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朝教育格局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背景
六朝教育格局多样化的原因，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主要是文化的多元化。魏晋时期，经学中衰。董卓之乱后，洛阳残破，汉石经受到破坏。汉魏之际，今文经学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古文经学地位上升，并出现了治经学者必须兼通今古的趋势。魏石经刊刻于正始年间，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其刊刻以古文为主，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要，并反映了今古文地位的变化。至于长江流域的荆州学派，则最早开以玄释经的风气。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互相渗透与合流，开启了治学的新途径。
与经学衰落相反的是玄学盛极一时。东晋史学家袁宏曾将魏晋玄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何晏儒道双崇，王弼道本儒用，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革新。第二阶段，因魏晋交替，司马氏滥杀名士，“自然”与“名教”发生激烈冲突，竹林七贤分化，唯有龙性难驯的嵇康，高倡“越名教而任自然”，[1] 将二者对立起来，惨遭杀戮。阮籍苟全性命于乱世，他言必玄远，不评议时事，不臧否人物，一变汉末以来的清议之风而为完全抽象的玄理研究，遂开中朝以降的清谈之风。第三阶段，中朝名士鼓吹名教即自然，将儒家礼教与老庄思想统一起来，使之适合门阀士族的现实政治需要，而成为当时的玄学主流。
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批士族南迁，玄学清谈之风也带到江南。清谈注重讨论玄理，一般分宾主两方，一方述理，一方诘难，类似于今日辩论的正方与反方。这种自由讨论的风气，有助于逻辑的发展与理论的创新。东晋南朝南方地区的儒学，经过玄化的改造与更新，适应了现实的需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逐渐与北方的治学风格相异趣，形成“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 的不同风格。
六朝时期的宗教信仰，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佛教于汉代自印度流传到中国。六朝时期，由于战乱及统治者的提倡，信佛的人越来越多。佛教教育的特点是注重衣钵传承、师徒相授，如：孙吴名僧支谦，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东晋玄学化的名僧于法开、于道邃，都是于法兰的弟子。一代名僧道安曾师从佛图澄，而道安的高足弟子又有慧远及慧持、法遇、昙徽等。佛教教义的传播还具有流动性、广泛性与开放性，不仅僧人可以游走各地，流动传教，还可以到域外取经；而且其传授对象亦不局限于僧徒，无论出家为僧尼，还是善男信女在家奉法，都可以接受佛教教育。举办法会，弘扬教义，让广大听众接受佛教教育，更是佛教界的盛举。法会是佛教说法及举行供佛及布施等宗教仪式的集会；而法座则是专为讲经者设置的说法之座。如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十月，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盘经》义”。同年十一月，又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訶般若波罗蜜经》义”。[3] 75法座高高在上，听众仰首聆听，自然产生一种崇敬感。这种传授方式，跟中国传统的经师与儒生谈经论道，一起席地而坐的教学情景迥然有异。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汉末的原始道教，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支，其利用符水治病，消灾灭祸，吸引了广大下层民众。六朝时期，道教十分盛行，道教徒人数众多。道教的传播与教育，注重家族相传与师徒相承。如：太平道为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创立。五斗米道为张陵(天师)、张衡(嗣师)、张鲁(系师)祖孙三代相传。东晋琅邪王氏与高平郗氏，都是奉天师道的世家。东晋著名道家理论家、炼丹家葛洪，其从祖葛玄，号“仙公”，曾师事左慈。葛玄将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郑隐有弟子50余人，而只有葛洪“见受金丹之经”，[4] 并“悉得其法”。[5] 1911道教的教育内容，除法术外，还包括医术，如葛洪曾师事鲍玄①，并娶其女儿鲍姑为妻，“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5] 1911鲍姑本人，也是一位精通医术的女道士。南朝上清派道教首领陶弘景，也是医药学家。其传承关系可追溯到东晋的魏夫人(女道士魏华存)，此后为杨羲、许翙、许谧、许黄民、马朗、马罕、殳季真……陆修静、孙游岳、陶弘景。[6] 一个教派能如此长期传承，与其宗教教育的连续性是密不可分的。
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的互相竞争与渗透，打破了两汉经学垄断意识形态的一统局面，形成了六朝社会文化的多元格局。学术思想的争鸣与繁荣，为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对象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
二、六朝教育格局多样化的主要表现
官学与私学并存，是六朝教育的基本格局。官学主要是指朝廷直接控制的太学与国子学。贵族、官吏的办学活动，既有官办，又有私办，往往具有二者结合的性质。学者的私人授徒讲学、家族中的家学相传及家庭教育的开展，则是完全意义上的私学。
1. 太学与国子学的废兴
汉末的政治腐败与“党锢之祸”，使饱读经书的儒学之士遭到严重打击。汉魏之际的社会动乱，又使图书文物受到严重破坏。作为朝廷官学的太学，在六朝时期始终处于不断重建与恢复之中。
六朝的孙吴政权立足于江东，即有重视学业之举。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曾下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7] 孙休时，又提出要“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8]
晋室南渡，偏安江左。王导镇之以静，儒玄兼综。建武元年(317年)，他看到“军旅不息，学校未修”，就向晋元帝建议立太学。他说：“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9] 当年11月，晋元帝下令置史官，立太学。大兴二年(319年)，在贺循的建议下，开始立经学博士。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瓌上书，请求重立国子学，得到朝廷批准。东晋时期，“公卿子弟，并入国学”。[10] 但当时南方社会风气，士人仍崇尚老庄，莫肯用心儒学经训。晋孝武帝时，谢安运筹帷幄，取得淝水大捷，江南政局比较稳定。太元九年(384年)，朝廷增置太学生百人，命车胤领国子博士。次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嚚，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有育才之名，无收贤之实”。[11] 风俗败坏如此，学校教育岂能昌盛。
南朝刘宋政权建立之后，因势利导，把教学放在优先地位。永初三年(422年)，刘裕下诏兴学，说：“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12] 他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征裴松之为国子博士。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刘义隆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讲授，置生百余人”。对官学教学内容作了调整，“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又以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13] 并不独尊儒学。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14] 玄学不仅排列在儒学之前，而且四科学士人数相等，原来“儒学监总诸生”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萧道成建立齐朝后，于建元四年(482年)立国学，置学生150人，聘张绪领国子祭酒，设博士、助教。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又立国学，“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15] 436王俭是高门士族，被获准在家开馆讲学。这是私学被官方承认、官学与私学合流的重要标志。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年)，下诏复立国学。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后，国学又废。《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草创，目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16] 1730国学在东晋、宋、齐时代，处于时兴时废、时有时无的状态，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这种局面，到梁武帝萧衍统治时有所改观。
梁朝堪称是六朝官学最发达的时期。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补博士，各主一馆”。[16] 1730馆有生徒数百人，官供膳宿，还建立了定期考试的制度，“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16] 1730梁武帝本人博学多通，对民间州郡及其本身宗族的教育也很重视。他“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508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16] 1730天监八年(509年)五月，梁武帝下诏：“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17] 这种选才用人的方法，开了科举制的先河。大同七年(541年)十二月，他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3] 87把士林馆办成了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晚年，他虽然沉迷于佛教，但主张三教同源，推动了儒学的玄化与佛化，促进了各种不同文化习俗的融合。
梁末的侯景之乱，使教育受到严重破坏。陈朝建立后，教育逐步恢复。陈朝朝廷官学的基本形式，仍是太学与国子学并立，祭酒、博士、助教由著名学者担任。至于地方官学，因朝廷无暇顾及，则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民间教育，主要由私学承担。
2. 贵族官吏的办学活动
六朝时期贵族官吏的办学活动，往往与他们本身的素质有关。素质较高者重视教育，用公务之余教授学生，或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在地方州郡办学。三国孙吴时期，顾雍之子顾邵，出任豫章太守，推行教化，禁断淫祀，表彰先贤，“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18] 1229步骘“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18] 1240东晋庾亮，于咸康元年(335年)在武昌开置学官，起立讲舍，建儒林祭酒。范宁曾在豫章立学，大设庠序，“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19] 1988居然受到江州刺史王凝之的弹劾。范宁被免官后，“家于丹阳，犹勤经学，终年不辍”。[19] 1999范宁用自己的俸禄办学，已带有私学的性质。南齐建元二年(480年)，豫章王萧嶷在荆州“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置生四十人”。由于他是皇族，还能用公费“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一人，行释菜礼”。[20] 这种办学方式，具有官私结合的性质。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重视文教，曾“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21] 他还亲自前往当时著名学者刘瓛家中“修謁”，并于永明七年(489年)上表文给齐武帝萧赜，“为瓛立馆”。[22] 679
3. 学者私人的授徒讲学
封建时代的官吏，有的本身就是学者。如东吴会稽余姚人虞翻，为《易》学世家，从高祖父虞光起，就治孟氏《易》，经曾祖父虞成、祖父虞凤、父虞歆，一直到他本人，世传其业，已历五世。虞翻因得罪了吴主孙权，被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23] 虞翻在交州的讲学，是学者私人的授徒讲学。
东吴会稽山阴人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24] 1249阚泽“家世农夫”，他之所以能成为著名数学家，除了自己个人努力的因素外，当得力于私学的发达与民间的师承。阚泽的州里先辈、丹杨人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穀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24] 1250唐固从事的职业，也是私人授徒讲学。
东晋司徒蔡谟，“既被废，杜门不出，终日讲诵，教授子弟”，[25] 也属于私学的性质。
南朝私学更为兴盛，学者授徒讲学成风，并取得相当成绩。刘宋吴兴武康人沈道虔，隐居乡里，郡州府12次命他出来做官，他皆不应命，却出资办学，使“乡里少年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26] 1863沈道虔热心办学，孔欣之热心助学，俱值得称道。吴郡盐官人顾欢，“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欢独好学。……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夕则然松节读书，或然糠自照。及长，笃志不倦。闻吴兴东迁邵玄之能传《五经》文句，假为书师，从之受业。同郡顾顗之临县，见而异之，遣诸子与游，及孙宪之并受经焉。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26] 1874顾欢刻苦勤学，儒、玄、佛、道无所不通。他之所以能成为著名学者，主要得益于私学。母亡之后，顾欢隐而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26] 1874继续致力于私学教育。吴郡钱唐人杜京产，“与同郡顾欢同契。于始宁东山开舍授学”。[26] 1881萧齐建元中，“京产请(刘)瓛至山舍讲书，倾资供待”。[26] 1881齐永明年间，又“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26] 1881
萧齐刘瓛，“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22] 677他以“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性谦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游诣故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22] 679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少孤贫，曾就学于刘瓛。司马筠也“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强力专精，深为瓛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27] 674儒学人士吴苞，“善《三礼》及《老》、《庄》，……与刘瓛俱于褚彦回宅讲授。瓛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瓛，晚听苞也”。可见私学教育中，学生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同时，老师也有选择在何处从教的自由。据史料记载：“齐隆昌元年(494年)，徵(吴苞)为太学博士，不就。始安王(萧)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为立馆于钟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门焉，当时称为儒者。自刘瓛以后，聚徒讲授，唯苞一人而已”。[28]
梁朝的伏曼容，宅在建康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27] 663崔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是会稽山阴人，“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当时还有一名助教虞僧诞，是会稽余姚人，“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虞僧诞“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该通义例，当世莫及”。[16] 1739
陈朝的徐孝克，“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后东游，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省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29] 说明南朝的私学，讲授内容已不限于经史之学，还包括佛学。
4. 家庭教育与家学传承
六朝私学的又一形式，是家庭教育与家学传承。随着门阀士族的形成与发展，家庭教育格外受到重视。东晋谢安曾戒约子侄，说：“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30] 谢安大悦。正因为家庭教育与士族的切身利益相关，所以六朝士族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其特点有三：
一是强调对儿童的早期教育。他们认为，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可以奠定人生的基础。《颜氏家训?勉学》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31] 166这一点在士大夫家庭中都有共识，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勖学》中说：“盖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32] 132通过教育子弟自小立志，树立生活理想，成为合格人才，这在六朝社会中尤其重要。
二是强调教育的严格系统。家庭教育既要循循善诱，循序渐进；又要严格要求，严加督促。因此，必须妥善处理爱与教的关系，要把爱护子女与教育子女相结合。《颜氏家训?教子》云：“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31] 30梁末大将王僧辩之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31] 29王僧辩之所以能担当国家重任，平定侯景之乱，就是由于他从小即受到母亲严格而系统的教育。
三是强调德艺周厚。所谓德，就是封建时代的孝悌仁义；所谓艺，则是以家传技艺为主，兼学百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因此在通读儒学经籍的同时，必须涉猎百家之书，并要广泛吸收书本之外的知识。《颜氏家训?勉学》云：“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贩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31] 157这种明确主张向生活学习，在实际中增长才干的教育思想，是值得称道的。
六朝士族家庭教育的内容，也有两大特色：
其一是在儒学传家的同时又沾染玄风。儒学是士族的立家之本，对子弟的教育必然以儒学为先，如：琅邪王准之，其曾祖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33] 吴郡盐官人顾越，“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34] 儒学传家对士族保持崇高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以玄学立名，也是弘扬家声的一种手段，如：琅邪王氏本以儒学传家，王祥以孝闻名天下；王衍为中朝名士，唯以玄谈为务；王导善清言，为江左名相。陈郡谢氏，从谢鲲起由儒入玄，成为名士；而谢安更有“风流宰相”[15] 436之称。庐江何氏，本崇尚孝道、精通儒学，何尚之“立宅南郭外，立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风不坠。’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风尚在。’”[35] 782其子何偃“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35] 786六朝士族以儒学入仕，以玄谈立名，以儒家学说严格教育子女并兼传道家之言，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南朝人伏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16] 1731其子伏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16] 1731梁武帝时兼《五经》博士。伏暅子伏挺，“幼敏悟，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博学有才思，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16] 1733天监初年，“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16] 1733南朝会稽山阴人贺瑒，“晋司空贺循之玄孙也。世以儒术显。……祖道力善《三礼》，有盛名，……父损亦传家业”。[36] 1507贺瑒继承家学，“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数百，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36] 1508贺瑒子贺革，“年二十，始辍耒就父受业”，“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36] 1508贺瑒的侄子贺琛，“幼孤，伯父瑒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尤精《三礼》……瑒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36] 1509可见贺氏家传儒学对子女的影响是如何深厚，其在乡里所办私学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其二是在重视艺能教育的同时又重视家学传承。士族人家的艺能教育，据其家学传统，各有所重。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史学、科技、医学等，均是其教学内容，因而产生了不少以艺名家的著名家族，如：琅邪王氏的家学，以书法为主。东晋王导，善行书、草书。在王导影响下，子弟们练书法成风。王导子辈中，有王恬、王洽、王劭、王荟善书法。“书圣”王羲之为王导从子，有子七人，其中“知名者五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都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王洽之子王珣、王珉亦善书法。陈郡谢氏，文学传家，俊秀辈出。谢道韫是著名才女。谢灵运、谢朓脁、谢瀹、谢瞻、谢世基、谢晦、谢惠连、谢庄、谢举等，都是著名诗人。有名的谢氏“乌衣之游”，就是谢氏群从兄弟的文学集会。又如：东晋戴逵，擅长雕塑佛像。其子戴颙，继承父业，是南朝刘宋时的著名雕塑家，对铸造铜佛像的技艺有精深的研究。南朝史学名家裴松之，其先世为河东闻喜人，永嘉之乱后移居江南。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其子裴駰注司马迁《史记》，曾孙裴子野继承先业而撰《宋略》，被人们称为“史学三裴”。南朝范阳祖氏，三代从事科学研究。祖冲之在数学、历法、机械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祖冲之子祖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祖暅之子祖皓，也“少传家业，善算历”。[37] 医学世家东海徐氏，徐熙好黄、老，懂医术，为海内名医。徐熙子徐秋夫“弥工其术”，而尤长针灸。徐秋夫子徐道度、徐叔向“皆能精其业”。为人“疗疾，无不绝验。”徐道度子徐文伯、徐叔向子徐嗣伯，徐文伯子徐雄“亦传家业，尤工诊察”。[38] 六朝时以医学传家的还有高阳许氏的许道幼、许景、许智藏祖孙三人及其宗人许澄；还有吴兴武康人姚菩提、姚僧垣父子，足见家学对医学的影响。
三、六朝教育格局多样化的深远意义
六朝时期教育格局的多样化，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其一，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来看，六朝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过渡时期。六朝时期，汉族传统农耕文化，同时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及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严峻挑战。教育格局的多样化，及时应对了这种多元文化的挑战，不仅使六朝文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而且使中华文化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重建。
其二，六朝时期逐步形成的儒、玄、史、文“四学并建”的多样化教育格局，有利于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学，在吸收玄学、佛学及各种文化的精华后得到了更新。从陈朝末年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到唐朝贞观年间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三，六朝时期的多样化教育格局，有利于宗教、医药、科技、史学、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艺术等各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图书数量与种类，都大大超过了《汉书?艺文志》，就十分有力地反映了六朝时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程度。
其四，多样化教育格局，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六朝时期，在国家分裂、南北对峙的状态下，官方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私人办学、家庭教育与寺院教育，弥补了教育的投入，培养出了各领风骚的各路英才。从两汉到隋唐，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科举制度终于全面取代了察举征辟。这种选才用人的新方法，也萌芽于六朝时期。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同样要求我们的教育事业多样化。回顾六朝教育格局的多样化，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展多种形式的办学，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提供借鉴与启示。
（来源：《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04期全文转载，编辑：郑伟）
注释：
①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第1914页校勘记[七]引《鲍靓传》云：“靓字太玄，为南海太守。”则此“玄”字上脱“太”字，或双名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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