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老子写下了《道》《德》二篇著作，世称《道德经》或《老子》，开创了道家学派。老子之后，鶡冠子、文子、杨朱、列子、庄子、鬼谷子等人都学宗老子，传播道家思想，并发展出楚道家、齐道家、秦道家等支派，写下了《鶡冠子》、《文子》、《列子》、《庄子》、《管子》、《鬼谷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大量著名经典，汇聚成蔚为大观的道家流派，到汉代又发展出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写下的《老子》一书，是道家学派也是道教中最为重要和最具水平的经典著作。
秦汉以后，至于近代，学者对于《老子》的研究和注疏，最为重要的有西汉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经章句》，东汉严遵的《老子道德经指归》，三国魏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在此三家以外，各种研究注疏著作极多，有书上说达到了三千余种，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四百种左右。特别要提到的是，《老子》一书在地下屡有出土，早在北齐时，已发现有项羽妾墓中的一种古本，唐代傅奕整理成为《道德经古本篇》。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二种帛书本《老子》。主要的研究著作，有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戴维的《帛书老子校释》，尹振环的《帛书老子释析》等多种。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三种竹简本《老子》，是目前新见的《老子》的最早版本，研究专著也已有彭浩的《郭店楚简〈老子〉校读》，崔仁义的《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邹安华的《楚简与帛书老子》等数种。这二批《老子》古本一经出土，就成为国内外古代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古文字研究、哲学史研究等众多学科领域所共同关注的焦点，成为近20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条主线。
另外， 5年以前，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获得的1200支战国竹简，经整理发现涉及先秦战国古籍81种，约有3.5万字，内容涵盖儒家、道家、杂家、兵家等各个方面。这批竹简所涉及的主要古籍有：《易经》、《诗论》、《乐礼》、《性情论》、《孔子闲居》、《颜渊》、《子路》、《曾子》、《彭祖》等等，在数量和涉及到的古籍种类方面要远远超过以往已公开发表的战国竹简。绝大部分释文尚待发表，其中关于老子的内容，有可能继续引起突破性的进展。这可以说是当前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
老子是中国古代一位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现代以来，老庄道家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以及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晚清至现代初期，学术界在对儒学进行改造和批判的同时，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诸子的学说，其中对于老子关注尤多，在 20－30年代以《古史辨》为中心并引发出激烈的争论。当时最为优秀的学者几乎对老子都有研究，著作众多，推动了老子道家学说的深入发展。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50年代和80年代，老子的思想学说继续得到普遍关注，先后出现了二次高潮。特别是80年代对于老子思想学说的讨论，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这期间仅对于《老子》的通俗白文注解，就出版了50余种。说明老子道家仍被视为“显学”。
清末民初，自乾嘉古文学派、桐城学派、常州今文学派，到康有为、寥平、严复、刘师培的新诠释，再到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的会通西学，对老庄道家学说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二三十年代，在西方思潮影响下，以疑古派为中心的论争，以及马其昶、马叙伦、高亨的现代考释，梁启超、冯友兰、金岳霖、钟泰的西方式哲学研究，老庄道家学说仍然为一大核心。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的道家研究有关锋、冯友兰、汤一介、任继愈等关于唯心与唯物的论争，传统方法的研究有朱谦之、钟泰、马叙伦、李泰芬等的考订。自 80年代以来，道家研究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李泽厚、汤一介、冯友兰、陈鼓应等人的哲学解读，张舜徽、徐梵澄、刘笑敢、崔大华的综合诠释，李学勤、李零的考古学与古文献学的最新论证，都卓有成效。与此同时，有刘师培、蒙文通、王明等人对道藏进行整理，许地山、傅勤家、刘咸忻以及陈寅恪、汤用彤、陈垣等人，对道教史进行研究，陈撄宁、刘仁航等人，对仙道思想进行阐扬。
近十余年来的多元化研究，可以以业已出版的四部有关道家研究的博士论文作为说明。一是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出版，1993年再版），书由张岱年、李泽厚、陈鼓应三人分别作序。张序称其使“《庄子》书中内外杂篇的先后早晚得到无可争辩的证明”。李序称其“从汉语词汇的使用特征来考证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异同，用全面统计的方法来准确计算词语和内容的出现情况，这显然引入了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是解放后少见的全面论述庄子的学术著作”。陈序称其“与国内许多学者的见解迥然不同，我却认为是比较正确的”，“这本书的一大优点是把理论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考据学的基础之上……是自古史辨派以来考据学的一大重要成就”，“是多年来庄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庄子研究的历史上取得了突破性、阶段性的成就”。二是陶东风的《从超迈到随俗 —— 庄子与中国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出版），论述庄子人生哲学的超越性结构，庄子人生哲学的内在矛盾和向美学的汇通，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庄学精神进行现代阐释。书由童庆炳作序，并被钟敬文先生称为“是一部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三是崔宜明的《生存与智慧 —— 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出版），共分逻辑的知与诗意地说、真知论、坐忘论、齐物论、逍遥论五章，对庄子思想进行现代阐释。该书为作者“在导师冯契先生的严厉敲打之下的耗尽心血之作”。四是张松辉的《庄子考辨》（岳麓书社1997年出版），上编庄子考，考证庄子故里、庄书作者和文化系统。中编庄子辨，论述庄子的矛盾、哲学思想、政治观、隐逸思想、齐物思想、精神自由论和逍遥游篇主旨。下编庄子与中国文化，论述庄子与玄学、道教、佛教和文学艺术的关系。被宋祚胤先生称为“深刻细微，无幽不烛，无微不显，掷地有声。”以上四书评价之高，为近年少有。大致标示出老庄道家研究在哲学、新考据学、现代阐释学以及现代美学诸方面学术研究的新途径。此外的研究著作，最值得提到的应当是高峰的《大道希夷 —— 近现代的先秦道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出版）。这部讨论近现代学术史的著作，汇聚了作者的多年覃思，僻见叠出，应当是一部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
港台方面，由香港道教学院支持出版、由前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每辑三四十万字，持续十年，目前已出版到第 18辑，成为近年来道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台湾中华老庄学会成立已有28年，主持召开过数届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外有较大影响，同时与国内学术界也多有交往。
台港地区对道家学说的研究，从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断。早在 50年代，就有钱穆、吴康等人从事老庄学说研究，钱穆的《庄子纂笺》出版于1951年，是50年代以来台港地区出版最早的一部专著。钱穆此后又著有《老庄通辩》一书，吴康著有《庄子衍义》一书。到六七十年代，一大批学者涌现出来，出版的各类研究著作十分丰富。其中严灵峰的《老子集成》和《庄子集成》卷帙浩大，《庄子集成初编》收录历代《庄子》注家自郭象以下64种，精装成30册；《续编》收录《庄子》注家自刘辰翁以下74种，精装成42册。总计138种72册，编末并附有未引书目140种和访求书目95种，在庄子研究的文献汇集方面有集大成之功。进入80年代以后，台港地区的老庄道家学说研究呈现出一派更为繁荣的新气象，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方法更为灵活多样，既有较为专深的学术著作，又有许多适合于学生和普通人阅读的著作，总数在30种以上。
如王邦雄的《老子的哲学》，余培林的《老子读本》，黄汉光的《老子 “无”的哲学之研究》，苏新沃的《郭象庄学平议》，吴怡的《逍遥的庄子》，郑峰明的《庄子思想及其艺术精神之研究》，叶海烟的《庄子的生命哲学》，陈品卿的《庄学研究》和《庄学新探》，杜而未的《庄子宗教与神话》等等。除以上著作外，近年来台港地区还影印、再版了多种老庄写本、注本，包括帛书《老子》。影印出版了一些50年代以前的学术著作，如叶国庆《庄子研究》、胡哲敷《老庄哲学》。50年代以后的学术著作也不断再版印行，其中包括一些大陆学者的著作，如任继愈《老子新译》等。自50年代以来，台港地区还出版了不少翻译类著作，其中有日本福永光司著陈冠学译《庄子》、李君爽译《中国的存在主义 —— 庄子》，日本诸桥辙次著李君爽译《庄子平话》，日本宇野精一主编邱綮阳译《道家与道教》，西班牙杜善牧著宋稚青译《老庄思想与西方哲学》，林语堂著《老子的智慧》和《庄子》（原文为英文），邬昆如著《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 “道”》（原文为德文）等。
就港台老庄学说的研究状况来看，对老子的研究仍然盛于庄子，老子在道家学说中仍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庄子研究方面，严灵峰、牟宗三、钱穆、王叔岷四人被公认为研究庄子的专家。而近年中后起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如陈鼓应、封思毅、周绍贤、葛勤修等人，则同时对老庄都有研究。 80年代在老庄研究方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生命与智慧成为老庄研究中的一大主题，语译类、文学传记类比较浅近通俗的著作占了较大比重，甚至出现了蔡志忠《漫画老子：智者的低语》、《漫画庄子：自然的萧声》那样深受一般读者喜爱的系统的漫画作品，标示了现代社会对于古代文化继承与认同的一个新方向。
80年代台港地区老庄研究成果之丰富已见前述。不过，纵观40年间台港老庄思想研究，成就最大的仍然要数一批具有通识的大家，主要是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方东美等人都是在晚清学术和西学西化的背景之下，主张继承发扬宋明理学，重新认识和构造中国哲学，以此做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因其侧重点在儒学，所以有“新儒家”之称。但新儒家的学者都是通才，要求对全部哲学史进行重新认识，以此在新儒家学者的著作中，也包括了许多对老庄道家思想的论述。又由于新儒家的学者是在整体上省视中国哲学史，因此在其研究老庄思想的时候，就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具有比一般的老庄研究专著还要深邃的见解。方东美等人的学术活动在50年代就已开始，而到80年代形成高潮，达到顶峰。方东美和唐君毅二人虽然在70年代后期先后辞世，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很多是在死后的80年代中整理问世，或多次再版，广为流布的。王邦雄为新儒家第三代学者，牟宗三弟子，台湾大学及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鹅湖月刊》社社长，是当代台湾学者中最值得关注的学者。
80年代台港地区对老子、庄子道家学说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进展，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出版的各类著作非常丰富，研究比以前更加深入，更为系统，也更为普及，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海外“新儒家”思潮一波又起之际，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也产生了一个“新道家”的思潮。台港地区学术界的这一倾向，与内地同期出现的道家热既相呼应，又相区别，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台港地区对老庄学说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研究能够持续地展开，在时间上保持一贯的连续性，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由于台港地区对古代文化、儒家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持久，从而更为明显地反衬出了道家一系的独特性质，也推动老庄学说研究走向深入的原因之一。对老庄学说的研究有些是独立地专门地进行的，也有一些是从古代文化整体和从儒道对比的角度提出的，因而历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著作的分量比较重，比较深入，产生的影响也较为广泛。
其次是在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上，比较强调老庄学说的纯哲学意义，即它的形而上学部分。大陆研究老庄学说一般不讲形而上学，而对形而上学这一术语通常是理解为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法，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台港地区称形而上学，则是使用《易传》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的本义，习惯上称之为“形而上”，意即超感觉的抽象概念的哲学思辩，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宇宙物质存在本原的讨论，也就是纯哲学本体论。台港学者对老庄学说在纯哲学方面的较高水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哲学是一种学术活动，学术活动从某种角度看，它没有用，因为它不直接出产物质产品。 4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论述道家庄子的哲学时，曾经说：“哲学不报告任何事实，所以不能用具体的、物理的方法解决任何问题。例如，它既不能使人长生不死，也不能使人致富不穷。可是它能够给人一种观点。从实用的观点看，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给我们一种观点，而观点可能很有用。”国外研究老子已有悠久的历史，对于老子的评价较孔子高出许多，特别是西方科学家对于老子有普遍的关注和赞同。在近邻日本、韩国，老子具有巨大影响，近年来更在韩国成为热门话题。老子是一位世界级的人物，是当代世界百位名人之一，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老子。根据严灵峰教授的统计，西方国家所翻译出版的各种《老子》，从1823年到80年代，已有230种版本。在日本和韩国，从更早时起，已有各种汉文版本流传。在亚洲其他国家，越南文、印度文以至梵文、女真文的《老子》译本，都可以找到。纠其原因，正在于老子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
在东方国家，韩国的老庄研究，目前已知，最早有崔岦的《句解南华真经》十卷，作于 1567年，当为古代韩国老庄最早版本。崔岦字立之，号简易，朝鲜通川人，明万历乙卯进士，李朝明宗辛酉文科状元。其后有朴世堂的《新注道德经》二卷，作于1680年。采用汉文著述，注解兼采苏辙、李息斋、林希逸诸家。朴世堂字季肯，号西溪樵叟，谥文贞。藩南人，李朝显宗庚子生员，官至判中枢府事，明崇祯二年生，康熙十二年卒。
现代学者有秦道夫的《高丽文老子之经典》，及《易道与老子哲学之修道方法》， 1949年出版。车柱环的《读庄偶拾》，载1957年《中国学报》。慎弦重的《国译老子》，1957年出版。金云渊的《老子道德经前篇解说》，1958年出版。
李相殷的《老子思想的性格》， 1959年出版。李相殷为北京大学哲学科毕业，任高丽大学校长。金敬琢的《老子》，1972年出版。金溶沃的《老子自然哲学中的“无为”之功能》，1974年出版。最近，金容沃又在韩国教育电视台连续做了56次的长篇演讲，同时出版了图书，题目为《老子与二十一世纪》，以老庄思想阐释韩国当代社会问题，引起极大的轰动，被称为“金容沃之风”。
日本的老庄学研究，开始得极早。在开始得极早开始 开始开始 奈良朝以前，在推古天皇的圣德太子的《御制三经义疏》中，已明碓地征引《老子》，另外在《十七条宪法》中，也用了庄子的文句。由此可以推知，最晚在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时，老庄思想就已输入到日本了。
到平安朝初期，日本见在书目录中，《老子》注疏书有二十余种。宋代林希逸著《老子口义》、《庄子口义》，因为是将老庄与儒教相结合，很快传到日本。进入德川时代，日本的铜活字或木活字《老子》，主要是河上公注本与林希逸注本。徂徕学派的学者研究老庄，主要是依据林希逸的见解。这一派的学者，自物徂徕以下，持续五代，著书 29种（老子17种，庄子8种，列子2种，诸子2种）。受徂徕学派影响而兴起的折衷学派，也撰著了不少老庄的注释书。自井上金峨以下四代，著述八种。对最主要的著作有海保青陵的《老子国字解》、东条一堂的《老子标注》和大田晴轩的《老子全解》。
西方学者，对于老庄道家思想向来怀有很大兴趣。北京大学教授李零 1993年访美，回国以后著文说，“西方人对中国思想一见钟情的必然是道家，对儒家老是提不起兴趣”，因为道家“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无论是对宇宙、生命、社会，还是其他问题的关心，都比较容易同他们的传统合拍，比较容易同他们所心理沟通”。
西方文明从 19世纪上半页，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时，就开始注意道家了，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而说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从而给予很高评价。黑格尔此处体现出的自然是西方的学术立场，但是其观察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注意的。
现代以来，有一大批西方和东方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都曾关注老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如英国科学家卡普拉、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和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卡普拉所写的《物理学之道》专门探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哲学的会通，对于老子道家思想作了极大肯定。该书出版之后很快畅销全球，几年之内就多次再版，行销 50万册，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李约瑟从30年代起就献身中国文化，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是这个领域中最伟大的著作，他自己因为热爱道家学说，甚至取了道号，叫做“十宿道人”。普利高津因为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论文集在中国出版时，题名《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在中文版《序言》中，他这样说道：“在西方，文明很熟悉中国庄子所写的一段名言：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这段话出自《庄子》的《天运》篇。汤川秀树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写了《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这本书。
说到老庄研究的现状与重要性，最后需要提起的是关于 “当代新道家”的学术思潮。由于老子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所可能具有的不同于儒家思想的作用，学术界提出了“当代新道家”的说法。前北京大学教授陈鼓应著有《老庄新论》一书，提出“道家主干说”。中科院研究员董光璧著有《当代新道家》一书，台湾中华老庄学会前董事长杨汝舟著有《新道家》一书，都明确提出了“新道家”的概念，其影响明显呈越来越大的趋势，是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
道家人物以老庄为主，而又不限于老庄，况且老庄又互有异同。道家作为一个复杂的、至今仍然比较活跃的学说，已历二千余年，中间自然会经过许多发展的阶段，出现许多不同的名称，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它的较早时期，学者已有郑道家、秦道家、楚道家、齐道家、战国道家、先秦道家、原始道家等种种称谓。从战国末至秦汉是一大阶段，当时人称 “刑（形）名法术之学”或“黄老道德之术”。到魏晋又是一大阶段，史称“玄风”、“玄学”。各阶段之道家虽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但又都带有自己的特点。在此情况下，对各学术发展阶段重新命名，本是一件随时都可以发生的事。
1933 年，谢扶雅先生著文《田骈和驺衍棗战国时齐道家底两派》，称驺衍一派学者以阴阳解释 “道”，可说是新道家，以别于原始的道家。1947年，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首先对道家流派进行了阶段划分和重新命名。称先秦道家杨朱为“道家第一阶段”，老子为“道家第二阶段”，庄子为“道家第三阶段”。称魏晋玄学为“新道家”，其中称向秀、郭象为“主理派”，称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嵇康、阮籍以及王弼、何晏、钟会、支遁等人为“主情派”。冯友兰说：“‘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玄学'这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这是“新道家”名称的第一次出现。1991年，董光璧先生发表了《当代新道家兴起的时代背景》一文，同年又出版了《当代新道家》一书，称物理学家、科学史家汤川秀树、李约瑟、卡普拉为“当代新道家”。认为三人的新科学世界观和新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早已蕴含在道家思想中，三人自觉不自觉地塑造了当代新道家的形象。
“新道家”一语是和“新儒家”相对而提出的。新儒家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学派，是除大陆以外中国哲学的主流。从1917年梁漱溟先生到北京大学讲课，1920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推崇孔子的生命哲学和道德境界开始，至今新儒家学者已持续三代。新儒家的特点，有学者曾概括为：一、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二、肯定儒家道统，以此为立国之本。三、对中国文化怀有敬意和同情。四、对复兴中国文化抱有使命感。五、有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等等。但我们认为，新儒家最主要的特点实是由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接着讲”。冯友兰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照着讲，一种是接着讲。他在《新理学》一书的绪论中说：“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照着讲和接着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途径，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地位，从研究者的角度上说，照着讲的只能是哲学史家，接着讲的才称得上是哲学家。新儒家学者以先秦儒家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一期，以宋明理学为第二期，以当代新儒家为第三期。就前两期儒家而言，当时学者确乎是入世的，是以政治和社会为目标、而不专于学术的。当代新儒家以创造性地恢复、重建儒家传统为自己的主要使命，确实继承了以往儒家学者经世致用的人道实践精神。
但新儒家发展至今，也显露出若干缺憾，我们认为主要是：一、不认同道家学说，因此而偏于一支，不能对中国文化做出全面概括。二、首重道德，倡导主体自觉，信赖道德的力量，因此缺乏鲜活、凌厉的文化动力。三、虽然致力于由旧日的 “内圣外王”开出新时代的民主科学，但由儒家“内圣外王”实开不出民主科学。四、虽然贵为显学，但实际上处境维艰，后继乏人。
“当代新道家”的提出，就是为了要弥补新儒家的这一弊病所以董光璧先生明确地说，《当代新道家》书中使用“当代新道家”名称是出于与“当代新儒家”对应的考虑。张岱年先生在序中说：“董光璧同志对于现代物理学和数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我个人认为古代道家的思想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确是一个值得深入钻研的课题。”这两句话基本上点出了本书作者的立场和研究视角。
此书的第八章专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文主义，旨在弥补西方科学主义和工业社会的不足。其论点初看似不足为奇，因为学术界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讨论早已持续了数十年，且儒家也早有 “天人合一”的主张。但是深入比较儒道天人观念，可知其间确有极大的差别。儒家自孟子之抵距杨墨，而荀子又非毁孟子，实开法家钳制思想之先河。当代新儒家号称开放，而于西方“民主”、“科学”二端数十年来实际上吸收甚微，其门户之分至今仍存。此书提出揭示新道家的新文化观及其世界意义，期待东西方文化的新的融汇和新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可谓有“敬意和同情”的一番宏论。而其着落点不在儒家而在道家，其中便又有超越前人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