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0日至22日，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隆重举行。大会收到论文60余篇。来自韩国、香港和内地共70余位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研究员首先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金融业的历史性飞跃，同时指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尚在，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我国将面临相当大的包括商品和资产价格在内的通胀压力。 如何既促使通胀率下降又稳住经济增长率，不使经济增长率过快降低，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中央银行要有一个务实而可信的“货币规则”，要使市场确信：中央银行的货币规则可以保证人民币长期价值的稳定，通胀是可控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很及时和有意义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戴鞍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对而言，金融方面改革的推进则略显缓慢。近年来，已有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即使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也不能忽略对相关历史的追溯和考察，并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借鉴，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的经济建设。因此，这次学术盛会的召开，有很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会议分为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两大阶段。
大会发言阶段，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做了题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启示》的发言，她根据《陈云文集》等文献，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其对当今抑制通货膨胀的启示。她认为，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抑制通胀仍是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平衡是抑制通胀的基本要领，而抑制通胀的关键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并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武力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略论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他在文中回顾了1978至2008年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与改革的体制变迁，认为我国金融业在资本市场形成、银行多元化、金融产品多样性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形成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但是，现阶段我国正经历着剧烈的经济转型（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因此，改革要将制度变迁与政策、策略、手段变迁结合起来，通过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步伐，形成竞争机制；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杜绝违规；加强法治，解决金融制度和社会信用的缺损等问题，充分发挥体制改革的预期作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陈争平教授在《清代货币战争刍议》的主题发言中，用比较翔实的数据证明清代存在“国际货币战争”， 即在16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期间，数以亿计的美洲白银（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黄金却大量流向了外国，二者的套汇使中国丧失了占据世界货币战争制高点的机遇；18世纪中期开始的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19世纪外国银元和外国银行广泛发行纸币，则是对清政府陈旧币制的致命一击。
分组讨论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近代三农问题与农村金融”、“近代金融组织”、“货币与金融”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评议，且有所深化和拓展。下面仅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综述如下：
一、近代“三农问题与农村金融”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近代中国民间金融业与农产品出口的互动》一文中指出，农产品出口，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变迁的主要表现之一。在其发展进程中，民间金融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就总的态势而言，近代中国农村的借贷关系尚处于转型之中，近代金融形式被引入一些乡村，但传统借贷方式仍发挥着主要作用。龚关（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国民政府与民国时期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嬗变》一文对民国时期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曲折复发的演变过程做了细致梳理，认为国民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乃至对整个合作运动的从最初的利用，到最后加强控制的政策取向，都使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已偏离了合作的本质，沦为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政策工具。康金莉（石家庄铁道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体系的三层结构》则研究了南京政府前期，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事业在政府、社会团体、商业银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之下，形成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复杂结构。认为农业合作金融在多方力量的相互合作与制约中，实现了行政力量与市场因素的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农业合作金融运行机制。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力量与稳定的资金来源，也使得这一时期农业合作金融发展缺乏稳定性与均衡性。陈晓荣（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民国乡土秩序重构：区域货币与乡村自治》则从农村小区域货币流通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乡村自治问题。
二、近代金融组织
近代金融组织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钱庄、银行等方面。
（一）钱庄
钱庄历史悠久，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之一。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中指出，中国近代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诞生后，为适应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需求，钱庄在经营习惯和制度等方面同时进行了相当多的改变和调适。在资本市场上扮演了重要作用：洋务运动时期钱庄在资本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清末新式华商银行业出现，直至南京政府银行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金融力量时，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重要的一支力量，其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这一点，过去很长时期有所忽视，现在需要重新给予认识和评价。邹晓昇（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钱庄业》一文考察了抗战爆发初期上海钱庄业的金融应对，及其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并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钱庄业整体概况进行梳理，他认为从“八一三”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钱庄业积极地与政府和银行业一起共同参与战时金融政策的制定，应付紧急恐慌，竭力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其间上海钱业古老的汇划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上海钱业公会在战时坚持运作，不断调整和变更行业内部业务，勉力维持同业安全。在国难当头之际，上海钱业积极投身到抗战救国之中，参与和组织筹募捐款、救济难民，并以《钱业月报》为阵地，宣传经济救国。刘秋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关于清代前期钱铺钱庄银号的几个问题——对三位前辈学者大作的几点商榷》一文则针对洪葭管、黄鉴晖两位前辈学者的著作观点，从史料和理论两个角度，提出了个人的商榷与补充意见。
（二）银行
近代中国银行业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指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直接关系到银行经营的兴衰成败，完善和健全这两个制度也正是目前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银行界面临的一个严肃问题。王玉茹（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在《1918至1936年间中资银行业结构初探》一文中，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18—1936年）为背景，通过当时33家全国性中资银行数据，从银行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并结合历史事实进一步考察银行业规模分布的发展变化以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结果显示，在没有政府过度干预的条件下银行集中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降低，说明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竞争性银行业结构更适合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刘志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抗战大后方金融网中的县银行建设》一文，分析了战时西南西北大后方县银行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其作用，她认为：战时县银行在大后方的推设是国民政府构建战时大后方金融网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战时新县制的配套措施，根本目的是厚植抗战建国的物质基础。对其作用，客观来说，一方面，虽然县银行在活泼地方金融，发展地方经济，救济农村等方面并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设想；但另一方面，县银行又较好地完成了代理县金库的业务，有力地配合了新县制的建设，完善了各地特别是西南西北的金融网，对于改变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区域分布不合理的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董昕（辽宁大学历史学院）《中国银行的官商股份变化与管理体制变迁（1912—1937）》一文综合考察了中国银行的官商股份变化情况与管理体制变迁两者间的关系，指出，中国银行在成立之初纯由政府拨款，后三次添招商股，商股逐渐占居绝对优势；在国民政府时期，中行被数次增加官股，该行也成为国民政府金融垄断体系中的一员。在管理体制方面，在商股占优势的时期，中行的管理体制变动比较灵活。何品（上海市档案馆）在《近代上海华资银行在河北省的发展（自清末至抗战前）》一文中，以近代上海华资银行为考察对象，以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935—1937年）的《全国银行年鉴》中发布的各地银行调查统计资料等为主要依据，对抗战前上海华资银行在河北省（直隶省）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张徐乐（复旦大学金融学院）《1949年中央银行的接管与结束》一文，描述了作为国民党金融中枢的中央银行在1949年的接管与结束过程，从中探讨了国民党政府金融体系崩溃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于国民党统治后期财政金融危机的了解。王静（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在《建构时间：论近代银行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一文中，探讨了在银行内部的组织管理和建设中，时间是如何成为管理层和行员实现认同的一个策略。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近代银行连锁董监制浅析》分析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内连锁董监制的演变过程、特点及其影响。朱佩禧（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沦陷区上海银行家的转向——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复业为例》、郭坤（唐山学院）《试析中华汇业银行停业原因》、王峰（石家庄学院）《“北四行”研究综述》、毛海斌（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侨商中南银行经营特色》等文章，均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予以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另外，石莹（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代南方票号业研究》一文，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了清代南方票号业的拓展分布情况以及汇兑网络布局的形成和发展，认为清代南方票号业无论是从分布数量还是金融服务能力上，都不逊色于北方票号业，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超越。
三、货币与金融
货币与金融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历代货币史、货币体系、钱币学以及公债、黄金、汇票等几个方面。
（一）历代货币史
除了陈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清代货币战争刍议》中探讨了清代货币战争的三个阶段以外，白秦川（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秦皇汉武统一货币问题再评价》一文，批判了“制度万能”论，客观评价了秦皇汉武的货币政策。刘森（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的《唐代飞钱与宋代便钱务和交子的关系》一文，指出交子的产生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宋代便钱务和榷货务的设置及其对货币流通和交子产生的影响。王德泰（天水师范学院历史系）《清代云南铜矿垄断经营利润的考察》认为，清政府在云南铜矿的垄断经营中，由于极大限度地压低了矿铜价格，不仅赚取了大量“铜息”，而且将低价矿铜加价后调拨各铸钱局，降低了铸钱成本，给各铸钱局带来了丰厚的“铸息”。这种垄断经营模式，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对矿民残酷的压榨与剥削。法币改革为中国金融史的划时代事件，张秀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币信悖论：法币发行准备政策研究》一文，通过对法币发行准备政策从政府决策、民众反应、实际推行等三个层面的剖析，认为在政策规定宣传与实际执行、发现准备与法币价值的关系上存在着悖论。孙大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则通过对法币改革设计者顾翊群思想的研究，证明了在法币政策成功的原因中，经济学家的出谋划策和舆论宣传起了重要作用。吴旦敏（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由“中南银行”纸币论北四行纸币发行管理》一文指出，北四行联营发行纸币在中国近代银行史上的成功案例，也是四行联营可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创新性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对于当今的金融业发展也具有不少学习和借鉴之处。
（二）货币体系
燕红忠（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货币供给量、货币结构与中国经济趋势：1650—1936》一文，通过对1650—1936年近三百年间中国的货币供给、货币制度和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探讨了经济近代化过程中货币与经济的关系。文章的研究表明：18世纪货币量的充足供给推动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为现代经济的成长准备了条件；近代的货币供给特别是纸币和银行存款快速的增长，则直接推动了近代意义的投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彭凯翔（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在《近代北京价格与工资的变迁—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一文中，整理并分析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北京的银钱比价、物价与工资序列，以此探讨了近代北京的通货膨胀形态、商品和劳动力的市场变化以及实际工资的趋势。他认为，在民间自组织的推动下，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都具有一致的行市，使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得以发挥。石莹、李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现代化转型下的混合制度变迁——以白银货币体系为例（1860—1928）》一文中，考察了1860—1928年间近代中国白银货币体系的变迁过程，从实证角度阐释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渐进性与新旧制度元素混合共生等特征；并就白银货币体系的混合制度变迁过程做了初步的机理分析。认为：现代化转型条件下不断增长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内在需求是推动白银货币体系变迁的重要经济力量；而历史悠久、势力强大的传统制度之存在则又使货币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两者在一段时期内的混合发展、互补共生也是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一个特色。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制定的经过》一文中，根据新收集的资料，论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高层制定收兑伪中储券政策的过程，并对参与制定政策者的不同心态做了着重分析。
（三）钱币学
张华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民初“袁头币”的铸造、流通及其影响》一文中，对民初“袁头币”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其对于平抑物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稳定财政、金融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周祥（上海市博物馆）的《四明银行纸币印制与暗记》，通过对档案史料的分析研究，并配以大量的实物图片，深入研究了四明纸币印制和暗记的问题。李小萍（浙江省博物馆）《晚清各类厘金银锭考述》一文，通过对存世的各类厘金银锭实物形态的考察和对比，从社会经济税制的角度观察，分析各类厘金银锭的种类、征收机构、铸造特色、地域特点等问题，进而探求了清代白银货币在厘金征收过程中所承担的货币职能。王雪阳（中国钱币学会）的《清代铜元的铸造与流通》则考察了清代铜元的铸造与流通情况。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的《关于民国年间的一些花店票》指出，民国年间河北、山东和湖北的花店票不是鲜花店发行的，而是棉花贸易行的产物。
（四）公债、黄金、汇票等问题
马陵合（安徽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自主抑或依附——法币改革前后的外债交涉评述》一文，对法币改革前后外债的交涉情况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法币改革前，外债是否成为必要条件是中外双方相互搏奕的筹码。法币政策实行之后，国民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外债维持汇率水平，并借此改善中国的外债信用。这既是币制历程对外依附性的延续，又体现出在获得外国援助中的自主性。潘连贵（人行上海总部）《近代上海黄金市场的标金投机》在详细描述上海标金市场的形成、发展直至结束的全过程后，指出，投机是市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投机与投资仅有程度上的区别。一般地说，投资之中有投机成份，投机之中也有投资之实。但对于危害国计民生的过度投机，则是必须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的。金志焕（韩国高丽大学）的《中国纺织工业与统一公债》一文，通过分析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债减价行为的相关性，探讨了统一公债发行的目的、影响及历史意义。万立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商业汇票的制度创新》则借助于制度创新分析的一般理论，深入探讨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的制度创新，并概括出其主要经验与对现实的启示。
四、其他问题
除了上述几个相对集中的议题外，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还相当广泛。如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商帮问题。盛观熙（人民银行舟山市中心支行）在《“舟山商帮”四大民族企业集团成因考》一文中，叙述了“宁波帮”中朱葆三等四位定海籍人起家的简况，并对“舟山商帮”四大民族企业集团的成功原因做了深入浅出的探讨。
在中国近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民间金融组织和银行家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宋美云（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清末金融危机与天津商会》一文，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天津几次较大的金融风潮与危机的简况，认为商会在金融危机中采取措施，与政府相互配合共同应对，使商人的损失尽量减少到最小化，维持了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这对当今社会管理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宏观经济层面描述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同样引人关注。赵学军（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公私合营、产权变革与私营金融业的终结》一文，以产权为核心，从私营金融业产权结构特征、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产权分层变革模式等方面，剖析了私营金融业产权变革的路径以及近代私营金融业终结的轨迹。薛念文（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研究——以近年西方主流学术刊物为例》一文中，通过对近年西方主流学术刊物中发表的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研究的文章进行梳理，对于西方学者的研究进行总结，从中看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的肯定和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赞赏。
此外，新的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发现也有利于金融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军（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日本的中国货币研究”目录初编——见之于1949年前的中文书刊》、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金融业档案及其开发利用》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五、会议特点与学术展望
纵观本次学术研讨会，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领域宽广，视角新颖。论文选题从传统的钱铺到现代的银行，内容从货币铸造到经营管理制度变迁，时间从秦皇汉武到当今社会，都有专门文章予以探讨，使得中国金融史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
（二）问题尖锐，成果丰硕。本次会议的参会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高校、科研单位、博物馆、档案馆和出版机构，其中不仅有金融史学者，档案文博领域的专家，还有资深编辑。他们在理论观点、选题角度以及资料搜集整理上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而且本着科学精神和批判的态度，使每个人都有真正的收获。
（三）青年学者崭露头角。本次会议上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大都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他们孜孜以求的求学态度，扎扎实实的钻研精神让老辈学者欣慰之余，更感受到金融史学科的巨大发展潜力。
当然，本次会议也存在一些问题，即部分研究缺乏广阔视野，没有将个案研究放到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去考量，而是就事论事，说服力较差。正如闭幕式上王玉茹教授和萧国亮教授先后指出的，金融史研究首先要认识到历史研究的长处，即长时段的考察，否则就如熊彼特所说 “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那么，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同时学科的发展还需要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要将金融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互相借鉴，彼此渗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金融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05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