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日27-29日，“传承与变革-10 -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来自国内外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考了会议，共收到专题论文19篇。学者们就宋元时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军制、思想文化等社会侧面，及宋元史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首场讨论会以文书碑刻为主题。饭山知保（日本早稻田大学）《金元时期北方的修谱与碑刻》利用13世纪后半到14世纪中叶集中出现的“先茔碑”，探讨了金元时期北方家族继承系谱与建立碑刻的关系，指出建碑具有与编纂家谱一样的社会功能，应利用先茔碑进一步探讨北方“宗族”的概念、组织特点及其与社会结构的互动。魏峰（杭州市社科院）《先茔碑记与元代家族组织》发掘了先茔碑记有异于家庙、神道等前代碑志的特点，指出先茔碑记因详述家族世系，几可视为石刻谱牒，并具有尊祖收族的作用。先茔碑记反应出元代许多家族以迁葬新茔为契机，实现了以始迁祖为始祖的宗族的逐步形成。小林隆道（日本学术振兴会）《纸石之间——金代刻石宋朝文书》从“纸”变“石”的动态视角，考察了文书刻石过程中的历史内涵。邓小南指出，新史料的开发和掌握固然是重要课题，但对现有史料的咀嚼、深挖不够，同样是目前宋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朱熹在编年体基础上创立了纲目体史书，但南宋陈均等人编修的纲目体当代史，又随即被改编为简明编年体史书。针对这一现象，燕永成（上海师范大学）《承新与复旧：试论南宋纲目体当代史在宋元时的发展境遇》指出，两种体裁各有优劣，因此并非相互替代，而是二者并行，并且都是宋元时期史书简明化、史学普及化等社会因素的结果。姜鹏《（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记事本末）的体裁障碍》指出，把握《通鉴》文本与史料剪裁手法中蕴含的政治思想及其与司马光所处现实政治环境的关系，即《通鉴》的内外两重语境，是理解这部史书的关键。因此《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核心的改写，破坏了《通鉴》文本的编排，隐没了内外语境之间的关联，实际上阻碍了读者对《资治通鉴》的真正理解。
学术文化史专场的三篇论文，分别涉及了宋、金、元三代文化的核心议题。吴铮强（浙江大学）《从理学家的党争史到理学的政治文化史——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通过细致解剖余著文本，揭示了该书的论证缺陷：默认宋代士的政治地位提升为当然事实，曲解王氏新学以论证士与皇权的完全平等，忽视理学政治秩序的具体讨论，进而提出了如何认识理学政治文化遗产的问题。粟品孝（四川大学）《试论理学北传对金源地区苏学发展的影响——侧重金朝三大家与苏学关系的讨论》通过发掘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三人对待苏学、理学的不同态度，探讨了1190年代以后理学在北中国的复兴对金源所产生的影响。禅宗是南宋时期江南地区最为盛行的佛教宗派，李辉（杭州社科院）《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诤》通过梳理元灭南宋初期江南佛教禅、教的一场辩论，指出忽必烈打压禅宗、支持教派，以维护在江南的统治。李辉还考订了相关人物，指出担任现场翻译的“泉总统”为释教都总统乞台萨理。评议人建议，如果能将禅教之争放在更广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包括汉传藏传佛教的关系中考察可能会更有意义。
在天文五行与政治的讨论会上，清华大学的方诚峰首先报告了《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通过真宗、徽宗两朝的对比，探讨了徽宗朝祥瑞体系的特点及其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背景，认为徽宗朝的祥瑞体系建设，并非以政治合法性为目的，而是要营造圣治、圣时的政治形象，实现“自我作古”的历史定位；其内容和手段则体现了“儒学复兴运动”之于现实政治的双刃剑意义。韦兵（四川大学）的《宋高宗与天文星占学：宋金之际的天命竞争与政治博弈》探讨了两宋之际南北政权特别是宋高宗对天文、历算的利用，拓展天象与宋金战争、王朝天命的延续、天文历法知识体系的重建、天象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以及南北王朝在司天仪器、司天人员等象征性资源与历法制定上的竞争等。
宋辽金的州制有“等制”、“格制”两种，前者依人口多寡，后者依“节度一刺史”体系下的军事等第。人元之后，州仅存“等制”，而“格制”则已消失。针对这一地方行政制度转变的背后原因，温海清（复旦大学）《金元之际州的划分体制变迁考论——以“节度一刺史”体系为讨论中心》以金元之际的华北为切人点进行了探究，指出州的滥置与地位下降，蒙古草原制度的冲击，特别是元代作为行政实体的路和蒙元独特的军事镇戍体系，消解了州作为独立军事防御单元存在的条件。评议人提出，有必要利用非汉文史料补充有关蒙元政制的考察。余蔚（复旦大学）《迁燕、弃燕与金之衰亡——金代政治中心转移所涉之政治地理问题》从疆域空间格局的角度分析了金代首都与国策、国运的关系，指出金初迁都燕京，在客观上是国家空间结构的合理化，但主观动力则是对侵宋的专注，由此更加速了国力向南倾斜；贞桔年间的迁汴则是将金朝国力南移的传统发展到极致。因此从战略上看，弃燕实是迁燕的后果。刁培俊（厦门大学）《元代主首的乡村管理职能及其变化》从制度形式和运作实态两个层面，对元代基层主要职役人员之一的主首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一官民交接的关键性环节在政治与社会组织中的正负两方面效应。
军制战争的专题研讨。何玉红（西北师范大学）《禁军阙额与北宋军政》探讨了北宋禁军阙额的演变、宋廷的应对、阙额的原因与影响等，进而指出北宋兵员冗多与阙额严重并存，兵籍不实成为北宋亡国的关键因素之一。评议人指出，必须注意区分宋代军政中的制度性阙额与腐败性阙额。党宝海（北京大学）《关于早期蒙金战争的两种史料》详细介绍了与成吉思汗攻金的战争时期有关的两种史料：一是1211-1212年南宋赴金正旦使程卓的《使金录》；二是印度德里王朝大臣术兹札尼的《纳昔尔史话》，包含花刺子模派往蒙古使者的所见所闻，因此在历史细节的保存方面尤为可贵。
官制法律方面，杨晓春（南京大学）《从唐宋以来中国法律的发展趋势看元代法律的律令化过程》从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关系出发，指出唐宋以来，在律令格式构成的成文法之外，敕、例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有向成文法发展，即律令化的趋势。因此元代既是中国法律史上判例法因素起作用的高峰，又开启了一个律令化过程，影响到明律的修纂。胡坤（西北大学）《五剡脱选：荐举改官中的举状》详细剖析了围绕宋代荐举磨勘改官过程中的核心文书——举状的诸多问题，指出改官举状既重要，又难得，因此求举行为渐成普遍。改官状的书写格式和举词包含了宋代改官法中连带、避亲等所有重要原则，并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人才观。
第八场研讨会的主题是元代政治与经济。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高智耀卒年考证产生的相关问题——兼与赵华富诸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了周清澍、杉山正明等的观点，即高氏应卒于至元八年( 1271)左右；进而肯定元初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诘问忽必烈破坏祖制一事仍应在至元六年( 1269)塔拉思大会之后；中统、至元初年的地方监察官仍称作廉访使。总评议人姚大力指出，高智耀卒年与《元史》正文之间的矛盾乃是文句点读所致。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元朝的白银流通与南海贸易——元朝财政中白银经济的转换与白银外流的可能性》针对有关元代白银流出与欧亚大陆白银经济关系的争论，广泛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亚的文献与实物史料，探讨了元代白银通过海路流通的可能性。指出元朝诸投下的 “私领”财政及相关斡脱运营中有大量白银流通，白银以秘密贸易或受许可的官方贸易等形式向海外出口也是可能的。
会议期间，台湾长庚大学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兼职研究员黄宽重和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平田茂树分别为与会学者作了专题讲演。黄宽重教授的讲演从立国形势、政治经济政策、士人的乡里关怀与群体意识等角度，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南宋社会的飞跃发展。平田茂树教授结合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一步阐释了利用微观政治学观点，通过着眼于政治空间、公文书、关系等，进行“政治过程”研究的方法。会议最后进行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圆桌讨论。学者们就宋元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各抒己见，特别是黄宽重教授，专门探讨了年轻历史学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包括数字化时代的史料研读、专业分化与宏观视野、跨学科研究与史学国际化等等，并对新一代学者的通识教育、学术评量和著作审查以及基本功、基本方法的训练等，提出了要求与展望。
近年以来，跨越王朝、疆域的分割，进行时代史、全球史视野下的长时段研究，成为日渐兴起的新范式。针对宋元时代，从多国并立的国际体系进入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尤其需要这种广视野的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本次会议通过搭建学际与代际的思想交锋、交流的平台，在对宋元时代史研究新方向的探索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