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00871
当吴承明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的时候，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吴老[①]享年九十有四，是高寿的。但我依然禁不住地泪水涌泉，这是因为他的精神依然是年轻的。泪水虽然模糊了我的双眼，但是对他的怀念却如花蝶联翩，犹如电影放映在我的脑海里。
我第一次拜见吴承明先生是在1980年的春夏之交。那时吴老正在和许涤新一起负责编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编写一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延安，毛泽东对当时党内的学风进行了批评。他说，在研究历史方面，“言必称希腊”，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却在“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②]以后他又抱怨地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③]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时，毛泽东说到“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④]1960年2月周恩来将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给了许涤新。在我的心目中吴老就是编写这部书的具体执行人。当时编写这部书，采取了协作的方式。我所在的研究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是其中的一个协作单位。我所在的经济史研究室就有蒋立、徐新吾、唐传泗、徐雪筠、汝仁等人参加。所以，吴老因为工作关系就经常来上海。1980年的春夏之交，吴老来上海后住在位于西藏路、九江路的九江宾馆。当时我们研究室有七八个年轻人，听说承担着毛主席、周总理交付的重大任务——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主持人吴承明先生来了上海，大家心中既激动又敬重，决定要去拜访吴承明先生。
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如约来到吴老下榻的九江宾馆。闯入我眼帘的是一位精神矍铄，文质彬彬的老先生。吴老热情地要给我们沏茶，我们请求他免了吧。因为，吴老住的房间并不大，只是一个标准间而已，我们四五个年轻人进去后就显得很拥挤，再要沏茶就显得很不方便，再说我们当时也不愿让吴老为我们过于麻烦。我们除了拜见吴老之外，特别想当面请教学问。吴老似乎知道我们的需求，落座以后，就开始一个一个地问我们的研究领域。我当时在研究室主要是做姜庆湘先生的助手，正在编写中国商业史的宋元明清部分，在当时的研究氛围之下，必然会涉及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吴老听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汇报以后，就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聊了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吴老的知识可谓博大精深，他的头脑好像就是一首待命的军舰，只要发现目标，就可以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自由地游弋。听他聊天，犹如享受精神的大餐，倾听知识的音乐会。而对于我们当时急需汲取经济史知识的年轻人来说，这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当然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无法回忆起吴老讲话的全部具体内容。但是，对我当时的研究工作特别有启示意义的内容，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这主要有四点，一是研究经济史最笨的方法就是用枚举例子的办法去证明某些理论的正确，这是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曲解；二是研究经济史，必须要注意量的概念，凡是可以计量的，要尽量计量；三是研究经济史，不能仅仅关注生产关系，更要关注生产力；四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要注意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发展变化。这些话对于我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乃至以后的研究工作都具有极大的启示，当时的感觉真是“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意义的相处，时间总是感觉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就到了我们告辞的时候了。但是吴老还想留我们吃晚饭，指着客房里的电视说，晚上这里还播出许多国外的录像，大家可以看看。由于我们不愿过多地耽误吴老的休息，同时大家也都在赶紧做科研，所以我们就和吴老再见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孟子所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当时我对吴老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俨然成了我经济史研究的思想领袖，我决计“私淑”于他，成为他的一个学生。自从第一次拜见吴老以来，吴老的道德文章一直是我所敬仰的，幸得为私淑弟子亦足矣！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们这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年轻人，院里院外已经交接过、拜见过的大师也可谓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吴老当时之所以能打动我的魅力在于同别的经济史大家比较起来，他不仅仅具有艰深的专业知识，而且同时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吸引我的是他那高屋建瓴的气势、宽广深邃的视野和乐观开放的心态。这次交谈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事实证明，任凭岁月流逝，这种印象也永远难以磨灭。
1980年秋天，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丁日初先生善于起用新人，奖掖后进，他安排我去参加1981年5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讨论会。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实习员而已，但是他却如此信任我，委我以重任。所以我当时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决不鼓舞他的期望，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参加研讨会的论文《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这篇论文既是我学习吴老对我们上海社科院年轻人第一次谈话精神的一次研究实践，也是我得以第二次拜见吴老的一个契机。
1981年5月的南京大学春意盎然，姹紫嫣红，百花齐放。在这里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专题讨论的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在这次研讨会上得到了吴老的肯定，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南京大学洪焕春教授说，对于沙船航运业资本主义萌芽，过去“还没有作过深入的专题研究”。以后，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的第五章第七节“上海沙船运输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专门有一个提及我的注释说，“青年学者萧国亮同志首先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且转引了我在上海嘉定博物馆发现的吕舜祥《上海的沙船业》稿本材料，还引用了我当时在上海吴淞、长兴岛等地的调查材料。这一切都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假如当时没有吴老谈话的启迪和对我的点拨，假如没有丁日初先生的提携和推荐，就不可能有这篇论文的问世。真是师恩如父恩，师恩重如山；“谁言春草心，报得三春晖”。
1984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虽然师从彭泽益先生。但是，吴老是彭泽益先生的同事，学术上的朋友，也是同院的博士生导师。所以，当然也是我的老师。这样我便可以在“私淑”后面坦然地加上“弟子”两字。而因为“私淑”“弟子”的关系，我就特别关注吴老所发表的文章。1988年春天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这固然与我的导师彭泽益先生的安排有重要关系，但是在精神上召唤我的却是吴老1987年春天发表在丁日初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上的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⑤]。在这篇文章中，吴老第一次系统地发表了他对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真知灼见，更显出他深邃的理论本色和精神魅力。我拜读之后，不能不为之折服。因为这篇文章把我从方法论的一叶障目中解放出来，由此看到了方法论上起伏的群山，真是可谓别有洞天。吴老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到“史无定法”，你只有鸟瞰这些起伏的群山，才能真正体会到“史无定法”的真谛。这篇文章是我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次思想解放，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与时俱进，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而对我个人的择业起了关键指导作用的是文章中“社会学方法”这重要的一节。我从这里看到了社会学理论广阔而丰富的内容，看到了社会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意义所在，看到了社会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选择了社会学系，选择了社会史研究。这使我表面上似乎离开了经济史专业，实际上却距离经济史研究更加近乎了。
我到北京大学开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社会史。我在编写《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这一讲义的时候，重点参考了吴老《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这篇文章。多年后，吴老回应说，对于我有关方法论的文章，他“读之意兴盎然”，并且就此提出了他对“方法论的第三点主张，那就是，在运用这些理论作为方法时，要考虑时间空间条件，不能‘原教旨主义’式地照搬。一个伟大的思想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总是经过发展和修正的，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在社会活动上‘原教旨主义’亦无不碰壁。”[⑥]这样的学术对话，不仅体现了吴老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且对我这个后学来说，这样的“问”与“答”，其收获真比上三百堂课还要丰富而意义深刻！
吴老进入经济史方法论研究之时已经七十高龄了。但是他老当益壮，在方法论的研究上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在1993年发表了《论历史主义》，1995年又发表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这篇重要论文。其中提出了经济史研究的三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这就是“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我认为，对于这三个科学论断，尤其是对于第三个论断，当前的经济史学界还远远没有领会其深刻的内涵并做出积极的回应。
2006年出版《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时候，吴老已年近九十。吴老将他这本在经济史研究方法论领域堪称登峰造极之作，赠予我的时候，已经是他自称为“九十初度”了。一个处于耄耋之年的老人，能够给学界贡献出这样的力作，我觉得用“空前绝后”来形容是决不为过的。我拜读了这本书以后，真正是对吴老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本著作绝不是对上述几篇论文的集成，而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学术里程碑。在这本著作里，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历代思想家的遗产，而且，把当代西方的哲学方法论融会贯通，与经济史研究的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最著名的三大哲贤，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伽达默尔，他们的学说，从现象学、存在论，一直到哲学诠释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学说到法兰克福第三代传人哈贝马斯的思想；社会学大师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帕森斯到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卡尔?波普尔和拉卡托斯；乃至后现代主义的福科，……如此等等，让人目不暇接，这一切统统在吴老考察的范围之内。什么叫做“学到老，活到老”，什么叫做与时俱进，什么叫做老当益壮，这本书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与吴老经济史方法论研究并行不悖的是他在晚年对中国历史上市场问题的研究。1985年吴老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001年又出版了《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我认为，吴老对市场的研究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继续，是在其过去研究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他在1983年就说过“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我把国内市场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条件”[⑦]。而他后来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而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我想，这是因为市场毕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而衡量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不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取代另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而是人类在面对配置资源的难题时，会有更多的机制可供选择。在研究现实经济方面，学界把吴敬琏先生尊称为“吴市场”，其实，在研究历史经济方面，我们同样可以把吴老尊称为“吴市场”。只有将经济学的“吴市场”同经济史学的“吴市场”，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学界才能真正领会到市场的真谛。可以预料，吴老对中国历史上市场问题的研究必将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显示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1996年我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持经济史专业的教学工作以来，与吴老的交往就渐渐地多起来了。吴老一直对我们经济学院经济史专业的工作十分关心，多次参加我们的博士生答辩，如1999年参加陈振汉先生的博士生骆毅的博士论文答辩，任答辩委员会主席；2007年他又参加了隋福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是任答辩委员会主席。2005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周年院庆，吴老亲自到会祝贺，并对我们的经济史教学和《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我的论文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出版之前，吴老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2005年我兼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联系专家以来，吴老对我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的工作大力支持，他虽已耄耋之年，但依然多次帮助我们审稿，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想起来，真使我们肃然起敬。
2011年，吴老九十四岁高龄，还在继续给我们典志组审阅稿件。因此，我们总觉得吴老身体依然健康。因吴老的生日在1月3日，时值隆冬，兰兮师姐担心此时给吴老祝寿，外出聚会，怕遇风寒，所以一直拖到4月30日组织我们与吴老共进午餐，同时给吴老祝寿。但是，那天正值我的学生王花蕾博士举行婚礼，邀我担任证婚人。这样我就错过了最后一次给吴老祝寿的机会。为此我将引为终身的遗憾。那次聚会以后，吴老身体情况一直不佳，后来又有腹水，诊断为癌症。
7月3日这是我们与吴老的最后见面。这时吴老已经病重，太昌师兄和兰兮师姐几经努力，终于将吴老送入北京中医院的病房。我们进入病房，见到吴老这样闻名遐迩的著名学者，居然还与别人同住一间病房，天气又热，空间又小，我们看了真是于心不忍。兰兮师姐为此苦口婆心地与主治大夫苦苦请求，希望改善吴老的住院环境，减少他的痛苦，要求进行会诊。我们见到吴老在病榻上的痛苦状，大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但是，忍住病痛的折磨，吴老还是和我们一一握了手，还说，你们这么远地来看我，我无能为力再招待你们。他说“我已经过了死亡的年龄了，这一次是要不行了。”由此可见，吴老的坚强，他老年丧偶、丧子、丧女婿，这一系列的沉痛打击，都被他硬是挺过来了。他早已超越了生与死的界线，他的生命属于学术，属于经济史研究。此情此状，我的眼睛模糊了，我见到躺在病榻上的吴老，又顽强地站立了起来，他的身影渐渐高大，渐渐高大，需要仰视才能见到。他没有走，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吴老整整比我大三十岁。我今年三月已经退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为我而举办的退休仪式上，我发表了退休演说。这篇演说的结尾，我又提到了尊敬的吴老。请允许我将其作为本文的结语。
“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话要倒过来说，就是‘学到老，活到老’，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与信息，才能有质量的话下去。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激励老年人继续学习的传统精神。在我们经济史学界也有我们的楷模，这就是我所崇敬的吴承明先生，他之所以成为经济史学界的泰斗，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六十岁前的学术成就，而是还在于他六十岁以后的成就。他之所以饮誉经济史坛，是因为他与时俱进，老当益壮，他对市场史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都是他晚年的力作。作为吴承明先生的私淑弟子，我一定要以他为榜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我余生，为北京大学，为经济学院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习惯地敬称吴承明先生为“吴老”。本文继续沿用这个尊称。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5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7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⑤]这篇文章后来经过吴老的修改、增补，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标题正式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⑥]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⑦]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