朱弁碑”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同大学学报》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孟村宋金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夏殿村金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5期），山西省吕梁市文物技术开发中心《岚县北村金墓发掘简报》（《文物世界》5期），郝武华《金昊天寺妙行大师行状碑考》（《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刘俭、邵恩库《奉国寺金明昌碑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
金代器物
乔梁通过对陶器的排序与编年，将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遗存划分为自辽到金较晚时期的若干阶段，确认它们应属于同一谱系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三江平原北部女真陶器的编年研究》，《北方文物》1期）。彭善国《试述东北地区出土的金代瓷器》（《北方文物》l期）认为，东北地区金代墓葬、城址、窖藏出土瓷器的类型主要包括定窑、本地窑场生产的白瓷、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瓷器、耀州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器、黑（酱）釉瓷器、钧釉瓷器、翠蓝釉瓷器等。土产白瓷及白地黑花瓷的大量发现表明缸瓦窑、江官屯窑等东北窑址在金代有新发展，外来瓷器的大量输入体现金代东北与内地间经济文化交流。姜勇《黑龙江省双城市金代银器窖藏》（《北方文物》3期）讨论2002年5月在黑龙江省双城市东官镇发现的一处金代银器窖藏中的l件荷花纹银碟和4枚银锭。韩宝鑫《金代齐国王墓“象牙篦”的修复》（《北方文物》3期）叙述了1988年，阿城巨源乡金代齐国王墓出土两件大小不同的“象牙篦”整个修复、保护过程。相关文章还有刘变琴、刘卓《太阴寺金代雕塑艺术》（《文物世界》2期）、彭善国、徐戎戎《辽阳金正隆五年瓷质“明堂之券”》（《文物》l2期）。
西夏考古
俄国学者克恰诺夫著，杨富学、裴蕾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西夏文文献之收藏与研究》认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文献主要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大致分6类：西夏文原著、西夏文字典及语音表、历法和医学著作、律令及法律文书、汉文著作之夏译本、佛经典籍之夏译本及西夏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其中既有写本又有刻本，对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西夏研究》3期）。其他还有李进兴《两件西夏兵器考略》（《西夏研究》l期），祁跃等《西夏党项族尚武精神在岩画中的演绎》（《黑龙江民族丛刊》2期），杨浣、王军辉《西夏王陵形制综论》（《西夏研究》3期），于光建、徐玉萍《武威西夏墓出土冥契研究》（《西夏研究》3期），王进玉《敦煌石窟西夏壁画“酿酒图”新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期），崔星、崔凤祥《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个性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5期），杨蕤、董红征《浅析西夏力士碑座的艺术风格》（《四川文物》5期），黄震云《西夏王陵鎏金铜牛石马和辽兴平公主墓葬考》（《东北史地》5期），孙寿岭、于光建《武威石城山出土西夏卜骨考证》（《西夏学》5辑），史金波《（英藏黑水城文献）定名刍议及补正》（《西夏学》5辑），E．M．克恰诺夫著、韩潇锐译《俄藏第8203号西夏文书考释》（《西夏学》5辑）。
民族语言文字
在2010年，仍然有一些学者研读契丹、女真、西夏语言文字，寻求一手原始材料的准确性。
契丹文
刘凤翥《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考释》（《文史》4辑）解读耶律宗教契丹小字墓志，使人们对耶律宗教的了解远比汉文墓志提供的信息多，如他的胞弟、胞妹的情况。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敌辇岩木古与室鲁子嗣新考》（《北方文物》3期）释读契丹文《惕隐司孟父房白隐太傅位志碑铭》、《故显武将军上师居士拔里公墓志》，廓清了孟父房敌辇岩木古一族9代人的世系，淳钦皇后异父仲兄室鲁一族l2代人的世系，并对相关史实进一步深入考证。德国学者布威纳认为他所刊布的辽民俗钱上的契丹小字应释读为“天长地久”，表明契丹人深受道家思想熏陶（《契丹小字民俗钱》，《中国钱币》l期）。相关论文还有孙伯君《契丹小字解读新探》（《民族语文》5期）。
在新世纪，契丹文的解读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研究方法还是以“由已知推未知”为主。契丹字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提升，总结出语法、词汇规则。
女真文
有刘华为《女真大字背文的大定通宝铜钱考》（《东北史地》2期）。
西夏文。彭向前《读史札记五则》（《西夏学》6辑）运用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知识，结合相关记载，对“负赡”、“兀擦”、“结珠龙”、“吊敦背”、“邪洛”等词作了考释。其他有贾常业《番汉语轻唇音反切拟音之比较》（《西夏研究》l期），韩小忙《（同音）丁种本背注初探》（《西夏研究》l期），克平著、韩潇锐译《西夏诗歌中成吉思汗的名字》（《西夏研究》l期），聂鸿音《（十一面神咒心经）的西夏译本》（《西夏研究》l期），孙伯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说最上意陀罗尼经）残片考释》（《宁夏社会科学》l期），韩小忙《俄藏（同音）丁种本背注之学术价值再发现》（《民族研究》3期），史金波《西夏语人称呼应和动词音韵转换再探讨》（《民族语文》5期），孙寿龄、黎大祥《武威发现西夏文“地境沟证”符牌》（《西夏学》5辑），聂鸿音《（禅源诸诠集都序）的西夏译本》（《西夏学》5辑），段玉泉《西夏藏传（尊胜经）的夏汉藏对勘研究》（《西夏学》5辑），杨志高《国图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法）卷八译释（一）》（《西夏学》5辑），王培培《俄藏西夏文（维摩诘经）残卷考补》（《西夏学》5辑），张珮琪《西夏语的格助词》（《西夏学》5辑），彭向前《（孟子）西夏译本中的夏汉对音字研究》（《西夏学》5辑），佟建荣《西夏蕃姓补正（一）》（《西夏学》5辑），孙伯君《西夏文（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考释》（《西夏学》6辑），孙颖新《西夏译本（孙子传）考补》（《西夏学》6辑）。关于西夏文数据库建设的文章有柳长青《西夏文古籍字库建立研究》（《西夏学》6辑），叶建雄、单迪《面向语音拟构的西夏古文献数据库结构设计及其实现》（《西夏学》6辑）。
学术史回顾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认真梳理和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文章不少。
2010年发表的年度综述有康鹏（2009年辽金西夏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0期），周峰（2009年辽金史研究综述》（《东北史地》4期），孙国军、周峰（21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2009年（一、二、三）》（《赤峰学院学报》6、7、8期）。
专题类综述如孙文政《金长城研究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l期）总结元、明、清、民国、l949年后国内外对金长城的研究。张永帅、张炜《致用史观与冯家升的边疆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总结了冯家升的辽史研究业绩、学术贡献。景爱《陈述先生遗稿叙录》（《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评介陈述先生的遗稿12种，涉及官制、兵制、风俗和契丹文字、东北民族研究和史学理论。穆鲞臣、穆鸿利《金完颜希尹神道碑研究述略》（《北方文物》2期）从完颜希尹碑发现始末、碑文及拓本的考略方面，总结学界有关完颜希尹神道碑的探究情况。史金波《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与国学》（《国学研究》2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概述了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的创造、发展史，及前人的研究。此外还有李玉君《金朝女真皇族研究现状述评》（《北华大学学报》2期），吴凤霞《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研究》（《东北史地》2期），张树范《新世纪以来沈阳地区辽代考古概述》（《辽金历史与考古》2辑），夏宇旭（20世纪以来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3期），日本学者西田龙雄著、鲁忠慧译《概观西夏语语法的研究》（《宁夏社会科学》5期），张琰玲《范仲淹与西夏研究文献综述》（《宁夏社会科学》6期），王善军（20世纪以来辽金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综述》（《西夏学》6辑），杨富学、张海娟《新世纪初国内西夏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夏学》6辑）。
余论
辽、金、西夏曾对整个东亚世界和中西交通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从总体来讲，关于这三朝历史的研究状况却向来与它们的历史地位不相称。
近年来，西夏史研究成果颇丰，有显著进展，大量新材料的刊布是重要缘由。尤其是近十年来，西夏文文书的考释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西夏佛教研究成为可圈可点的亮点，这主要得益于敦煌莫高窟等地西夏新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出土与公布，中、俄、英、法等国所藏西夏佛教文献的刊布以及电子版《大藏经》的广泛使用。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才俊加入辽金史研究行列，在这片冷僻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所出成果数量迅速增长。但这是否意味着辽金史的研究已经走上康庄大道呢？应该如何避免低层次重复呢？辽金史研究中，史料的匮乏一直是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瓶颈”0与西夏文文献相比，契丹文、女真文的材料还是太少。但是，近十年来，传播技术和出版业飞跃式发展，许多材料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辽金史方面的重要考古报告也刊布了不少。大量资料可说是唾手可得。辽金史研究者为缺乏材料而苦恼时，是否也可以想想：我们对现在公开面世的资料（特别是考古材料）的解读和探讨真的足够精细吗？
宋辽金三史兼治、辽金元三朝贯通虽为多数研究者认同，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功力深厚的专家并不多。现在辽金史学界的论题还是集中于老问题。“熟题新作”固然令人赞赏。但是，开拓新课题、关注新领域和采用新范式也应该受到重视。问题意识的增强、研究视角的更新，完全可以“盘活”一些最习见的文字或图像材料，凸现以往被忽视的问题。对辽、金、西夏这样非汉族建立的王朝，我们的讨论是否还应该仅仅纠结于它们与中原汉族王朝的差异性和继承性呢？该如何引入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理论体系，如何适当地把这些方法贯穿到研究中，又如何博采众家之长建构“本土化”的理论框架，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 北京 100084）
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