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流派与思潮的研究已经成为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有关的论 文甚多，且多有新意和深度。侯云灏先生的《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一文[1] ，对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归纳胪列，一一概述其特征和演进轨迹，颇见功力，唯 将吕思勉的史学归入古史辩派，似可商榷。
史学流派的划分和归类，既取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本身的状况，也取决于研究者的 划分尺度和标准。如果以19、20世纪之交为界，将前后的史学状况作一比较，那么，侯 文所列出的大部分史学流派，都可以归入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吕思勉的史学自然也属 于新史学的范畴，这或许更便于讨论吕思勉史学的特色以及他对新史学所作的贡献。
我国史学起源甚早，历史悠长，但真正具有“范型”意义上的史学革新，要到20世纪 初才发生。新史学的开山者是梁启超，他发表于1902年的《新史学》可视为新史学的宣 言书，经过其后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史学新“范型”。对于20 世纪前期的新史学的特征，史学史界有各种不同的概括，笔者认为，新史学主要在四个 方面体现出它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特征：(1)历史考据学上的新方法和新趋向；(2)从侧重 于史籍训诂、校勘到史实的考证，再进而贯串、会通地说史；(3)建立通史著述的新模 式；(4)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学中的运用。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或多或少地会在 他们的史学著述中反映和体现出上述特征，在这些方面做出成绩或贡献，从而为我们评 说包括吕思勉在内的史学家们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一
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对史料和史实的考证，通常称之为历史考据学。从学术传承上 看，传统史学在这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为新考据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基 础。新考据学的成绩(也可视为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新观念、新方法系统 整理古史材料；二是扩大史料利用的范围，如地下考古材料来证史、诗文证史等，并由 此而形成了考据学上的一系列新方法。吕思勉在这方面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方面 。
我国先秦古籍，大多口耳相传，至汉代始著于竹帛。其间辗转流传，难免有后人的羼 入。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对先秦古籍作了大量的整理，但都限于校勘、辑佚及训 诂，而对后人羼入的问题一直没有系统的解决。“拣剔”这些羼入的东西，全盘整理古 史材料，是为新考据学的任务。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辩学派为代 表。说吕思勉不是“古史辩派”，这是因为他的古史观与“古史辩派”不尽相同。在《 古史辨》第七册的序言里，吕思勉提出了古史真相“逐渐地剥落”的观点，认为研究我 国上古史，除了要注意“层累造成”的一面，还要注意历史真相“逐渐剥落”的一面， 应采取“层累地造成”与“逐渐地剥落”相结合的观点[2]。在古史“层累地造成”的 过程中，历史真相则是“逐渐地剥落”，不过，“古史之传于后者”仍有其真相的幸存 者，那就是古史材料中的“极简略之词”和“单辞片语”。凡单辞片语未经扩大者，其 说皆可信，然其详则不传。比如，尧舜禅让之说，“予昔极疑之”，尤其是“谓尧舜禹 之禅让，皆雍容揖让，一出于公天下之心，”更不可信。“古代史事，其详本不可得闻 。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之，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诋斥之，以彰奸劫弑臣 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则一。”“然儒家之说，虽非史事之真，而禅继之义，则有可得 而言者。”“今之论者，举凡古人之说一切疑为有意造作，则非予之所敢知矣”。所以 ，我们不能因为古史材料有后人的羼入而一笔抹杀它的价值。(注：钱穆《国史大纲》 第一篇第一章《中原文化之发祥》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在研究方法上，吕思勉主张疑古、考古和释古三者并举而不可偏废。他说：今人与古 人所见自不能同，所见异，于古说安能无疑。而古书之训诂名物，又与后世不同，今人 之所欲知者，或非古人之所知；或则古人以为不必知；又或为其时人人之所知，而无待 于言；而其所言者又多不传；幸而传矣，又或不免于伪误。如是求知古事者，安能废考 释之功，然于今日之理，异于古人者茫无所知，则读古书，安能疑，即有所疑，亦必不 得其当，而其所考所释，亦必无以异于昔之人，又安用是喋喋为哉?故疑古考古释古三 者必不容偏废。然人之情不能无所偏嗜，而其才亦各有所长。于三者之中，择其一而肆 力焉可也。而其不可于余二者绝无所知，而尤不可以互相诋排，此理亦灼然，而世之人 多蹈其失……[3](pp.264-266)
吕思勉的古史观虽与古史辩派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两者并不对立。或者说两者是异曲 同工，相得益彰，互相补充。如果说疑古派的研究侧重于“破坏”，那么，吕思勉的研 究则侧重于“重建”。其实，“破坏”、“重建”均为学术分工上的需要，就个人而言 ，可凭其才性“择其一而肆力焉”；就学科建设而言，“疑古、考古、释古三者必不容 偏废”，而且彼此不应“互相诋排”。所以，吕思勉主张古史研究当持“不容偏废”、 不“互相诋排”的态度，遗憾的是，这一意见在当时并未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响应 。(注：当年如能逐步培养出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一种对学术“异己”的兼容并蓄， 则对刚刚开始的新史学的建设是极为需要的，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到后来竟成 为一种奢望。)
用古书之外的材料，如考古发现、诗文、小说中的材料来证史，在传统史学中也有偶 尔的运用，只是未受到普遍重视，因为新材料的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自19世 纪末起，甲骨金文、秦汉简牍、新材料层出不穷，于是，“两重证据法”、“以诗文入 史”等方法遂得以发扬光大，成为20世纪前期的学风时尚和潮流。论者或说，吕先生的 古史研究，主要以经、史典籍为依据，未能注意甲骨、考古材料，未能“使地下史料和 纸上史料密切结合”，是为不足之处，不必“为贤者讳”的。[4][5]不过，此也有其缘 由：一是因为当年作伪甚多，发掘之材料“陈列以供众览者少，报告率出一二人，亦又 未可专恃”[6]，要利用这些新材料，非得有自己深入切实的研究，随便引用，或敷衍 承袭，这为吕思勉所不取。二是受治学条件的限制。在现代史学家中，论治学条件之艰 苦，吕思勉是较为突出的一个。珍稀罕见史料的找寻利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如物力 上支持、人事上的便利等，这都是吕思勉所不具备的。他一生研读过的书极多，但所用 的都是普通的古书典籍，从未经手过什么珍稀孤本和甲骨材料。其三，则是与吕思勉的 禀性有关。吕氏为人平实且特立独行，不赶时髦、不趋新潮(不必否认，当年在通史编 撰中使用些甲骨材料，是颇为新潮的事)；惮于与人(尤其是名人)交往，这种性格气质 决定了他的治学风格上不会走“以新材料取胜”的路数。
二
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比，历史学是一门繁难复杂的学科，它先要解决材料上的问题， 然后要解决史实上的问题，此后方可以做解释、概括等研究工作。正如顾颉刚曾说：“ 清代学者的训诂、校勘是第一级工作，我们的考订史实是第二级工作，等到一个个史实 弄清楚后，再“承受其结论而会通之”[7]，即通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进行融会贯通 的历史研究。
清代的考据学，详于经而略于史，即使在史的方面，也多留心于一枝一节，“其能贯 串全史，观其会通者盖寡”[8]。这当然也是总体上的特征，具体到个别学者，则也有 在这方面颇有成绩的，如顾炎武、王鸣盛、赵翼等，以比较、归纳等方法专论“古今风 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9]。梁启超对此曾有很高的评价， 按梁氏的观点，这种研究方法最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所以，在前人训诂、校勘、考订的 基础上，进而做贯串、会通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项任务。
吕思勉治史也喜欢走融会贯通的一路，他曾说自己“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 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已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 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10](p.451)。吕思勉治学从写读史札记入手，效法前辈 学者的方法，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又参考其他史书以及 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再经过综合分析，写成一条条札记。 其中，有文献订误和史事考证，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和融会贯通的综合。吕思勉认为 ，要用通史体例写出令人满意的大部头著作，必须拥有详确的史料，对各方面的历史发 展情况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才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真正贯通起来[4]。正是出 于这样的认识，他的读史札记都是有系统成系列的。比如有关匈奴史事，吕思勉写有《 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匈奴不讳名而无姓字》、《匈奴官制》、《匈奴人口》、《匈 奴风俗》、《匈奴文字》、《匈奴龙庭》、《头曼北徙及复渡河南之年》、《头曼城》 、《优留单于非真单于》、《五饵》、《萧望之对待匈奴之议论》、《分地》等札记， 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写成《匈奴文化索隐》一文及《秦汉史》中有关章节。吕思勉的 几部断代史著作，都是在写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贯通研究而成的。这一点，严 耕望是独具慧眼的，他说：“诚之先生的几部断代史……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 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有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 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 邪?”[11]
在20世纪前期的史学家中，注重对历史系统的梳理和融会贯通分析的，并非吕思勉一 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决非单纯的史实考证，它所体现的也是作者 的会通研究，且该书的叙述体制也属考史体裁而非撰史体裁。(注：从历史编撰学的角 度看，考史体裁的优点就是严耕望先生所说的“出处分明，易可检核”，缺点是直录引 文太多，难以吸引读者。)所以，从原先的史籍训诂、校勘上升到史实的考订，再进一 步加以贯串会通的研究，是当时新史学派学者共同的追求。如能假以时日并作相当的积 累，这一层面上的研究或许可以为20世纪新通史的编撰打下厚实的基础。无奈到了40年 代，由于时局的刺激和影响，越来越多学者不耐于做基础性、积累性的研究工作，而急 切寻求对历史的理论解释。于是，新史学的另一个特征——即运用新理论来解释中国历 史——逐渐成为时尚。现在回过来看，早年一些论史之作之所以未能有持久的学术生命 ，原因便是跳过了“考史”而直接来说史，缺少大量的对历史本身的细密考订和贯串会 通的梳理，其结论自然就经不起事实上的推敲。
三
中国传统史学向来讲究史书编撰体例，纪传、编年、记事本末、典志、纲目等体裁的 演进几乎达到极致。然而，也因极致而成为定式。17世纪后，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 能融汇众体的新综合体。[12]但是，如不能在治史观念上有所突破而仅着眼于体例上的 “翻新”，实在也难以创出什么新花样。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初发生了转机，先是章太 炎(1900年)，紧接着是梁启超(1902年)，创议建立一种新通史的编撰模式，力求在治史 范围、内容结构、编撰体例上进行全面革新。梁氏本人虽然没有完成通史著作，但他的 思想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前期出版的一批新通史，都可以说是承继和发展了梁氏的理 想。
诚如王家范师说，通史的写作必得“通博”两字。[13](p.383)“通博”也就是“通贯 ”和“博赡”，前者着眼于纵向上通感，要能“一贯体系。一贯精神”，“上下脉络连 贯一气”；后者则是要求横向上的周全博赡，“识大而不遗细，泛览而会其通”[3](pp .260-261)，“通博”两字或许可以用作对通史著述高下优劣的评价尺度。
吕思勉一生写过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写 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1923年出版。最能体现吕思勉历史通感的，是该书的历史分期 。《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实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 通史，即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全通史。所以，该书的历史分期，实际上是中国历 史的一个总分期。吕氏将整个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1)上古史：周以前；(2)中古史 ：从秦统一至唐朝全盛；(3)近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4)近世史：元朝至清朝 中叶以前；(5)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这个历史分期的特色，就是突出中国历 史总脉络中的三大变迁：即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为上古与中古历史的一大界限，唐中期 安史之乱为中古历史的一大界限，以西力东渐为界划分出传统与现代历史的一大界限。 这样的划分，完全来自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通感的理解，被称为是中国古 代历史研究中抓住关键的创新见解，对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4]有意思的是，陈寅 恪在《论韩愈》一文中，也将唐史分为前后两段，认为前期结束了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 ，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钱穆《国史大纲》，讲南北经济、文化转移，也是以唐 安史之乱为界。陈氏主要是从政治、文化学术诸方面着眼，吕氏还加上一层民族关系上 变化。三位大家的研究角度不同、侧重不同，但得出的历史分期则大体相同。
就思维特征而言，“通贯”和“周赡”往往难以两全齐美，一如绘画的大写意和工笔 画，得气势神韵，难免疏阔遗漏，反之也然，这实在也是通史著述难以完满的主要原因 。通史的周全博赡，不等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纷繁复杂的史事如何选择，详略如何 安排，都颇有一番斟酌考量。吕思勉的处理方式是以社会史和制度史为两翼，另加民族 史一块，至近代以后，则再加中外交涉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安排，力求全方位地展现某 一时代的历史面貌。1939年，吕思勉在编撰《吕著中国通史》时，又尝试一种新的通史 体例。他认为：流行的各种通史著作，其对典章制度的叙述，往往缺乏系统，不够连贯 ，不能形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为了克服这种毛病，他将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典章 经制”和“理乱兴亡”加以改造，分别用来叙述“静的历史”(社会文化制度)和“动的 历史”(政治史)，《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两则，上册叙中国文化史，下册叙中国政治 史。(注：有关《吕著中国通史》的成书经过，可参见该书的前言、自序和绪论。)吕思 勉在40年代后写成的四部断代史，也都是沿用这个模式。
总之，吕思勉的两部通史著述，颇能体现梁启超新通史的理想，他所尝试的两种编撰 模式，在今日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此外，在编撰体制上，如序言总论、行文注释( 用双行夹注，附记必要的考证、资料出处等)、参考书目(参考书、他人的研究成果)、 记年记地(纪年以民国纪元逆推，地名则标明其今地名)、甚至格式标点符号(凡引文成 文的，提行另 另)等方面，吕思勉都作了一番新改革，力求整齐规范，以符合 现代史学的发展要求。所以顾先生称吕思勉的通史著述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当 非过誉。
四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其实，他在新书的学习、研读上所 下的功夫，决不在旧籍之下。严耕望说他是国学基础深厚，而治史意趣却不保守。这实 在与他对新书的研读，对新学说、新理论的吸取、运用有关。
吕思勉认为，作为一个现代的史学家，决不能以熟读经、史、子、集为满足，他说： 今日言历史，尤易有科学的眼光，“史学之研究，即以得他科学之辅助而益精，如推古 代年月者，可借助于历学，考求古代人民之生活状况，可借助于经济学”[3](p.82)。 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吕思勉再次强调“现代要想研究历史，其第一个条 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 ，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 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 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这是举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所以治史学的人， 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 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14](p.35)他很敏感地认识到，现代史学的进步须得到各种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帮助，需要引入它们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其中，常为吕思勉所 论及的有进化论、唯物史观的经济学说、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学等。(注：曹 聚仁曾称钱穆是当年唯物史观运用得最好的学者之一，说中国学术界最懂唯物史观的， 只有张东荪、冯友兰，钱穆三人。(曹聚仁：《天一阁 人物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12月版，第255页)此说能否成立，自有不同看法，但曹氏的看法值得重视，至少说明 当年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并非只是一般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吕思勉曾自言，他一生思想经历三大变化：童年时最信儒家学说，向往社会大同；17 岁后信服法家；20世纪30年代前后服膺马克思。所谓思想三大变，与其说是新旧思想的 更替，到不如理解为一种递进与包容更为贴切。终其一生，大同境界一直是吕思勉追求 的最终“悬鹄”，也是他服膺马克思的内在学理逻辑。他认为，现代史学的发展，必须 以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为理论指导，“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 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须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 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 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 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15]他认为，“ 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 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14](p.28,p.23 )
理论的引入和借鉴，最忌生搬硬套，如果只是搬入其名词术语，而缺乏对理论精髓的 真切体会，是难以将理论与史事的“结合”做到水乳交融。吕思勉的著述没有大量概念 地使用外来的术语，如讲社会阶层分野，用的还是国人、野人、君子、贵族、平民、奴 婢、豪族、游侠、门阀士族等名词术语概念；叙述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使用的也是氏族 、部落、封邦建国等“老术语”。即使是运用一些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上 的具体史实，也无生硬牵强的感觉。如吕思勉在《先秦史》社会组织?昏制一节中，借 用英国社会学家的“半部族婚制”(即“两合氏族组织”的一种意译)理论来解释中国历 史上的昭穆之制。他说：古有两姓世为婚姻者，如春秋时之齐、鲁是也。古虽禁同姓婚 ，而姑舅之子，相为婚姻者反盛，亦此。社会学家言，又有所谓半部族婚者(moieries) ，如以甲乙二姓，各再分为两部，甲为一、二，乙为三、四，一之婚也必于三，生子属 第二部，其婚也必于四，生子属第一部，其婚也又必于三。如是，则祖孙为一家人，父 子非一家人矣。古昭穆之分似由此。这一种研究“无疑给后来的学者以探索方向上的有 意启迪”[6](p.269)。正如王家范师所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 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 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13](p.378)
20世纪初掀起的新史学，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史学变革，大约到了三四十年代，新史学 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初有规范。然而，在经历了其后的战争、动荡和社会变革之后， 等到尘埃落定，人们突然发现，曾经“风光”一时的新史学家们，连同他们那些煌煌巨 著，已经云消雾散，荡然无存。只是到了20世纪末，我们才得以去回顾、反思世纪之初 的那一场有始无终的史学变革，包括吕思勉在内的20世纪前期的诸多史学家的贡献及其 他们对当代史学的意义才逐渐显现出来，并日益受到我们的重视。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01期，人大复印资料K1《历史学》2003年04期全文转载，编辑：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