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15004 上海师范大学 201418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承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李根蟠先生的厚爱，将两篇关于宋茶的拙文发表于该刊。又于1993年邀我参加在湖南张家界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史年会（会上忝任理事），在会上得以拜谒心仪已久的会长吴承明先生及结识多位师友，乃此次与会的最大收获。初识吴老即留下儒雅而博学的深刻印象。在此之前，我已拜读了吴老不少极具创见、颇富哲理的论著。如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市场理论与市场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历史主义》等。总体印象是体大思精，益人心智。随学习的不断深入，深感吴老的论著以善于将复杂的理论问题以极朴实明快的语言剖析毫芒，说理透辟，发人深省而著称。最佩服的是吴老深湛的理论修养及高度概括的能力，善于总结阐释理论问题的创见。吴老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超一流学者，乃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理论研究及实务而深厚积淀的厚积薄发，善于以思辩的方式深中肯綮。吴老的天赋亦很高，正如其爱女吴洪所说，吴老一生的心血都凝结在中国经济史领域。
（一）
再次拜见吴老已是在1998年上海的第四届年会上，我曾力邀吴老及其夫人文铭阿姨赴苏州小憇，以便求教请益，但吴老婉谢了，也许他老人家担心会影响我的工作吧。他说他曾到过苏州，对苏州的小桥流水曾留下过深刻而美好的回忆。我更后悔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常因公出差赴京，住在友谊宾馆，离北大较近，每晚必去邓广铭先生家拜望，邓先生谈兴颇浓，忆往论今，每至夜深，差不多有十余次之多。但我因吴府路远，竟一次也未能去拜谒吴老，否则当可获得更多教益。当时，我正在翻译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教授的名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译完已是2000年春节前夕。拜识吴老后，每年春节必向吴老电话拜年请安，顺便汇报一年中学术研究的情况。当我试探性地问起吴老可否给斯波是书中译本赐序时，吴老慨然应允，并说：1984年8月，作为中国大陆和日本唯一的特邀代表，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高层次中国经济史讨论会上，他和斯波再度重逢。是书日文本刚出即获斯波寄赠，他对斯波教授的大作评价甚高。吴老序称：“本书视野广阔，广征博考，蔚为大观，而持论极为严谨”；又说：“我以‘博謇’二字仰先生治学风范，以为本书实为汉学界一代珍葩。而本书的最大贡献，乃在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对宋代经济宏观和微观许多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
后来，吴老还告诉我，早在1979年12月—1980年3月，吴老首次访日，即与斯波教授相识。关于这两次日、意之行，吴老晚年留有亲笔回忆录自述云：
我对“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从出国访问开始的。1979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4名中国学者访日，因是首次出国，社科院十分慎重，由院长胡乔木亲自审定刘大年和我两人，报李先念副总理批准，12月才成行。刘大年由东京大学历史学部接待，我则在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作外国研究员。项目之一是双方对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状况交流，我还作为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会”的外籍会员，参加过几次他们的“合宿研讨会”，了解他们研究的观点和方法。日本学者很多是美国留学的，他们也介绍或使用一些西方的史学方法，尤其是计量学方法。在日本有许多台湾学者，他们常来找我，也提到台湾研究中国史的情况。此外，我在日本三个月，读了些新出的英文学术杂志，对西方当前经济史研究的动向略有所知。来个插话：这次刘大年是带女儿刘潞、我是带女儿吴岚去日本的，因为带她们去可以自家做饭，省下几十万日元；而省下的钱都自动归公。不过我们不愿归大公，而是归小公。刘大年给近代史所买了一部复印机（当时国内还没有），我给经济所买了一架英文打字机和两架台式计算器（那时还没有电脑）。现在出国访问的学者恐怕没有节约归公的了。
更重要的是1984年8月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在意大利米兰Bellagio召开的中国经济史讨论会。这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主持人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出席有诺斯(Douglass C.North)、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homas Rawski）；华裔美国学者王业键、李中清、王国斌，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刘翠溶；还有法国的白吉尔（Marie-Clair Bergere）、贾永吉（Michel Cartier）、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日本的斯波义信等，都是研究中国史的名家。这里也有个插话。我是费维凯直接来信邀请的，来信附有参加会议者名单，其中刘翠溶的地址中有“Republic of China”字样。我报社科院请批时，外事处认为有“两个中国”之嫌；经我写信去委婉地提出抗议、改为她在美国的地址（刘翠溶时在美国），才获批准。
这次会议名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ac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980—1980”（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空间与时间之趋向和周期性的国际讨论会，980—1980），本身就是个方法论命题。会议先发了一篇郝若贝的长文，将中国分为七个大区，又各有核心区和边缘区，按人口、赋税等计量，自唐至明，七大区各有两三个盛衰周期；大约是作为写作样本。会议通知还提倡论文用计量方法，不要过多地叙事和注解，显然是反对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结果，送会的16篇论文各有专题，没有一件是完全按照样本作的。讨论则大都集中在方法论上，各说各的；而对“周期论”大都认为没有内在根据。我发言中提出“史无定法”，我说历史研究中，“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太老了，必须放弃。”我当然是指我们习用的文献学、考据学方法。
巧合的是：九年后，我考取日本另一交流基金资助的访问学者资格，公派赴日逾年，专业领域（商业经济）之外，得以结识不少宋史、茶史学界日本著名学者，如佐伯富先生、布目潮沨教授（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等。也参加过多次吴老所说的“合宿研讨会”（即短期学术研讨会）；我们的待遇则好得多，有过二次假期旅游，从北海道至熊本，沿途到过不少城市。诚如吴老所言，虽在日本也十分节俭，但省下的日元则买了“四大件”带回来，也有部分交公——派出机构，当时还签了保密协议，唯恐日方知晓。正是在这次扶桑之行中，我有幸拜识斯波教授，蒙其赠以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新出大著《研究》，遂有译成中文本的念头（详拙译《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我还将吴老的大作（序）寄给刘东教授主编的《中国学术》，刊于书评版头条。吴老深入浅出的大序，无异于斯波名著中文本的导言。
（二）
真正有机会近距离领略吴老风采的是本世纪初在杭州召开的一次高规格小规模学术会议：“中国东南区域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应邀与会者多为海内外著名学者，只有我是非专业学者，但关于此次会议之筹备与我相关，故略述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师从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徐规先生攻治宋史，徐先生不仅视我若私淑，且又如亲炙，受教益甚多。李埏先生与徐师同师张荫麟先生，蒙李先生也对我多次赐教诲，视同弟子，缘此与李伯重兄忝为交游。我译斯波教授书得伯重兄助益甚多。约在2000年，伯重兄和我商议，可否在苏州举办一次小规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为庆贺斯波教授七十寿辰及中文版大著的刊行，二为就上述议题邀请海内外对此素有研究的专家深入讨论。我请苏高中的同窗争取到一笔预算外资金，并定下了承办饭店。但正当要发邀请书之前，却因苏州要举办APEC财长会议，全部上档次饭店客房均被预定，我们原先所定饭店则要停业装修，无奈初拟改在清华举行。后浙大周生春教授争取到一笔资金，遂决定由浙大与清华合办，一波三折，2001年于杭州成功举办此会。中方首席专家即为吴老，此外尚有前辈学者陈桥驿等参加；海外则有Mark Elvin、Peterk.Bol、岸本美绪、Richard Von Glahn、Joseph McDermott、苏基朗等国际知名学者与会；还邀请了几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中青年学者。会后，我找了一辆车，请愿意去苏州的学者游览了江苏名镇同里，并请吴江县委负责同志宴请与会学者，还赠送了小礼品，算是略尽地主之谊，弥补了此会未能在苏州召开的缺憾。事后，苏州市当时的主要领导还责怪我为何这么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不在苏州开？我只能无语。遗憾的是虽我再三力邀，但吴老挂念患颈椎病在京治疗的文铭阿姨而归心似箭，仍然未能再来苏州，足见其伉俪情深。杭州之行是吴老最后一次离京远游，时年已84岁。
会上各位学者发言踊跃，气氛热烈。主题报告每人规定十分钟而常超时，讨论时更是争先恐后。吴老静听了两天会议，最后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就各位学者的讲演高度概括其主旨，仅用了不到半小时，十分精辟。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全文见《多视角看历史：地域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一书的代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卷首）。他指出：“解释历史不是重建过去，而是今人与古人（历史文献）‘问答’，从交流中得到创新性见解。”这是吴老留给我们金针度人的治史箴言。这是我参加的数十次学术会议受教益最深的一次。
（三）
本世纪以来的十年中，我几乎每年去北京一二次，每去必诣府拜谒吴老。听吴老谈古论今，妙趣横生。吴老学识渊博，记忆力超常，令我叹为观止。有一次，吴老蹲在靠墙的书架旁找书，我赶紧过去帮忙；吴老从书架底层找出三本日本中鸠敏教授主编的《宋史?食货志译注》，坚持要送给我。吴老说：此书他自己留着无大用，对我会有用。我回家拜读后，此书确有大用，乃以宋志原文正文为纲，以注释的方式将宋代现存相关资料分门别类详加集注，这是日本学者绵密札实史料汇集考证的又一范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治学方法上也颇有可取之处，这是足以令我们汗颜的又一丰硕成果。我当时正致力于《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的定稿和修订，正是借鉴了日本学者这种集释的方法。吴老赠送的这几册书堪称启人心智的“及时雨”，也足见吴老对后学关爱备至的仁心，他晚年最重要的贡献，正是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留给后学的精思卓识。而我正是深蒙教泽的幸运后学之一。据我所知，无论相识与否，吴老关心帮助过的后学很多，事迹极为感人。约在2004年底，吴老的几位入室弟子发起，为纪念吴老九十华诞，约请方行先生主编一本论文集。承吴老及编者雅爱，也命我写一文。当时我有两文，一为经济史论文，一为批评《全宋诗》文，呈交何文，拿不定主意，求教吴老。对宋代诗词极具鉴赏力的吴老以为：宜用后文，还说这也涉及学术研究的方法；我仍犹豫，因点名道姓批评主编且又行文较尖锐。再次在电话中请示，吴老说，学术批评十分正常，对事不对人。他对挂名主编也颇有微词。吴老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几乎重写了一篇，才成为经典。这一范例，也足以为挂名主编者戒。
承吴老惠赐《濯足偶谈》及《濯足三谈》，分别题赠于2002年及2008年。多次拜读后，深感吴老古典文学素养之深厚炯出流辈，对古代诗词乐曲极具欣赏能力，且又目光如炬，屡有真知灼见，出人意外，却又合乎情理。前辈学者多有古代文学修养，对诗词、乐曲颇具欣赏能力。但象吴老这样素养深厚者则极为罕见。吴老《一剪梅?别鸭子场》上阙云：“九派末梢路难行。雨也泥泞，雪也飘零。一年难得半年晴，才罢南风，又是西风。”此词果然是吴老在盘锦干校生活的实录，又何尝不是其壮志未酬、才大用小坎坷一生的写照！
（四）
2011年春，我一部近400万字的《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稿在沪上一家著名出版社搁置七年后（2004年签约）却被单方面毁约，我只能默默取回数十公斤手写原稿，20余年心血将毁于一旦。幸得友人协助，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但需专家二位推荐。因吴老德高望重，我旋电话求助吴老，吴老慨然应允，认真审读是书前言及部分样稿约十万余字，写了不无溢美的推荐意见，于2011年3月12日以特快专递寄我，得以及时申报。今此项目已顺利通过评审，正式进入出版程序，这一荐书是吴老的遗墨，吴老提携后学的恩德永志难忘。吴老“荐书”中提到的“涉茶文献”，指关于宋明两朝茶史资料的辑集与整理。聊以告慰先师胡道静先生及吴老在天之灵的是：此书出版后我还将申报一部《中国茶业通史》的学术专著，也已和某出版社达成意向。如果没有前贤及师友（是书另二位推荐者乃陈智超先生和陈尚君教授）的鼎力相助，象我这样的非专业治学者几寸步难行。
（五）
去年七月四日凌晨，一个恶梦将我惊醒，晨起即打吴老家电话，无人接听；不祥之兆涌上心头。打通吴洪手机，始知吴老病重住院，当时苏州至北京刚开通高铁，一票难求。旋即订机票飞京。此行极不顺利：在飞机上我又被意外烫伤。原说好当晚即去吴老医院探望，但到京已夜10时多。第二天上午赶去医院探视，一看医院病房如此简陋，且又同室有另一位危重病人抢救，各种医疗机械布满，难以插足。吴老开始精神尚可，不久就痛苦得抽搐。我热泪夺眶而出。心想：一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学界泰斗，“一二九”的老战士，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医疗吗？如果在苏州和上海，最不济也能弄个三甲医院单间，找各科专家来会诊。北京的医疗资源再紧缺也不至于如此吧！见吴老如此痛苦，我去问年轻的主治医生，答云：虽有腹水，仍难确诊为恶性肿瘤，导致病危的应是房颤。告别吴老，我即去找胡绳当院长时主持工作的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我熟悉的一位老同志求助。他说：他已退多年，爱莫能助。我欲哭无泪，只恨自己无能。但我相信，如果吴老能有他的老同学任继愈先生小一半的医疗条件，以吴老长期足疗保健的身体状况及长寿基因，如果只是房颤应能抢救过来。果然，七月八日下午我就接到吴洪的手机短息：吴老与世长辞归道山的讣告。
十分愧疚，2010年底，我就应上海某报之约，为吴老作一期长篇学术专访，吴老也十分支持。把他所存关于他的见于报刊的资料全部复印给我，还特地把住院前二月才修改定稿的回忆录《吴承明小史》八九两章寄给我。我一直以为吴老身体很好，此事不急，写成后当呈吴老审定后再送去发表。吴老逝世后，我强抑巨大的悲痛，虽因烫伤不能坐，站着完成此稿，即电邮发该报，答云：已归道山学者的专访一律不再刊登。这一遗憾，已永远无法弥补。在吴老病床前，我曾向吴老袒露心迹：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成为吴老的入室弟子；但吴老博大精深的著作及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是留给后学永远的精神财富。
吴老逝世后，我再次拜读了吴老现存的几乎全部论著，意在要为吴老写一部真实的传记，抢救性的“采访”知情人已经启动。这是我近年最想做的一件大事，希望能得到经济史学界师友的支持和襄助。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