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在去年那个闷热难熬的八月，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应邀撰写关于不久前辞世的吴承明先生的学问人生。尽管此前也为之写过两文[①]，还是担心自己因先生离去的悲痛昏昏沉沉，而且时间很紧恐难完成这篇长文，更怕能力学养不逮无法全面、准确地写好先生一生的坎坷光辉与博大精深。不过，好在最终还是按时交了稿，刊出后也产生一些反响。
时光荏苒，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掩卷追思，他留给了我们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当中，“史无定法”与“识人唯长”或许是他治学与为人最精当的高度概括，而且两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一
一般说来，“史无定法”可视为吴先生力倡的治学方法，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有相关阐述。这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而且更具内涵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和影响。诚然，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吴先生也指出），我记得清人章学诚曾就“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史记》，提出“迁《史》不可为定法”之论。[②]今人用此说的更多，如谈陈寅恪之学有“诗无定式，史无定法”之说；余英时在其流传甚广的《怎样读中国书》中，说他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至于什么是“史无定法”，说法就更多了，如“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或者“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等等；还有学者专就经济史学解读吴先生所论“史无定法”，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的看法是——既然“无定法”，也就不求诠释一致。关键是，应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及可用资料来选择适用的方法，注重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加以修正、调整或再用另外方法。
20多年来，我有幸时常得到吴先生的教诲（他称为“切磋”），深感“史无定法”在其方法论中之重要，而且他是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这一宏大架构中概述和不断完善此论的。回溯先生阐发此论的轨迹，或许会有更多启迪。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出访东京大学时就注重各种研究方法问题，特别是西方研究经济史学的动向。80年代中期国际学界的顶级学者们在方法论方面显现出极高的热忱，1984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ac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980—1980”，主持人是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和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出席的有诺斯（DouglassC.North）、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homas Rawski）、白吉尔（Marie-Clair Bergere）、贾永吉（Michel Cartier）、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斯波义信及王业键、李中清、王国斌、刘翠溶等名家。不难看出会议名称本身就是个方法论命题，吴先生应邀与会并发言提出“史无定法”，即“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会后，他在中国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都讲授国外的观点和方法，听众大开眼界。
接下来，1986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聘先生为客座教授，他得与海外许多学者深入交流，都涉及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深感收获甚丰。同年底，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在会上先生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开篇即谈“史无定法”，进而详述七类研究方法。此杂谈颇受重视，几种刊物索稿发表。此后，罗斯基组织Workshop and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ethod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辑其成果8篇论文出版Economics and Historian，先生对此很看重，方法论研究愈加深化。到1992年，他发表了著名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杂谈”基础上阐述其系统性方法论研究，其重申“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可谓“大道至简”的点睛之论。再后来，先生经过更为深入的理论拓进，发表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③]，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此文不仅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而且成为学术经典流传至广。先生的“史无定法”与“源流之说”等理论方法和科研成果，不仅凝聚成为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丰碑，而且广为后学所领悟、引用和传播。他的这些论点，不仅为学人治学提供了具体的方法，更引导大家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并倡导中国学者要具有世界眼光，成为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正确方向和良好风尚。
我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理解，尤其是先生言传身教之耳濡目染，认识到其“史无定法”论精深而博大，不仅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深基，更是其注重国际学界新动向、在与海外顶尖学者的交流中不断完善的。故而，他总能站在学术之巅，为中国经济史学执旗导向！我感到先生的“史无定法”本身就是一种“法”，或可概述为“非一”——即“不绝对”。这不仅包括“条条道路通罗马”，而且“罗马”也不是只有一个或一成不变。这既有一般理解的方法多样性，也蕴涵着不断地发展与创新。我多次谈到先生凸显一个“新”字，从治学到为人，甚至喝酒吃菜均不拘一格。他常说自己老了，知识会落伍，最怕思想僵化，于是很注意接受新生事物，对国际国内的新动向十分上心，并一直保持着那份纯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直到辞世前不久，还在他的微博上写下“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全要素分析方法的文章”——我不知道94岁的人谁还开微博。
值得注意的是，先生的“求新”和“不绝对”在他生活的时代是相当难的。大家都习惯了太多的“一”（一个思想、唯一真理、甲是必乙非等等），真能“非一”谈何容易！不过，先生不同，这或可从其“家渊”、“学脉”和“思源”三方面来看。首先，他的家世不一般。考其曾祖一辈曾任内阁中书，博学多才“研讨经世之学”，且与同文馆西学教习交往，并得曾纪泽、李鸿章等赞，辛亥时敦促浙军起义，以“思寡过”名书斋——可见先生之“求新”家渊。其次，他读大学就“非一”，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四校，历工、理、经、史四科；特别是他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导师克拉克（J.B.Clark）就不赞成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兼修诸科和学派并存的“学脉”，成就了先生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和思维逻辑直至终生。再次，先生十分在意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源”养分，他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勉，无新不著文、不发言，以往的成果也要求不断修正与时俱进。
二
可以说，治学也是为人的一种折射。秉持创新意识和开放心态的吴先生说过：“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这一“吸取各家之长”，即是他治学“史无定法”的最好诠释，也是他为人处事“识人唯长”的真实写照。其实，“识人唯长”这四个字是我臆造的，在他逝世后为之撰写的生平中，我觉得用这四个字概述他看人只看长处的仁厚品格与大家风范最为贴切。
“识人唯长”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我对此深有体会。学者的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相反，往往看到的是他人之不足——做研究就是做他人未做或做错、或不足的，从而很容易孤芳自赏，甚至否定他人。即便是大家也不乏贬低别人者，即使是谦逊的人也很难多看他人长处，习惯的思维定势限制着人们博采众长。但先生不然，他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多次与我谈及“长江后浪推前浪”，常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后学的长处，给予高度重视充分肯定，并以之修正自己的观点。如他曾在《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文中，自责回避17世纪的“低谷”是“逃避”、是“可耻的”[④]，律己之严着实感人！他待人却很宽厚，看人主要看优点，看别人的研究也重在其长处。他指出“谁也不能穷尽历史，每种历史认识都有它的相对性和局限性；随着知识积累和时代思潮的演进，又会有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出现。”
因此讨论历史问题要用孔德的“实证精神”，肯定自己但不否定别人，特别是古人，因为古人有那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主张不同论点可以各讲各的，不必非让别人接受自己，更不要以己非人。这并不是说他不讲原则，他的原则就是要“言之成理”！不少人都知道先生主张考察学术不应以观点为据，包括学生写博士论文，只要持之有故不求观点一致。先生对培养研究生很重视，认为年轻人思想活跃，可以“教学相长”促进自己更新。我一直请他担纲我培养博士生的导师组，90高龄后还坚持为我招生阅卷，他很注意学生的长处，每每指出其中稍有见识之处，很令我感动。他提出“学术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各有其特点，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切磋。”反复重申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史坛才能一片繁荣——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可先生不认为自己是“大家”、“大师”、“泰斗”等，他留给自己后人的话中自称是“小人物”，做的是“小事情”，他的科学精神、博大襟怀与谦逊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引为终身楷模。他被公认为忠厚长者，许多人出国、答辩、评奖、升职、出书都得到过先生的指导、扶掖和帮助，这不仅因他敦厚友善成人之美，更是其为人秉持“识人唯长”所致。仅举我印象很深的两例——有位本系毕业的硕士晋升教授两年后，还来报考吴先生的博士生，他和我说过这是其夙愿，我也很赞成。当时已年过80的先生，对其治学的长处很肯定，评价是“学有专长，著作甚丰”，千方百计希望助之“圆梦”，却最终未能成功，先生每提及不无遗憾；然而该教授虽未考取博士生，不久却晋升成为博导，先生就是推荐人——此即“没成博士，却作博导”的事例。再举一例。1996年我被聘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学术职称评委，职称评定历来竞争相当激烈，而且当时许多要晋升研究员的学者都年长我许多，自己压力很大。在如何看待和评价别人的研究方面，我得到先生若干谆谆教诲。有一位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学者申请晋升研究员，研究所要我负责评介其研究材料，为了能够帮助这位学者，我介绍其拜访请教吴先生，并请先生为其著作撰写序言。先生看过相关材料后，对我所谈该学者研究的独到之处充分肯定，并热情帮助这位素昧平生的学者。为了写好专业性很强的专著序言，先生查阅了许多资料并反复与我交谈，成稿之后又多次征求我的意见才定稿。序言条分缕析此研究的长处，特别指出：“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我认为是极好的，应当提倡和推广。”序言刊出之后受到学界重视，《新华文摘》予以转载，作者感言其“深受教益”、“惠及永远”。
得到先生恩惠的人还有很多，我就是一个。从1985年开始上他的课，到1988年博士论文答辩；从多少次开会听他发言讲话，到数不清的把盏问学促膝长谈……特别是近20年来我与先生同住一栋楼，时时面聆学术教诲，经常得到生活关照，其治学与为人的点点滴滴，都深深铭刻在我心中永难忘怀！他在离去前几天，拉着我的手说：“这么多年来，你帮了我很多忙，可现在我不能帮你了……”这声音久久地在我耳边回荡，让我心欲碎泪长流。我因故无法为他送行，托其家人代我送了一个鲜花花圈。前些天，我突然看到先生在楼前由家人推着的轮椅里，他看到我发懵，就说：“你为什么难过？我没事啊！就是她们接我去住了几天。”多希望这是真的！可惜梦还是被不觉而出的泪水惊醒。眼下，海棠花溪已是繁花似锦[⑤]，可先生再不能一起去看花了，我凝眸仰望随风摇曳的簇簇花团，相信先生一定也能闻到这阵阵淡香……
注释：
[①]长文即拙作《学贯中西古今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此文系对吴先生的家世、治学和为人较全面的述论，平面及网络媒体均有转载，敬请方家指正。此外两拙文一是《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研究》，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另一是《经济学不老人》，载《经济学家茶座》第7 辑（2002年1月）。
[②]《文史通义》卷1《内篇一·书教下》。
[③]前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后文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我曾建议先生对这些话稍作修改，但未被采纳，直到2002年出版的《吴承明集》中还继续保留，见该书第142页。
[⑤]海棠花溪在元大都遗址公园中，先生经常到公园散步。每年4月上旬海棠花盛开，成为北京的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