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知来：历史与现实交汇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年会纪要
杨国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由中国经济史学会、武汉大学、三峡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于2012年9月14日—20日在武汉大学和三峡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日本、印度等地的18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收到论文120余篇。与会学者涵盖了中国经济史学会所属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世界经济史四个专业委员会，是近年来国内举办的参会人数多、年轻学者多、提交论文多、地区分布广的一次中国经济史年会。
此次会议共安排了两场大会主题报告和四场分组讨论，并于9月15日下午各专业委员会举行了新一届的理事换届选举。与会代表的论文及发言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这一主题，内容涉及历史时期的商品经济、市镇与商人群体；财政、金融与货币政策；企业、公司制度与产业经济；农田水利、农业经济与农村问题；制度经济、政府职能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新趋势等。兹概要总结如下：
一、商品经济、市镇与商人群体
自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论点提出以来，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不断拓展到商路、商镇、商品运销以及商人群体（商帮）的研究领域。
在商品经济与市场研究方面，论文选题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扩展和加深。魏明孔《唐代吐蕃时期商品经济述论》，利用《吐蕃简牍综录》等考古出土文献，通过对吐蕃时期本土地区以及占领下的河湟河西等地区商贸活动的初步考察，归纳总结出吐蕃以马匹及其畜牧加工品输出为主的特色贸易。任放《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的结构》则从整体、宏观层面考察了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强调城乡之间的连续性、互动性和复杂性。林文勋、张锦鹏《中国古代近海市场形成及历史启示》对以前学界较为忽视的近海市场的形成、特点及其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它形成于唐宋，到明清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兼具海洋市场与内陆市场的区域市场，以对外贸易为支撑，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枢纽。
区域之间的贸易发展与地区经济及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李庆新《“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通过沉船出水遗物——瓷器、铜钱、铁器等金属制品——考察了宋代商品的生产与外销，为我们展现了海洋社会生活场景。杨建庭在《清代前期浒墅关于苏州商品市场》中以浒墅关为例，从流通角度对苏州的粮食市场进行了初步研究，探讨了税关在一个城市或区域内的作用。高福美则在《清代前期的崇文门税关及其商品流通》中对作为外地进京货物重要的税收机构——崇文门税关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清代北京城市消费的各类商货的来源情况。周建明《民国时期广西与香港的贸易》探讨了广西与香港两地之间贸易的物品类型以及对广西社会近代化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国际间的贸易发展无疑是世界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印度学者奥姆·普拉卡什（Om Prakash）《近代早期世界贵金属向印度的流动》（王雪莹译）通过计量的方法，分析了16-18世纪世界各地金属流入印度次大陆的情况。林珏在《入世以来的中美经贸发展及近年两国摩擦不断的原因分析》一文中认为随着中美之间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摩擦也随之增多，其症结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田中景则在《中日双边贸易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指出中日两国应保持政府间政治稳定，尽早建立中日韩和中日自由贸易区，以此保证中日双边贸易长期快速发展。
从基层市镇到内陆及沿海的城镇港口的研究不断受到学者的关注。许檀、吴志远《明清时期河南清化镇的商业》以田野考察所得之碑刻资料为中心，对明清清化镇的商业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地处河南、山西交界，山西泽潞地区的铁器南下、河南的粮食北上皆以清化镇中转，加上本地的药材、花炮、竹器等重要商品输出，共同促使了清化镇商业的繁盛。石莹《明代中叶汉口镇之兴起》纠正了以前学界将汉口的兴起归因于成化初年的汉水改道，认为汉口的兴起自有其内在的条件和原因。目前学界对于上海何以成为航运中心研究着墨不多，范金民在《清代中期上海成为航运中心之原因探讨》中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认为独特的区位优势、江南腹地发达的商品生产等促使上海成为南北航运中心。水海刚《承继与建构：近代通商口岸的腹地变迁》则以福州港为中心，探讨了中国通商口岸与内陆腹地之间的种种经济联系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一个侧面。
商人、商帮以及商会的研究成为此次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之一。以前学界关注较少的沿海商人得到初步的研究。其中叶显恩《唐宋以来海南商人谱系刍议》阐释了海南商人所具有的“海量”精神，即海南商人海纳百川的包容情怀，认为海涵商道、胸怀宽广、放眼世界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张侃则在《从月港到十字门：明代漳州海商严启盛史事考论》中细致考辨了漳州月港海商先驱严启盛纵横于闽粤海域的相关事迹，认为其活动具有深刻的王朝制度和地域社会的背景。徽商是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地方商人。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徽商商人精神的多元化结构》深入到徽商的精神世界，着力探讨了徽商的商人精神与商业伦理。认为徽商的商人精神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结构，具体表现为商人精神的内容和层面的多元化。吴晓亮《云南小家庭、世界大市场——以云南商号“仰光洪盛祥”账册为个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云南商人在境外生活的近代化场景。刘秋根《江西商人长途贩运》则通过解读地方文献《江西商人经营信范》，考察了江西商人所贩商品的种类、贩运地点与路线、地域帮会组织与合作、江西商人与牙商以及金融信用等相关问题。揭示了江西商人“小本经营”的特色及其成因。王翔《传统中介商人的近代演变》以江南“绸领头”为中心，分析了“绸领头”产生的原因、职能、性质及其发展演变。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认识近代手工业生产、流通及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张学军、孙炳芳《动荡中的坚守：直隶商会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凸显了直隶商会在规范市场秩序、缓解金融危机等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
二、财政、金融与货币政策
徭役制度是古代经济史、特别是赋役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耿元骊《宋代官户免役与限田之制研究》通过梳理相关史实，分析官户免役以及民户与官户纠役的过程，展现了宋代役法执行的一个侧面。刘永华《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则通过对《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中的两件司法文书的解读，对于明代匠户制度下匠户户籍的内部构造与住坐民匠的应役实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透过此种制度运作的实态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之间相互影响。
货币经济涉及钱币、钞法以及发行与流通诸环节。王文成《元朝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从货币替代的角度，集中就元朝江淮行钞废钱的源流、影响及其反映的市场价值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戴建兵、许可《乾隆朝铸币与GDP》则从铸币的币材开采、收购的投入、币材运输等生产成本入手，估算出乾隆朝铸币量，并进而分析铸币量对GDP的贡献，此种分析是一种新的清代GDP研究思路。领券是中国银行业独有的发行制度，马长伟《民国时期纸币发行中的领券制度》通过援例领券、依法领券、集中领券三个阶段的阐述，梳理了民国领券制度的历史进程，并分析其作用和历史意义。刘巍《改革以来中国的物价波动分析与货币流通速度预测》通过分析1979—2008年中国物价波动的历史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指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货币变量应该是货币流通。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只关注货币供应量而忽视流通速度是不妥的。刁莉《市场交易、货币形态的历史发展及货币的合约功能》以市场交易为切入点，从合约的角度考察了货币的历史形态、演变过程。认为货币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具有合约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更节省交易费用。
民间借贷、典卖以及金融体系一直是经济史学界的重要主题。陈新立《清代湖北天门县民间借贷探析》聚焦于146件湖北天门县熊氏家族典当借贷契约，认为湖北民间借贷资本具有宗族化、多元化经营的模式，从而增加了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承受能力。邓亦兵《清代前期京城房屋交易》考察了清军入关之后的北京住房制度与房屋贸易情况之后，指出在房屋买卖中，有专以出租为目的的房产买卖或典卖，并衍生出活卖、绝卖方式以及典房产和房屋抵押形式。黎志刚《“高利贷”：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追溯了“高利贷”一词的历史渊源，并对其划分标准进行了辨析，认为高利贷与其说是一种经济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与文化概念，主张使其回归到借贷关系的经济本质。刘梅英《我国民间金融组织网络述论》以上海钱庄为例，指出钱庄通过同业公会、商会把钱庄与银行、工商企业紧密联系起来，使得网络呈现了层次分明、联系多重、动态流动的特点。
财政政策及其相关的漕粮、盐政、证券等相关问题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张研《乾隆朝的经济繁荣》从宏观层面考察了乾隆一朝诸如市场、财政制度、租佃关系、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陈锋《晚清财政说明书的编纂与史料价值》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对于晚清重要的经济史料——财政说明书的编纂缘起、宗旨即过程，编纂特点及内容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认为这些史料是研究清代后期的财政以及财政与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吴琦《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漕粮截拨》认为清代有效的利用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或截留地方，或调拨他处，或充实地方仓储，或用于地方兵饷，或用于赈灾平籴。漕粮截拨成为朝廷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徐凯希《曾国藩与晚清盐务》从川淮争岸为切入点，分析了曾国藩推行“票法”的内容及影响。孙建国《论民国时期证券经纪人信用管理制度多元结构》认为民国时期的政府与市场交易机构加强对经纪人信用管理，以及同业公会的自律性管理，对于经纪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具有参考意义。宏观财政制度方面，王丹莉《集权与分权——工业化初期的大国财政格局之演进探析》指出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分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频繁博弈、集权与分权的反复更替中推进。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较早建立了完善的财政体制，马金华《英国财政现代化的变迁和启示》通过探讨英国财政体制改革、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公债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四个方面的研究，为中国相关财政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三、企业、公司制度与产业经济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史研究日益成为经济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任贤兵《略论近代湖北纺织四局的管理弊端》、彭涓涓《从湖北纺织四局到楚兴公司：一个清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都聚焦于近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纺织四局，前者分析了官督商办的诸多弊端，后者则通过纺织四局私有化的过程研究，认为由洋务企业演变而来的新民营企业构成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纠正了以前学界一味否定洋务企业的做法。于新娟《国际背景下的近代中国手工业》以民国初年江浙沪三地棉纺织业为例，探讨其由盛转衰，以及在国际贸易背景下不断随势改良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发展点的曲折历程。罗萍《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依托内地乡村购销市场，立足于“内地-内需-乡村”市场的发展路线，展现了后发型国家充分发掘本土经济内在动能，实现城乡互动的工业化路径。刘兰兮《浅论上海协大祥绸布店的两次改组》利用建国初年对资改造材料，以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的两次改组为例，透视了合伙制下产权关系的变化，探讨了合伙商业组织的制度演进。认为合伙企业具有共同出资、协议缔结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特点，从而导致企业的不稳定性。
工矿及其他企业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钞晓鸿《清代前中期京西煤窑股份的生成与让渡》利用1950年代邓拓先生在京西调查所得煤窑契约等文书，揭示出民窑开采程序、不同层次合同的签署收执以及煤窑股份的筹措与让渡等问题。薛毅在《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述论》以占资源型城市比例最大的煤矿城市为例，论述中国煤矿城市的兴起与演进，总结中国煤矿城市的特点。赵津、刘凤华《日本控制下“永久黄”团体留津企业研究》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为例，从组织、人事和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变化，揭示了日本占领下民族企业的生存状态。肜新春《厂商、竞争与中国电信业的发展》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电信业的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完整过渡，通过政府对行业发展的有效规制，以及发挥厂商在市场中的竞争作用，逐步使得电信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杨在军《家族企业长期地位探析：基于家族与企业关系》从宏观层面重新解读中国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长期普遍存在的原因所在，认为现代化并没有抛弃家族企业，家具有现代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工业发展与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刘义程《近代江西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探析》认为导致近代江西产业资本严重短缺的原因在于税赋繁重、战事频繁、观念落后等。张笃勤《抗战时期武汉工厂内迁损失研究估计》认为晚清武汉良好的工业基础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其内迁损失惨重，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都未能恢复到抗战前水平。游海华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中认为抗战中后期，闽粤赣皖浙五省毗邻地区的国统区成立了月500个左右的工业合作社，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参考指标。申晓勇《20世纪50-70年代国防工业化与中国西部工业化路径的选择和反思》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因为国家将国防工业重心放在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部钢铁、机械、电子、石油化工以及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工业在西部“嵌入式”发展模式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和条块分割，不利于西部地区工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段娟则在《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中以攀枝花创业时期的发展模式为例，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统筹协调与有效整合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和重要性。于文浩《工业化进程及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综述》在梳理学界已有的关于工业化进程的事实、工业化进程与居民收入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的基础上，认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应在定量研究、农村居民收入与工业化的复杂关系上面。林柏《1979-1991年中国工业技术引进及其绩效分析》认为中国更多地是通过引进和仿制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改善和增加资本存量的性能和数量，从整体上海停留在模仿创新阶段。李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和现代因素关系的处理》围绕产业自主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系问题，从经济史的视角，总结了日本近代产业对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推进产业自主发展的成果经验，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
四、农田水利、农业经济与农村问题
理解农村就是理解中国，因此对于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关注的核心课题。贾俊民《论三农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学术界提出三农问题的原因、过程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而其他经济史学者则从历史的视角，对不同时期的田地分配制度、农业耕作、作物种植、农田水利、家庭手工业、小农经济乃至农民贫困化等社会问题等展开了充分的探讨。
在土地制度方面，谢作诗《论井田制的劳动交换契约性质》从契约论出发，认为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是一种交换安全保护的费用。“井田”之废实乃“公田”之费，确认土地私有产权，用实物租税契约取代劳动租税契约，这就是所谓的“废井田，开阡陌”。王大任《压力下的选择——近代华北农村土地关系的衍化与生态变迁》从探讨近代东北地区生态系统与农民经济的互动关系入手，提出生态压力导致大土地所有者的资金从乡村撤离，造成该地区自耕农经营的主导地位和均贫化的出现。
农业种植与农家经济方面。方高峰《六朝时期长江中游民族融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六朝时期长江中游侨流人口的土著化与少数民族的汉化，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开发的动力。张天虹《唐代长安的种植经济》从“窦乂种榆”入手，揭示唐代长安种植业的发展及其与长安社会的互动。认为长安的种植活动不限于庭院经济，而是城市商人、商业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长安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和物质流通与人口流动，从而冲击了坊市制度。苏金花《唐五代敦煌绿洲农业的特点及其评价》总结了敦煌绿洲农业的三个特点：首先具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和灌溉管理制度；其次，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多元交汇的产物；再次，实行农牧并重的生产结构。孙洪升《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额茶研究》系统介绍了麦克法兰对于茶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新认识。陈国灿、建红英《突破自给自足模式：南宋时期江南农村的家庭经济》则认为南宋时期，随着农村市场的成长和社会经济的高涨，江南小农经济开始突破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呈现朝着市场化、商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再估计》根据历史记载并参考近代的调查统计，分别讨论了水稻、旱粮在不同农作方式下的亩产，在此基础上估算出十九世纪全国粮食产量大约在3502-3853亿斤。陈洁则对当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在《当代中国小农经济的新特点与共产党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必须坚持的历史经验》中，作者认为目前小农经济依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但已经发生了兼营、规模化、组织化趋势和农户之间的分化现象。
农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生活水平方面。张丽《无锡近代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研究了无锡农村从1840到1940年代的经济结构变化：先是家庭棉纺织业被蚕桑业取代，后来蚕桑业衰落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农民生活水平的下跌。李金铮《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的论争》认为近代中国农村问题不应纠结于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学界目前的单因论、多因论和双重因素论等阐释，都需要继续进行大量实证研究，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隋福民《华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与结构的历史变化》基于保定11村农户经济调查资料，分析了近70年来华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历史变化。统计数据显示，保定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30年的51.03元增加到1998年的297.33元。朱高林《毛泽东时代我国农村居民文化生活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农村有线广播入户率之高、人均电影观看次数之多在世界是无法比拟的。李文《改革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认为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低、机会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了农户兼业化。宋士云、吕磊《2002-2010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指出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农村金融与农户借贷问题。龚关《政府、社会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命运》以民国时期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行为、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动不利于合作基本原则的贯彻，从而导致合作的异化。康金莉《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理论思考》运用制度经济变迁理论，探讨了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原因。认为国民政府的干预在促进了农业合作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其低效率。赵学军《华北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与变迁》则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指出从1930年到2000年的70年中，农户借债用途发生了由非生产性借债为主转向生产性借债为主的变迁，反映了农户自身经济环境的变迁。
乡村工业化问题一直都是乡村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王玉茹、张玮《乡村土布业与县域经济社会》强调乡村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地方精英、市场条件之间的多向互动关系，并以高阳县的土布业为个案，探讨了市场、权力之间的匹配关系对区域工业化的作用。常明明《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则认为乡村手工业具有生产分散、资金有限、规模狭小、季节性强、依附于农业的特点，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其从业人数和产值逐步下降。
水利建设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措施。廖艳彬《从档案史料看清代基层水利系统的建设管理》通过对江西丰城县堤防水利的考察，探讨了清代基层水利与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金诗灿《黎世序与嘉道时期南河的治理》透过黎世序治理黄河的经历，揭示出嘉道时期河政的一个侧面。朱正业、张宇健《北京政府时期安徽治淮方略的历史演进》则通过比较《导淮兴垦条陈》和《治淮原委计划图说》，指出北京政府时期治淮方略呈现三方面的变化，即规划的科学性不断提高，方案的可行性逐步增强，立足的地域性日益凸显。
五、制度经济、政府职能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
政府行为对于经济及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张利民《近代中国城市税收与经济管理的初立——兼论国家权力的下移》指出，近代以后在各国租界和殖民城市管理体制的影响下，一些城市开始建立新的税种和税收机构，并且趋于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征税对象也包括最下层的普通民众，由此体现出国家权力的下移。罗桂林《国民政府初期福州的城市税负与社会抵制》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提出因为国民政府初期福州城市的税负，即各类城市捐税不断加重，从而引发了市民的各类抗税斗争。胡俊修、田春丽《市政整顿与民生冲突——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探析》认为市政当局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警察与摊贩之间猫捉老鼠的错位关系，使得下层民众成为冲突的参与者，报刊舆论成为催化剂，从而加剧了城市有关摊贩的管理问题。郭立珍《近代上海饮食消费模式变迁及其影响探析》主要利用了王韬、孙宝瑄、英敛之、鲁迅等人的日记，考察了近代上海居民的饮食消费模式变迁的过程、动力及其对上海餐饮业、食品加工业的影响等。王学庆《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与监管问题研究》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经营、监控制度的办法，实现市政公用事业“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有机结合，“公益性”为本，“经营性”为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不断探索前进，与会学者对此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赵梦涵《新中国早期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与反思》认为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道路是在“共同纲领”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确立和发展的。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国民经济走上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李占才《试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梳理了从新民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郑有贵《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丰碑》指出我国创造性的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经历了陈云关于社会主义必须由两种经济的论断、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及中共十四大以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三个发展阶段的结果。迟爱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什么在1992年确立》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理论结果。武力、肖翔《不均衡与均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兼对十六大以来中共关于经济发展思和政策的考察》指出由于中国复员辽阔、地区、城乡、行业差别较大，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计划均衡到市场非均衡发展思路的转变，而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地区性经济政策进行重新认识。如张连辉、苏少之《再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动因》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文革”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促使毛泽东放弃了同时实现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方式，转而诉诸首先通过“文革”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焦建华、黄霜《政治优先于生产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指出毛泽东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认为政治才是决定性因素。陈东林《评价三线建设战略的三个新视角》主张从国家安全、经济效率、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历史价值和意义。高伯文《海西岸区科学发展与东部率先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彭连港、李佛赏《东北经济区振兴新策略的探索》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出发，分别对于海峡西岸、东北经济区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和发展路径。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对于背后的原因也引起了学者的热议。郭旭红《中国经济崛起——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利用198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中国经济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瞿商《中国经济崛起原因探析》则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在于两方面的合力，一方面通过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并通过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对内调整产业结构，对外引进外资和技术，使得中国从后发国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将工业化推进到中期阶段，带动了经济增长。姜长青《改革开发初期经济调整推动体制改革》认为改革初期的经济 调整促进了人民商品经济意识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从全球视野来探寻中外历史上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中外经济史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颜鹏飞《关于发展的多维度思考》认为必须正确区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倡导科学的发展观。李则鸣《文明史上最富于生命活力的经济发展形式》简要分析了古希腊典型、古中国春秋战国过渡型、美国开创型三种经济发展形式。韩琦、曹龙兴《论智利大庄园制度的起源》认为智利大庄园起源于国王分配给殖民地的恩赐地，并最终演变为合法的私人大地产。周见《涩泽荣一的中国观》分析了这位日本近代财界的领袖人物，并对其主张的“王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做了简要的评论。雷鸣、邓宏图《传统社会下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形态及其演进：从结构主义到个体主义》、《近代中日两国历史演进的比较制度分析：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分别论证了理论界对君主专制主义认识和方法论从结构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变，以及中日之间变法成败的制度成因。张乃丽《战前日本的经济成长路径研究——跳出贫困陷阱的另类模式初探》分析指出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获得了2.3亿两的白银赔偿和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全部满洲和南库页岛的实际控制权。日本用所获得的巨额资金在世界市场换取了投资必须的资本品，经济增速大大提高。李洁《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砖国家制度变迁研究》指出了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内部结构缺陷，包括产权制度界定不清、政府公权压制市场机制、路径依赖制约经济内动力等，并提出要不断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解决上述诸问题。
六、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新趋势
关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何晓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近60年的曲折历程，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世界眼光、本土特色与规律情结，另一方面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王日根《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索》综合全面检视了经济史研究的七大主题：即环境对环境的改变、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中国经济的“府库充盈”与“藏富于民”、中国经济的“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中国经济的“士农工商”四民秩序、中国经济的传统内发展与近代化、中国经济的多元性、边缘性与中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等。陈争平《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则认为经济史研究必须“一通”，即“通古今之变”；“二合”，即融合社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于一炉；“三侧重”，即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实证分析，短期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侧重中长期考察，突变因素与渐变因素的考察相结合，而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另外，作者还就经济史学如何预测未来，史无定法与方法规范化、关于经济史中的“人”的研究以及关于GDP的研究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晓阳《2011年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研究综述》根据全国各种期刊统计2011年近代经济史论文近400篇，其中财政金融、三农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董志凯《如何认识经济史研究中的“史无定法”》针对吴承明先生提出的“史无定法”，阐明了背后蕴含的深意。吴先生重提“史无定法”是为扩大眼界、博采众长。应该做到经济史研究的五个层次和历史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依照吴先生所言，经济史研究的五个层次分别是历史条件、经济运行、制度、社会与思想文化。而历史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意义的方法，是从整体上指导研究的思维工具；二是认识论意义的方法，是解释、求证、推理的思维工具，其中又分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两种。三是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经济学、计量学、比较研究法等。杨祖义《经济学东渐与中国经济史学的成长》则考察了经济史学的起源，以及西方经济学东渐的过程和影响。他认为经济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培育了成长的土壤，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史学成长的学术路径，中国经济史学由此逐渐成长起来。
综上所见，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国经济史诸多领域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所提交的论文许多都代表了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新的议题，揭示出若干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新创建，为经济史学界进一步以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概言之，笔者以为此次会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新材料的挖掘和使用。史料是经济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石，此次会议提交的许多论文在史料方面不局限于传世文献，而是广泛挖掘各类民间材料，包括碑刻、土地契约、借贷契约、考古材料、村社文书、档案材料、日记等，从而深化了相关研究。第二，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史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融合，而从提交的会议论文来看，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学者们广泛借鉴了诸如计量数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比如运用计量方法统计十九世纪粮食总产量、清代GDP总量、近代华北农家人均纯收入等。再如用政治学的视野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制度选择等。第三，学术探索和现实关怀相结合，做到古为今用。中国经济的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放在与其相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解，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中国现实问题带来了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必将极大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贡献。
本届年会按学会章程进行了理事会换届选举，经民主投票选举表决，选举了新一届的理事会。推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兰兮研究员为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员为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