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编者按】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硕果累累，但在知识不断更新的今天，其学术创新滞后于学科发展。创新是知识更新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助力。这种创新既有对史学内涵研究的拓展，也包括方法、视角的调整更新，更为关键是研究模式的创新。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借助新的史学理念，对传统史学研究的模式作清理与整合，使之更加理论化、科学化。本期推出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四位专家的专题讨论，希望学界有更多的人树立创新意识，应对史学领域内外变化的挑战，呼应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趋势，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水平的提升。
【摘 要】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剐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史学史研究；研究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男，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天津300071）；罗炳良（1963—），男，河北省定兴县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北京100875）；钱茂伟（1962—），男，浙江省杭州市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浙江宁波315211）；朱政惠（1948—），男，上海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上海200241）。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自近代梁启超等人倡导而逐步发展起来，其产生虽得自西方史学界学术著述的启示，但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特别适合于中国的学术文化史的发展状况，因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连续不断，多种形式、多种体裁的史籍各自构成从古至今的完整记述，史学遗产之丰富，没有哪一国家和民族可以与之媲美。这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必当构成系统的学科体系，而不应当处于支离、零散的知识拼合状态。中国史学史究竟应当具有怎样的学科体系？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三个方面予以思考。
一、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任务与内容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是对历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审视。中国史学史的性质，在学术界不存在显著分歧，定义的表述也不会有太大出入。但是，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还应当进一步深入讨论。这对于学科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
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可以归结为逐次深化的三项内容，即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清理史学遗产是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史学遗产异常丰富，清理工作尚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其中，发现、开掘各种类型的史学撰述、历史文献以及相关资料，分析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考察史籍的史料来源、撰述过程、可信程度，探寻历史著述蕴含的史学观点、思想倾向等等，是一项有考证、有分析、有评价的综合性工作，因此可能取得很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整个史学史研究来说，大部分是属于一个个“点”上的工作，与历史文献学、断代史研究的某些选题，有时是类似的和交叉性的。阐明史学演进过程，要求把清理史学遗产的各个知识“点”联结成包括时间先后在内的有序的线索。这不是各个“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充满了对不同或相同时期史著、史家、史学现象的对比分析和总结概括，指出其间的联系，给各个史家、各种史著作出价值和影响的定位评析，剖析活跃在史学发展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评述史学的社会作用。揭示史学发展规律，就是要探讨史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与内在原因，剖析历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运行机制，这需要在史学史研究相当深入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逐步解决。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提倡建立中国史学史学科之际，就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四项基本内容，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1】，现在看来未免有些粗糙，但这里初步规定了中国史学史撰述的大体结构，点明研讨的入手之处，推动了学科建设与发展。此后，史学界专业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各有表述，但未曾认真地进行学术讨论，故在整个学术界仍给人以雾里看花似的模糊印象。愚以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八个方面：
（一）历史观，是对社会历史的概括性看法。系统化的历史观即为历史哲学，或称历史理论。史学史研究不能将所有的历史观问题囊括其中，因为那是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对于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观如“五德终始论”、“正统论”等，应当作为史学史的研究内容，而重要史家的历史观融入其历史著述，影响深远，也不能忽视。
（二）史学思想。这是对历史学本身的认识，涉及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治史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例如，撰史目的是作为“名山事业”还是经世致用？史学的功能有哪些？史家必备的条件和素质是什么？怎样对待记载求真与史学致用的关系？等等。史学思想的系统化即为史学理论，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声势较大、影响广泛的史学思想，即可形成史学思潮，皆可广义地统属于史学思想的范围之内。
（三）历史编纂学。这里定义为关于编撰历史著述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学问，既涉及史书的编写形式、结构安排，又涉及史书的内容取裁和文字技巧，如史料的整理、鉴别和筛选，对史文的斟酌等。探讨以往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状况，是中国史学史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独有特点，影响及于朝鲜半岛与日本，成为与两方古代史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官方史学的成就和影响，足与私家史学匹敌，而且大多时期乃处于主导地位。
（五）史家的史学活动，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类内容具体、生动、活化的体现，与其政治活动、其他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割裂。因此，研究史家史学活动与研究官方史学活动一样，是史学史中特别具有综合性、写实性的内容。
（六）史学评论，就是对历史著述进行诸如材料真伪、结构优劣、成就高低、影响大小等方面的判断和论证。史学评论的问题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史籍，有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考证。史学评论既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研究手段，也是史学史研究的一项内容，既要以史学评论的方式研究史学著述，也要研究过去史学发展中出现过的史学评论。
（七）史学与其他社会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是指史学史研究必当汲取哲学史、思想史以及历史学各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同时也将自己的成果置于其他关联学科的知识系统中检验与定位。剧烈的社会动荡、声势较大的社会思潮，都对史学发展 施加显著的影响，史学史研究对于诸如此类其他专业研究的问题，需要予以适当的把握和重新审视。
（八）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历史学发展的原因，历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取向，历史学功能的发挥，史学潮流的形成和转变等等，这些重大的与根本性的史学史问题，都必须置于整个社会背景、各种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中才能够探讨。这要比分析具体史学现象与某种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更为深入、宏观，将触及历史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以上诸项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不应出现大的遗缺，尤其是第八项对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考察，乃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使之真正构成学科体系的关键。史学史也不能漫无边际地包含哲学、文学等等内容，不能模糊专业学科的界定。
二、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
明确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仅仅是构成学科体系的第一步，因为若干项目的研究内容乃是其学科的板块式组合。作为一种专史，还应当揭示出贯穿长时段发展进程的主导线索，才能加深对史学发展状况和发展机制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之初和70年代之末，国内两度兴起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在探索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的同时，许多学者撰文将“历史规律”的概念引进到对史学史研究方向的研讨，涉及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主线以及如何认识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例如，有人提出：中国史学史应当以时代为纲，以史家、史籍、史体和历史编纂组织为纬，而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史学发展整个过程的一条红线；【2】也有人将中国史学史任务归结为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阐明中国史学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3】这类看法不满足于对历代史学状况的描述，体现了对于中国史学史深层认知理路的探索，但观点并非得自史学史研究的充分展开，而是套用社会哲学理论，故难以尽合史学发展的实际状态。
从中国史学史的实际研究中总结和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探讨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应当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向，这需要辅以中外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史学，分别起源，山海相隔，各自独立发展两千多年，分析其间的共同之处，具有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通过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关于史学发展的理论性判断：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是撰史求真准则与史学致用观念之间的矛盾，史学的求真准则与撰史的致用意念之间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之中，大多情况下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总体上促进着史学的前进。但也有时会出现对抗性表现，如三国时期吴国韦昭的史狱、北魏崔浩的史狱等等，在一定时期内破坏或扭曲了史学的社会运行。而中国传统史学，还具备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这是显明昭著的特点。【4】史学求真与撰史致用的矛盾，交织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进程之中，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抓住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作为考察传统史学发展的主线。以往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也研讨古代历朝官方的修史活动，但这远远不够，还应当给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对等的史学地位，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构成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是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独到特点，是中国史学之所以连续不断、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以此思路予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宏观结构和具体结论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导致学科体系的有所更新。
司马迁《史记》无疑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论家甚多。但若置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的线索中考察，则可以看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乃是私家史学个性精神的张扬，是对先秦源于官方的史学辅政、以史为鉴观念的疏离。司马迁的史学，是改变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一大尝试，但在扬雄、班彪、班固等学者及东汉官方的主导下，又被拖回传统史学的窠臼。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的意义，在于官方不仅记录史事，而且修纂成品的、著作性的一代全史，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方与私家两条史学轨道的形成，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现象缤纷多彩，头绪繁多，而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发展的视野观察，则条理大为清晰，而且可以发现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竞相记史、修史，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 意义，即促成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大融合。我们讲这一时期形成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而通过史学史研究，才能够揭示出其先导的原因，在于各族政权均热衷于史学活动的历史文化认同【5】。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十六国、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而恰恰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记史、修史，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甚至出现北魏孝文帝时期全面、主动的“汉化”改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史学引导了历史、改变了历史。
在对于清代史学的评价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本上忽略了清朝官方的修史成就，《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续三通”、“清三通”、《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事例》等等巨著皆未进入视野。陈寅恪更认为清代“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6】。此等说法，是陈寅恪从未研究中国史学史也未曾研究清史状态下的臆测，与史实严重违背，正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所指出：“清代史学是有成就的，是和其他学术一样有发展的。不仅如此，它还有突出前代的贡献。”【7】至今许多著述论及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总是从嘉庆后期说起，认为是边疆政治和领土危机所导致，对乾隆朝统一、经营新疆时期纂修的《皇舆西域图志》视而不见，更不能认知其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试问：边疆史地学必须要在边疆发生危机的时期才会产生吗？难道在开拓和经营边疆的兴盛时期即使出现了重要著述也不算数吗？上述诸如此类的片面说法，是民国时期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必须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清朝官方史学才可破解。由此可见，注重官方史学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全局性重要问题。
三、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
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概括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显示了对史学史进程的整体把握。这是通过对史学发展状况前后对比得出的结论，包含了许多个案的探讨以及全面进行归纳、综合的研究，成为对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一种动态的认识，构成学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给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阶段，看起来简单，而实际上是一种自觉性的深层探讨，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必要的。较早做出这种探讨的是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8】，其第二编题目为“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第三编为“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第四编为“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这里体现了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对各阶段史学突出特点的概括。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9】在阶段划分上与仓修良区别甚大，如第三章为“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第四章“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第七章“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第八章“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前期史学”等等，分期不同，概括更异。这里我们不必比较哪一种分期和概括更为允当，但问题很明显：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分期和概括不能随意进行，异同之处必有讹误，这是需要众多研究者共同探讨和论辨的问题。
加强对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关注，准确估量官方史学在中国史学总体之中的权重，也会涉及对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也互相牵制，使记史求真与史学致用的矛盾运动具备了更加丰富的运行机制。官方、私家都有“君举必书”、直书实录的规范，致用与求实是当作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提倡的，但在具体实行中，却有着为君父讳、为尊者讳等等抵消记史真实度的戒律，更不用说涉及政治私利时的故意隐瞒和曲笔。但是，中国古代反复地改朝换代，而且同一朝代也政局屡变，这可以使原先一些隐瞒的史实得以揭发。加之尚有私家史学这一轨道，与官方记载相参照，同样起到加强真实性作用。如唐太宗曾问史官：“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另一官员刘洎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10】这形象地表明中国古代记史规范与官、私双方记录史事的相互牵制，撰史的真实性与功用性的矛盾，就在官私之间和政局变动的流程之中运转。在改朝换代之后，官、私史学的互动机制得以重新组合，撰史求真与以史 鉴戒间的对立统一往往十分活跃，于是，官私史学都可能会出现新的起色。
由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机制，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矛盾运动，多与王朝兴灭的节律大体相符，所以，划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不必割断已有的王朝体系。【11】术界曾经设想按重要史学著述如《史记》、《史通》为标志来划分史学发展阶段，实际是片面性的，已经被多数专业学者所放弃。但史学发展阶段不等于一个王朝阶段，还须根据全面发展状态的综合研讨，若干朝代特点相近，即为一个发展阶段。例如，综合考察隋唐五代直至两宋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发展趋向是日益繁荣和成熟，社会的政治动荡也基本上没有打破历史学的发展进程，虽历史时段较长，仍可归并为一个阶段。元朝和明朝的官方史学均经历了调整之中的低落局面，而私家史学也与唐宋时期的状态有较大区别，特别是普及性史学的发展和走向繁荣，元、明两朝是前后衔接的，因此应当归结于一个史学发展阶段。
纵观中国史学截止到1949年的发展历程，可划分成这样几个阶段：（一）先秦时期是史学产生与初步发展阶段，史学是从官方产生，而在战国时期出现《国语》、《左传》等私修史籍；（二）秦汉时期至东汉末年，私家史学与官方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形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得以奠定；（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官方史学、私家史学都走上多方向探索的发展途径，并且获得很大进展的阶段；（四）隋唐五代以及两宋，中国传统史学达到发展成熟的阶段，而同时官、私史学出现较多的矛盾，如朝廷对记录史事的超强控制、私家出现以史明道的倾向；（五）元明两代，史学的发展得到调整和新的探索，官方史学低落，私家编纂普及性史书逐渐兴盛；（六）清代在整个传统文化总结和清理的背景下，史学也表现为大清理、大总结的特色；（七）1840年的鸦片战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20世纪初，中国史学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进程。此后，史学发展呈现思想、理念、治史取向的多元化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乃是近代史学发展的新生面。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展现出的是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了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讨中国史学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进程的主导线索，以及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下的整体性把握。而对主导线索的描述，体现了对历史学本质问题探索的理论性升华；对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则是展示了贯通性历史分析的概括，二者密切联系，将史学发展主导线索的认识，直接运用于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定。此外，中国史学史重要个案问题的创新性研究，经过一定的积累，也必将促成知识体系的逐步更新，这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此处暂不备论。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化专史及其做法》，第2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汪伯岩：《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载《文史哲》，1963（4）。
【3】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前言”第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4】乔治忠：《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载《史学理论研究》，2009（2）。
【5】乔治忠：《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载《学术研究》，2010（12）。
【6】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3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8】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9】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
【10】《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27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西方侵犯中国的鸦片战争，为亘古未有之变局，整个历史进程改观，另当别论。
原刊《学术月刊》（沪）2012年第1期，转载自《历史学》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