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不朽的史学理论名著，其中论述史学源流、史书体裁、史 官建置、史书编纂、史家修养等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第一部史学批评和史学理 论专著。《史通》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命人抄 录《史通》进呈，“上读而善之”。《史通》成书后，刘知几的好友徐坚对此书深为推 重，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注：《旧唐书?刘子玄传》，第10册，第3170 页，中华书局1975年。)。但明代以前，关注《史通》者可谓寥若晨星，评论者的主要 意图也在于批评《史通》和刘知几本人。如北宋史学家宋祁称刘知几“工诃古人，而拙 于用己”(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674册，第201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唐末柳璨以《史通》讥讽经史过当，著《史通析微》(又 名《柳氏释史》)进行批评，该书共十卷，五十篇，前四十九篇随篇评论《史通》之失 ，第五十篇则摘取刘知几撰修唐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四朝实录失误的史实，惜此 书今已佚失，不能详论。自后，孙何还著有《驳史通》一书，其书亦佚，无从查考，但 既然名之为“驳”，必是论其谬妄之作。
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史通》一书“传世者稀”(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 史评类存目一，第757页，中华书局1995年。)，《旧唐书?经籍志》未曾著录，《新唐 书?艺文志》将之附列于集部，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列之于史评类。晁氏对《 史通》也颇持贬辞，他评论说：“观此书，知子京(宋祁)之论不诬”(注：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674册，第201页。)。但从明代中后期开 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史通》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这是明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值 得注意的史学现象。
一、明代学者对《史通》的整理与研究
程千帆先生在《史通笺记》中称：“自朱明以迄今兹，治《史通》者亦有多家。”(注 ：程千帆：《史通笺记》，第1页，中华书局1980年。)研究《史通》成为一门学问，是 从明代开始的。程先生还指出，治《史通》者虽有多家，但大约不出校雠、注释、评论 这“三科”，明代的《史通》研究也是本着这“三科”来展开的。
明代最早校刊《史通》的学者是陆深。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上海 人，弘治十八(1505)年进士。累官四川右布政使，翰林院学士，詹事府詹事，以经济自 许，文章为词臣冠。事具《明史》文苑传。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以唐刘知几《史 通》刊本多误，为校定之，凡补残剜谬若干言”(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史 评类存目一，第757页。)，他发现其中“因习”上篇缺失，便订正了“曲笔”、“鉴识 ”两篇的错简，类为一篇，还其原貌，重新刊刻。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史通》的最早 版本，即蜀本。万历五年(1577)，张之象将吴锡秦柱家藏的宋刻《史通》校对刊行，增 加了七百三十字，删除了六十字，又将“曲笔”、“因习”两篇补充完整，“遂为完书 ”(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史评类存目一，第757页。)，从此以后，张之象 本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将家中的《史通》抄本与蜀本《史通 》相对校，将“曲笔”篇增加了四百三十多字，“鉴识”篇增加了三百多字，又删去了 其他各篇中羼入的六十字，(注：孙毓修：《史通札记跋》，转引自张正佩：《史通笺 注》第76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勘定为新本，这是最为可读的一个本子。
在明代的私家目录书中，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的《史部?史论》类、朱睦 《万卷堂书目》的《史部?史评》类、董其昌《玄赏斋书目》的《史部?史学》类、 祁承爜的《澹生堂书目?史评》类均著录有《史通》，而且基本确定了它的史学评论 性质。而在明代的国家目录书中，可以看到，宣德年间内阁学士杨士奇编订的《文渊阁 书目》内，《史通》未见著录。但一百六十余年后，张萱根据文渊阁新藏书情况编撰的 《内阁藏书目录》中却著录有《史通》六册，这亦可作为《史通》在明代中后期传行的 佐证。
明代评论注释《史通》的著作主要有陆深的《史通会要》，李维桢、郭延年的《史通 评释》和王维俭的《史通训故》。(注：按许凌云先生和张振佩先生提到评释《史通》 的专著尚有陈继儒的《史通订注》(见《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 990年；张正佩《史通笺注》)，而查明清目录中却不见著录。张先生言南京图书馆古籍 部珍藏有是书的明刊本，并于其书中列出例言，但观其例言，与郭延年的《史通评》无 二，其真伪待考证，故此处不列入。《史通评》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部史评类，第447册。该书和李维桢评释《史通》之作合刻为《史通评释》，流传较 广。)
陆深校订蜀本《史通》后，采择其中他认为“精粹”的部分，附入“后人论史之语”( 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史评类存目一，第757页。)，并参之己见编纂成《史 通会要》。《史通会要》在陆深的文集《俨山外集》里分为上、中、下三卷。(注：按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学”类著录陆深《史通会要》四卷。)这部著作也有单本 行世，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史部”、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的“史论”类、 徐 《徐氏家藏目录》的“旁史”类、董其昌《玄赏斋书目》的“史学”类都著录有 这部史著。
陆深的《史通会要》不是简单地摘抄汇编《史通》中的内容，其中有补续，也有他阅 读《史通》以后的心得体会。其卷上由“建置”、“家法”、“品流”、“义例”四篇 组成。“建置”实际上是《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家法”为《史通》中“六家” 和“二体”的综合；“品流”是对《史通》中“杂述”篇的概括；“义例”篇论述了“ 史之有纪”、“史之有传”、“史之有表”、“史之有志”、“史之有例”、“史之有 别”、“史之有断限”、“史之有题目”、“史之有序论”、“史之有附出”、“史之 有补注”十一项内容。其中，“史之有别”、“史之有附出”是《史通》中所没有的。 其“史之有附出”曰：“夫史之有附出也，攀附他传以显名称，若纪季入齐，颛臾事鲁 ，咸托附庸，所谓青云骥尾是也。今夫邵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 ，得以传之不朽者，岂有假于编名作传哉!”
中卷的“书凡”、“修辞”、“叙事”、“效法”、“隽永”是《史通》一书中“言 语”、“模拟”、“载文”、“品藻”等篇内容的汇编；“篇目”一篇列举了从《史记 》到《元史》二十二部正史的编排结构和卷数，为陆深自创。
下卷由六个“丛编”组成，分别论述了直书、书法繁简、史才、史馆修史、曲笔等问 题，是引述的他人见解和陆深自己的看法。
《史通会要》不仅对《史通》中的篇目“采其精粹”，而且还进行了补充，刘知几的 《史通》成于唐中叶，史官建置也叙述到当时，陆深在《会要》中作了补充，他叙述宋 代以后的史官状况云：
宋制，监修国史一人，以宰相为之。修撰直馆，检讨无常员，修撰以朝官充，直馆检 讨以京宫以上充，掌修日历及图籍之事。国史别置院于宣徽北院之东，谓之编修院。故 事，修撰官直馆分季撰日历，上判馆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绅为史馆修撰 ，天圣元年，石中立以户部郎中充史馆修撰，并以物议不与史事而罢。仁宗重史事，敕 宰相为提举，参政、枢副为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校 及京官为之，史毕乃罢。元丰官制，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为提举，翰林学士以上 为修国史，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余官 为检讨。元祐初，复置国史院，隶门下省。明年，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圣间，复以国史院归秘书省。高宗南渡初，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从官充修撰。绍兴间，移史馆于省侧，后并为实录院，宰相监修，检讨校阅，当是之时，专史职者，修撰而已。孝宗时，召李涛、洪迈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职。绍熙末，陈傅良直学士院，请以右文殿、秘阁二修撰并旧史馆校勘为史官，又增检讨官三员以毕高录，自后竟无专官，而傅伯焘、陆游皆自外召以为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鹗，至顺帝修《宋史》，以托克托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张起 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徯斯为总裁官，偏任国族，岂立贤之路未广乎?暨皇朝之 绍统也，高皇帝神圣，首以宋濂为起居注，洪武元年，诏修《元史》……十四年定制， 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又有秘书监、宏文官及起居注应奉等官，后皆废罢。迄今 修史，以勋臣官高者一人为监修，内阁官充总裁，学士等官充副总裁，詹房经局皆豫纂 修之事，而惟修撰、编修、检讨称史官焉。(注：陆深：《史通会要》，《四库全书》 子部杂家类，第885册，第135-136页。)
所叙史官名称的演变，史官任用状况，史馆的建置等是研究宋元至明初史官制度变迁 的重要参考资料。
《史通会要》中的“家法”是《史通》“六家”、“二体”篇的综合，但陆深在其中也融进了自己的见解，他评价纪传体史书《史记》云：“《史记》出于司马迁，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统年爵，因鲁史旧名目之 曰‘史记’，创新义例，解散编年，征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 ，勒成一家，可谓豪杰待起之士。班书嗣兴，不幸失其会通之旨，而司马氏之门户衰矣 。”(注：陆深：《史通会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885册，第138页。)从开 创体例，成一家之言方面对《史记》作了高度评价，也看到了班固《汉书》断代为史， 导致了会通意旨的丧失的结果，可谓颇具识见。
明代学者何良俊称陆深的《史通会要》一书“则作史利病，评陟无遗”，(注：陆深： 《陆文裕公全集?何良俊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9册，第163页。齐鲁 书社。)实际上，这个评价并不确切，《史通会要》一书的价值并不在讨论如何撰写史 书和评价史书的好坏，胡应麟于《少室山房笔丛》之《史书占毕》中称陆深的《史通会 要》“因刘氏者十七，续刘氏者十三，繁者削之，谬者刊之，俚者文之，真子玄荩臣。 ”似较为确切。
继陆深之后，评释《史通》的学者有李维桢、郭延年(孔延)、王惟俭等人，李维桢评 论《史通》的著作今不见传，现流传较广的是李维桢、郭延年二人评释《史通》的合刻 本——《史通评释》，该书以张之象刊行的《史通》刻本为底本，李维桢的评论加在每 篇之末，李评之后，郭延年续为评释，“杂引诸书以证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 9，史部史评类，第757页。)。此书著录在祁承爜的《澹生堂书目》“史评类”。
《史通评释》主要对《史通》进行注释、订误和评论，注释即对《史通》中的言语、 音义、书目进行注解；订误包括指出叙述的失当和订正作者的错误，如评《史通》卷三 的表历，郭延年指出《史通》前后抵误之处：“《史通》‘杂说篇’云：太史公年表虽 燕越万里，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方寸之间雁行有序，使读者简便，举 目可详。此篇乃谓读者缄而不视，烦费无用。一褒一贬，令人何所适从。”(注：《史 通评释》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史评类，第279册，第35页。)再如于“六家 ”中的“《史记》家”纠正著写《科录》的不是济阴王元晖业，而是宗室元晖。“载言 第三”辩论《出师颂》为史孝山作，而非杨雄作。评论则为李、郭二人的见解。其中也 不乏卓见。如《史官建置第一》的评论中，李维桢提到史官之权重于帝王，“帝王止赏 罚一时，史官则荣辱千载。”(注：《史通评释》卷1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史 评类，第279册，第156页。)再如李维桢评陈胜列入世家云：“史有变例，何可以一定 拘乎?炎刘并业，由陈胜首事，岂不得比于萧詧乎?且《史通》云：‘牓之以传，则下 同臣妾’，胜非汉之臣妾，编之世家，正为当耳”(注：《史通评释》世家第五，《四 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史评类，第279册，第30页。)也是公允之论。
王惟俭著《史通训故》，主要是将郭延年的注释重新厘正，其注释《史通》，较郭延 年引证更为详实。他自称除了更定“直书”、“曲笔”二篇外，还一共校正了1142字。
明代学者对《史通》的整理和研究对清代《史通》学的兴盛起了先导的作用，自明而 后，清代何焯、卢文弨、顾千里等人均致力于《史通》，都有校本行世。清代注释《史通》者，有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补王惟俭注所未及，而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是现今所公认的古代注释《史通》的最好作品。
二、明代学者对《史通》的评价
明人评论《史通》，一般都毁誉兼存。如陆深曰：“昔人多称知几有史才，考之益信 。兼以性资耿介，尤称厥词。顾其是非任情，往往捃摭贤圣，是其短也。至于评骘文体 ，憎薄牵排，亦可谓当矣，善读者节取焉可也。”(注：陆深：《俨山集》卷86《题蜀 本<史通>后》，《四库全书》别集类，第1268册，第552页。)郭延年《史通评释》中称 ：“约而言之，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议论慷慨，《史通》之长也；薄尧、 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 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然则徐坚所云‘当置座右者’，以义例言，良非虚誉 ；宋祁所云‘工诃古人者’，以夸诩言，亦非诬善矣。”焦竑亦称刘知几“指摘前人，极为精核，可谓史家申韩矣”，但是“多轻肆讥评，伤于苛刻”。(注：焦竑：《焦氏笔乘》卷3“史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7册，第414。)
应当注意的是，明人还对《史通》在评论和指导史书编纂上的成就和刘知几的“良史 ”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袁黄在其《群书备考》中指出了刘知几《史通》产生的原因 。“观刘知几“三长”之说，袁松“五难”之说，与夫“三等四患”之说，史其可易作 哉?汉有司马迁继父谈为太史作《史记》，褚少孙补之，裴因解之，班固、苏子由讥之 。班固之父彪尝续司马迁《史记》，固因之作《前汉书》，吕东莱以《左传》拟之，洪 容斋以以英茎咸韶比之，而范晔、郑樵讥之，虽以曹大家之补志为之羽翼，而颜师古为 之注释，亦不能尽正其讹，此刘知几所以有《史通》之作也。”(注：袁黄：《群书备 考》，《古今图书集成》卷416，史部总论三，第72038页。)说明《史通》是在众家评 史众说纷坛的情况下产生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张鼎思在《续校<史通>序》中明确指出： “要以序体法、明典要，为作史者准绳，则是书岂可少哉!夫其上自唐虞，下及陈隋， 网罗千祀，贯穿百家，虽谓前无古人可矣，此徐坚所以有座右之许也。”(注：张鼎思 ：《续校<史通>序》，转引自《史通笺注》第766页。)从作史的角度高度赞扬了《史通 》的成就，对《史通》的价值予以明确肯定。于慎行《史通举正论》曰：“观其《史通 》所述，自三坟五典之书，南史、素臣之记，两京三国之纂，中左江右之历，亦有汲冢 古篆，禹穴遗编，金匮之所不藏，西昆之所未备，莫不探厥渊源，总其体系，捃摭押阁 ，靡有遁形，斯以勤矣。尔其神识融洞，取舍严明，操笔有南、董之志，摛词有班 、马之文，充其蕴藉，不足称一代良史哉!”赞扬了刘知几博采众书，评正众史的“良 史之志”。
三、《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明代没有出现能与《史通》相媲美的史学理论著作，但是由于《史通》一书的评释和 传播，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仿照《史通》的评史文章也不断涌现，何乔新《何文肃公 文集》中的“诸史”，何良俊《四友斋从说》中的“史一”，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辩》 中的“史学”，袁黄《群书备考》中的“史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 占毕》都留存了《史通》的风格。朱明镐的专著《史纠》也颇沿袭刘知几《史通》之文 (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第755页。)。这些文章中无不渗透着明代 学者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建议，以下从《史通》中论述的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评述历代史书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以见 其间的联系所在。
1、史家修养。刘知几指出，才、学、识“三长”是一个称职的史学家应当具备的品质 。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被明代学者所接受，并以此来作为衡量史家优劣的标准。詹 景凤分析了才、学、识的关系，认为：“作史在学博，尤贵识高。盖该核在学，删取在 识，宣叙在才。才自天成，非由力致；学则可以力求，识非见道明即高，终涉过当，唯 道明而见超物表，斯其犹日月之照临无私故也。”(注：詹景凤：《詹氏性旦小辩》卷3 0，《史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2册，第396页。)胡应麟在刘知几“史才 三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公心”和“直笔”两条，认为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良史。他 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 董狐、南史制作无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 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乎易， 史乎!史乎!”他还认为“公心”、“直笔”二者缺一不可：“直有未尽，则公心虽公犹 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注：胡应麟：《史书占毕》一，《少室山房笔 丛》第127-128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主张客观反映历史，不因 个人好恶爱憎而有所取舍。清章学诚在“三长”之外也增加了“史德”这一概念，强调 “著述者之心述”，“欲为良史者，当慎辩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注：章学 诚：《文史通义》内编卷3，《史德》，《文史通义校注》第220页。)也是强调了不能 以个人主观的观念左右史书修撰，这与胡应麟的观点不无联系之处。
许多明代史学家还从其他的方面对史家修养有所认识，如何乔新从“明”、“道”、 “智”、“文”四个方面的素质来论述任史之职，他说：“苟非明足以周万物之理，道 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岂足以任其责哉?”(注：何 乔新：《何文肃公文集》第67页，台北伟文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本。)孙宜则指出 ，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家，必须先有“达观大同之心”和“舍己从人之度”，然后才“可 以定百代之是非，裁历代之枉直”。(注：孙宜：《遁言》卷7，史论，《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子部第102册，第255页。)
2.史书繁简。史书繁简问题是撰写史书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刘知几提倡编写史书力求 “简要”：“国史之美者，以叙述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又大矣 哉!”(注：刘知几：《史通》卷6，《叙事》，《史通通释》第168页。)主张文约而事 丰。关于史书的繁简问题，明代学者的论见值得我们分析。孙宜认为：“夫史者，所以 兼载治乱，详考得失，博观邪正，广究谟议，可备而不容略者也，盖宇宙古今之事千态 万状……故史之为体，因详证略可也，沿略核详不能也……作史者岂贵于厌繁而就简乎 ?”(注：孙宜：《遁言》卷7，《史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2册，第258 页。)主张详述始末，备载史实。事实上，在史书编写的发展中，可以记述的内容越来 越多，单纯追求简约也是不切实际的。
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批评了一直流行的史书尚简风气，对史书的“ 繁”和“简”进行了阐释：“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 非文多之谓也。曷为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较卷轴之重轻，计年代之 近远，秕乎论哉!”他认为史书的“繁”、“简”指的不是文字的多少，而是结构上的 安排，史书文字应该繁还是应该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 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 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就是说如果安排得当，则“简者约而该，繁者赡而整”；失 当，则“繁者猥而冗，简者涩而枯”。(注：胡应麟：《史书占毕》一，《少室山房笔 丛》，129页。)
3、史书体裁。纪传体和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两大基本体裁，刘知几《史通》中有 “二体”一篇对此加以论述。詹景凤在论述这两种体裁的发展时，基本上沿用了刘知几 《史通》中的文字：
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以深抑子长，谓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 焉。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 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 哉?至或身隐位卑，未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亦可也。如必 情有所 ，一以登之，不加刊削，则汉氏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直恐碎琐多 芜，阑单失力，不可以为书也。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 别。荀悦又依左氏成书，剪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然则班、荀二体 ，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 《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其文几乎全部照搬刘知几《史通》之《二体》，只有个别字句有所改动。何乔新《何 文肃公文集》之《诸史》一篇中记述了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变迁和纲目体史书的特点 ：“……司马迁易编年之法为纪传之体，上起轩辕，下终汉武，《史记》作百三十篇… …至(班)固删定史迁之书，成父(班)彪未就之业，起于高帝，迄于王莽，作《汉书》凡 百卷……他如荀悦省前汉之繁而为《汉记》，袁宏剪后汉之秽而为编年体，制近古，辞 约事详，然既不逮夫左氏之当艳，复不若史记之盛行矣……司马温公复纪传而为编年， 总历代而为《通鉴》，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二年，为书二百九十四卷，凡关国家之兴衰， 系生民之修戚者，罔不毕载，删述去取，亦莫不有深意焉……若夫子之作纲目也，岁年 有远近，详书甲子以纪之，则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国统有离合，特书正统以别之，则 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胡应麟《史书占毕》中云：“纪传之史创於司马氏而成於 班氏也，编年之史备於司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马、班氏出而汉以后之为纪传者靡矣， 司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为编年者废矣。”看到了班固《汉书》对纪传体正史，司马光 《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对编年体史书的深远影响。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 一》没有明确提到史书体裁，但按其对史书的归类，则有纪传体的“十九代正史”；《 汉纪》、《东观汉记》等编年史；《汉官仪》、《汉书仪》、《大唐六典》等“皆杂载 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的典章制度史；(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5，《史 一》，第42页。)“偏霸之朝”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十六 国春秋》等“霸史”；他还特别指出《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朱熹的《通鉴纲目》 则“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 也”。
4、史馆修史。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肇兴于西汉明帝时著书东观，后经各朝发展。魏明帝 时设立专职史官著作郎，隋代又置监修官，至唐初设史馆于禁中，史馆修史逐渐制度化 ，一直沿袭至清末。在史馆修史制度下，因为由政府组织起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 完成史书编纂，所以为修史提供了很大方便，但设馆修史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弊端 。在史馆制度规模已具的唐代，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刘知几就对监修者的“坐 啸画诺”，修史者的“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迁岁月”予以痛诋。谓“头 白可期，汗青无日”(注：刘知几：《史通》卷20，《忤时》，《史通通释》，第590页 。)，转而盛赞《史记》、《汉书》出自一人。
明代学者对史馆修史的见解比较统一，一般都认为官修不如私撰，王世贞、詹景凤、 何良俊、胡应麟都认为修史必须专于一人，詹景凤分析了史成于一人虽会有所缺失，但 “作之自我，议论规一，瞻前顾后我自得之，此一人所为则尽其长”，相反，众手修史 则面临着种种问题：“若必顾集群秀而更众手，其意岂不谓人人抱荆壁，家家握灵珠， 事理必无逸矣。不知聚讼纷挐，各执其议，既不能相下，又罔能兼收，以故文不能 成一家，事亦散失。”(注：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辩》卷30，史学，《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子部第112册，第403页。)何良俊认为自唐以前诸史，《晋书》最为冗杂，“正 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麄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美观乎?”(注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5，《史一》，第47页。中华书局1997年。)胡应麟《史书 占毕》中指出“史非专不可”：“司马、班氏人自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余；司马 、班氏合而为史，史一代而不足，则史非专不可。”他还以唐代为界，对私家修史和官 方修史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唐以前史一人，而其业精，故史无弗成而无弗善。唐以后 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无弗成。唐之时，史之人杂而其秩轻，其责小而其 谤巨，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
5、评述历代史书。刘知几《史通》中有“古今正史”一篇，对先秦至唐代的史籍进行 了介绍和评价，涉及《尚书》、《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十六国春秋》、《魏 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书》等史籍。明代学者的著作中也不乏 此类文章，以上所述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中之“诸史”，何良俊《四友斋从说》中 的“史一”，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辩》中的“史学”，袁黄《群书备考》中的“史论”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占毕》都遍举编年、纪传各类史籍，并对历代诸 史展开评论，颇有《史通?古今正史》之意。明代还出现了专门评述古今史学著作的文 章，如瞿景淳的《古今史学得失论》，评述历代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得失，虽然其观 点大部分总结前人评价，新意不多，“但如此长篇、系统的叙述，《史通?古今正史》 以后不多见。”(注：钱茂伟：《论明中叶史学风气的变化》，(《史学史研究》2001年 第2期)。瞿景淳：《古今史学得失论》，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第169—174页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2月)。)朱明镐的《史纠》更是一部总体评价历代正史的著 作。
朱明镐的《史纠》已颇具著作规模，《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史纠》为六卷，其对《 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 《北周书》、《隋书》、新旧《五代史》、南、北二史，《宋史》、《辽史》、《金史 》等十六部史书展开考订和评论，“考订诸史书法之谬及其事迹之抵牾”(注：《四库 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第755页。)，是一部专门评史的著作，其中颇沿袭裴松 之《三国志注》、刘知几《史通》、吴缜《新唐书纠谬》、司马光《通鉴考异》之文。 《史纠》考订诸史，主要是考证史书史事的记载错误，朱明镐采用的主要考证方法是史 书对勘，通过《新唐书》、《旧唐书》的对校，沈约《宋书》、姚思廉《陈书》和李延 寿《南史》的对校，魏征《隋书》和李延寿的《北史》对校，发现抵牾之处并进行考证 ，或存疑，或纠正，同一史书各传间的参订也用得很多。在考订诸史的同时，《史纠》 还指陈出各史得失，如朱明镐肯定陈寿的《三国志》“纪事简质，有良史风”，但统观 大体，他认为其有“不志历学”、“不传列女”、“不搜高士”、“家乘国志未及广采 ”的四缺。评论《宋史》时，朱明镐又指出了《宋史》列传的“三善”、“七失”(注 ：见朱明镐：《史纠》卷5，《总论》，《四库全书》第688册，第521页。)。总的来讲 ，《史纠》是一部系统、全面评价前代正史的读史札记，它以对各部正史的校勘考证为 基础，对史法、史事进行了考证和分析，为清代正史考据之学风兴起之先声。《四库全 书总目》在激烈抨击明代史论之时，唯独对朱明镐的《史纠》有所认同，认为：“明镐 名不甚著，而于诸史皆钩稽参贯，得其条理，实一一从勘验本书而来，较他家为有根据。”
许凌云先生认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史学发 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史学工作作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总结，体现了当时先进史家的自觉 精神。这种工作势必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 第47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如果说《史通》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朵 奇花，那么它在唐没以降直至宋元以至明初几乎都是悄然开放，孤芳落寞，明代中后期 的学者们惊羡于这朵奇花的绚丽，认识到它“考究精核，义例森严，一团光彩，不可磨 灭”(注：《史通评释》卷10，“郭孔延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史评类，第2 79册，第153页。)，因而作出努力，“使其全书不废于世”(注：于慎行：《史通举正 论》，转引自《史通笺注》，第773页。)，将它展现在人们面前，无论这些明代学者对 《史通》的评论是褒还是贬，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他们都认识到《史通》是著写史书 不可缺少的史学评论著作。他们对《史通》的整理评释也许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但 是与明代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至少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对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普 遍重视意味着什么?这表明，明代史家已经开始重视史学评论，已经开始有了对史学的 总体把握意识，而这正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来源：《史学史研究》2002年04期，人大复印资料K1《历史学》2003年03期全文转载，编辑：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