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日本各媒体也报道了发掘者认为是曹操墓发掘的消息。除埋葬者可能是曹操外，三国时代也是日本人感兴趣的时期，很久都未出现这种让人感觉普通日本人也对中国史感兴趣的事情。此外，非历史学专业的人也出版了概述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内的中国史专著，它似乎也表明日本人对这一时期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从事中国史研究的研究者应该怎样应对这样的关注呢？带着这样的想法，让我们分领域回顾一下去年公开发表的研究论著。
总说
首先，对这一时期做全面论说的研究成果有谷川道雄的《中国国家论序说》（《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3）。该文在回顾了作者一直主张的“豪族共同体论”提出的时代背景以及学界对此进行的批评后，谈到中国国家论中阶级和共同体关系的重要性，并以此为中心论述了从先秦到近代国家的发展。虽然在具体研究上还需要进一步充实，但是作者将历史认识放在更广阔的时代中加以推进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出土史料
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出土史料研究是热门领域之一。石刻研究方面，有2008年召开的国际研讨会“魏晋南北朝史和石刻史料研究的新发展”成果——《魏晋南北朝史和石刻史料研究的新发展》（主持人伊藤敏雄，平成一八——二。年度科研费报告书特刊）。下面以该报告书（下文简称《新发展》）刊登的论文为中心，来看一下当年的石刻研究情况。窿添庆文《墓志的起源及其定型化》从形态和记述内容对西晋至南北朝的墓志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当时尚未固定为一种形式，但到南朝的梁、北魏的永平年间完成了定型化。《立正史学》105号刊登的同名论文概述了该文的要点。葭森健介《对魏晋颂德碑的认识》（《新发展》）分析了出土较少的魏晋时期的碑，认为从魏到晋由被歌颂者的“门生”、家族、友人所立的墓碑，其所蕴含的社会含义较少，与此相对，以“吏民”为主体立的德政碑等则具有联系基层社会和国家公共关系的性质。福原启郎《晋辟雍碑的再探讨》（《新发展》）从多角度考察了晋辟雍碑，认为本碑记述皇帝、皇太子参加的学礼是以建立视觉性权威为目标，立碑的目的是否定门生故吏关系，而向中央凝聚。两篇论文都指出所讨论的碑和汉碑有继承关系，饶有趣味。中村圭尔《晋南朝墓志和公文书》（同上）从墓志和公文书的关系论述了墓志中引用公文书的意义，及公文书对墓志的叙述产生的影响等，并触及发送文书的保管问题。此外，其《魏晋南北朝的公文书行政》（《六朝学术学会报》）还对这一时期公文书行政的特征进行了很好的归纳。此文是根据他的讲演稿修改成文的，作为这一领域的简介最适当不过。窪添庆文《正史和墓志》（《新发展》）以为官经历为切入点，将《魏书》、《北史》和墓志的记载进行比较，认为墓志所记为官经历基本可信；北魏后期的官僚晋升，大多情况下，宗室是七品上或七品，非宗室是从七品上或从七品起，其后则被分别纳入一定的晋升幅度框架中，并成为官员迁转的模式。窪添是以北魏后期的官历为对象，而会田大辅的《（宇文述墓志）和（隋书·宇文述传）》（《骏台史学》l37）则是以宇文述为中心，对墓志和文献史料进行比较研究。该文在以墓志探明宇文述就任禁卫类官员等新史实的基础上，推测相较墓志的记载，带有政治意图记述的《隋书》所描写的宇文述的形象更接近历史真相。探讨这一时期墓志的，还有韩昇（河上麻由子译）《新发现隋代阴寿的墓志》（《汲古》56）。即使是人们认为是补充文献史料的第一手资料的石刻史料，也如会田文论及的那样，无法避免执笔者的偏向。对于具有这一特征的石刻史料，有必要每次都认真与文献史料进行对照考察。如前所述，以往以墓志为中心的石刻史料的利用多采用弥补文献史料不足的方式，但是，去年将石刻史料本身作为史料把握其特征的研究引人瞩目。随着收录近年陆续报告的发掘成果和拓本照片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毛远明校注，线装书局，2008年）的出版，我想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这一意义上，应当说本领域正在迎来汇集研究动向、指示今后发展方向的阶段。以往墓志研究有过于偏重石刻史料的倾向，而关尾史郎的《“五胡”时期的墓志及其周边》（《环日本海研究年报》l6）却将包括石刻以外书写材料的“五胡”时期的墓志和性质接近的文物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希望他倡导的墓志研究能发展到新的阶段。此外，他还发表了同样以五胡时代为对象的《“五胡”时代的“属”》（《资料学研究》6）一文。另外，《新发展》除了上面介绍的论文外，还收录了李凭《从北魏平城时代的一批墓铭看京畿移民的社会地位与思想感情》、赵水森《洛阳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的发现收藏与著录研究》、朴汉济《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习俗的变化与墓志铭的流行》三篇文章。
其次，长沙走马楼吴简方面，有安部聪一郎《从（三国志）时代来的文书》（《历史与地理》624）、谷口建速《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谷物财政体系》（《东亚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两篇论文。安部文字数不多，其中论及将走马楼吴简中的名籍和东亚出土简牍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等，是一篇简要介绍走马楼吴简的短文。谷口文考察了他以前论文发表后公布的吴简，认为“邸阁”是郡县以上机构派遣的担任确保各仓军粮和调剂的官，当时的谷物财政体系是以军粮确保为重点设置的。最后介绍室山留美子、穴泽彰子的《吐鲁番北凉文书的制作、保存、再利用、废弃、掩埋过程的一考察》（《都市文化研究》1l），从文书史料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两面利用文书和作为随葬品的文书的形态，阐明了北凉时期公文书的具体流程。
政治
去年出版的《三国志研究》4号，分别收录了五篇东方学会主办的“汉魏交替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研讨会的报告论文和评议。此处介绍牧角悦子《建安“文学”》、石井仁《“地方分权化”和都督制》、川合安《九品官人法的制定与贵族制的形成》、渡边义浩《曹丕的（典论）和政治规范》四篇。以往都督制研究均从“地方分权化”角度展开，石井文与此不同，是从“中央集权化”的视角研究都督制。其结论是，都督制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其本来的职掌是援用军法进行判刑，由此来看，以直接控制人为目的的统治体制才是都督制的本质。川合文认为根据乡品任用人才是从曹操政权开始实行的，指出当时形成的著姓和单家之间的关系尚不固定，虽然九品官人法实行任子导致了贵族阶层的产生，但是，至少魏晋时期的贵族并不是根据家格世袭官职的。该文纠正了以往对这一时期基础性制度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如何描绘时代面貌是今后的课题。牡角文认为，诗从经学中解放出来的契机是在建安时期。渡边文考察了《典论》，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曹丕为了确立与“名士”相对抗的君主权力，旨在实现文化价值一元化的思想。同氏《（山公启事）所见贵族的自律性》（《中国文化》67）则关注《山公启事》，认为皇帝为了与强势的贵族制相对抗，在此描绘了拥有自律性理想的“贵族制”。该氏还发表了《西晋华夷思想的转变》（《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8），考察了从武帝时期到徙戎论的华夷思想的变迁，在此基础上论及对于华夷思想来说《春秋》的局限性。此外《三国志研究》4号还刊登了柴田聪子的《姜维北伐和蜀汉后期的政权构造》和高桥康浩的《缪袭的政治地位》。前文将姜维北伐与姜维在当时政权内部所处立场结合起来进行再探讨，后文考察了多被认为是文学家的缪袭在曹魏政权内的政治立场。下面介绍西晋方面的研究，有对二十四友的性质进行再探讨的福原启郎的《关于贾谧二十四友的二三问题》（《六朝学术学会报》10），以及田中一辉的《西晋的东宫和外戚杨氏》（《东洋史研究》68—3）。田中文认为，为了维持武帝改革的东宫组织和体制强化，皇帝需要一定的政治能力，当惠帝的政治能力无法发挥作用时，杨骏为了维持这一体制建立了自己的专权体制。冈部毅史《梁简文帝立太子前夜》（《史学杂志》118—1）分析了梁萧纲立太子的背景，指出皇太子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皇太子是皇帝统治现实性存在，但同时也可以成为破坏皇帝权力的重要力量。南朝为了将儒教统治作为统治理念，因此必须立皇太子，政治运作上存在着皇帝必须依存皇太子的政治构造。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萧纲立太子，表明在以正统为基础存立的南朝，可以部分否定礼制而以政治优先。这一时期，这一定位下的皇太子和作为父亲的皇帝一起构成了“皇帝家”统治，从秦汉到唐宋皇权强化的过程中南朝皇太子的存在即具有这样的特征。期待运用“家”概念的研究能更加深入。户川贵行《东晋南朝的天下观》（《六朝学术学会报》10），考察了刘宋孝武帝时期制度化的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的前史，认为从东晋后期开始，主张立足江南的王朝地理正统性的言论开始增多，但其制度化却只能等到刘宋文帝北伐失败后。
北朝研究方面，长部悦弘的《北魏孝庄帝代尔朱氏军阀集团再论（1）》（《El本东洋文化论集》l5）、续篇《（2）》（琉球大法文《人问科学》23），按区域分析了河阴之变后“尔朱氏军阀集团”实行的北魏领土内的人员配置情况。由于尚未续完，期待早日看到论文的全貌。’前岛佳孝《西魏、北周在四川统治的确立及其经营》（中央大《人文研纪要》65），通过当时益州总管府长官的就任者，考察了四川在西魏、北周政府中的地位。同氏《（周文王之碑）试释及基础性考察》（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档案的世界》，中央大出版部），对《周文王之碑》的进行了释读和基础性考察，并成为前引论文的根据。向井佑介《北魏的考古资料和鲜卑的汉化》（《东洋史研究》68—3）指出，从孝文帝时期的都城、陵墓制度可以看出两个特征，即古典文化的继承和以皇帝为顶点的中央集权的身份秩序，它们是胡族为了君临胡汉民族而设计出来的制度。
制度
野田俊昭《南朝的清议、乡论》（《产业经济研究》50一1），对越智重明的清议、乡论研究提出商榷，论述了南朝九品官人法下的清议、乡论的运用、职能。清议、乡论的对象全部是士人，家格的变迁、确定虽经由州大中正，但最终是清议、乡论决定的，但是庶民则不受其限制。会田大辅《北魏后半期的州府僚佐》（《东洋学报》91—2），以《山公寺碑》为中心进行考察，论述了文献史料无载的北魏后半期的列曹参军和列曹行参军的区别、官序，作者还探讨了州府僚佐的流外官设置，以及当时设置众多流外官的原因。川井贵雄《北魏后期的门下省》（《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7）指出，北魏孝武帝和东魏时期门下省的职能变化，均是在高欢父子的霸府控制朝廷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一变化后来成为唐三省制的原型。前岛佳孝《西魏行台考》（《东洋学报》90—4），在前年发表的关于宇文泰大行台论文的基础上，通过将以往研究较少触及的西魏设置行台事例加以分类，进行考察。其提出的行台和都督不是上下级关系的观点，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以往的研究。
社会
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有中村圭尔的《六朝官僚制的叙述》（《东洋学报》91—2）、永田拓治的《“状”和（先贤传）（耆旧传）的编纂》（同上91一3）。中村文论述指出，从汉末到六朝的正史，可以看到从记录个人为官情况的表向反映王朝普遍秩序的志转移，社会上层以表明自己的地位具有公性质为目的的官僚制著述盛行的现象，它反映了王朝和社会上层之间围绕当时的官僚制既紧张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永田文对东汉三国时期出现的《耆旧传》、《先贤传》进行考察，指出东汉时期王朝收回了在乡里社会为促进风俗教化选举先贤的权利，本来各个地区多样化的校正风俗的标准在王朝的主导下，开始向一元化发展。两篇论文关于王朝和社会的关系，得出分化与一元化的不同结论，是由分析对象决定的，还是存在其他要因，这是对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很有意义的问题。
都城
去年不仅有对单个都城的研究，而且有以时间为轴考察古代都城的研究。北田裕行《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园林配置的基础性考察》（馆野和己编《古代都城形态》，同成社），关于古代都城的园林，推测内园设计的变化发生在曹魏文帝时期，反驳了后赵邺城之后的外苑设计受到胡族政权影响的观点。同书所收佐原康夫《中国都城的理念和东亚》、齐东方《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态和职能》虽然不是以这一时期的都城为中心，但对于认识这一时期的都城有参考价值。渡边信一郎《六朝隋唐时期的太极殿及其构造》（《都城制研究》2《奈良女大COE报告集二三》），主要从六朝到唐初期太极殿的变迁和构造特性，探求南朝建康宫的实态。对渡边文进行评议的妹尾达彦《评议2》（同上）超越了研讨会评议的范畴，谈了其长期从事都城研究的看法，值得一读。对于渡边文指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北周长安宫，内田昌功《北周长安宫的空间构成》（《秋大史学》55）从朝堂和尚书的位置关系，对北周长安宫向隋唐长安宫的直接转变，进行了具体分析。角田典幸《北魏洛阳城官人、僧侣的居住地》（《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33）以官品为指标分析了官人及僧侣的居住地。
国际关系、民族
国际关系方面，研究和蕃公主下嫁的有藤野月子《五胡北朝隋唐时期和蕃公主的下嫁》（《历史学研究》855）、平田阳一郎《周隋革命与突厥形势》（《唐代史研究》l2）。藤野文分析了五胡北朝隋唐时期和蕃公主下嫁的事例，指出西汉时被看作是“否定性施策”的公主下嫁，在北魏时期赋予了来自皇帝的赐与、恩宠这样的不同意义，而且从这一具有“北方性”要素的政策，以隋唐的中国统一为契机，扩展了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平田文从突厥为中心的国际形势视野讨论周隋革命，提出为了分析当时中国、突厥产生的变革，必须关注两者间的密切关系。对发生的事情不仅仅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而是将其放在国际背景中扩大视野进行讨论，就有必要加强对各个地区的基础性研究。
将三国时期的东夷世界作为“场”所进行的共同研究，“《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国际环境”就是此类研究，其研究成果收录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第l51集。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潮《（三国志·东夷传）的文化环境》、川本芳昭《三国时期阶段的乌丸、鲜卑》、石川岳彦《从考古遗址、遗物看辽东郡》、宫本一夫《从考古学看夫余和沃沮》、高久健二《乐浪、带方郡砖室墓的再探讨》、仁藤敦史《卑弥呼的王权和朝贡》、田中俊明《（魏志·东夷传）译注初稿（一）》，从不同领域对东夷世界进行了个性化研究。讨论东亚世界中倭国的有仁藤敦史《卑弥呼与台与》（山川出版社）和小蝎茂稔的《“倭国”的形成和“邪马台国”》（《历史评论》710）。近年来民族是由人的认识构建的说法十分流行，去年关注民族名称的研究有滝川正博的《北周“稽胡”的创设》（《史观》l60）和齐藤达也的《北朝、隋唐史料所见粟特姓的形成》（《史学杂志》ll8—12）。淹川文关注北周相关史料中集中出现的“稽胡”，指出当时北周有必要控制“稽胡”居住的与北齐交界的国境地带，而且当时出现了为了遵照《周礼》整顿国家体制必须设立四夷之北狄的要求，因此，北周“创设”了“稽胡”这一民族。齐藤文关注的是近年取得重大进展的作为粟特人研究基础的粟特姓的形成问题。以往认为粟特姓是其对应的国名中产生出来的，但齐藤认为粟特国名是在粟特姓后加“国”字创造出来的，而非相反。而且，他还认为，由同一民族内的通婚和同姓不婚这一对立的社会要因所产生的多样化的粟特姓，是北朝后期以后的历史产物。两篇文章均是探寻民族被“创造”过程的佳作。
宗教、美术
首先来看关于佛教的研究。仓本尚德《北朝时期的多佛名石刻》（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l54，2008）指出，多佛名的造像铭在北魏分裂后增加这一现象及与佛名有关的经典增多相一致，反映了当时忏悔仪式的流行。随后，同氏在《（大通方广经）的忏悔思想》（《东方学》117）一文中，展开论述了当时《大通方广经》的忏悔思想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道教研究有小幡みちる《从道教石刻看北魏道教》（学习院大《东洋文化研究》ll），将北魏道教像加以分类，并分析了道教像集中于关中的原因。
美术方面，村田靖子《中国·初期金铜佛的新例》（《佛教艺术》305）介绍了新发现的五胡时期的金铜佛。藤冈穰《关于中国南朝造像的认识》（同上307）从制作例子和传播角度论述了南朝造像。
文化、文学
福原启郎《喝茶的历史及相关二三问题》（京都外语大《COSMICA》38）概述了喝茶的历史，也涉及到三国、西晋时期的茶。佐野诚子《岁时诗和岁时记》（《六朝学术学会报》10）论述了以重阳节为题材的岁时记和六朝诗的关系，认为其与六朝贵族文化中的“雅”“俗”问题有关。森野繁夫《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国中世文学研究》55）讨论了沈约《宋书》对谢灵运的描述。同氏《北周庾信》（同上56）论述了庾信的后半生。
译注、索引
中林史朗《（陔余丛考）训译（卷八之下）》（《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8）、下见隆雄《（华阳国志）列女传记》（明德出版社）针对各自的主题，在历史学研究会编《世界史史料3》中对与这一时期有关的史料进行了训读和通译。中村圭尔、室山留美子编《魏晋南北朝墓志官职名索引》（主持人平田茂树，《平成一七——二一年度文科省特定领域研究成果报告书》）是利用价值很高的索引。
以上对2009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分领域进行了回顾，和历年相比未看出有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问题意识的提高，研究课题不再受到限制，去年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问题的多样化，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的积累，是对历史时代进行细致分析不可欠缺的工作。而且，对多样化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的课题为什么会在今天提出的思考，与历史学本身的丰富紧密相连。一方面，研究者有必要一边思考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所研究的时代和领域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一边展开自己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在2009年的成果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论文欠缺这样的意识，未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具体的研究动态之中。最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他人研究成果的不关心。在问题意识的基础上，研究者通过和他人进行对话，不仅仅停留于个别研究，而是将其放在贯通的历史叙述中，定位各自的研究成果，向世界传递信息，这一做法很重要。另一方面，2009年仍可以看到一些论著对以往未深入讨论的概念进行再探讨。对迄今为止被认为不言自明的概念提出疑问，是创造新体系的第一步。以这样修正了的概念为基础，到底能够构建怎样的历史面貌和历史理论？这应当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历史专业研究者的课题。
在本文结束时，附记2009年出版的专著：丸山雍成《邪马台国 魏使步行之路》（吉田弘文馆）、菊地章太《神睨经研究》（研文出版）、渡边义浩《后汉“儒教国家”的形成》（汲古书院）、满田刚《三国志 赤壁传说》（白帝社）。
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编译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