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秦汉史研究继续取得进展，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600多篇。现将研究的基本情况分述于下。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
政治史是秦汉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本年度很多研究也涉及这一领域。陈英《汉代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汉代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区域三大贫富差距状况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先秦至汉代政府“调均贫富”的治国理念，并分析其合理性与局限性。王爱清《秦汉乡里控制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探讨了秦汉乡里控制体系的构建，秦汉乡里连坐和等级支配机制的变迁，宗族、豪强与秦汉乡里权力结构，国家与豪强对乡里经济、人身控制权的争夺等内容。苏卫国《秦汉乡亭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从“乡亭”一词切人，结合出土简牍材料，对秦汉时期基层的地方行政区划格局做出新的诠释。陈苏镇的两篇文章《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第6期）和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第3期）集中讨论了东汉初年的一些重大政治举措及其影响。有几篇文章涉及了汉代中央政府与诸侯王国之问的关系。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指出，汉代分封诸侯王的册命仪式不仅有从前代继承而来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授受茅土，还要读册与授玺。臧知非《论汉文帝“除关无用传”——西汉前期中央与诸侯王国关系的演变》（《史学月刊》第7期）认为从汉文帝“除关无用传”到景帝四年“复置诸关用传出入”，西汉前期中央与诸侯王国的关系经历了制度控制——道德感召——制度控制的转变。
职官制度向来是秦汉史研究的热点。王彦辉《田啬夫、田典考释——对秦及汉初设置两套基层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秦及汉初国家在乡里设置两套平行的管理机构——乡部和田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授田制的废止和土地私有权的确立，乡里职事从简，田部并职于乡部。宋杰《西汉长安的丞相府》（《中国史研究》第3期）具体而微地复原了西汉长安丞相府的位置布局及政治活动的运作功能。黎虎《汉代典客、大行、鸿胪递嬗与朝会司仪》（《东岳论丛》第10期）、《汉代的“三独坐”与朝会监察》（《贵州社会科学》第11期）研究了汉代中央政府的朝会制度及各职官在朝会中所起的职能。研究秦汉职官制度的文章还有：刘雅君《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北方论丛》第6期），孟凡港《西汉王国相考论》（《北华大学学报》第2期），赵岩、张世超《论秦汉简牍中的“稗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陈治国、张立莹《从新出简牍再探秦汉的大内与少内》（《江汉考古》第3期）、赵善轩《两汉俸禄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刘太祥《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南都学坛》第1期），陈维昭《汉代“黄门”考》（《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温乐平《汉代“五更”考析》（《史学月刊》第7期），梁勇《试论“大匠宫司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谭慧存《宫省职官与两汉政治》（《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第7期），赵光怀《吏员制度与两汉政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窦重山《论东汉官吏的考课制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王勇、唐俐《“走马”为秦爵小考》（《湖南大学学报》第4期）。
政治思想方面，吕宗力《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开国之君神话故事中的某些元素，可能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是刘邦基于群众寻觅真命天子的心理需求而进行的政治神话建构。孟祥才《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夏”“夷”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刘志伟《两汉王朝政治中的王统与教统关系——以宗庙祭祀、孔庙祭祀与孑L子崇拜为考察中心》（《中州学刊》第2期）从“圣”、“儒”起源的同一性及封建王统与儒家教统的分合演化契入，对比研究两汉时代的宗庙祭祀与孔庙祭祀、孔子崇拜，认知封建王统与儒家教统既相互依存又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曲利丽《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西汉元成以后儒生阶层依据“公天下”的政治理念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之后，儒生们又捧出王莽来改制，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法制史研究
本年度法制史研究成果丰硕。贾丽英《秦汉家族犯罪研究》（人民出版社）从族刑、以家族为主体的犯罪、妨害家族关系犯罪、秦汉政府对家族犯罪的控制措施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汉代的诉讼制度，其内容涵盖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含告劾、拘捕、通常审判程序、乞鞫等），汉代司法官吏的管理、诉讼原则、诉讼观念、基本诉讼制度、诉权制度、诉讼文书、证据制度、执行制度等。
利用出土简牍中的法律史料研究相关问题是秦汉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学界曾普遍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法律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杨振红《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秦汉律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内容商鞅变法时已经确立。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礼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只是儒法两家的社会主张。战国秦以来法律所表现的等级性和家族主义就是李悝、商鞅等创制的不同于西周旧礼的新“礼”。张忠炜《汉代律章句学探源》（《史学月刊》第4期）结合文献及出土简牍中的律令条文来认识汉律章句的特点。此外还有：程维荣《有关秦汉（金布律）的若干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陈玲《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刑徒的管理》（《南都学坛》第5期）、于振波《秦律中的甲盾比价及相关问题》（《史学集刊》第5期）、陈松长《睡虎地秦简“关市律”辨正》（《史学集刊》第4期）、戴世君《秦司法文书“当腾腾”用语释义》（《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
秦汉法律的罪名与刑罚是讨论较多的论题，主要研究文章有：文霞《秦汉奴婢盗窃罪释例》（《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梁文生《“不道”罪源流考》（《河北法学》第2期）、张功与杨成东《秦汉伤害罪探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焦培民《东汉“输作左校”刑罚考》（《公民与法》第5期）、安忠义《秦汉简牍中的作刑》（《鲁东大学学报》第6期）、陈玲与张红岩《汉代髡钳城旦刑考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程维荣《论秦汉城旦舂刑的变迁及其影响》（《政治与法律》第1l期）、陈玲与寇凤梅《汉代弛刑徒略论》（《河西学院学报》第1期）、于凌与李焕青《浅议秦汉时期的“笞杀”》（《赤峰学院学报》第12期）。
军事史研究
本年度讨论秦汉军事史的文章为数不多。太尉是研究秦汉官制、兵制史的重要课题。黄致远、黄今言《东汉太尉系年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将东汉历任太尉的籍贯、出身、任职时间、政绩及卸任后的去向等，分项立目列表予以介绍，从中可知太尉在两汉之际发生的变迁。王子今《汉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汉朝的军队编制中的“越骑”与“越人”无关的意见是简单化、绝对化的，应当重视出身“越人”之说的合理性。相关研究还有：赵宠亮《居延汉简所见“罢卒”》（《石家庄学院学报》第5期）、刘国防《西汉护羌校尉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刘军《汉代军队后勤补给模式探研》（《求索》第9期）、孙占民与程林《秦汉楼船考》（《昆明学院学报》第2期）。
历史地理与交通
张柏青、余恕诚《项羽死于乌江辨》（《历史研究》第2期）对“项羽死于定远说”进行了辩驳，列举相关史料证明项羽自刎乌江（亭）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史实，秦汉时乌江属于东城县，项羽死于东城境内“乌江”，并非是东城县邑（今安徽定远县大桥乡二官集）。王庆宪《西汉武帝复增属国地理位置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汉书．地理志》关于“属国都尉治”的记载并不全面，不能仅以此判断当年汉武帝复增属国的地理位置。周宏伟《释“洞庭”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认为洞庭一名的语源很可能来自古百越民族语言，为红色平地之意。臧知非《“西楚”的由来及其政治意义》（《湖湘论坛》第6期）认为“西楚”之称为项羽首用，因为彭城位于“下相”之西，南楚、东楚都是在“西楚”之称的基础上扩展而来，是西汉前期才使用的地域概念。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政区地理和沿革进行考证，如：郝二旭《“肩水”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常文鹏《代郡桑干城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第1期）、赵志强《西汉合浦郡朱卢县新考——兼与李勃先生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苏卫国《西汉江夏郡沿革略考——从纪南松柏汉墓简牍说起》（《学术交流》第5期）、赵红梅《乐浪郡变更轨迹考》（《东北史地》第4期）、朱子彦《汉魏之际徐州的战略地位与归属》（《史林》第3期）等。
交通史方面，杨健《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讨论了《津关令》的主要内容、形成时间，以此为中心对涉及津关制度的有关人员出入、物资出入、马匹出入、通关文书等具体制度做了初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汉初津关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津关防范的主要功能、津关制度反映出的汉初高祖、吕后期间政治形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王子、李禹阶《汉代的“海贼”》（《中国史研究》第l期）指出，汉代“滨海地域”反政府海上武装集团“海贼”的活跃当与自渤海至南海漫长地带南北相互联系的方便的交通条件有关。王子今的两篇文章《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史学集刊》第2期）、《岭南移民与汉文化的扩张——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综合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交通、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关系。彭卫《“羊车”考》（《文物》第10期）、赵海洲《秦汉时期的马车形制研究》（《中原文物》第4期）、李立新《鹿车考析》（《民族艺术》第3期）对秦汉时期交通工具做了考证。
民族、边疆与中外关系
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从“界中国之西”来理解“西域”名义的内涵，可能比较合理，而西域“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或者“得名于西汉宣帝时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王文利、周伟洲《西夜、子合国考》（《民族研究》第6期）论证西汉时西夜、子合为两国，两国地理位置在今新疆叶城南，而非今帕米尔高原。全洪《汉初南海王及其封地考》（《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南海王织为越人，未必是“无诸之族”，封地在庐江至鄱阳湖一带（约当皖南一赣东北一浙西），错于淮南国中。相关研究还有：王海《秦汉时期“北边”略说》（《史学月刊》第6期）、高荣《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社会科学战线》第l0期）、杨芳《汉简所见汉代河西边郡人口来源考》（《敦煌研究》第3期）、朱圣钟《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重庆社会科学》第l期）、马勇《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等。
中外关系方面，王子今《“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河北学刊》第4期）探讨了民族和中外交流史上“重译”现象的政治、文化意涵。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第3期）认为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分为郡县区内的封贡关系、郡县和护乌桓校尉等管理的塞外封贡关系、朝廷直接掌管的塞外封贡关系等三个层次。叶德荣《都邑的“市”、胡人聚落与佛教——以东汉魏西晋时期都城洛阳为实例》（《世界宗教研究》第6期）审视了汉魏西晋时期都城洛阳的“市”、胡人聚落与佛教的关系，认为可以将该时期的佛教行事大致限定在胡人从事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聚落空间内。肖小勇《丝绸之路对两汉之际西域的影响——以考古学为视角》（《西域研究》第4期）对西域地区丝绸之路开辟前后考古学文化面貌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丝绸之路开辟给西域社会带来的重大变革。讨论早期中外交通的文章还有：李会、郑建国《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看汉以前的中外交通》（《四川文物》第2期），梁炳猛《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创新》第1期）等。
人物研究
本年度关于秦汉人物的研究比较寥落。李开元《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史学集刊》第1期）对战国末年一位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昌平君的事迹做了勾稽梳理。曾维华、邹维一《西汉名臣汲黯卒年考》（《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汲黯当卒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此外还有，晋文《桑弘羊与西汉盐铁官营》（《江苏大学学报》第4期）、苏卫国《辽东太守刘庆忌略考——两汉东北地方官员考系列之一》（《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等。
二、经济史研究
农业与土地制度
农业史研究在秦汉经济史研究中受到比较大的重视。杜庆余《汉代田庄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主要内容包括：田庄的产生，田庄的类型与建筑，田庄的生产经营，田庄的生活，田庄居民关系及其社会地位等。朱宏斌《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内容包括秦汉时期区域开发的内在基础与动力，农业开发的基本模式及时空差异，农业开发的宏观审视，农业开发中几个问题的思考，特别对西北、江南、西南夷地区、岭南地区、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第5期）认为秦汉时期北方虽以农耕为主，但因气候温润，野生动植物丰饶，渔采狩猎投入少，产出快，山林湖泽附近的民众均可一定程度上仰此或兼此为生。战国以降，官方开始确立以农立国的策略，针对民众不乐农耕、轻易迁徙，立法律与政策措施驱之务农，并将其束缚在土地上，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与定居农耕社会在此背景下逐步形成。朱红林《战国时期官营畜牧业立法研究——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六）》（《古代文明》第4期）、徐旺生《秦汉时期的养猪业》（《猪业科学》第8期）探讨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畜牧业。
农业生产技术与工具是农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彭卫《关于小麦在汉代推广的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质疑了学界关于小麦在汉代得到推广原因的假设，指出西汉中期以来在时间上呈现出小麦比重增大、菽比重降低、人口数量增加三条大致重合的曲线，它们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小麦比重增大为更多人口的生存提供了可能；反过来看，较多的人口也促使了小麦种植的扩大。正是在二者之间的互动中，小麦在古代中国人的食物构成中完成其历史性的转变。卜风贤《重评西汉时期代田区田的用地技术》（《中国农史》第4期）认为，过去学界给予代田区田较高评价，从农业技术和土地利用技术方面考察，似有修正必要。代田精耕而不细作，区田细作而不精耕，都有显著的技术缺陷。韩同超《汉代华北的耕作与环境：关于三杨庄遗址内农田垄作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不能简单地认为三杨庄遗址内农田就是“代田法”的遗存，但三杨庄农田遗址的“垄作”不会脱离春秋战国时期“畎亩法”的范畴。相关研究还有：江亚冰《考古资料所见汉代河洛地区的农具》（《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刘兴林《汉代铁犁安装和使用中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第4期）、马媛媛与王朝阳《汉代梁宋地区环境条件与农业发展探析》（《中国农史》第1期）
关于土地制度研究，袁延胜《东汉光武帝“度田”再论——兼论东汉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光武帝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吕利《爵本位下的资源配置体系——秦汉帝国初期的土地制度》（《兰州学刊》第2期）、贾文丽《关于（二年律令-户律）受田宅对象的探讨——兼与李恒全同志商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张功《西汉“授田制”辨析》（《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认为汉初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这是他们展开各自研究的前提。
工商业与赋役、财税制度研究
本年度工商业方面研究作品不多。徐畅《秦汉时期的“夜作”》（《历史研究》第4期）重点考察“夜作”现象、类型，“夜作”的照明问题及其时令，并揭示这一劳动现象存在的原因。官德祥《从王褒<僮约>探析汉代中叶四川田庄商品经济》（《中国农史》第4期）以田庄的商品性生产、各类土特产商品介绍、商业贸易活动及商品市场分布等细节为焦点考察王褒《僮约》产生的历史时空背景。
本年度赋税制度研究不乏佳作。杨振红《徭、戍为秦汉正卒基本义务说——更卒之役不是“徭”》（《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秦汉时期的徭役兵役制度以丁中制为基础，制定了两种起役年龄标准——十五岁和“傅”年。十五岁以上未傅者和皖老，相当于后代的次丁，只须服“更”的劳役和部分正役——“徭”，不须服“屯戍”兵役。“傅”指著籍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时称为“正”、“正卒”或“卒”，相当于后代的“丁”。正卒除每年服一个月的更的劳役外，还有两项基本义务，即一岁屯戍兵役（无论是戍边、戍卫京师或戍卫郡县），一岁“徭”的力役。秦及汉初两者均是以每年一个月、傅籍期问完成一年的方式服役，高后五年始实行戍卒岁更之制。材官骑士是从正卒中选拔出来的职业军人，平时居家，战时征调，每年集中训练一个月，可以冲抵“徭”。陈伟《简牍资料所见西汉前期的“卒更”》（《中国史研究》第3期）推测西汉前期普通卒更可能曾实行三更之制，即每隔两个月，就更一月。各县更卒的人数与使大男中需要承当卒更任务的人数大致相当或相去不远，女性不存在充任卒更的可能。西汉早期卒更除民众外，五百石以下官吏和公大夫以下有爵者亦须承当。凌文超《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历史研究》第2期）以西晋丁中制作为研究的基本参照，结合秦汉及孙吴简牍材料和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梳理出秦汉魏晋“丁中制”衍生的大致过程。尤佳、吴照魁《“本末不相称”与“轻重之相得”：汉代皮币荐璧制度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认为汉武帝打着“崇古礼”、“应祥瑞”的旗号恢复的皮币荐璧制度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增强中央的经济力量和削弱地方势力。皮币荐璧中所用到的皮币、玉璧的产量、规格、质量和用途等都要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李伟《从凤凰山汉简看西汉地方财政税收》（《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沈刚《长沙走马楼竹简所见“地僦钱”拾遗》（《中国历史文物》第4期）、肖灿《从（数）的“舆（舆）田”、“税田”算题看秦田地租税制度》（《湖南大学学报》第4期）等文章也都利用了出土简牍资料研究秦汉财税制度。
三、社会史研究
社会形态、结构与分层
张金光《战国秦时期“邑”的社会政治经济实体性——官社国野体制新说》（《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先秦时期的邑都是政府在统一划疆分野，规划邑里。邑具有政社合一的特点，所以称之为官社。一国之都可谓之邑；数家之里落亦称为邑。战国之后社会乡邑行政化，这种邑以转型的形式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仍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何怀宏《“选举社会”的概念——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命名初探》（《文史哲》第6期）认为，对于秦汉到晚清的社会结构的演变，“选举社会”是最能显示中国历史文明独具特色的一个解释性概念。b安淳《礼序·法序，解构·复构——秦汉大变局与社会秩序大变迁》（《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刘敏《关于战国秦汉历史转型中几个问题的新思考》（《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也探讨了秦汉社会转型和社会秩序变迁的问题。讨论特定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文章有：王子今《秦汉农人流动对都市生存空间的压抑》（《学术月刊》第8期）、吕利《“庶人”考论》（《社会科学家》第10期）、贾丽英《析秦汉奴婢的财产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李欣《秦汉时期“赘婿”和“女户”的综合考察》（《文博》第2期）等。
人口、婚姻与家庭
近年来秦汉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在人口、婚姻和家庭领域着墨甚多。彭卫、杨振红《中国妇女通史·秦汉卷》（杭州出版社）内容包括妇女阶层的划分，在社会中的地位，职业和谋生，婚姻和家庭关系，育子，日常生活，健康与疾病，社会知识体系中的女性等，全书主要从文史资料、考古发掘中分析出女性在当时的生存状况。这一领域相关的研究还有：夏增民《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推论汉初女性社会地位》（《浙江学刊》第1期）、方原与徐卫民《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王平等《西汉时期我国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及其成因探讨》（《西北人口》第5期）、郭海燕《汉代同姓诸侯王婚姻状况考述》（《南都学坛》第2期）、张仁玺《汉代的父子关系考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徐歆毅《汉代家庭继承制度的社会史考察》（《南都学坛》第1期）和《汉代家产继承析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第2期）。
礼俗
白芳《人际称谓与秦汉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探讨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初创之际的秦汉时期人际称谓的起源、演变、及社会文化内涵等问题，并以出土的南越国时期的文物及其所反映的当时的制度文化、器物文化、社会习俗等进行了论证。王子今《说秦汉“婴儿”称谓》（《南都学坛》第2期）、赵宠亮《先秦秦汉的年龄分层与年龄称谓》（《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2期）等文章对年龄分层和年龄称谓做了研究。
尊老抚幼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是秦汉社会比较突出的现象，不乏研究者的关注。王文涛的两篇论文《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齐鲁学刊》第1期）和《论基于救助的汉代社会保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集中讨论了汉代优抚救助的社会保障问题。其他研究还有：林兴龙《论汉代的贫困救济——以假田和赐田为例》（《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第5期），张艳玲、孙占宇《略论两汉时期的社会救济措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0期），赵宠亮《秦汉国家对于老幼人群的优养政策》（《石家庄学院学报》第l期）。
社会习俗方面，马怡《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南都学坛》第3期）认为此信是汉代边吏间的私人问讯与联络，而非公干；作信人“宣”是一位都吏，受信人“幼孙少妇”是一位候长及其妻子。宋杰《汉代产育风俗探析》（《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汉代江南民间流行产妇离家迁居庐舍的习俗，待生子满月后再返回故居。这种风俗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对行经、分娩妇女的迷信禁忌。王志轩《厕筹杂考》（《华夏考古》第l期）考察了西汉至近代中国人如厕拭秽方法的流变过程。相关研究还有范国强《汉代自杀现象下的反行为——以李陵及其家族的非正常死亡为中心》（《兰州学刊》第2期）、孙乐与梁工谦《信仰与意志：秦汉以前的“自杀”——以（史记）为中心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徐蕊《从汉墓出土“遣策”看西汉服饰》（《中原文物》第5期）、于凌《张家山汉简律令所见葬俗制度及其在汉魏时期的演进》（《中州学刊》第4期）。
灾害、气候与环境
周宏伟《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历史研究》第4期）考证了公元前186年的武都道大地震及其对古汉水水系变迁的影响。认为古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不是由于河流的溯源侵蚀，而是大地震导致河道堵塞后堰塞湖水发生溢流侵蚀的结果。王文涛《东汉洛阳灾害记载的社会史考察》（《中国史研究》第l期）认为，应充分估计社会因素对灾害发生和灾害记录的影响，灾害救助与汉代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汉代君臣因畏惧“天谴”而重视灾害救助时的吏治整顿，并因此收到较好的社会救助成效。其他研究还有周景勇、严耕《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3期），曹娜等《公元180年甘肃表氏地震考》（《地震学报》第6期），张醅、戚亦农《试论汉代国家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措施》（《安徽农业科学》第8期）等。
四、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
徐卫民《秦汉历史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录了作者在秦汉都城文化、秦汉陵墓文化、秦汉苑囿文化、秦汉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彭松《中国舞蹈通史·秦汉卷》内容包括秦汉时代的民间乐舞、歌舞乐间奏的相和大曲、角抵百戏与舞蹈、中外各族的乐舞交流、宫廷女乐及其表演艺术、宴饮生活中的舞蹈、秦汉宫廷的典礼乐舞、民俗祭祀舞蹈、国家的乐舞机构等，全面论述了秦汉时期的舞蹈艺术面貌。黎国韬《秦汉假人傀儡戏述论》（《学术研究》第2期）排列出秦汉时期假人傀儡戏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认为假人傀儡戏的形成时间最迟不会晚于秦代。王子今《秦汉“酒徒”散论》（《西北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汉末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有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区域文化
薛瑞泽《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明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科学出版社）论述了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与黄河文化的融合过程，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入主黄河流域对黄河文化繁荣的影响，以及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对黄河文化的破坏以及黄河文化在这一特殊形式下的复苏。高宏达、赵凯《“郑声”与“赵女”：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理论学刊》第2期）认为先秦至秦汉时期，源自郑卫地区的民间音乐“郑声”，与能歌善舞的赵地女子群体“赵女”，这两大文化景观之间也存在着区域共性，同时还与殷商文化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讨论区域文化的文章还有：汪受宽《两汉凉州士人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韩晓燕《齐鲁士人与两汉地方教化》（《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马永喜《东汉汝南郡方士考略》（《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第1期）、崔向东与王金阳《两汉南阳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程有为《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6期）、李沈阳《汉代黄河变迁与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东岳论丛》第6期）等。 教育与学术。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本年度关注经学的论著较多。侯文学《汉代经学与文学》（人民出版社）探讨经学与文学共同涉猎的若干问题，对汉代作家的受教育情况、入仕途径等问题亦作出考察。刘德州《石渠阁会议与白虎观会议性质新探》（《史学集刊》第1期）认为西汉石渠阁会议与东汉白虎观会议绝非是为统一经义而召开，它们只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而已。葛焕礼《（汉书）伪说“古学”说驳证——基于疏议诏奏所引（春秋）义出处的考订》（《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辑考《汉书》疏议诏奏所引“《春秋》之义”48例，表明《汉书》作者并未刻意窜乱所引疏议诏奏等史料而伪说“古学”。讨论经学附庸谶纬的论文有：曾德雄《谶纬与东汉学术》（《人文杂志》第6期）、吴从祥《汉代纬书中的河图洛书文化》（《广西大学学报》第4期）。
在教育方面，祝总斌《（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桓帝时太学生和西汉一样，只有三千人；《党锢传》“三万余人”当是后人据《儒林传序》误改的。相关论文还有：郭海燕《汉代家学管窥》（《船山学刊》第4期）、方敏《秦汉蒙学字书与（说文解字）》（《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李迎春《走马楼简牍所见“私学”身份探析》（《考古与文物》第4期）等。
其他文章还讨论了史学、兵学等问题，如：杜永梅《（史）（汉）之际史书编撰形式的发展》（《史学月刊》第1期）、汪高鑫《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学习与探索》第4期）、史卉《略论郡书的史学价值》（《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唐继凯《（史记·律书）与秦汉律吕之学及兵学》（《中国音乐》第2期）、方建军《秦简（律书）生律法再探》（《黄钟》第4期）、曾维华与孙刚华《东汉“鸿都门学”设置原由探析》（《东岳论丛》第1期）。
思想与信仰
黄震云、孙娟《汉代神话史》（长春出版社）运用出土的汉代竹帛石刻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汉代神话进行了归纳和解读。刘婵《汉代考古遗存所见西王母形象及其反映的思想内涵》（《文学界（理论版）》第9期）认为西王母的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到完善，由简到繁的演变过程，这过程是汉代其他神祗所不具备的。相关研究还有：贺西林《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文物》第7期）、薛正昌《秦汉风俗与“祀典”及其民间信仰演变——以宁夏固原历史经历与民间信仰变迁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第6期）、房占红《也谈两汉时期贞节观念的世俗化趋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郑先兴《汉代猪信仰的原型分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刘祖国《（太平经）与汉代社会文化》（《兰州学刊》第6期）等。
术数灾祥方面，王勇《五行与梦占——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占梦书》的占梦术，主要是参照做梦时间与梦中景象，同时通过五行理论将两者结合起来，两者相应则为吉，否则为凶。与周人以日月星辰占梦相比，这一方法只需考虑梦象与时日五行的协调与否，因而更易于操作，适应了当时占梦世俗化的趋势。叶秋菊《汉代的灾异祥瑞诏书》（《史学月刊》第5期）对《汉书》、《后汉书》中灾异祥瑞诏书进行统计，讨论了汉代灾异祥瑞诏书特点和影响。此类研究还有：孙占宇《战国秦汉时期建除术讨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5期）、焦海燕《汉代“堪舆”释义》（《安康学院学报》第1期）、李家海《秦汉风水术说略》（《寻根》第2期）、贾艳红《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章启群《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从占星学的角度》（《安徽大学学报》第6期）、黎国韬《东汉禁中大傩仪执事官考》（《民族艺术》第3期）等。
五、文物考古
考古发现与研究
本年度秦汉考古发现和文物工作成果丰硕。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考古学》（九卷本）中的一卷，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初以来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论述，总结对秦汉历史考古学性质、任务和特点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收集了在广州市举行的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会议的37篇论文，内容涉及西汉南越国的考古、发掘、研究及有关汉文化的相关文章。刘涛、刘瑞《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崖洞墓、木椁墓、石室墓三个方面，进行了有关诸侯王陵墓形制演变的研究，对不同地域诸侯王陵墓的特点及差异开展了具体的分析与总结，探讨了西汉诸侯王陵形制的来源及影响。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巴蜀书社）通过对三峡地区秦汉墓葬的考古发掘研究秦汉时期三峡地区丧葬制度的变革，暨“汉制”在三峡地区的确立和发展。
遗址、墓葬方面，有祝贺等《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3期）、田亚岐《陕西千阳尚家岭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6期）、王晓琨《战国一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城址的分布及类型研究》（《东北史地》第5期）、薛炳宏等《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文物》第3期）、宋少华与李鄂权《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第4期）、张卫星《秦汉帝陵陵寝制度及其象征研究的思路探析——以秦始皇陵的研究为例》（《中原文物》第3期）、张玉霞《东汉诸侯王墓葬制度探析》（《中州学刊》第4期）等。
器物方面，有朱和平、谭螈螈《匈奴饰牌类型辨析》（《中原文物》第1期），周学鹰、宋远茹《汉代“建筑明器”的性质与分类》（《华夏考古》第4期），周筠、陈静《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文物春秋》第3期），罗红侠《青铜器铭文中的食官考》（《文博》第4期），巩文《汉代戒指的考古学考察》（《四川文物》第1期），吴晓懿《秦简封泥所见秦厩官名初探》（《中国历史文物》第3期），庞任隆《汉阳陵新出土印章封泥考述》（《唐都学刊》第4期）等。
科技考古方面，有谷娴子等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的玉料组分特征及产地来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陈庚龄、田小龙《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汉代木牛车抢救性复原修复》（《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l期），周蜜、黄玉洪《郧县乔家院墓地东周一汉代居民牙齿的形态观察与测量》（《江汉考古》第3期），李晓岑《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期）等。
简牍研究
出土简牍资料已经成为秦汉史研究的重要推动力，本年度简牍研究的成果琳琅满目，本文前面所述不少文章即是运用简牍材料进行了研究。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出土文献资料，围绕汉代土地制度和私有权的确立展开研究汉代社会形态等问题。刘乐贤《战国秦汉简帛丛考》（文物出版社）是作者研究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的论文汇编，书中文章大多是讨论竹简帛书的拼缀编联和字词释读等文本复原问题，另有一部分论文讨论了某些简帛材料的思想内容或文献性质。刘乐贤《释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几个古史传说人物》（《中国史研究》第2期）从文献学和文字学角度，对孔家坡汉简《日书》的“西大母”、“输”、“女过与天子”、“齿爪”等作了新的考释。邬文玲《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南都学坛》第3期）认为从该文书的结构和内容来看，本文书应该与“列言”文书相类；原释文存疑的“娨（？）取”之“娨”字，应是“娉”字，“娉取”即“聘娶”；李升的身份为“民”，而非“赘婿”。李忠林《周家台秦简历谱系年与秦时期历法》（《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周家台秦墓竹简69—91所记历谱无论系于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还是秦王政十年、十一年，都不能与“古六历”及其衍生历法相容。秦时期历法步朔与古六历无涉，但秦时期历法的“阳历因素”可能按颛顼历排定。杨善群《战国时期齐稷下学者的论文汇编——银雀山竹书（守法）等十三篇辨析》（《史林》第1期）认为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都是齐稷下学者有关各个专题的论文。曹旅宁《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性质探测》（《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编年记》应当是墓主平日阅读的一种历史读物，不能算成喜的私家历史著述。
岳麓书院藏秦简是本年度讨论较多的简牍资料。许道胜、李薇《从用语“衍”字的多样表达看岳麓书院秦简（数）书的性质》（《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数》书很可能是主要源自两种书籍的抄本。肖灿、朱汉民《勾股新证——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相关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数》里有一道“圆材藐地”算题，与《九章算术》“勾股”章第九题相同，这说明了《九章算术》“勾股”章的内容在先秦数学著作中就有渊源。陈伟《“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和王伟《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郡名称补正》（《考古与文物》第5期）两篇文章对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地名做了考释。
相关文章还有：庄小霞《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督盗贼”补考》（《南都学坛》第3期）、阎盛国《再论“击匈奴降者赏令”及其颁布时间》（《宁夏大学学报》第3期）、何有祖《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西汉木简考释》（《考古》第1期）、杨俊《敦煌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敦煌研究》第4期）、史善刚与董延寿《王家台秦简（易）卦非“殷易”亦非（归藏）》（《哲学研究》第3期）、白于蓝《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校读札记》（《江汉考古》第3期）、张金光《秦赀、赎之罚的清偿与结算问题——里耶秦简JI（9）1～12简小记》（《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4期）、吴小强《睡虎地秦简<日书>占卜用语习惯与规律分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一366号“墓主记”说商榷》（《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支振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诸侯”——历史笺释与法律考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等。 画像石研究。东平县文物管理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平后屯汉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介绍了山东省东平县后屯汉代壁画墓的发掘文物。张卓远《汉代画像砖石墓葬的建筑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内容包括汉代画像砖石墓葬、汉代画像砖石墓葬的结构、形式及建筑技术水平解析等。季伟《汉画像中巾舞的艺术与历史价值》（《史学月刊》第8期）对汉代画像中的巾舞做了梳理。宋艳萍《汉画像石中的“鱼车图”》（《四川文物》第6期）认为汉画像石中的“鱼车图”并不是河伯出行图，而是模仿琴高骑鲤鱼升仙的故事，坐在鱼车上的尊者是墓主人，驾鱼车而升仙。相关的研究还有：刘克《拒斥与接受：出土东汉佛教题材画像的整理与研究》（《东南大学学报》第2期）、郑红莉《汉画像石“驯象图”试考》（《考古与文物》第5期）、黄佩贤《汉代壁画墓的分区与分期研究》（《考古与文物》第l期）、于秋伟《汉代画像石之“庖厨图”分析》（《中国博物馆》第2期）、卜友常《鲁迅藏汉代伏羲女娲画像浅议》（《新美术》第5期）、欧阳摩一《汉画像石文字相关问题论析》（《四川文物》第1期）等。
2010年的秦汉史研究在研究领域、视角、方法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本文难以尽述。在看到进展的同时，当前秦汉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在有的研究者学术史意识薄弱，缺乏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造成的结果不仅是重复劳动和低效劳动，而且也会模糊自身的研究发现在学术史中的位置，影响学术创新的步伐。这是值得研究者在今后的史学实践中注意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