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位巨人，朱学和王学是理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在此两座“高峰”之间的思想演进过程是怎样的，这一论题对于理解理学的发展，甚至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规律，都是很有意义的。至少，这应是理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但是通过对20世纪以来有关文献的检索发现，关于这一论题的专门研究并不多。有关的论述，大都穿插在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理学史等通论著作当中。本文将以这类著作为主，并结合一些专著和论文，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一、民国时期的有关研究
20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形态转变，有着西方哲学素养的学者们纷纷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从时间上看，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1976再版；2011年收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谢无量文集》第二卷）是我国最早以“哲学史”命名的著作。不过这部著作一般被认为有“哲学史”之名而无其实，所以没能获得中国哲学史学科“开山之作”的地位。享此殊荣的，是胡适1919年初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不过，这部著作与其后来撰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等，都未涉及宋明理学。在后来的哲学史著作中论及从朱子到阳明这一时期的，有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等。除哲学史外，民国时期亦有大量冠以“学术史”、“思想史”的著作，同时亦有不少理学史和宋、明时代的思想断代史著作。
朱陆时代与阳明时代之间的理学人物，是研究从朱学到王学演进过程的重点考察对象。有关著作对这些人物的选择和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出学者对这一过程的基本理解。由于大多数著作并未对朱、王之间的演进过程进行直接论述，因此这种纲目性的考察能够为该研究提供颇有价值的线索。民国学者对朱、王之间理学人物的选择，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仅重点论述了朱子、象山和阳明三者的思想，而不论其间的过渡人物，如王治心《中国学术源流》（义利印刷公司1924初版）、吕思勉《理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吴博民《中国人文思想概观》（长城书局1934年）、金公亮《中国哲学史》（正中书局1940年初版）等。二是以朱、陆、王三者思想为重点，旁及部分朱、王之间相对重要的其他人物。例如，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列论了邓牧和陈献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则列论了杨简、陈献章和湛若水。以上这两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陆王之间的人物相对并不重要。甚至王治心认为，陆学几无传人，至阳明方中兴。冯友兰认为，阳明直承孟子与陆九渊。蒋伯潜、蒋祖怡《诸子与理学》（世界书局1941年初版）认为，元代号称理学家的不少，但都是拾宋人牙慧，鹦鹉学舌而已。
第三种情况是较多地述及了朱、王之间的人物，如谢无量《中国哲学史》、钟泰《中国哲学史》、贾丰臻《中国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等，以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商务印书馆1933初版）、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等断代思想史著作。最多论及的人物，有南宋的蔡元定、蔡沈、杨简、真德秀、魏了翁，元代的吴澄、郑玉，明初的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薛瑄、湛若水等。此外，南宋陈淳、黄斡，元代许衡、刘因、赵偕，明初曹端等亦常被论及。谢无量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最早提出了元代理学的三个流派，即程朱学派（许衡、刘因）、朱陆调和派（吴澄、郑玉）和陆学派（陈苑、赵偕）。钟泰也考察了程朱学派在元代的传播和流变过程，着重探讨了朱陆合流派的代表人物吴澄、郑玉，并指出了元代金华朱学流而为文的现象。
关于阳明思想的理论渊源，王治心认为，阳明之学出于象山。冯友兰以程颢、象山、阳明为心学中的“三个大人物”，认为阳明同时也受了陈白沙、湛甘泉的影响。杨东莼认为，阳明之学实出象山，而白沙则为明代心学先驱。容肇祖认为，王学是朱学的反动，有得于陆九渊，并受陈献章思想的影响。以上观点可称为“心学一系”说，即认为阳明思想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心学传统形成的，而这一心学传统，可远述孟子，近承程颢、象山，兼或参以佛道思想，并由白沙开其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少学者以程颢、程颐分别为心学和理学的开创者，这与传统上以二程为一体的看法有所不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美国麦克米伦公司1948初版）认为，二程虽然讨论的问题相同，但观点有异，只是表面上还没有形成两派，时人也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二人差异的学派意义。赵纪彬《中国哲学思想》（中华书局1948年初版）认为，朱、陆分别发挥了程颐、程颢的思想，形成了理学和心学。
民国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时期，思想学术方面的研究比较活跃。尽管有关著作成书较早，但不少观点对今天的研究仍颇有借鉴价值。
二、50年代至80年代大陆地区的有关研究
建国前后，大陆地区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逐渐形成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两大体系。前者以侯外庐主编的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47-1965年）最为典型，后者有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年初版）、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初版）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大都围绕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展开。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人的思想发展规律，这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无疑是伟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也越来越多地掺杂了政治因素，并逐渐走向了“贴标签”的简单模式，这不免又僵化了唯物史观，也削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价值。不过，如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辈学者因其厚重的学术功底，有关著述迄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对朱子至阳明间的理学演进过程涉论不多。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中国哲学史》除了朱子、象山、阳明三人以外，只列论了黄震和邓牧，而此二人都或多或少地有反理学倾向。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2）还列论了许衡、刘因和吴澄。宋明理学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是被否定的，因此几乎没有相关专著出现。
不过，这一时期也偶尔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学术观点，例如华山的“朱陆一系”说。根据当时的标准，程朱一般被划为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则为主观唯心主义。但华山《从陆象山到王阳明》（《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认为，陆九渊与朱熹实为一系，基本上都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不过在象山思想中包含着相当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朱子强调以万物之理来印证吾心之理，而象山则强调以反观自省来体会万物之理，两者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象山也并不反对“道问学”，只是反对读死书罢了，所谓“太简”与”支离”只是方法论的不同而已，并无哲学意义。象山哲学是通过杨简和陈献章被彻底地主观唯心主义化的，而阳明哲学则是杨、陈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包含在象山哲学中的某些主观唯心主义因素到了阳明那里才发展到它的逻辑终结，成为一个完整的心学体系。阳明与象山不同，前者认为万物之理并不在万物本身，乃心中之理的外化，而后者则认为心中之理即宇宙万物之理，但并不是说宇宙万物之理乃吾心所造。这一“非主流”的观点虽然应者寥寥，但也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三、50年代以后港台学者的有关研究
50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学在港台地区继续发展，有关性理之学的著述颇为丰富，即有思想与哲学的通史性著作，也有关于宋明理学的专论性著作。其中如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等一批学者，在理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对大陆80年代以来的宋明理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港台学者对朱子与阳明之间理学人物的论述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仅列朱子、象山、阳明三人，如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51年）、孙振青《宋明道学》（台北千华出版公司1986年）、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初版）等。二是大量列论朱、王之间人物。其中最常出现的人物与前述民国时期的情况大体相同，如有陈淳、黄榦、蔡元定、蔡沈、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刘因、吴澄、郑玉、曹端、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薛碹、湛若水等。不过，学者间对这些人物的兴趣差异还是较大的，如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初版）又有金履祥、王应麟、黄震、赵复、姚枢、李纯甫、娄谅等，但却不列陈淳、蔡元定、蔡沈、真德秀、魏了翁诸人；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75- 1986年）又列有蔡渊、许谦、吕楠、王恕、杨爵等；蔡仁厚《宋明理学——心体与性体义旨述引（南宋篇）》（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还列论了辅广、黄震、王应麟、文天祥等。
关于阳明思想的理论渊源，港台学者大体上仍继承着民国时期的“心学一系”说。如钱穆认为，阳明学是发挥孟子与象山思想而形成的与朱熹对垒的学说。蒋梦麟《阳明学说之渊源及其影响》（《中国哲学思想论集（宋明篇）》，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年）认为，阳明思想既受孟子影响，也受佛教影响。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及《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认为，濂溪、横渠、明道是一个系统，朱子与伊川是一个系统；朱子对周、张和程颢实际上了解不够；明道一体说仁，以觉说仁，但是伊川、朱子反对这些观点。与此“心学一系”说不同，唐君毅《阳明学与朱子学》（《中国哲学思想论集（宋明篇）》和《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认为，王学兼承朱陆，而与朱陆又有同异；阳明之学虽归宗近象山，然实由朱子之学发展而出。
尽管港台学者亦多论述朱、王之间人物，但对于这些人物在朱学向王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不少学者认为并不很重要。如钱穆认为，元代学术在异族统治下，不能有宋学精神，没有发展；而明初学术大体沿袭宋学，只是更精细、更单纯而已。罗光认为，元朝学术仍以宗朱为主，许衡、刘因、吴澄、许谦、郑玉等人皆承袭朱学；而明初理学继承了元代理学，吴与弼、薛碹、王恕等都无大的改变；直到陈白沙，理学才开始转向，别开生面，开启了阳明心学。此外还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观点，即劳思光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中提出的理学“一系说”。以往不论“二系说”还是“三系说”，均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为对立的两系。而劳思光则认为，宋明的儒学运动实为一个整体，其基本方向是回归孔孟之心性论，而排斥汉儒及佛教。其中，周张、程朱、陆王可分别代表此一运动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注重“天”，属形上学与宇宙论；第二阶段注重“性”与“理”，宇宙论渐淡而保留了形上学成分；第三阶段注重“心”或“知”，强调最高之“主体性”，从而完成了心性论的哲学系统。依此说，则王学实为朱学的发展归宿。
四、8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有关研究
研究概况。文革结束后，学术气氛日益活跃。从80年代起至20世纪末，大陆地区出现了大量哲学史著作。自90年代开始，以“思想史”、“儒学史”、“经学史”、“学术史”为名的著述也逐渐增多，显示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愈发活跃。这些思想学术史著作往往有着明确的学术旨趣和理论特色，既有通论的特点，也有专论的色彩。有关宋明思想的断代史论亦见增多。同时，理学研究日趋活跃，有关专著大量出现。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两卷本《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的理学史著作，所搜集、整理、提示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迄今为止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大陆学者对朱、王间理学人物的论述，仍是三种情况：一是只列论朱、陆、王三子思想，如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这些著作大都成书于80年代。二是自90年代以后，有关著述对朱、王之间理学人物的关注逐渐增多，且侧重点有着较大不同，显示出了对朱、王间思想演进过程的迥然不同的认识。有侧重明儒的，如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还列论了杨简、曹端、薛瑄、胡居仁、陈献章、湛若水，除杨简一人外均为明儒；也有侧重元儒的，如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列论了许衡、吴澄；有兼顾元明人物的，如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列论了许衡、郝经、吴澄、吴与弼、陈献章、湛若水，元儒、明儒各占一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许多学者对陈献章格外重视，除前述外，又如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虽以元代理学和明初朱学为章节，但特别单列了邓牧和陈献章。
第三种情况是大量论述朱、王间的理学人物。其中，叙述人物最多的是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见于章节者23人，而合章论述未计的还有槐堂诸儒、甬上四学者、金华朱学传人等。通观这类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最常被列论的人物与前述民国学者和港台学者的著述大体相同。同时，各著作间所论人物也各有不同，如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又有杨万里、程端蒙、程端礼、董铢、赵复、宋濂、刘基、方孝孺等，却未论黄榦和胡居仁；蒙培元《理学的演变》有文天祥、许谦，但不列黄榦、蔡元定、蔡沈、杨简。此外，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还列论了许多学界较少关注的人物，如姚燧、耶律有尚、安熙、苏天爵、元明善、虞集、赵、访、刘埙、危素等。
阳明思想的理论渊源。关于阳明思想的理论渊源，大陆学者亦同民国学者和港台学者一样，不乏有主张“心学一系”观点的。如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纲要》（外文出版社2000 年）认为，阳明思想继承了孟子的“良知”与象山“心即理”，是宋明道学的异端。方光华、肖永明、范立舟等《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认为，阳明思想远绍孟子，光大了陆九渊以来的心学，并受佛道思想影响，同时也是在与湛若水的辩论中形成的；陆、王的区别只是精细、完备程度不同而已。此外，张岱年《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中州学刊》1983年第4期）亦以程颢为心学之始。他认为，程颢表现出了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陆九渊则发挥了程颢的学说，他们都是“心一元论”者。不过也有明确反对此说者，如向世陵《“接着讲”与理学的“被讲”——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三系说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认为，二程之间差别的意义是有限的，这种差别并不足以将他们分割为对立的心、理二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阳明思想渊源的“综合会通”说逐渐流行起来。此说是指，阳明思想并非仅仅继承了象山以来的心学传统，很大程度上还融汇了其他学派甚至对立派别的思想。其中最为普遍的观点是朱陆合流说，即王学思想是陆学在不断与朱学合流的过程中形成的。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是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著作。该书认为，王阳明沿承了元代朱陆合流的趋势，且以陆学为主，但更加圆融周备。赵吉惠《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认为，阳明心学是元代朱陆调和的结果，王学既把理学推向完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宋明理学的崩溃。唐宇元《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的理学》（《文史哲》1982年第3期）、《论许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浙江学刊》1982年第7期）、《朱学在明代的流变与王学的缘起》（《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认为，王学并非简单地远接陆学，而是通过对朱、陆的取舍和熔铸形成的；同时，朱学在理气、知行、心理、心物等问题上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是朱学被撕裂的主要原因；王学的诞生，恰是朱学分化的结果，解决了吴与弼、陈献章未能解决的朱学体系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徐梵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远东出版社1994年）认为，阳明遥承陆学，且发为浩大的事功。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认为，朱陆之学发展至明初，流弊彰显，各路学派徘徊于二者之间，无法突破；阳明之学正是在深入分析了两者之弊后形成的。
上述“综合会通”说是以阳明继承象山心学为主，兼摄朱学，这是“主流”的看法。此外还有以下几种“非主流”的观点。首先，大陆学者中也有类似前述唐君毅以阳明学亦出自朱子的观点。如蒙培元《论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演变》（《哲学研究》1983年第6期）认为，朱熹的哲学体系充满了矛盾，既有唯物主义因素，又有主观唯心论的思想；在朱熹哲学中，心学思想很突出；阳明心学，实际上朱学长期演变的结果。如果说前述华山的观点是以陆归朱，那么唐君毅、蒙培元的观点则是以朱归陆。
其次还有陆学与浙东事功学合流说。腾复《宋明浙东事功学与心学及其合流——兼论王学的思想来源及性质》（《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认为，北宋学术的主要任务是重振经学。二程以后，学术分化，朱学沿着二程维护经学的方面发展，事功学则注重实事实功，心学强调人的主体精神，反对迷信经学权威。但是，事功学是狭隘的、经验的，在本体论方面没有建树，缺乏思辩性；而心学则相对缺乏认识论方面的创新，不能摆脱空疏的弊病。因而两者都不足以与朱学抗衡，从而也不可避免地会走到一起。这种迹象在陆九渊身后不久便出现了，如陆门的浙东弟子舒磷、沈焕等已注意到学术的实际效用间题。元代朱陆合流，一些浙东人士也同时继承着务实传统，注重道德修养与治世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出某种融合事功学与心学的思想倾向。例如刘基、宋镰都是当时事功卓著的人物，方孝孺在理论上也反对学者以修身为终身之业，主张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王阳明从哲学高度完成了事功学与心学的融合，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方而克服了事功学与心学的各自缺陷，吸取了双方所长，建立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相互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此外朱汉民《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九渊则发挥了程颢的学说，他们都是“心一元论”者。不过也有明确反对此说者，如向世陵《“接着讲”与理学的“被讲”——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三系说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认为，二程之间差别的意义是有限的，这种差别并不足以将他们分割为对立的心、理二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阳明思想渊源的“综合会通”说逐渐流行起来。此说是指，阳明思想并非仅仅继承了象山以来的心学传统，很大程度上还融汇了其他学派甚至对立派别的思想。其中最为普遍的观点是朱陆合流说，即王学思想是陆学在不断与朱学合流的过程中形成的。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是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著作。该书认为，王阳明沿承了元代朱陆合流的趋势，且以陆学为主，但更加圆融周备。赵吉惠《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认为，阳明心学是元代朱陆调和的结果，王学既把理学推向完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宋明理学的崩溃。唐宇元《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的理学》（《文史哲》1982年第3期）、《论许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浙江学刊》1982年第7期）、《朱学在明代的流变与王学的缘起》（《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认为，王学并非简单地远接陆学，而是通过对朱、陆的取舍和熔铸形成的；同时，朱学在理气、知行、心理、心物等问题上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是朱学被撕裂的主要原因；王学的诞生，恰是朱学分化的结果，解决了吴与弼、陈献章未能解决的朱学体系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徐梵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远东出版社1994年）认为，阳明遥承陆学，且发为浩大的事功。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认为，朱陆之学发展至明初，流弊彰显，各路学派徘徊于二者之间，无法突破；阳明之学正是在深入分析了两者之弊后形成的。
上述“综合会通”说是以阳明继承象山心学为主，兼摄朱学，这是“主流”的看法。此外还有以下几种“非主流”的观点。首先，大陆学者中也有类似前述唐君毅以阳明学亦出自朱子的观点。如蒙培元《论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演变》（《哲学研究》1983年第6期）认为，朱熹的哲学体系充满了矛盾，既有唯物主义因素，又有主观唯心论的思想；在朱熹哲学中，心学思想很突出；阳明心学，实际上朱学长期演变的结果。如果说前述华山的观点是以陆归朱，那么唐君毅、蒙培元的观点则是以朱归陆。
其次还有陆学与浙东事功学合流说。腾复《宋明浙东事功学与心学及其合流——兼论王学的思想来源及性质》（《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认为，北宋学术的主要任务是重振经学。二程以后，学术分化，朱学沿着二程维护经学的方面发展，事功学则注重实事实功，心学强调入的主体精神，反对迷信经学权威。但是，事功学是狭隘的、经验的，在本体论方面没有建树，缺乏思辩性；而心学则相对缺乏认识论方面的创新，不能摆脱空疏的弊病。因而两者都不足以与朱学抗衡，从而也不可避免地会走到一起。这种迹象在陆九渊身后不久便出现了，如陆门的浙东弟子舒璘、沈焕等已注意到学术的实际效用间题。元代朱陆合流，一些浙东人士也同时继承着务实传统，注重道德修养与治世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出某种融合事功学与心学的思想倾向。例如刘基、宋镰都是当时事功卓著的人物，方孝孺在理论上也反对学者以修身为终身之业，主张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王阳明从哲学高度完成了事功学与心学的融合，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方而克服了事功学与心学的各自缺陷，吸取了双方所长，建立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相互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此外朱汉民《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也提到，元代理学具有务实特征。
这些“非主流”观点使我们认识到，朱学与陆学本身即互相渗透，两种学说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阳明学同样也是多种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心学的一系单传。这些都说明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朱学到王学的学术轨迹。如果说关于阳明思想理论渊源的研究是侧重“逻辑的”方面，那么关于从朱学到王学之学术轨迹的研究则是侧重“历史的”方面。持王学“综合会通”说的学者，大都非常重视自宋末至明初这段时期理学人物的学术演变过程，这是大陆理学研究的一个特点。
朱学向王学的转变，有学者认为最早从南宋末就已经开始了。蒙培元《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认为，虽然朱子弟子大都摭拾遗说，没有大的发展，但陈淳在维护师说的同时，对朱熹的心体说做了很多发挥，提出道“原于心”而不离日用的观点；真德秀则发展了朱学的仁学和心学思想，这是向心学发展的又一个环节；魏了翁与真德秀相近，心学思想也较突出。杨国荣认为，陈淳提出理在气中，这是走向“心即理”非常重要的一步；真德秀也主张，“理”内在于人而非外在。
元代是朱学向王学演进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以往的研究中，元代理学多被忽视，所谓“宋明理学”这一称呼本身即暗示了这一点。前述持“心学一系”观点的学者，大都有此倾向。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大陆学者开始重视元代理学的历史地位。侯外庐、唐宇元、张立文、朱汉民等都认为，朱学在元代虽被立为官学，但朱陆合流是元代理学的重要特征。元代理学是宋明间的过渡环节，甚至说是转折时期。元初朱学更加支离，陆学进一步被禅化，朱陆徒裔要求打破门户，在朱陆之间取长避短，因而和会朱陆成为一时风尚。徐远和认为，元儒发展了朱学，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朱学流弊；元儒不排斥陆学，且都想兼取朱陆之长，但未能建立起新的体系。
在元代诸儒中，以许衡、刘因、吴澄、郑玉等讨论最多。唐宇元认为，许衡将心、性、理“一以贯之”，称尽心便可尽性、便可得天理，表现出了在朱陆之间游龙走蛇的态度；郑玉肯定了陆学的简易原则和朱学的笃实工夫，指出朱陆合流不是随便的拼合，元代学者大都不同程度地持此看法。蒙培元认为，许衡、吴澄发展了朱学中的心学思想，试图解决朱学中的明显矛盾；许衡求理于心，有简易味道；吴澄是朱陆合流的代表，提出以尊德性为本。杨国荣认为，许衡强调人之良知良能，但仍以天理为最高范畴，不能摆脱朱学藩篱；吴澄提倡道在气中、理具于心，郑玉强调知大本大原，二人又回到了陆子。
明初是王学的发端时期。侯外庐、唐宇元等认为，明初朱学虽为官学，但是明初诸儒在对朱学的体认中，往往各有自得，越出朱学“规矩”，致使程朱理学被弄得支离破碎，这是王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蒙培元甚至认为，明初理学已经开始全面向心学转变。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认为，明初儒学并非朱学的复述，而是有所发挥，继承了元朝折衷朱陆的风格，既重下学，也重上达。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明初学术的价值有限。如张锡勤、霍方雷《陆王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认为，明代朱学僵化、不能解决现实危机；而陈白沙基本上也是陆学的翻版，缺少独创。
对明初诸儒讨论较多的有刘基、宋濂、方孝孺、曹端、吴与弼、薛碹、陈献章等人。侯外庐、唐宇元等指出，刘基强调了元气在天理中的作用，且认为由物求知不是真知，迳求诸心方能彻见真知；宋濂虽宗奉朱学，但强调“吾心”天下最大，并主张折衷群说，且注重事功，又参取佛教识心明心的方法；方孝孺虽放言驱斥二氏，但也注重治心悟道，亦重道德实践；曹端提出理气一体，委婉地反对朱熹的理气论；薛碹亦主张道器不离、性气相即，“上达”即在“下学”中，强调在日用中“复性”，偏于下学工夫；吴与弼则注重向上工夫，强调“静观”；其徒陈献章和娄谅，均流衍为王学的发端（参见唐宇元：《刘基思想论析》，《浙江学刊》1985年第3期；《简论宋濂思想的特色》，《孔子研究》1993年第3期）。蒙培元认为，宋濂上接许衡、吴澄，强调求我存心；薛碹把朱学引向气学，但反对心学方向；吴与弼开心学先河，提出心本论；白沙是心学的真正开创者，把本体论和方法论统一起来，彻底取消了“即物穷理”的方法；白沙是阳明思想的直接来源，而湛若水则是陈、王的中间环节。朱汉民认为，明初朱学虽居独尊地位，但是朱学一派在宗守同时也有新的阐发，尤在躬行实践的方面多有心学倾向，如宋濂、曹端等，即便方孝孺也强调正心治心。苗润田认为，宋濂讲“治心”，曹端讲“深思”，薛碹讲“复性”，吴与弼讲“洗心”，均有明显的心学印迹。杨国荣认为，薛碹承陈淳学说，进一步否认了理的超验性，但仍以天理绝对主宰意志；胡居仁亦承陈淳，主张顺理则无事、则心安，心与理渐合一，但仍以理为超验，理先气后；陈献章则既否认了理的超验性，也否认了理的主宰性。方光华等认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寻向上工夫”，向内求心，转出了阳明心学的因子。
五、海外汉学的有关研究
20世纪以来，译成中文的海外汉学著作超过五百种，但其中涉及宋明理学的相对寥寥。
在海外华裔学者中，宋明理学研究较为突出的，当首推余英时，此外杜维明也有所涉及。不过他们少有关于朱、王之间的演进研究。
在非华裔的海外学者中，日本学者较早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高漱武次、渡边秀方、宇野哲人、武内义雄、秋泽修二等一批学者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80年代以后，又有一批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在这些日本学者的著述中，大都重点对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进行了讨论，而对朱、王之间的人物虽有涉及，但很少有专章论述的。
在80年代以后的日本学者译作中，不乏有值得注意的观点。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保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认为，元代朱学借助科举成为压倒性的权威，而明初学术仍为清一色的朱学，缺乏活力；陈白沙是明代第一位“独自”的思想家，但也只不过是王阳明的先驱者；王阳明最初也是从朱学出发，但最终以“心即理”突破了朱学。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认为，朱学虽然在元代被教条化，至明初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此期间亦有修正朱学的迹象，如元代吴澄强调理气一元，明初黄润玉以吾心之理格物，这都暗示了理学从存在论向实践论的转变。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吴光、钱明、屠承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认为，“道问学”与“尊德性”都是得“心之全体大用”的手段，朱子“全体大用”的思想蕴藏了朱陆同旨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朱陆身后的理学发展，正是这一“全体大用”思想逐渐展开的过程；朱学末流背离了朱子“全体大用”之旨，陷入记诵词章之俗学；元明学者援陆学以救此弊，阳明顺应了这一趋势，主张朱陆同归。白沙心学主静，阳明心学主动，后者与陆学相继，因此难以赞同白沙乃阳明先驱的说法。
日本以外的汉学家研究宋明理学思想的很少。田浩、倪德卫、包弼德等人的一些专著虽有一些涉及，但对本论题的关注不多。
结语
20世纪以来，有关宋明理学的研究是颇为丰富的。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论，如各类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理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二是专论，如各种人物研究、学派研究、对比研究以及范畴研究等等。相对而言，关于从朱学向王学演进过程的专题研究并不多，有关内容大多包含在前述两个范围的研究中，且以前者为主。
笔者认为，对朱学与王学这两座理学史上的高峰的演进过程进行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应当加强有关的专题研究。同时，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更多关注：一是应对某些重要范畴进行认真辨析，因为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某些概念有时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我们在进行对比考察时不能望文生义。二是应更多关注哲学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想，因为即便理学思想有着强烈的思辨性，但仍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学术哲学性与政治性、社会性不分的特点。以我们今天的学科观点所划分出的不同“范畴”、“领域”，在过去的时代实为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因而既要有分析，也要有综合。三是应更多关注从朱子到阳明这一时期历史背景的变化，把思想的演进放在社会的演进过程去考察。毕竟，中国传统学术有着强烈的学以致用的特点，多数理学人物的“内圣”之学是以“外王”为归宿的。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探求理学思想发展规律所必不可少的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