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2
“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这是顾颉刚先生在筱苏师受业时的训诲，也是筱苏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诫，多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虽处当今物欲横流、科研成就以数量来衡量、职称和薪金乃至一切待遇都要与发表论著数量挂钩之时代，坚持起来颇为不易，但每每想到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言传身教，终不敢稍有逾越。
我是1988年秋天有幸进入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追随先师筱苏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的。我能进入陕西师大学习，与先师的平易近人和认真精神是分不开的。我在中学就对地理很感兴趣，但因为理科成绩不好，只能选择学文科，无法报考地理专业。考上安徽师大进入历史系后，总是想着在两者之间能找到一个结合点。大二的时候学《中国史学史》，第一次知道了先师的名讳和他所从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记得当时用的是尹达先生主编的教材，将先师的名讳错印成了“史念梅”，感觉不对，查阅相关资料后确认了正确写法，因此印象很深。从那以后便渐渐有了报考这个专业研究生的想法。大三时陈怀荃先生为我们开历史地理选修课，我对历史地理的了解逐渐增多，课后找了先师的《河山集•二集》来读，虽然读不太懂，但对先师的高山仰止之情越来越强烈，遂有了非先师不考的决定。然而虽然有如此的决心，先师毕竟是一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重要论著发表并被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提到的大家，内心的忐忑不安是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因此，在正式报名前很冒昧地给先师写了一封信，请教报考先师的研究生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想到不到半个月就收到先师的回信。先师在信中表示欢迎我报考，要求我不要有任何顾虑，只要将大学本科阶段应掌握的知识掌握就可以。这封信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坚定了我报考先师研究生的决心和信心。后来考试时发现试题果然不难，中国古代史、中国自然地理、古代汉语三门专业课我都用不到2小时就做完了试卷，可以说直到考试成绩下来之前我都是信心满满！
可是考试成绩下来后，我傻眼了，三门专业课虽然都及格，但都在60到70分之间，总分才290多分，没上当年的复试分数线，没有参加面试的资格。我猜测可能是题目看起来很容易，但先师的要求很高，所以虽然及格了但分数不高，也许这个及格分数还是先师为了安慰考生送给我的呢，只好另做打算，偷偷跑回桐城老家联系工作单位。’然而，我前脚刚进家门，我的同学后脚就找到了我家，通知我陕西师大研究生招办要我去西安参加面试。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返回学校去问历史系总支书记董光琨先生，董书记说，通知应该没错，具体情况去了西安以后才会知道，赶紧去参加面试吧。于是我马不停蹄，第二天就赶到了西安。
记得当时面试是在老办公院东北角历史地理所办公室的外间，参加面试的老师除先师本人外，还有牛致功、朱士光、上官鸿南三位先生，李令福师兄担任记录。几位老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记得尤其是先师问我的五代十国疆域和都城这个问题答得比较好，自我感觉头绪清楚，有把握的在80%以上。考问结束后，只听先师说了一句，这个是对的。不过自幼就比较胆怯，终究没敢问为什么突然通知我来参加面试，因为总分明明没上分数线啊！9月份入学后才听辛德勇师兄和韩茂莉师姐说，因为前面一位上线的同学来参加面试，回答问题的情况不是太好，先师很怀疑，于是就让他的女儿史先智去研招办查成绩，结果发现成绩登录错误，我的通知成绩是那位同学的，那位同学的通知成绩是我的，我三门专业课的成绩均在90分上下。
如果没有先师的平易近人，及时回信，我就不会下决心报考先师的研究生；如果没有先师的认真精神，及时发现问题，作为一个出身农村家庭，家境贫寒的我，在当时全家都期盼我赶紧工作的情况下，也就不会主动去争取这个机会，很可能也就没有我今天在高校从事科学研究了！
先师指导研究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一方面，针对历史地理学文理交叉的特点，除了要求我们学习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地理文献学、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等历史地理专业方面的课程外，还亲自为我们联系其他院系甚至外校的老师给我们开设相关的课程，记得我那一届学过的课程有地理系杨东朗老师的“综合自然地理学”、杜甫亭老师的“遥感与卫星图片判读”，古籍所赵望秦老师的“目录学”和西北大学考古系刘士莪老师的“考古学”。先师经常强调，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础是历史文献，没有目录学的知识不行；同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如果不懂得现代地理学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问题也就难以说清楚。这些课程的开设正是针对我这一届两人都是历史系毕业且皆没有学过目录学和考古学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与往届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所不同，可见先师对不同专业出身的学生制订的培养方案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不仅使我们了解了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熏陶，使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对我们研究能力的提高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另一方面，先师常说文章是逼出来的，并经常举顾颉刚先生当年在重庆时对他的要求为例。我们刚一报到入学，先师就给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每天要写学习日志，记录具体的作息时间和活动，没有看书要记干什么事去了，看书了要记看的内容和页码，准备两个本子，每星期一换；二是每周要写一篇读书札记，字数不能超过800，先师说，长文章好写，短文章不好写，用很短的文字把一个问题说清楚是非常不容易的，短文章写好了，长文章也自然会写好；三是每学期要提交一篇学期论文，学期末全体研究生和指导教师要在一起进行交流。
我跟随先师读硕、读博的6年里，前5年先师都是这样要求我的。先师对我们每周提交的学习日志和读书札记都是要认真批阅的。记得有一次先师突然将我叫到他家，追问我读书的情况，原因是我在某一天的学习日志里记到两个小时里竟看了100多页的历史文献。先师问我是怎么看的，我当时非常紧张，老老实实承认是翻看，想了解一下这本文献的概况，没有细读。先师教导我，我看的这些历史文献都是基本文献，必须要细读才有收获。这件事对我教训深刻，从此以后，我看书再也不敢一目十行、不求甚解。
正是有了先师这样的“高压”，我们才不敢去偷懒，才会老老实实地安心坐冷板凳，我们的科研能力才有较快的提高，读硕期间我有3篇论文分别在《安徽史学》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都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先师一手创办的历史地理学专业期刊，也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唯一的学术期刊，侯甬坚教授认为这是先师给我们留下的六大学术遗产之一[1]，现在越办越好，已成为学术界著名的刊物，在各种期刊评估报告中排名一直位于同类学科期刊的前列。但在创刊之初却是非常艰辛，当时学校财政状况不是很好，给《论丛》的办刊经费很少，编辑出版经常遇到很大的困难，曾经一度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去找日本朋友“化缘”。按说这不是学校安排的任务，先师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愁没有地方发表，这样给别人做嫁衣，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完全可以不用去做。但先师说做学术必须要有自己的平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存在无论是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还是对我校学科建设的促进，提升我校历史地理学科的地位，都将会有很大的作用，硬是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了下来。
当时《论丛》编辑部没有专职编辑，稿源由先师和辛德勇师兄组织，编辑、校对、跑印刷厂、包装、发行则全由师兄辛德勇领着吴宏岐、韩茂莉、李令福我们几个师弟完成。每一篇稿子在刊发之前先师都要亲自审阅，每期刊物出来之后先师都要仔细检查，从不考虑这会占用他宝贵的科研时间。在这期间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91年夏，辛德勇师兄刚调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接手负责《论丛》的编辑，便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失误。当年第3辑“目录”中将陈桥驿先生的《（绍兴农业发展史略>序——兼论禹治水传说的渊源》错为《<绍兴农业发展史略序>-兼论禹治水传说的渊源》，正文题目又错为《（绍兴农业发史略）序——兼论禹治水传说的渊源》。从编辑到校对，经过几个人的手，谁都没有发现。但样书刚送到先师手中便发现了，当天晚上快9点了，先师将我们几个叫到他家中，询问出错的原因。我能看出先师的震怒，但他明显在抑制着，尽量用平缓的语言给我们说了三条补救措施：一是由他亲自写信向陈桥驿先生道歉；二是赶紧联系印刷厂印制正确的目录和标题，发行的时候一份份粘贴更正；三是请牛志平老师给我们传授编辑和校对的经验，因为牛先生曾在《山西日报》社工作过很长时间，经验丰富。错误是我们犯的，但先师却独自承担下来，亲自写信向作者道歉；当我们犯了错误，先师却并没有一味地责怪我们，而是帮我们想办法弥补，分析原因，提高能力，减少再次失误的可能。这种严谨认真的工作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工作态度和爱护学生的慈父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我、影响着我，多年来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对《论丛》的编辑工作从不敢懈怠。
先师驾归道山已经十年，但先师对我们的教导，一言一行仿佛就在眼前，我会努力以先师为榜样去对待工作、对待学术研究，同时也希望顾颉刚先生对先师的训诲能够一代代地继承下去。
注释：
[1]侯甬坚：《代序：史念海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载《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