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和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大学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5月14—15日在辽宁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5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代表们通过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方式，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比较这一中心主题，在各个层面上展开了热烈而又卓有成效的讨论。
一、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关系，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成为与会学者的重点研讨论题。赵凌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认为，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90年的主题。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现代化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庞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历程。祁冰（辽宁大学副教授）应用诺斯的学习理论分析了1950年以前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认为这是一个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共的学习方式形成了政策演变的轨迹。
在农业及农村及其与工业化进程的关系方面，陈洁（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总结了党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历史经验，认为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王德祥（武汉大学教授）回顾了2000年以来农村政策的调整、转型和发展过程，认为当前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集中于财政支持力度较差，基础设施落后，地方政府认识不足等方面。郑有贵（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进程所形成的系列重大问题均与城乡二元社会关系密切，在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应该重视二元社会视角。温锐（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刘世强、杨华星（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等通过讨论江西“山江湖工程”个案，认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要有机结合并整体向生态文明跨越，形成双重文明跨越发展模式。
在新中国的金融产业变革、医疗保障以及福利制度方面，也有学者关注并加以阐发。赵学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分析了建国以来私营金融业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从产权变革的角度剖析了近代私营金融业终结的轨迹。李文（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王晓耕认为，当前国民医疗保障体系缺失，应尽快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宋士云（聊城大学教授）考察了新中国职工福利制度的演变，认为职工福利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中国这样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道路
对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是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哪条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董志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对新中国60年来的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认为当前出现了多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应当尽快调整投资政策与投资结构。不能在土地上过度投机，要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作用，投资要向民生、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程霖（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国权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把新中国经济增长思想演进划分为外延式主导时期（1949—1978）、内涵式主导转型时期（1979—2001）、可持续增长主导（2002—2009）等三个时期，在变迁过程中体现了制度经济学的共性特征，也出现了跳跃性的新特征，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经济增长理论。
在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武力（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王丹莉（当代中国研究所）提出，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有三次转变，保持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具有高度的重要性。赵梦涵（山东大学教授）反思了新中国早期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认为共同纲领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了新中国早期的重大经济变革。石康（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提出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探讨了如何应对现代化建设当中出现的新挑战、新课题。林柏（山西大学副教授）分析总结了中国的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研究的学术史，重点是技术引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高伯文（福建省委党校教授）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推进过程，认为应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科学协调发展。
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问题，也是与会学者的重点关注问题之一。李维森（韦森，复旦大学教授）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新启蒙”被再一次提出，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有关。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并未成功，必须要寻找中国法治民主宪政建设的共识，当前的重要工作是要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苏少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提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是目标。在中国的改革中，处理好二者关系非常重要。
三、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及与中国的比较
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运行全球化已成为时代特征。在深化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参考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和教训，提供鉴戒，是非常必要而且急需的工作。与会学者高度重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又特别注意其与中国的比较，即如何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吸取教训，采纳成功经验。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王玉茹（南开大学教授）、赵劲松（南开大学博士）探讨了企业制度发展的历史，认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存在自身的悖论，导致公司倾向于风险过度的项目，有限责任公司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给整体社会环境带来的风险越大。李毅（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通过分析日本制造业组织结构变迁的轨迹，探讨组织创新与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组织创新具有规律性，在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张乃丽（山东大学教授）研究了具体个案，即战后日英德国家邮政事业民营化的改革，在比较各国改革模式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邮政事业改革可以借鉴的若干经验。田中景（吉林大学教授）也把注意力放在公用事业民营化的问题上，在分析若干国家的经验基础上，认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潘科（辽宁大学教师）分析了产业规制变迁的国际经验，探讨了中国产业规制面临的问题和制度变迁的动力、对策。
经济全球化贯穿于各个领域，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寻找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瞿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认为，经济崛起是一个跳出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强力推进工业化，是摆脱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的桥梁。李维森教授注意到了欧洲经济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特别是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建立了匹配的社会制度。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秩序扩展和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也说明中国必将走向独特的宪政民主制度建设之路。邱建群（辽宁大学副教授）分析了美国沿太平洋经济带人才聚集几个主要原因，并与辽宁区域经济建设进行了比较。陈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讨论了近现代日本基本国策的历史变迁，以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
金融风暴爆发以来，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改革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与会学者也多有关注。何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关注了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认为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要经过放松资本管制、实现自由化和完全兑换的历程，同时也要考虑均衡国力和国际性信誉问题。王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讨论了英美不同霸权体系下的债权国地位，建议改善国内金融环境，适时开放国内证券市场。李宗元（天津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教授）探讨了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建设的问题，提出构建中小企业出口融资服务新体系，拓宽出口融资渠道，创新信贷服务。刘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在需求约束型的萧条经济中可能发挥启动作用，而近代中国的经验表明，供给约束型经济中，货币政策足以治理输入性的萧条。
四、历史上的土地、农业、金融诸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跨学科交融。众所周知，经济史具有历史学与经济学两种学科属性。而长期以来，两种学术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者往来并不密切。本次会议则集思广益，使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共同聚焦于经济史研究，进行长时段的探讨，取得了重要收获。在土地制度与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上，耿元骊（辽宁大学副教授）思考了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唐代的均田制问题，并对唐宋变革论表示质疑，认为中国古代的田制不是土地所有制，土地买卖不是土地私有的标志。刘兰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认为，分析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可能要更多考虑产权理论，要慎重使用“私有制”概念。燕红忠（山西大学副教授）分析了1650年到1936年的长时段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货币量的充足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货币机构变化反应了经济结构变迁和现代经济的成长。金颖（辽宁大学副教授）认为在近代以来水稻传入东北的过程中，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多种矛盾和冲突，为朝鲜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滕海键（辽宁大学教授）考察了燕北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经济形态的演变成因，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红山文化的农业发展。
金融风暴的发生、发展也同样促动了金融史的研究，董昕（辽宁大学副教授）探讨了1912—1937年间中国银行的官商股份变化与管理体制变迁，认为商股占优势时，管理体制变动比较灵活，而官股居优时，更加注重业务统筹和银行专业职能的执行。金悦（辽宁大学教师）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了晋商身股制度激励的绩效，认为身股制的激励有效率递增和递减两个阶段，是一种实施成本较低但具有较高激励和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高倚云（辽宁大学副教授）采用路径依赖理论研究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晋商及其文化传统与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为制度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案例。王德朋（辽宁大学教授）分析了金代交钞制度，认为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是由于缺乏资源而导致，是典型的强制性变迁过程，由于政府无视货币规律而导致崩溃。
五、经济史研究方法与经济史学科建设
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最近几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相关著述已出版多部。但与会学者还是对此非常关注，无论是大会报告还是分组讨论，讨论十分热烈，妙论迭现。陈争平（清华大学教授）探讨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致力于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探讨，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朱高林（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对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史研究进行了综合概括，认为整体研究时段仍嫌狭窄，规律探讨较为薄弱，研究方法单一，基本概念不清。刁莉（武汉大学副教授）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来研究俄罗斯期货市场的交易量与相对经济增长关联度问题，与会学者对该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灰色关联度”方法大感兴趣，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采用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方法进行研究。刘兰兮认为可以考虑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加以应用，陈争平也对该方法的使用提出了建议。
在讨论中，与会学者均对经济史学科发展表示关注，认为当前虽然发展良好，但存在一定问题。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肯定了以宋则行先生为代表的东北学者对经济史学科的付出，期待辽宁大学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心为振兴经济史学科做出新的贡献。他认为目前资料整理少了，还在利用老辈学者的整理工作。学术界更热衷于引进理论，值得反思。他提出，经济史研究中，队伍区域不平衡，西北西南地区经济史学者队伍比较少，要加以改进。高德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体系。如何在世界经济史的时空坐标上，研究和阐述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过去、现在、未来，仍需要继续努力。程霖认为，要加强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交叉渗透研究，可以用经济史的史实验证经济思想。刘兰兮也提出，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要有机的结合起来，打破互不往来的倾向。韩毅（辽宁大学教授）更进一步认为，经济史学研究中取得了共识的成果，可以以之验证经济学理论。只有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逐步提升理论水平，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创建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郑有贵认为，在现实方面的问题，照搬国外理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要更注重资料，要钻进去。
总之，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学者所提交的研究成果水平很高，极具特色，内容丰富。其优点和特点相当突出：第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比较”这一主题下，学者们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试图进行长时段的广泛探索，争取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同时，也不乏对微观具体问题的研究。第二，跨学科交融和比较研究取得明显进步，一方面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主题，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受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强烈兴趣与关注，开启了两个学科交叉融合的新阶段。第三，关于经济史学科建设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讨论进一步深入，说明经济史学界更加注重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这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水准，建设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ZS01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学科提升计划项目、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心 110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