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 100084
吴承明先生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对年轻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人员成长也如春风化雨，惠泽寰中。对我本人来讲，吴老是我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引路人。
一
1982年，我本来想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读了吴承明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及其他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论著，才下决心改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吴承明老师门下的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我选择从事经济史研究，是与读吴老文章相关联的。
那年考研，我过了笔试关却受挫于面试。1983年，我再次报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结果被调剂到南开大学经济所就读。我的硕士生导师聂宝璋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聂先生要求我们每周从天津到北京选修吴承明等先生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当时我们每次都带了录音机把老师们讲课内容录下，所以没有记笔记，而那些录音磁带后来都上交给南开大学经济所的刘佛丁老师。刘老师突然辞世后我曾托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帮忙找那些磁带，未果。现在只好用60岁的脑子作一些追忆了。
我们选修的这一研究生课教学内容主要是中国经济史，课名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吴老一上来就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讲起。吴老讲的第一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关于“时间上广义”和“空间上广义”的阐述，结合严老讲的破“四就”（即不要就中国论中国，不要就近代论近代，不要就经济论经济，不要就事论事），确实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吴老讲课时多次强调要尽可能用计量方法，记得他还以清代江西景德镇制瓷业研究为例，告诉我们从当时史料数量看景德镇官窑留下的史料多，民窑的很少，不做计量研究则会给人以清代景德镇制瓷业是以官窑为主的印象，做了计量研究才发现当时官窑的产量和占用的技术力量都不到民窑的1％。吴老同时也告诫我们，计量研究是一项要小心谨慎，要下苦功的工作，统计是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他在课上曾发给我们一页关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统计表，然后要我们估算其工作量。我们都答不上。吴老告诉我们：这一页统计表是上海10多位学者花了10来年时间才做成的。吴老的教导使我加强了对经济史计量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经济史统计基础重要性的认识。我还记得吴老在课上有两三次讲到“政府经常干蠢事”，当然他指的是旧中国政府。
下课后我常抓紧时间向吴老师请教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其他课程例如外国经济史课程等有关问题，吴老总是耐心地回答。吴老在答疑时所讲的我们要注重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学习外国经济史时应注重掌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特点和原因等，我一直牢记在心。记得有一次我问吴老可否把“官僚资本”区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吴老答曰：“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难”。他反问我：你认为国民党中央银行是“国家资本”，还是“官僚私人资本”？我说：中央银行肯定是“国家资本”。吴老说：“孔祥熙一家的所有开支，包括买手纸，都要在中央银行报销，孔家小姐随便写个纸条就可以在中央银行分支机构提到现金，你说这个银行是国家的还是孔祥熙家的”。（后来我把与吴老关于“官僚资本”的问答和张国辉老师谈，张老感慨地说研究“官僚资本”还是要按严老所讲破“四就”；再后来汪敬虞老师与我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时，我又和汪老提及当年与吴老关于“官僚资本”的问答及后来张老意见。汪老则强调“官僚资本”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方面研究不能简单化，希望在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项目研究时在“官僚资本”问题上能有深入的讨论）。
二
在我攻读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张国辉和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组成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小组，他们在我的博士生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给我的教导，不仅在那三年，而且一直到现在都使我受益很大。例如，三位老师都主张经济史专业的博士生专业基础课应当精读一些经济学名著，张老推荐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汪老推荐读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并且希望阅读时要注意几种版本的比较，吴老则推荐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我后来向吴老汇报读书心得时，吴老提起经济史研究要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并又一次讲起“时间上广义”和“空间上广义”，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苏联学派和中国学派的异同，编写广义政治经济学丛书等（1992年吴老在《经济研究》的第11期发表的《论广义政治经济学》文章里没再用“中国学派”提法，而是改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探讨“在前苏联和在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提法）。吴老也告诫我不要就近代论近代，不要就中国论中国。他谈到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学研究时，我请教如何认识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各自地位？可否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是“以地主经济为主导，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吴老答曰中国封建社会可能要分不同阶段分别讨论。（他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文章里再次提出编写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丛书，认为“每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学将不是一种, 而有几种, 以利不同观点的争鸣”）。
我的博士生专业课也是由三位老师共同指导，课程成绩也是由三位老师各自打分再求平均数。我向吴老汇报近代经济史专业课学习心得时，着重汇报我对旧中国海关关册有关统计及经济史计量研究的认识，我讲1985年我曾当严中平老师面指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的一些错误，严老答曰“书中确实有错，30年来我们不断做增补修订工作（其中一些严老修订手稿曾请汪老提意见），遗憾的是严老辞世后他所做增补修订工作的大量手稿下落不明。吴老说南开刘佛丁他们曾要与严中平合作修订《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不知他们那里有没有？（我问过，没有。）吴老这次谈话强调要注重相对价格的研究，他解释说：“棉花、棉纱、棉布各自的价格变动就是一组相对价格变动，这里就可以大做文章；地租和地价也是一组相对价格，地租购买年的研究也很重要”。我问：“1984年郑友揆先生曾对我说做近代经济史研究一定要弄清金银比价和银钱比价变化，这两大比价是不是一组相对价格？”吴老答曰：“可以这么说，这两大比价研究很重要”。他赞扬了郑友揆先生的研究成果，并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郑先生在美国的交往。吴老建议我以后在近代经济史计量研究方面多作努力。
根据吴老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主要在近代经济史计量研究范围内，再做具体选择时我选了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研究。当时没有开题报告程序，张老却要求我把交给他的选题考虑及提纲设计等复印后分别寄给吴承明、汪敬虞、彭泽益、聂宝璋先生，若干天后再逐一登门求教。我去吴老家求教时，吴老不赞成我选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他认为国际收支研究涉及面广，难做；认为我对旧中国海关关册较熟悉，硕士论文又是做近代天津口岸与华北对外贸易的，建议我继续选口岸与外贸的题目。其他3位先生也不赞成我的选题。但是我在张老支持下还是把博士论文选题定为“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论文临答辩时我由于4位先生都曾不赞成我的选题，心里很紧张，特别怕过不了吴老这一关。答辩时吴老说近代中国国际收支早就应该研究，但一直没人做，现在陈争平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吴老这番话被我牢牢记住，听了吴老的话我心里感到有底气了，很感激吴老的及时鼓励。吴老也问了一些问题，并建议我把研究对象下限延至1936年。答辩会过后，我即按照吴老及其他老师的建议，把原论文稿增改为《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一书。此书于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2000年获中国社科院第三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三
吴承明老师对中青年学者既热情帮助，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即使在我们毕业后仍然如此。吴老为了鼓励我从事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研究，曾经把他多方收集的有关中国经济统计的卡片和有关资料都借给我复制。他有关“史无定法”，有关相对价格，有关历史的连续性问题等论述，以及关于道德理性、工具理性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述，给我近年来的研究工作以极大的启迪。我在博士生毕业后参加了汪敬虞老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领导上要求我除了写好自己的一章外，还要协助汪老做好全课题组协调工作。等到我们这一项目研究工作结束后，吴老即召我谈，要求我别把时间零敲碎打分散掉，应当集中精力拿出一部自己的“金字塔式著作”流传后世。我当时第一次听到“金字塔式著作”，觉得高不可攀，有些惶恐。吴老则在《经济研究》发表书评把汪老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称之为金字塔式著作，因为汪老主编的这部书是我参与并协助汪老编写的，所以我对“金字塔式著作”也不感到高不可攀了。
从吴老提议出发，我筹划了一个最终成果包括两库一丛书的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研究大项目，这一计划如能完成可以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计量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可实现吴老关于“金字塔式著作”流传后世的期望，属于顾炎武所说“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学术贡献。其中“两库”刚开始设想为一整套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一整套中国经济历史地理数据库，一丛书则是包括《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财税》、《通货与金融业》、《矿冶业》、《重化工业》、《轻纺工业》、《农业》、《交通物流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物价》、《人口和劳动》、《综合》等卷在内的中国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丛书。我的这一计划曾与吴老、汪老、张老谈过，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在社科院立项受挫。我后来调到清华，在清华立项亦受挫。我只好缩小计划，把“长期”缩为“近代”，并舍弃中国经济历史地理数据库，此番缩小也曾与吴老汇报，得到吴老理解。即使如此，我先后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又再次到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立项，也都一再受挫。立项不成，最有力的支持者吴老又辞世，对我打击很大，但我还是要坚持做下去。真希望“天堂”确实存在，吴老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完成这项大计划。
我曾总结我的3位博士生指导老师治学特点为：吴老求“新”、汪老讲“透”、张老忌“满”。关于吴老不断求“新”的事迹，李伯重、叶坦的文章里都有讲述，我在这里只想说吴老求“新”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吴老的一种“身教”。我将永远铭记吴老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