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频繁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直接推动了军事思想的发展，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对军事的探讨和总结，从而大大深化了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范蠡作为当时南方兵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春秋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在今天对其军事思想的基本面貌与时代特色进行扼要的归纳和分析，对于梳理先秦军事思想的演变脉络，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范蠢，字少伯，其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当时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争取和联合与国，以为己援，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晋国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严重扼抑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也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导致的矛盾，积极鼓动越国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身为楚人的范蠡和文种跋山涉水来到越国，为越国攻吴出谋划策。由于他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勾践经国治军，“种躬正内，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绝书?外传纪策考》）。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勾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范蠡在军事上有很高的造诣与重大的建树，对此，他本人也不无自负，曾云：“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颜师古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书早在唐代以前即已失传，《隋书·经籍志》就不曾著录，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史记·货殖列传》、《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并据此初步考察范蠡其军事思想的大致情况以及特色。
《司马法·严位》云：“人方有性，性州异。”范蠡的军事思想同样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老子》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内涵。而他所从事建功立业的场所——越国，又是处于明显被动弱小地位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吴国，必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逐渐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立足于后发制人的立场，即以积极防御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反攻胜敌的战略目的。
具体地说，范蠡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加强战备，为克敌制胜创造必要的条件。
“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历史上绝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十分强调做好战备，以待不虞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范蠡的认识没有例外。他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包含军队实力状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越绝书·枕中》）并进而指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度重视，充分准备，措施得力，以应万变。用范蠡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第二，“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历史上思想家在进行理性思辨活动时，其逻辑起点通常植根于“天人合人”的宇宙构成模式，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圆融，注重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问题。反映在军事斗争领域，即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政事”推论“兵事”。
这一点在范蠡的军事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天道”的属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均出此篇）。因此，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也应当因循自然，顺应天时，“自若以处，以度天下”。这一思想引进到军事斗争领域，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这里所说的“时”，是指时机，也可引申为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决定作战行动展开与否，既不超前，也不滞后，这也叫做“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范蠡的“随时”、“守时”原理落实到具体的攻守行动中，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第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意谓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切不可主动发起进攻，而应采取积极防御，等待时机，以求克敌制胜：“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他严肃指出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第二层意思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善于捕捉战机，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要适时地转防御为进攻，而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战机，纵敌遗患。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即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实现自己后发制人的作战目的。他指出，如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留下祸患，“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