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获取资源的过程。在由权力掌控的市场机制中，资源不等量地进行传递。市场机制中资源的流动，不但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恶化，也造成了该地农民的贫困化。权力不但使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间通过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传递，也使近代东北农业因资源匮乏而不能通过引进近代技术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
关键词：东北农村 权力 市场 资源流失
在以往的经济史研究中，市场一般被作为一个单独发挥积极作用的要素加以考虑。市场透过价格机制构成了调节经济行为的“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进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缺乏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技术引进的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这种动力所引起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1]
当然，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市场化的加深并非总是导致经济发展。他们针对这一悖论设计出一套进行辩驳的逻辑思路：即将“完全竞争市场”先验地定义为一种完美的经济秩序，并以此为标准展开讨论。一旦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则完全归因于国外资本的入侵和垄断以及本国政府腐败对市场机制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假使能够去除一切外在的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就能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并使经济走上康庄大道。最常见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市场具有两面性，尽管其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操纵下，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但是其发展本身却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流通。
实际上，这种为市场化辩护的思路所依据的是一种两面性区分法。其对市场的两面性划分并非源于市场机制自身，而仅仅体现于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憧憬与外界干扰因素之间的对立。由此，市场机制的弊端得以开脱，并被认为如果不存在外在的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必将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对市场的解读方式源于“市场完美主义情结”，深受占据当今经济学主流学派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将市场作为一个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发调节并使之实现最优化功能的要素来考虑，认为市场不过是通过供求关系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忽略了权力因素在市场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
市场机制并不能超然于权力之外，其构建与维持本身即是与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所言，“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实现的目的本身”；“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2]而这种干预力量的存在对于放任自流的市场机制自身来说就是一个悖论。以贡德·弗兰克和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者则将世界市场体系划分为“中心一外围”两个对立的层次。这一世界市场体系并非按照平等互利的准则进行，居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世界市场秩序的掌控和“剪刀差”式的不等价交换，不断地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榨取经济剩余；而发展中国家通过与世界市场接轨得到的，如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实际上大部分被发达国家侵吞。可见，权力对资源的分配过程是市场存在的前提。
既然权力的存在是市场机制构建与维系的前提，市场中资源的掌控、配置与流动也显然可以被理解为权力与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3]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近代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事例。作为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其粮食商品化率达到53%以上。[4]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东北地区与世界市场逐步紧密连接，市场的导向作用使传统的东北农业愈发面向市场化和商品化，进而走上一条“发展粮豆贸易的商品化之路”和农业近代化之路。[5]事实上，东北农村面对的“市场”正是各种势力通过资源获取权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权力与市场互动关系人手，对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新探讨。
一、权力、市场构建与资源隐性掠夺
亚当·斯密曾指出，以市场内部的流通结构和运输手段改善为标准的市场范围扩大对商品经济发展发挥了突出的作用。[6]东北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正是由于市场范围扩大的结果。轮船、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引进，使东北农产品市场与广阔的世界市场间的联系更加便利。而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又使该地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得到扩展，并使其商品化程度因市场范围的扩大而进一步加深。
不过，近代东北地区市场构建的实例说明，市场的构建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因市场范围扩大而自发生成的过程，它同样伴随着分配和获取资源的权力的扩张。市场仅仅是资源在权力之下进行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资源获取权力的结果。对近代东北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自1860年开港后到1939年日本统制经济政策全面实行前，东北经济是“自由经济时代”。[7]然而，所谓的“自由经济时代”实际上从来没有在近代东北地区存在过，即使市场化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事实上，各种势力对掌控东北地区资源的权力争夺贯穿于东北地区对世界市场开放的整个过程。1860年后，英俄等外国势力开始大规模渗透东北地区，清政府对东北资源的封禁政策实际上已经无法维持。尽管东北地区“自开商埠”的比率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然而大部分的东北商埠（86%）开放却是外国势力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推行的结果。[8]而中国的自开商埠多出于对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应对，更多的是与国外经济势力争夺资源权力的一种尝试，而非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诉求。
铁路和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无疑促进了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其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然而，近代交通要素的引进与帝国主义对流通领域垄断密切相关，这种垄断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是权力扩张的结果。因此，在由近代东北地区交通要素构成的市场网络中，资源并非是向公众开放的，而是逐渐被垄断。以作为东北商品化大动脉的“大连港口一东省铁路”为例，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密约”攫取这条铁路修筑权的目的，即是要在远东地区取得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商业优势，“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9]日本在通过战争手段取得南满铁路经营权后，多次威胁中国政府，禁止中国政府修建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并行”铁路。另外日本还在大连等处极力排挤华商和其他外商势力，以实现其独霸东北的目的。日本通过对“大连港口一中东路”的垄断间接地攫取到对东北南部资源的控制权。1935年后，又通过对中东路的收买进一步实现了对整个东北资源的控制。同时，还取得了对于满铁沿线“附属地”的开垦、开矿等的直接垄断权获取资源。
满铁和东省铁路通过政治权力取得运输资源垄断权，然后通过超额运费等手段极大地实现了对东北农民收入的压榨。例如，根据1932年一车大豆从佳木斯运往大连后获利分配的分析可以看出，佳木斯农民仅能分得32.8%，而67.2%是被帝国主义控制的铁路系统及依附于它们的粮栈攫取了。[10]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事例中的权力主要仍是一种外在于市场机制的政治权力，其对资源的掠夺行为也多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显性行为。如果照此逻辑扩展分析，则不能把市场之中存在的弊端看作市场机制本身的弊端，而只能视为市场机制在外在因素干扰下失灵的结果。于是，就会陷入这样一种逻辑上的悖论之中，即市场机制的弊端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
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究竟能不能利用市场规律本身来实现资源的不等价传递。在评价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当今学术界一般援引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市场分工带来的规模效应会促成经济的发展。[11]这种分析模式最重要的漏洞就是，认为规模效应可以无限扩大化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有限性。经济规模的增长会受到资源的制约，如果缺乏能够使资源得到更合理利用的持续技术创新的支撑，则规模效应带来的经济增长势必会遇到它的极限。[12]
因此，应从资源流动而非经济增长或货币收益的角度，重新审视东北农村所面对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东北地区在享受难以计数的货币收益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资源流失。而这一流失，即使排除了显性的权力掠夺，也仍然会大量存在。换句话说，此类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的掠夺是打着等价交换的旗号进行的。
爱德华·帕克（Edward C．Parker）在考察东北地区地力下降的情况时惊奇地发现，该地区一方面承受着地力下降的压力，使用廉价低效的土粪作为肥料；一方面却将上好的豆饼肥料输出。他写道：“在中国有些地区，农作物从土壤中摄取的养分通过施加人畜粪肥得到补偿，农业生产几乎是持续不变的，其产量仍然像数十年前一样，未见减少。但是在满洲这样的粮食出口地区，农作物从土壤中摄取的养分超过施肥补充量，在长达75-100年的时间里，地力消耗相当严重，已经达到很低的水平，导致一些农田在持续耕种二、三百年后弃耕。”[13]他认为，东北地区的农业产品贸易的实质就是该地农民输出他们的土壤中的肥力来换取货币，并声称：“满洲农业最主要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社会、政治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如何刺激土地生产力提升的技术问题。”[14]
如果将豆饼的肥力和东北地区最常见的肥料——土粪的肥力进行对比，并联系东北地区近代耕地地力严重衰退的事实，则可以发现爱德华·帕克用土壤换取货币的比喻并无夸张之处。现以奉天农事试验场对肥料的分析为例：
| 氮含量 | 钾含量 | 磷含量 | |
| 豆饼 | 5. 51% | 1. 39% | |
| 土粪 | 0.35% | 0.49% | 0. 84% |
由此可见，豆饼的含氮量是土粪的15.7倍，磷含量也要远高于土粪。事实上，东北地区一直在输出高效肥料而自身仅依靠低效肥来维持地力。下面再来计算一下东北地区因大豆出口而造成氮流失的情况。（见表2）
| 年份 | 氮流失数量 | 年份 | 氮流失数量 |
| 1907 | 32580.6 | 1920 | 106177.7 |
| 1908 | 39086.3 | 1921 | 116977.3 |
| 1909 | 66532.9 | 1922 | 142488.6 |
| 1910 | 84228.6 | 1923 | 161553.2 |
| 1911 | 75150.1 | 1924 | 161608.3 |
| 1912 | 62538.5 | 1925 | 157090.1 |
| 1913 | 70472.9 | 1926 | 174336.4 |
| 1914 | 71960.6 | 1927 | 195494.8 |
| 1915 | 97582.1 | 1928 | 209490r2 |
| 1916 | 90749.7 | 1929 | 213126.8 |
| 1917 | 89868.1 | 1930 | 181444.3 |
| 1918 | 87884.5 | 1931 | 245525.6 |
| 1919 | 108987.8 |
资料来源：根据1907-1931年大豆豆饼输出情况计算而得，其中1907-1909年数据引自李石曾《大豆》（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1930年版，第29页）；1910-1923年数据引自Bank of Chosen，Economic history of Manchuria（Seoul，Bank of Chosen，1925，pp.147-148）；1924-1931年数据引自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流通篇）》下（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7年版，第94-96页）。
其计算公式：总氮流失量=大豆输出量×（1-豆油出油率）×豆饼舍氮率+豆饼输出量×豆饼含氮率。豆油出油率按照东北最常见的水压出油率10%计算（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加工篇）》，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7年版，第1页），豆饼含氮量按照奉天农事试验场数据5. 51%计算。
氮元素的流失从1907年的32580吨扩大到1931年的245525吨，上升6.5倍多。其中，1931年的流出量相当于土粪70150000吨。当然，考虑到大豆本身的固氮作用及空气、雨水等因素对地力的补充，氮元素的总流失量并不等于土地地力的损失本身。但是在地力逐渐下降的东北地区，输出的豆饼所含的氮量显然能够弥补该地地力补充上的缺口。根据满铁农事实验场的统计，东北农村通常对农作物施用的土粪肥效不足，造成地力损耗出现缺口。以高粱种植中的氮元素变动情况为例，高粱种植和收获过程中会损失1.616石的氮元素，每反土地施用600贯土粪可以补充1.380石氮元素，因而存在每反0.236石的氮元素流失缺口。[15]当然，这种缺口因为作物不同而存在差异，如种植大豆时要大很多，种植高粱时则要小一些。经换算，平均每亩氮元素缺口为2公斤。在1931年，因输出大豆所造成的氮元素损耗足以平衡3507500万亩耕地的氮元素，而东北当时（1930年）全部耕地面积也才仅有20401.5万亩。[16]而东北北部很多地区“无粪土耘耨”[17]，仅依靠轮作，根本不经常施肥，其施肥数量应该比“每反施用600贯土粪”这一标准还要小很多。鉴于不同作物氮消耗量的不同和饼肥中含氮量在土地吸收时的损耗等问题，东北地区的肥料缺口要比我们开列的数字大得多。不过，氮流失对地力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确实是无可置疑的。换言之，东北的生态环境被作为一种“商品”流向了其他地区。
在氮流失导致地力下降的情况下，东北粮食的亩产量持续降低。对比东北地区土地增长指数‘和粮食产量指数，可以轻易地发现，商品化所造成的东北粮食总产量增长并非源于“粮豆专营化”的规模效益，而是依赖于土地的开垦。（见表3）
可见，由于亩产量的下降，近代东北农村土地面积的增长指数要远远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指数。这意味着土地开垦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东北地区的农民完全是依靠土地的开垦来维持产量的扩大，而非由于市场因素产生的规模效益递增。市场专业分工所带来的“斯密型动力”在东北农业中并没有发挥作用。不但如此，因为市场范围扩大而造成的东北大豆类产品输出量的扩大，又一步步地加深了东北地区边际土地收益的递减。另外，由于近代交通系统相对发达、市场机遇与未耕土地吸引而涌入东北的大量关内劳动力的投入，也使得东北地区土地开垦速度总体上难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同时，东北新垦区的移民多采用掠夺式的粗放农业生产方式经营土地，也使得东北地力下降的幅度进一步加深。[18]市场化所造成的移民潮，一方面使东北很多地区开垦后不长时间就出现了人地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移民掠夺式生产方式应用范围的扩大，导致东北地区生态恶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表3近代土地增长指数与粮食产量指数对比
| 年份 | 土地面积指数 | 粮食产量指数 | 亩产量指数 | 年份 | 土地面积指数 | 粮食产量指数 | 亩产量指数 |
| 1924 | 100 | 100 | 100 | 1935 | 151 | 105 | 70 |
| 1925 | 124 | 112 | 90 | 1936 | 160 | 112 | 70 |
| 1926 | 135 | 114 | 84 | 1937 | 166 | 114 | 69 |
| 1927 | 146 | 121 | 83 | 1938 | 177 | 119 | 67 |
| 1928 | 158 | 125 | 79 | 1939 | 185 | 109 | 59 |
| 1929 | 158 | 126 | 80 | 1940 | 184 | 112 | 60 |
| 1930 | 164 | 129 | 79 | 1941 | 186 | 114 | 63 |
| 1931 | 169 | 127 | 75 | 1942 | 180 | 104 | 58 |
| 1932 | 154 | 106 | 68 | 1943 | 180 | 116 | 65 |
| 1933 | 163 | 116 | 71 | 1944 | 186 | 120 | 65 |
| 1934 | 146 | 92 | 64 |
资料来源：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生产篇）》，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7年版，第4-5页。
通过市场手段获取资源的行为对农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因为隐蔽在市场价值规律中，并非如显性权力那样容易被发现。这种隐性的权力源于发达地区对市场秩序的控制，并通过市场的张力实现资源的传递，进而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的恶化，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粗粮化与“贫困的传递”
在评价市场机制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影响时，很多研究者着眼于市场化发展对农村地区出售农产品的便利以及对农产品价格提高的促进，忽视了因资源流失造成的人地关系的恶化和土地收益的递减对农家经济造成的影响。即使不考虑显性权力的直接压迫，这些因素也会明显地造成农业劳动力收益降低。
在很多情况下，生态压力对收益的影响远大于市场价格上升的影响。以1910-1931年这一东北经济最繁荣的阶段为例，假设辽宁农村劳动力在1910年依靠土地作物种植收入实现的收益是100元，并假设其按照“高粱一大豆一高粱”的方式轮作，联系前面已列出的一些相关史料的数据，可以建立一个农场收入变动的简单模型。
表4 1910-1931年间辽宁农村劳动者收入变动模型
| 1910年收入 | 100元 |
| 扣除人地关系变动因素（辽宁省人均耕地面积从6.1亩下降到4.7亩，下降了23qo。人地关系变动因素取值为-23%） | 100元×（1-23qo） =77元 |
| 扣除土地地力变动因素（参照东北亩产量1924-1944年间降低35%的实例，土地地力变动因素取值为-35%。） | 77元×（1-35%） =50.05元 |
| 计人市场价格变动因素（大连市场上1910-1931年间大豆价格从3.59元上升到6.72元，上涨87%，高梁价格从3.31元上涨到3.70元，上涨11%。加权平均后，市场价格变动因素取值为+36.2%。） | 50.05元 x（1+36.2%） =68.1681元 |
| 1931年收入剩余 | 68.1681元 |
可见在1910-1931年期间，该地农民的收入下降了约32%。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开列的仅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就人地关系下降幅度较小的东北北部部分地区而言，可能收入降低得没那么快。当然，北部地区施肥量普遍比南部小，其地力损耗也比南部地区更大。不过，对绝大多数地区而言，情况可能比上述设想严重。首先，笔者所用的是大连粮食交易所的数据，在农村的粮食收购价不应上涨得如此快，而且，在这期间亦有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其次，这个模型中的农作物假设被全部卖出，事实上这是一种基本上不会出现的情况。各种作物的商品化率亦有高有低，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能享受到价格上涨的好处。
收入的下降造成东北农民购买力的下降，并加剧了其贫困化。而帝国主义的掠夺、过重的捐税地租、高利贷等因素使得这种贫困化更加严重。很多当地农民无力消费价格稍高一些的粮食品种。如，东北的小麦产量原本并不多，小麦的需求多依靠进口，后来该地才“始知种小麦”。[22]不过，直到1909年前后，当地出产的小麦仍主要在地区内部自给消费，1909年共计生产小麦713842800公斤，其中仅有19788687.5公斤被输出，输出率仅为2.8%，有97%以上系自行消费。[23]以当时东北人口数量15935000人计算，则每人平均每年消费小麦43.5公斤。[24]随着商品化及农民贫困化程度的加深，东北农民将其生产小麦的大半投入市场。到1920年代，东北生产的小麦大约有80%左右被输出[25]，农民则转而消费一些低廉的粮食品种。根据野中时雄在1921年对东北各地农户食品消费的抽查，农户多半以高粱、粟米、玉米为主食，每人年小麦消费量仅为10公斤。[26]到1930年代，小麦在东北农夫的日常食物来源之中已经基本消失。其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中，78.7%来源于高粱，11. 1%来源于玉米，剩下的来源于野菜、豆制品和植物性油脂。大米面粉等细粮在普通农夫的食物中的比率基本上可以被忽略不计。[27]
可见，尽管东北地区是一个小麦等细粮的较大输出地，但在当地农民的饮食结构中粗粮却占绝大部分，且粗粮中价格较低的高粱的食用量远远高于价格较高的粟米。[28]东北地区除向俄国输出小麦以外，还向朝鲜地区输出大量粟米。朝鲜引进粟米的原因最初是与该地粮食的歉收有关，而后则是由于其向外（主要是日本）大量售出稻米，并从东北引进粟米食用。据统计，1919-1923年朝鲜自产稻米输出量和东北粟米在朝鲜的输入量如表5：
表5 朝鲜自产稻米输出量和东北粟米输入量（单位：石）
| 年份 | 1919 | 1920 | 1921 | 1922 | 1923 |
| 自产稻米输出量 | 2900 | 2105 | 3556 | 3210 | 4083 |
| 东北粟米输入量 | 915 | 807 | 88 | 716 | 1087 |
资料来源：[日]熊野御堂健见：《满洲粟に関すゐ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调查课1925年版，第158 -159页。
朝鲜对东北粟米的输入，并非由于粮食不足，而是因生活水平下降而造成居民粮食消费“粗粮化”的一种表现。[29]为了从朝鲜取得更多的稻米，日本政府甚至刻意地通过“朝鲜稻米输出增额策”。[30]东北地区农民食品消费结构的“粗粮化”显然比朝鲜更加严重。而人口和环境因素造成的农家收入递减，是造成这种粗粮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北大学教授柳国明对其家乡农民生活进行过调查：“一般号称为小康的农家，辛勤了终年，累尽了血汗，仅能}昆足衣食而已。他们平日的饮食非常粗劣。今日吃高粱米和咸菜，明天还是照样。一年到头总是如此。这种生活真是算苦到家了。若是问他们说‘为什么不要吃好一点呢？’他们准回答说：‘若是一生能将高粱米混足，还是好的啦。’我想这种的现状并不只限于敝乡一处。大半在东省各地都是如此。”[31]
资源的流出使东北地区因环境压力而陷入贫困化，但却使资源输入地区的经济因此得到极大的支撑。以清代江南地区农业为例，尽管李伯重和彭慕兰提出的“肥料革命”可能在该地区并不存在[32]，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肥料的供给有效地维持了江南地区的地力平衡[33]，东北地区的资源支持着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资源在中国国内的流动。尽管这种资源流动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掠夺”，但是市场隐形权力所引发的资源不等价传递显然已经发生作用，这种情况仅用“价值规律”难以解释。世界市场开拓以后，大豆贸易规模扩大导致东北地力资源流失成倍增长，且大部分流往国外，资源在隐形权力下流动的性质也开始发生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大量豆饼肥料的引进，使日本的肥料结构开始由传统的“固有产业废弃物利用”的“肥料体系转向以购入肥料为主的体系”，“肥料种类发生变化”，“带来了施肥量的大幅度增加”[34]，对日本农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日本国内的经济史学者一般认为，明治、大正年间日本水稻生产力的发展正是依靠“多投入肥料”和“多投入劳动的集约管理”实现的。东北地区的资源流出是以该地农民贫困化程度加深为代价的，日本等国不但依赖东北资源的供给解决了农业经济因肥料匮乏带来的困境，甚至还借此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在市场的流动过程中，资源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流出地区的经济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实现了这两个地区之间“贫困的传递”。
三、资源流失与现代技术引进
很多研究者认为，随着市场的开拓和与西方近代化国家的接触，20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的农业技术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技术方面已经进入了近代化门槛。尽管在与市场连接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资源流失的情况，然而通过市场实现的技术引进同样可以实现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并称，“西方近代农学和技术的引进，掀开了东北农业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标志着东北农业由传统的单纯经验‘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应用”’；“东北农业高速发展，由落后一跃而为先进，成为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与东北率先应用和推广近代农业技术有密切关系”。[35]
实际上，东北地区的农业机械化远远谈不上形成规模，更谈不上对东北农业发展模式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一些欧美海关官员在考察了近代东北农村的经营方式后，对其报以厚望的机械化农业未在东北地区普及深感失望：“农业仍然是按小规模进行的。由于劳动力充裕，对于农业上节约人力的机械如拖拉机等，需要很少。”“尽管在农业经营合理化方面作了决定性的努力，但是所得的效果甚微。对于推广农业机器将给满洲带来如已带给世界各地一样的繁荣，会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在这十年终了时，一般都回过头来，仍然采用比较简陋的耕作方法。”[36]
农业机械化在东北地区普及的失败并非源于当地农民“愚昧无知”，很多在国内早已习惯机械化生产的日本农民，移居东北以后也开始转而采用传统农具生产。[37]东北地区机械化在农业中普及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农用机械使用成本高昂，包括市场售价、原料价格以及售后维护价格等诸多因素，其收益率甚至要低于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在东北南部地区的水田经营中，机械灌溉法与人力或畜力灌溉法相比也完全处于劣势：
表6 各种水田灌溉法的纯收益和年投资回报率（单位：日元）
| 灌溉法种类 | 每“反”面积纯收益 | 年投资回报率 |
| 自然灌溉 | 5. 428-9. 947 | 20% -38% |
| 石油动力机灌溉 | 3.42 | 8.5qo |
| 马力扬水灌溉 | 7.172 | 12 010 |
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地方部地方课：《南满洲农业概况》，南满洲铁道地方部地方课1915年版，第69页。
可见，使用石油动力机进行灌溉的水田无论在单位面积纯收益上，还是在年投资回报率上都比使用人力、畜力者低了不少。1937年满铁为了在东北北部建立机械农场所制定了一份计划，其中指出：东北作物收获期内降雨较多以及燃油和润滑油的昂贵是该地机械化农业发展的两个巨大阻力。[38]燃油和润滑油成本价格的高昂甚至使一些农用机械使用者采取一些“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在东北地区，“以非常便宜的豆油代替非常昂贵的机器油，在中国的拖拉机手看来似乎是一种简单的权宜之计，其结果使拖拉机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一堆废铁。这种不幸的经验使得采用这些花费较大的方法受到很大的阻碍。”[39]不仅如此，农用机械高昂的维修费用也使其在东北农村中的普及大受阻碍。根据东省铁路调查局的调查，有一种俄国造的“普拉聂特”式培土器原本性能不错，可是引进东北农村后却始终不能普及，且与当地传统的培土农具相比更是“瞠乎其后，万不能及”。究其原因是这种新式农具不但价格昂贵，“在平时尚须卢布十五元至十八元不等”，而且在实际农业生产中“零件又多不牢固。若遇更换零件或欲从事修理，所费之昂，尤远过之。”[40]
化肥在近代东北地区的使用亦未得到普及。这主要是由于该地“一般农民还没有力量购用这种比较昂贵的进口货”。[41]1915年前后，日本的三井物产公司曾经贩运2000吨“人造肥料”来到东北，并在各地农村“免费散发”，“旨在于开拓一个新的领域”。[42]但以后便没有了下文。而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出产的豆饼肥料被大量输出海外，根本谈不上肥料进口。例如日本即是一直依靠从东北进口的豆饼进行肥田，1923年以后才大量使用化肥（硫酸铵）逐步取代豆饼。[43]尽管如此，东北的豆饼相当长时间内在日本的肥料进口中仍占有绝对优势。1925年日本进口的16298万元肥料中，豆饼就占了9285万元，达总进口额的56. 9%。[44]甚至直到1940年，日本农民还在为肥料不足而发愁。[45]
不但以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当时无力向东北地区大量输出化肥，即使东北地区自产的少量化肥亦多被外运。1917年时，整个东北的硫酸铵生产量只有8000吨，且大部分被输出到日本等地。[46]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从事化肥的生产，但是该会社成立的动机在于“依农林省的意见，日本人造肥料价格腾贵，系由于供给不足，如不增加生产，应鼓励满铁该项生产物的输入”。[47]因此，东北地区的化肥生产主要是为了供应日本市场，真正在东北地区消费的很有限。1935年8月至1936年7月间，东北地区化肥的主要经销者“日满商事会社”在东北一共仅销售出2555232公斤化肥，其中主要集中在东北南部[48]，东北北部的化肥消费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由于价格过高，一般农民只有在种植价格很高的经济作物时才会使用化肥。如吉林怀德县平顶山屯的农民，在种植甜菜时每10亩土地使用2-3袋化肥，且与3-6万斤土粪混用，而在种植大豆、高粱等一般作物时则只使用土粪。[49]
东北地区尽管并不缺乏各种矿产资源，但是绝大多数资源都掌控在日、俄等帝国主义势力手中，其产出也多被掠往国外。以农业机械化所最需要的资源铁和石油为例，其中东北最大钢厂昭和制钢所（鞍钢前身）1926-1936年间生铁产量的90%左右都被满铁外运，绝大多数掠往日本。[50]而东北地区近代勘探出的石油资源有限，根据古海忠之的笔供，当时东北仅产的一点石油也都被全部掠往日本。[51]同时，日本还尝试利用抚顺煤矿中的可燃性矿石“油页岩”制造重油。“日本侵略者用了近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的试验从未间断”，加紧用煤制造人造石油的试验，并“自诩在人造石油的科研力量和成果方面，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德国”。[52]而东北最大的页岩油生产厂——抚顺炼油厂，1930-1943年间生产的重油，也基本上被掠运日本。[53]大量资源被掠走，导致了本来不缺乏资源的东北地区在农业机械化所需燃料和材料方面的匮乏。根据奉天、大连、旅顺、营口、抚顺、“四平街”（四平）、“新京”（长春）等地的物价指数变动统计，以1930年为100计算，1933年各地平均物价指数为95.6，而燃料则为113。这说明即使在经历经济危机、物价衰退的情况下，东北燃料价格仍然大幅度上涨。[54]另一方面，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东北地区的工业体系实际就是以协助俄、日等国对该地资源掠夺为目的的一种“畸形工业化”。[55]其生产基本面向资源的加工和输出市场，机械制造业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56]，无力为农机的制造和维修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日伪当局对此亦毫不讳言：“满洲农业之机械化，形成重要之问题，故斯业之前途亦洋洋可观。但现在专门制作该器具者尚少，而虽有满洲农业制造会社等制作各种机械器具，但迄自给自足地步尚需相当之时日。”[57]
可见技术并非仅通过市场渠道的拓展就可以自由的传递与引进，其传播需要资源支持。由权力构成维系的市场的发展，非但不能为技术的引进提供便利，反而因其资源传递而导致资源匮乏，进而对技术引进造成巨大的阻碍。东北地区近代资源和能源流失的事实，使得近代化农业技术在东北地区的推行因缺乏资源上的支撑而举步维艰。
四、结论
以往学术界对市场进行考察总是以供给需求引起的价格均衡作为标准。然而，依照一种资源均衡的标准进行考察，则可以轻易地发现市场机制中资源的不等量传递。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曾经被简单地与农产品产销的量化指标相关联[58]，由市场化扩展所造成的生态恶化、资源流失和人民贫困化等因素却往往被忽略。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市场机制的扩张，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获得收益的过程，还应被看作是农民资源掌控权力流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显性权力对资源的直接掠夺，也有隐性权力利用市场价值规律实现的资源的传递。随着东北农村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该地的生态也被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了其农产品的买主，并使得东北地区的现代农业技术引进缺乏资源上的有效支持，阻隔了东北农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近代化发展之路。而国外帝国主义权力的介入又极大地加剧了资源在市场内部的流失，并加速了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上的退化，使得东北地区的生态系统在几十年间竟然出现了很多中国其他地区开发后数百年才会面临的问题。除了资源流失程度加深外，帝国主义的介入也使得资源在市场中传递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近代以前东北地区权力借助市场不对等传递资源的现象就已存在，但是这种不对等的资源传递却仅能归结为国家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其资源仍是在国家内部循环。而国外势力介入以后，资源在市场中的传递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含义——国与国之间赤裸裸的军事政治掠夺和经济掠夺。在权力通过暴力（主要为政治权力）与市场价值规律（主要通过经济权力）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东北农村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一种在资源上受压榨的地位。
注释：
[1]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2][英]卡尔·波拉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120页。
[3]这里提到的资源仅仅包括自然存在的或利用自然生产的有形资源，而不包括文化资源。
[4]南满洲铁道调查课：《满洲の農业》，南满洲铁道调查课1931年版，第191页。
[5]衣保中、昊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第233-239页。
[6][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页。
[7]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系列·农业（流通篇）》上，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7年版，第5-6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农产物流通过程》，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8年版，第44页。
[8]东北文化社：《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1931年编印，第356页。
[9]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10][日]近藤康南：《農民经济の诸问题》，东京，日本评论社1934年版，第234-235页。
[11]该理论认为，处于贸易中的各国（地区）之间存在着技术和资源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衍生为生产成本的差别。因而贸易各方都应该利用这种差别，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地区闯贸易存在的基础，并使得贸易双方在生产中“趋利避害”，都可以从贸易之中收益。依照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同样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形成，并促进社会总效应的扩大，并最终通过“渗透经济效应”（trickle-down economics），使得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可以从比较优势贸易带来的增长中收益。
[12]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在讨论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指出，实际经济增长率对均衡增长率及自然增长率发生偏离时，可能发生经济要素循环效应的过量投入，进而造成经济“刃锋型”背离的波动。这是经济学家首次直面经济增长率的有限性问题（马春文：《发展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以麦多斯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则在《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点明了一个人类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人口和物质财富生产的持续不断的指数增长，会造成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的加速和环境状态恶化的加深。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则可能造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及环境承载能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3]Edward C.Parker:Field Management and Crop Rotation( St Paul,Minn．：Webb Publishing Co,1920),p.390.
[14]Edward C.Parker:“Agriculture in Manchuria，”Joum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Vol.9(1909),p.113.
[15]刘祖荫：《满洲农业经济概论》，建国印书馆1944年版，第196页。其中“反”为日本的一种土地面积计量单位，每“反”相当于9.9公亩。而“贯”则为日本的一种重量计量单位，每“贯”相当于3.75公斤。
[16][日]天野元之助：《满州经济の发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会1932年版，第32页。
[17]光绪《龙江志略》第6卷，“丛录”，第18页。
[18]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例》，《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赵冈：《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王大任：《近代东北地区雇工经营农场的再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