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禹迹，画为九州”，最近获得的两宗出土文献资料《△公盨》和《容成氏》，以及近年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获大量考古发掘成果，促使我们对“禹画九州”问题以及夏王朝的建立做一些新的思考。
一、《△公盨》“禹敷土”
△公盨是保利艺术博物馆新近收藏的一件西周中期偏晚的青铜器，2002年第6期《中国历史文物》公布了此器的照片、铭文拓片以及李学勤[1]、裘锡圭[2]、朱凤瀚[3]、李零[4]先生的4篇考释文章。此器铭文古奥，而且写法较特殊。首句即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
《△公盨》：“天命禹尃土，随山濬川。”“尃”是“敷”的本字。“敷”，《诗·小雅·小旻》毛传：“布也。”《山海经·海内经》：“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郭璞注：“布犹敷也。”禹敷土即指禹布土治水、釐方九州事。《禹贡》首句是全篇总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概括《禹贡》旨意即曰：“禹别九州，随山濬水，任土作贡。”《伪孔传》：“洪水泛滥，禹布治九州之土。”《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郑玄笺：“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广大其境界。”宋傅寅《禹贡说断》卷1引张氏（可能是张九成）曰：“敷，分也。敷土即别九州之义。”
有关禹画九州、禹迹的说法，史籍记载非常多，如：《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国语·周语下》记太子晋言伯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相关记载，《叔夷钟》：“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秦公簋》：“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
古人不怀疑禹画九州的内容，相信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资料。但已指出《禹贡》首尾两句是史官的“史辞”。《禹贡说断》卷1引张氏曰：“此一篇以为史官所记邪？而其间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窃意‘禹敷土，随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辞也。”
《△公盨》首句与《尚书·禹贡》和《书序》的说法几乎完全一样。《△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确是周代史官关于古史载录的概说之辞。更考虑到《左传》所引《虞人之箴》的说法，我们可以肯定，周代史官系统早就有了关于禹画九州的古史记载，“禹敷土”之说在周代史书中代相传承。
《△公盨》中“○○埶征”，是十分关键的一句话，但异字诸家解释不太一样。笔者拜读周凤五先生所赐稿本，以为确当从周先生释读“釐方”[5]，前字从廾，来声，读为“釐”，还可参看最近眉县杨家村出土的《来盘》、《来鼎》[6]。
《尚书序》：“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稾饫》。”马融注：“釐，赐也，理也。”此处当释为治理。《国语·周语下》记太子晋言禹之治水，“釐改制量”，韦昭注：“釐，理也。”“帝釐下土方”，《舜典》伪孔传：“言舜理四方诸侯，各设其官、居其方。”“埶征”，“埶”和“设”古音相近，“埶”用作“设”例常见[7]。“征”，《左传·僖公十五年》杜注：“赋也。”“设征”即是设立贡赋的意思。《伪孔传》“禹制九州贡法”、《书序》“任土作贡”都是此意。
二、《容成氏》九州
《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中的一篇，2002年12月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公布了李零先生整理注释的《容成氏》及竹简放大照片。《容成氏》中有关“禹画九州”的内容见于第24至27简，基本是可连读的完简。文曰：“禹亲执枌（畚）[8]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海，于是乎蓏（藕）[9]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于（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虘州始可处也。”
邵望平先生曾运用文化区系理论对《禹贡》九州进行探索[10]，认为自龙山文化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区系是九州划分的自然依据，九州是龙山时代中华核心区域的地理文化大框架。其成果已为古史学界重视[11]。
九在中国文化中代表最大数，九州不一定就是实指，更不可能是四到八至的行政区划。《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以及《容成氏》的九州名目都有些差别。
《容成氏》所记九州是：夹州、涂州、竞州、莒州、蓏（藕）州、荆州、扬州、叙州、虘州。夹州，其地当在河北；涂州即《禹贡》徐州；竞州，其地当在淮水流域；莒州，当在沂水流域；藕州，或相当于《职方氏》所说的并州；荆州、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叙州，即《禹贡》豫州；虘州，地近泾、渭二水，当即《禹贡》、《职方氏》雍州，虘州得名当与沮水相关，古书沮水或作虘。《容成氏》九州与《禹贡》九州的区别主要在黄河下游各州。
《容成氏》九州和《禹贡》九州的顺序差别也许也有意味其中。
《禹贡》九州依序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基本上是从北方冀州开始的版图顺时针排序。《容成氏》九州依序是：夹州、涂州、竞州、莒州、蓏（藕）州、荆州、扬州、叙州、虘州。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夏族的根基在叙州（豫州），这就意味着经过本地区河水的下游水道疏通了，叙州（豫州）才真正得免于洪水泛滥之灾。以叙州（豫州）为中心，大禹治水基本上北方就是黄河下游水系的治理，夹州是治水的重点；南方则主要是淮河水系的治理，涂州（徐州）是治水的重点。先夹州、涂州（徐州），然后东方、北方、南方较远各州，这些地方治理而叙州（豫州）可处。最后向西治理泾渭流域的虘州。笔者猜测，《容成氏》九州排列也是有序的，这个次序或许就是大禹治水的次序。若果真如此，这也就暗示着，《容成氏》九州应该出自比《禹贡》九州更为原始的文本。
三、黄河改道
《容成氏》中述及黄淮平原和山东半岛的夹、莒、蓏（藕）数州与《禹贡》区别较大，或许意味着当时黄河下游河道变动较大。
黄河下游的改道，在春秋战国以后有过许多次，此前当然也如此[12]。韩嘉谷先生较早利用有关海岸和河口堆积资料证明《禹贡》河走河北平原入海的时间远远早于春秋[13]。王青先生也多次撰文讨论黄河下游改道和大禹治水关系等问题[14]。
黄河多次改道，交替注入渤海和黄海，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的成陆过程与黄河改道关系密切，而且其沿海贝壳堤的发育也取决于黄河的南北改道。当黄河经河北平原入海时，不利于渤海湾西岸贝壳堤的生长；当黄河改走苏北平原入海后，渤海湾西岸形成贝壳堤。黄河往返改道，交替注入黄海、渤海，就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留下了多道贝壳堤遗迹。现已探明，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发现的多道贝壳堤有着较清楚的时间序列，14C 测定两地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基本上相互交叉，指明了黄河改道的大体时间。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 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大致和大禹治水时间相吻合。
龙山时代的河北平原有许多龙山文化遗址，说明龙山时代黄河并不走河北平原入海。淮北平原的龙山文化遗址则都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苏北平原的龙山文化面貌则至今还不清楚。因此，可以认为龙山文化早期，黄河下游走淮北平原入海，由于黄河漫流，这一带尚无人居住；到了龙山文化晚期，河道渐趋固定，始有人居住。
黄河南流故道，周述椿先生以为在荥泽、圃田泽、萑符泽、逢陂泽[15]。由《禹贡》观之，故道确走荥泽至孟诸一线入海。《禹贡》：“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大禹治水，在荥泽阻水。《水经·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郦道元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水经注·济水》：“《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大禹还在今河南商丘东北的孟诸蓄水。朱鹤龄《禹贡长笺》卷7引黄度曰：“盖因窪下之势，导而行之，浅流覆被。”朱鹤龄曰：“当是禹时故迹。”孟豬、孟诸也就是明都，故《容成氏》“以陂明都之泽”而“涂州始可处”。《国语·周语中》“泽不陂”韦昭注：“陂，鄣也，古不窦泽，故鄣之。”《周语下》“陂唐”注：“畜水曰陂。”
距今4000年前，洪水泛滥，黄河南北改道。黄河改道，黄河下游水系、淮河水系的容纳疏浚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四、夹州
夹州是黄河下游治理的关键。
《容成氏》夹州，李零先生释文推测相当于《禹贡》兖州。陈伟先生认为“夹、寅形近，或生混淆”，“寅、兖二字为喻纽双声，真、元旁转，上古时读音相近，或相通假。”[16]晏昌贵先生认为“夹”意为夹持、夹辅，与冀州得名之意相同[17]。
《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孔疏引马融曰：“在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禹贡》孔疏：“兖州云济河，自东河以东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晏氏所释当是，夹州应以黄河东西两河所夹而得名。北上黄河沿太行山脉东麓而行，故黄河下游水患断不至影响山西，因此洪水泛滥的夹州地方不在山西。
夹州不是兖州。《容成氏》“决九河之阻”而夹州始可处。九河指黄河下游的众多岔流，在今河北巨鹿、束鹿以东的河北平原上[18]。《容成氏》这里特别用了“决”字，决通九河岔流，目的是为黄河干流的分流泄洪。所以夹州在河北。
黄河北道走向，据《禹贡》导河，黄河至孟津、洛汭，至于大伾，然后折向北流过降水。洛汭，《伪孔传》：“洛入河处。”孔疏：“河南巩县东也。”大伾，《伪孔传》：“山再成曰伾。”具体地望孔颖达就引了三说，但《禹贡》明确黄河是过大伾之后北折流过降水，大伾或即荥阳之广武山[19]。降水，《禹贡》孔疏引郑玄说：“降读为降，下江反，声转为共，河内共县，淇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县入河北。近降水也。”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北。降水也就是洚水、绛水。《水经注·浊漳水》：“郑玄注《尚书》引《地说》云：‘大河东北流，过绛水千里，至大陆为地腹。’……今河内共北山，淇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入河，近所谓降水也。”共北山淇水之所出，共县本为共工故地，今河南省辉县。
共地（辉县）水患影响之巨，竟使洪水成为专名。《孟子·滕文公上》：“《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告子下》：“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说文解字·水部》：“洪，洚水也。”徐旭生先生说，“‘洪水’原为一专名，并非公名；地域在今辉县及它的东邻各县境内；它与淇水会合后，入黄河。”黄河“初入平原，纳入共水，才奔腾冲击，构成大患。”“共地（辉县）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为河患开始的地方。”[20]
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管子·山权数》：“禹五年水。”《墨子·七患》引《夏书》曰：“禹七年水。”《荀子·富国》：“禹十年水。”《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潦。”生活在共地的共工治水失败。《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最近的考古发掘，就在河南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发现了大洪水的遗迹。辉县孟庄遗址内发现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和商代文化晚期三座相叠压的城址，其中龙山文化城址在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城址中面积最大。
据介绍[21]，孟庄城址现在北依太行山前的低山，位于平原之上，整个遗址东、西、南三面地势高于其他地面，海拔高度约100米。城垣东、西、北三面都经过正式发掘，发掘表明城垣是由内外取土堆筑而成，内外都留有一条壕沟，外侧的壕沟宽且深，为护城河，河底距当时地面3.8米～4.8米深，护城河宽约2 0米。内侧有宽 6米～8米的壕沟。东、西、北三面墙的发掘资料表明，内侧壕沟中1.5米左右为龙山末期淤土。南、北面城河的发掘表明外城河龙山晚期淤土有2米～3米。这些淤土的形成应与持续一定时间的洪水或大量雨水有关。
能表明孟庄龙山城毁于洪水的证据是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发掘部分15米宽，其余部分叠压于北部的一条公路之下，公路宽约50米，因此该缺口的实际宽度不详。这条沟在孟庄遗址内的走向为东西向，因此沟的主要部分都压在公路下，目前钻探和发掘情况表明该沟在遗址内由西城墙向东还保持有 40余米长。从已发掘的探方Ｔ128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包含有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陶片，表明该冲沟是在龙山末期形成。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之前，正是4000年前舜禹时期。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冀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出现明显缺环，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夹州因此是黄河治水最重要地区。
五、涂（徐）州
涂州是大禹治水的又一个重要地区。
《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大禹治水，改变了共工和禹父鲧习用共工治水的老方法。《孟子·离娄下》：“禹之治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楚辞·天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王逸注：“鲧之治水障之，禹之治水行之，此营与成之大槩也。”“行”较之于“障”，不再局限区域范围内解决，而需要沿河流疏浚或泄洪。因此，鲧、禹治水差别的根本意义在于，鲧主要依靠的还是区域性治水，禹则是成功地进行了流域性治水。
颍水由叙州（豫州）入涂州（徐州），大禹治水，除了在黄河南流故道的孟诸蓄水之外，疏浚颍水对于叙州（豫州）以南淮河水系治理尤为重要。禹都阳城在登封王城岗，地处颍水上游，沿颍水南下，发现大量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文化共存的遗址，登封境内有小李湾（后河遗址）、袁村、李家村、十字沟（油坊头遗址）、华楼、程窑、王城岗、西施村、垌上、南高马等遗址[22]，禹州境内有崔庄、董庄、龙池、下母、冀寨、瓦店、余王、王山、吴湾等遗址[23]，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等都是新砦期代表性遗址。沿颍水继续南下则有龙山晚期的偃城郝家台[24]、郸城段寨[25]、淮阳平粮台城址[26]；一直到今安徽怀远，也就是涂山之所在，颍水最终纳入淮河。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娶涂山女。《尚书·皋陶谟》：“（禹曰）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涂山还是夏禹大会诸侯之地，《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注：“涂山，在寿春县东北。”也就是今安徽怀远之涂山。
涂山位于考古学上王油坊类型[27]文化分布区的南部。王油坊类型范围大致在今河南开封以东，安徽淮北以西，山东荷泽以南，安徽阜阳以北地区。正是涂州之所在。王油坊类型主要遗址有：河南永城王油坊[28]、柘城孟庄（心闷寺）[29]、商丘坞墙[30]、睢县周龙岗[31]、鹿邑栾台[32]、郸城段寨[33]、淮阳平粮台[34]、郾城郝家台[35]、安徽萧县花甲寺[36]、山东梁山青堌堆[37]、曹县莘冢集[38]、荷泽安邱堌堆[39]等。王油坊类型遗址文化堆积较厚，灰坑、房基等遗迹也有叠压、打破关系，可进行分期，但全部都属龙山文化晚期[40]。
王油坊类型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之间关系最为密切。黑堌堆、王油坊的蛋壳黑陶片，莘冢集的鬼脸足鼎，青堌堆的陶鬶，都具有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典型特征。鲁西山东龙山文化和王油坊类型在陶器的基本组合和主要陶器的形制特征方面极为接近，常见器形有鼎、甗、鬶、中口罐、平底盆、子母口缸、圈足盘、杯、大器盖等。
王油坊类型文化与王湾三期类型文化关系也很密切，并且越到后期受王湾三期影响越大。王油坊类型文化的陶器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泥质黑陶较少，这与王湾三期相近。纹饰主要流行方格纹、篮纹，也有绳纹，各种纹饰所占比例接近于王湾三期。王油坊类型的主要炊器侈口深腹罐、主要饮食器敞口斜壁碗也是王湾三期的典型器物。
王油坊类型文化还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王湾三期、山东龙山文化以及后岗二期等周边文化的特质，如连间排房、侧装三角形足罐形鼎、素面盆形甑、漏斗形器等。
可见，王油坊类型文化是王湾三期文化等外来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融合产生的一种混合文化。当然，王油坊类型的形成时间是相当长的，夏族文化及周边文化在本地区渗入并融合是个长期的过程。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息壤，郭璞注：“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4000年前黄河下游改道不再从淮北平原入海，淮北、苏北地区新增的沼泽陆地自然很多。羽山，据《汉书·地理志上》在东海郡祝其县，也旁证了“息壤”就在附近。鲧“不待帝命”“窃帝之息壤”，说明鲧在本地区没有得到认可和支持，最终是以“窃”的罪名被殛杀；但同时也证明了鲧治水实际上已经在利用淮北、苏北地区的土壤资源，夏文化势力早就来到了这一地区。
夏族文化势力扩张并最终完全融入到涂山地区。禹娶涂山氏女并大会诸侯于涂山，表明夏禹通过与涂山氏族的联姻，得到拥护治水成功，并且确立了夏族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
六、叙（豫）州
4000年前的大洪水极大地改变了华夏核心区域的环境。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豫东、豫北、冀南及鲁等地考古学文化出现了明显的缺环，上述地区至今未发现龙山文化向其他文化连续不断发展的遗址。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之间不仅有缺环，而且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倒退；河南东部及华北平原上的龙山文化遗址则基本在同一时期废弃。同一时期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也迅速衰亡[41]。
豫东、豫北、冀南及鲁等地龙山文化中绝，豫西处丘陵地带，有地势较高的山地，受洪水影响相对要小。因此，豫西地区是寻找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连续不断发展的关键。
豫西地区“以伊、洛、颍、汝四水为主，而以嵩山为其中心”[42]，恰也是夏族根据地，叙（豫）州之所在。嵩山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又称太室、中岳，号为天下中心，豫州因此也有中州之称。
《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居阳无固”，《史记·周本纪》作“居易毋固”。索隐：“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今本竹书纪年》卷上：“命崇伯鲧治河。”《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太平御览》卷39引韦昭注：“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鲧封于崇，故《国语》谓之崇伯鲧。”
1959年，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确定河南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以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为夏人的活动中心“夏墟”，并对豫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43]。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豫西发现了大量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
据《竹书纪年》和《史记·夏本纪》记载，夏代自禹至桀，历14世17王,共47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的始年大致定在约公元前2070年[44]。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绝对年代，以王湾H79为例，其14C测定年代（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390±145年，已经超出夏年的范围[45]。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已经被认定都属于夏文化，其中二里头一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880～前1730年之间[46]。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一期之间，从文化传承关系和14C测年结果分析，存在着一个缺环，这个缺环应该就是最初的夏文化。
1979年，河南省新密市东南约22.5公里的刘寨乡新砦村西北的台地上首次发掘新砦遗址[47]，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赵芝荃先生提出新砦期是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期遗存[48]，并认为可另立新砦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基本填补上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49]新砦期广布于豫西各地，洛阳东干沟[50]、锉李[51]，临汝煤山[52]、柏树圪垯[53]，登封王城岗[54]、程窑[55]和北庄[56]，禹州瓦店[57]、阎砦[58]和雀庄[59]，郑州二七路[60]，巩义稍柴[61]，偃师二里头[62]以及新密古城寨[63]等遗址都有发现。
1999年10月～12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新砦遗址进行再次发掘[64]，发掘面积累计达400多平方米，发掘出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三叠层，从而证实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确认了新砦期的存在，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65]。
非常有意思的是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还发现了一条新砦期的巨大冲沟。新砦遗址东部即梁家台村东北角，现为双洎河故道（南北向）与遗址中部黄土冲沟（东西向）的三角形夹角地带。这里现为高出双洎河故道20多米的台地，台地的东、北、南三面皆为长满了荆棘和树木的断崖。就在东距东断崖20多米处，发掘出一条新砦期晚段的大冲沟，开口于二里头文化层下，打破龙山文化的灰坑和文化层。据钻探结果，大冲沟北高南低，应是从北向南流。冲沟东西两岸，弯曲不整，北窄南宽。冲沟内的冲土层堆积多达二十多层。据专家认定冲沟是自然河流冲击形成。发掘者说：“这条大水沟所在地现为高20余米的断崖，下为双洎河故道，可以推想要有多大的水流才能使洪水爬上断崖地，形成冲沟。这样大的水流不禁使人联想到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66]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的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豫州是夏族的根据地，也是夏都所在。
《逸周书·世俘解》：“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也。”《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周本纪》集解引韦昭曰：“禹都阳城，伊洛所近也。”《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礼记·缁衣》孔疏引《汲冢古文》：“禹都阳城。”（《后汉书·郡国志二》注引《汲冢书》同。）
禹都阳城即是登封县告成镇西的王城岗城址。告成镇北曾经发现春秋战国时的期“阳城”遗址，在城内外发掘的许多战国陶器上，印制有“阳城”和“阳城仓器”的篆体陶文戳记，表明东周时期的“阳城”就在登封告成[67]。王城岗二期城址内木炭的14C测定年代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68]，证明这里就是禹都阳城。
王城岗城垣遗址规模较小，最近发掘的新密古城寨则是一个达16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新密古城寨城址有大型宫殿基址和结构复杂的廊庑基址，高大的城墙用先进的小版筑方法修筑，“为二里头文化宫殿基址和廊庑基址找到了源头”。古城寨城址中有烧制精美釉陶，有加工制作的石、玉、骨、蚌器，并发现了熔炉残块，说明各种手工业分工精细，金属冶铸业已经存在。大量陶斝、壶等酒器及牛、猪、羊骨骼的发现说明农业已有很大发展。卜骨、玉环和奠基坑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奠基和祭祀活动盛行。另外，从陶器上刻划符号的刻画技艺之娴熟可以“推测当时的人们已有熟练书写文字的能力”[69]。古城寨城址始建年代相当于登封王城岗第三期，是在阳城之后所建，应是夏王朝初期一个重要城市。
七、治水九州的意义
大禹治水，不局限于夏族生活的叙（豫）州，而是顺水疏濬，釐方九州，最终成功。
《孟子·告子下》：“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土下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郑笺：“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广大其竟界之时，始有王天下之萌兆。”孔疏：“往者唐尧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广下土，以正四方，京师之外大国于是画其疆境，令使中国广大均平，既见长远矣。于是时，契已佐禹，是其祯祥久见也。”朱熹《诗集传》：“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国为中国之竟。”《叔夷钟》：“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九州范围内治水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强有力的领导和周密有效的组织管理。
大禹治水动用多少劳力无法估计[70]。稻草、束柴、木材、石头等治水原料，供应劳力的饮水、食物等，以及征调、运输、分配等环节上的消耗，费用庞大。这些人力物力由九州共同承担。《 公盨》：“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濬水，任土作贡。”九州邦国贡纳物质财货，保障供给。胡渭《禹贡锥指》卷1引宋王炎曰：“九州有赋有贡。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胡渭亦曰：“夫赋出于百姓，贡出于诸侯。”实物贡纳根据各地的特产，《禹贡》记录了九州出产的大量贡物[71]。各地贡纳规划调配，《史记·夏本纪》：“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治水工程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72]。
治水工程是一体化设计。大禹治水规划宏大精密，在黄河故道堙堵和蓄水；对北上干流大范围泄洪并决通九河分流；对淮河支流颍水则进行疏浚。基础工作如测量、标识、记录、统计、运算、分析等是大量的。《大戴礼记·五帝德》：“（禹）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汉赵君卿注《周髀算经》卷上之一：“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淊天之灾，释昬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逆，乃句股之所由生也。”
治水时大量物资需调拨、配给，民工需征调、分工，集合的人群还必须进行准军事化管理。大禹成功与皋陶、伯益、后稷、商契、涂山等氏族进行了合作，从而保证了严密的组织管理和长期高效的运作。《史记·殷本纪》：“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夏本记》：“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秦本纪》：“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夏本记》：“禹曰：‘予（辛壬）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各氏族部落都服从于夏禹号令。《夏本记》：“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左传·哀公七年》：“禹既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容成氏》简20：“四海之外皆有请贡，禹然后始为之号旗。”
无论《虞夏书》、《△公盨》还是司马迁，传统史官可能都过于强调领导者勤俭吃苦、亲历亲为等个人美德，对于庞大的治水工程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领导者强大的控制力。治水是准军事组织行动，要执行严格的纪律。《史记·夏本纪》：“不如言，刑从之。”对于不听命服从的氏族部落进行军事打击，江汉地区的三苗就最终为禹征服。《墨子·兼爱上》引《禹誓》：“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吴郡志》卷45及桐柏县地方志记载了大禹锁住破坏淮河上游治水的一个氏族部落首领无支祈的传说。《竹书纪年》、《国语·鲁语下》等史书还记载禹会诸侯，防风氏因迟到被杀事。说明夏禹是具有强大控制力的最高权力者。
由治水获得的最高权力控制了九州，关于这种权力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形成。《左传·宣公三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杜预注：“使九州之牧贡金。”九鼎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九州范围内的强权领导、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共同的财政经济的长期持续，以及关于九州地域内最高权力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为夏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大禹去世后，其子启攻杀益，建立了王权世袭的夏王朝。
（感谢师尊谢维扬教授和周凤五教授赐教！感谢陈伟教授惠赐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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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6。
[2] 裘锡圭《△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
[3] 朱凤瀚《△公盨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
[4] 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6。
[5] 参看周凤五《遂公盨铭初探》，稿本。
[6] 《盛世吉金——陕西宝鸡县青铜器窖藏》，北京出版社2003年；刘怀君等《四十二、四十三年来鼎铭文试释》、《来盘铭文试释》，《文物》2003/6。
[7] 裘锡圭《△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裘锡圭《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执”互讹之例》，《东方文化》36卷1、2号。
[8] “枌”字李零疑为“朸”的误写，读为“耒”。此从陈剑、刘乐贤、颜世铉诸先生读。（参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2003/1/9；刘乐贤《读上博简〈容成氏〉小札》，简帛研究网2003/1/13日；颜世铉《上博楚竹书散论（四）》，简帛研究网2003/2/3。）
[9] “蓏”从陈伟先生释为“藕”，参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稿本。
[10]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 刘起釪《〈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九州》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2]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3] 韩嘉谷《论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古黄河》，《中国史研究》1982/3。
[14] 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与古文化的发展》，《中原文物》1993/4；王青《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地理背景》，《中国史研究》1996/2；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1。
[15] 周述椿《四千年前黄河北流改道与鲧禹治水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
[16] 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稿本。
[17] 晏昌贵《上博简〈容成氏〉九州柬释》，简帛研究网2003/4/6。
[18]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9] 关于广武山对于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的地理学意义，参看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测蚀》，《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
[20]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洪水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1] 袁广阔《从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看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河南大学学报》2000/1。
[22] 安金槐《豫西颍河上游在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与文物》1997/3。
[23] 《河南禹县颍河两岸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91/2。
[24] 《偃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3。
[25] 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3。
[26]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3。
[27] 1936年李景聃先生在豫东地区永城造律台、黑孤堆等遗址作了小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址（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到现在，以商丘为中心的豫、皖、鲁交界地区已经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因为这些遗存独具特色，所以划出一个地方类型，名之为造律台类型（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6；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4）、青堌堆类型（吴秉楠、高平《对姚官庄与青堌堆两类遗存的分析》，《考古》1978/6），或称王油坊类型。1989年、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调查了淮北龙山文化遗址23处，颍上县铜台子、阜南县清凉寺、涡阳县将堌堆、利辛县禅阳寺、亳州市大寺、濉溪县古城子等遗址都属于王油坊类型（《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11）。
[28] 《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
[29] 《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1。
[30] 《河南商丘坞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2。
[31] 《1977年豫东考古纪要》，《考古》1981/5。
[32] 《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1。
[33] 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3。
[34]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3。
[35] 《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3。
[36] 《安徽萧县花甲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6/2。
[37] 《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6/2。
[38] 《山东曹县莘家集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0/5。
[39] 《荷泽安邱堌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11。
[40] 栾丰实《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初论》，《考古》1992/10。
[41] 宋健先生认为，水患只是造成良渚文化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参看宋健《良渚文明进程中水患背景的再探讨》，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三期，2000/1。
[42] 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3]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11。
[44] 李伯谦先生推算为公元前2069年，参李伯谦《关于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三期，2000/1。
[45]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6]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47] 《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5。
[48] 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49] 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1。
[50] 《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10。
[51] 《洛阳锉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1。
[52] 《临汝煤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5/5；《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4；《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3。
[53] 《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1。
[54]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3；《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55] 赵会军、曾晓敏《河南登封程窑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2。
[56] 《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1。
[57] 《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3。
[58] 《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1。
[59] 《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1。
[60] 《郑州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3。
[61] 《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2。
[62] 《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63] 蔡全法等《河南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4；《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2。
[64] 《1999年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四期，2000/3；《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4。
[65]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66] 赵青春《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1。
[67] 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68] 《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69]《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2。
[70] 孔颖达曾经根据《周礼》估计治水需要27万人，用时无算。参《尚书·禹贡》孔疏。
[71]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72]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