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汉时期的"文法吏"，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加以探讨。这里主要想通过对"文法吏"的分析，以期对秦汉法律与吏治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文法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刑，其主要特点就是尊奉主上、晓习法律并善于合乎法律规范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韩非子认为："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商鞅变法，在秦国所推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由于"文法吏"是官僚制度下所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因此汉代虽然极力批评秦以"法术"治国的种种弊端，却无法把"文法吏"从官僚队伍中清除出去。具体的史实告诉我们，虽然在汉武帝时已开始尊崇儒术，但"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东汉光武帝"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
汉代称"文法吏"为"文史法律之吏"或简称"文吏"，是与儒生相对而称的。"文吏"与儒生的区别，可以从《汉书·兒宽传》中的下面一段话体现出来：
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为不习事，不署曹。
这里的"文史法律之吏"向我们透露了关于"文法吏"的更多信息。颜师古注："史谓善史书者。"何谓"史书"？应劭认为史书即大篆，于豪亮认为史书就是汉代通行的隶书，日本学者富谷至在其《史书考》一文中认为"史书"与汉代《尉律》试学童的"六体"或"八体"有关。以上三说虽各不相同，但都认为"史书"与字体有关。我认为"史书"是一种书面表达能力，与字体无关，试论证如下。
《汉书·元帝纪》"赞曰"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汉书·外戚传下》称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我们不能由此判断"史书"是书面表达能力抑或字体，但即使是指字体，也不会是当时通行的隶书。因为当时有文化的人都能写隶书，史家又何必仅仅给寥寥数人大书一笔"善史书"呢？于豪亮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
《汉书·王尊传》云王尊"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二，求为狱小吏"。"史书"若为当时通行的隶书，"能书会计"是为吏的最起码条件，班固根本不必为王尊特书一笔"能史书"；若以为"史书"即"六体"或大篆，这些字体当时已不通行，"狱小吏"似不必学习；而记录口供、书写判词，却是狱吏必须熟悉的，如《史记·酷吏列传·张汤》：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张汤父见张汤有治狱才能，"遂使书狱"，与张汤是否会写大篆或其它某种字体无关。又《汉书·严延年传》：
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案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
（延年）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
这两段文字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史书"的含义。师古注曰："以文内之"，"饰文而入之为罪"；"诡，违正理而杀也"；"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总之，不论是"曲文以出之"还是"以文内之"，严延年都能做到"文致不可得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能"巧为狱文，善史书"。如果"史书"是指字体，那么这种字体不论如何奇妙，也不致于"奏可论死，奄忽如神"而且又不能翻案（"文致不可得反"）的。《汉书·贡禹传》：
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便巧史书"可以欺上瞒下，说明"史书"涉及语言的书面表达方式而绝非字的形体。又如《后汉书·左雄列传》左雄上言，请"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可见"笺奏"之于文吏之重要。
唐代吏部"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此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擿隐伏，皆可以此觇之"。唐代的"判"，就相当于汉代的"笺奏"，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从唐代的情况来反观汉代，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的"史书"是指官吏的书面表达能力而不是书法水平。
另外，先秦典籍也为我们理解"史书"的含义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如《仪礼·聘礼》：
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郑玄注："孙，顺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辞，辞必顺且说。"贾公彦疏："受命谓受君命。聘于邻国，不受宾主对答之辞。必不受辞者，以其口及则言辞无定准，以辞无常，故不受之也。"据此，则"史"与"不达"都是"言辞无定准"的结果。《论语·雍也》孔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刘宝楠《论语正义》注："《仪礼·聘记》云：辞多则史。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浑言未晰，莫晓其所主。策祝文胜质，则礼所讥失其义陈其数是也；史官文胜质，则当时记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又引邢昺疏："包曰：史者，文多而质少。"在这里，"文"与"质"相对，"文"多"质"少即表现为"史"，即表现为"浮夸"，因此，"史"可以理解为过分文饰而掩盖了其本来面目。结合汉代有关材料，我们认为，"善史书"实际上是一种书面表达能力，而"文法吏"是应该具备这种能力的。
"文法吏"在汉代往往被蔑称为"刀笔吏"、"俗吏"。刀笔为"治簿书"的工具，称"文法吏"为"刀笔吏"，旨在批评他们只知依成法行事而不晓"大体"。汲黯就曾骂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称他们为"俗吏"的原因也大体如此。《汉书·贾谊传》称：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同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刀笔以治文书，筐箧以贮财币，言俗吏所务在科条、征敛也。"《汉书·王吉传》也说：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
总之，由于汉代的"文法吏"不通"经术"，也不承担教化的责任，只是奉令行事，因而在儒生及通"经术"的官僚眼里，便成为"俗吏"了。
秦汉时期常常以"文无害"一语来评价文法吏，实则"文"与"无害"是评价的两个方面。首先，"文"并不仅仅指通晓法令，而更重在执法是否平和。以居延汉简为例：
肩水候官并山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
张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士吏公乘段尊，中劳一岁八月廿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
虽然两人都"洽官民颇知律令"，却有"文"、"武"之别，可见仅仅通晓律令是不足以称之为"文"的。《汉书·何并传》：
并下车，求勇猛晓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狱，武吏行捕之，各有所部。
可见"文"更强调执法的能力与效果。执法平和则称为"文"，如《汉书·宣帝纪》元康二年诏曰：
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
而用法刻深则称为"文深"或"文恶"，如《史记·酷吏列传·赵禹》：
（赵禹）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文深"，《史记索隐》引《汉书音义》曰："禹持文法深刻。"同篇《周阳由列传》称"司马安之文恶"，《索隐》引《汉书音义》曰："以文法伤害人。""文深"是不可能"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
其次，我们再看"无害"。古今关于"无害"的解释，也有很多歧见，兹不赘引。王充《论衡·程材》中说：
非文吏忧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选举取常，故案吏取无害。儒生无阀阅，所能不能任剧，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
这是说文吏有很强的办理公务的能力，能够胜任上司交给的任务，这应该是"无害"的一个方面，而儒生则缺乏这种能力。
杨树达认为：
文毋害是一事，盖言能为文书无疵病。
这样解释对以下两条史料而言并不稳妥：减宣"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大厩丞。官事辨，稍迁至御史及中丞"；杜周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从减宣、杜周的例子看，"无害"并不仅指文书，杨树达的解释并不全面，而且他将"文"与"毋（无）害"当作"一事"也不够准确。王充《论衡·程材》认为：
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今从朝廷谓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
也就是说，文吏自幼在官府听差，耳染目濡，因而熟悉官事，能够"巧习无害"--"官事"并不仅限于簿书，因此"无害"还含有官吏在职事上比较严谨而"无疵病"的意思。
王先谦认为"文毋害犹言文吏之最能者耳"。但是《史记·酷吏列传》中的"能"与"无害"意义并不相同，那些"上以为能"者都是敢击断、尚杀伐的人，如张汤"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义纵"捕案太后外孙脩成君子仲，上以为能"；君齐"所斩伐不避贵戚……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杨仆"治放尹齐，以为敢挚行……天子以为能"，等等。"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而行法刻深的赵禹却以"无害"见称。可见"无害"未必指吏之"最能"者，而是指任职认真负责、少出差错之人。《后汉书·百官志五》"州郡"条："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在这种情况下，把"无害吏"理解为奉职认真负责之吏似乎比"吏之最能者"更为合理。尽管如前所述，"无害吏"中也有赵禹这样的酷吏，但"能吏"更注重于强调官吏的"文深"或"文恶"方面。《墨子·号令》：
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请择吏之忠信者，无害可任事者，令将卫。
"能吏"自然是可任事者，如果"无害"系指"吏之最能者"，那么"无害可任事"似语义重复。况且选择葆宫之卫士，具备忠实可靠、认真负责、又有办事能力等条件已足能胜任，"吏之最能者"恐不必要，因为还有负责守城、指挥作战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他们。
将"无害"上述诸义综合起来，我认为，"无害"是指官吏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处理公文及办理公务时处事干练，认真负责，不出差错。
《论衡·谢短》云："文吏自谓知官事，晓簿书……"说明"知官事，晓簿书"是文法吏的特长之所在。王充在本篇中曾这样批评儒生和文吏：
夫儒生能说一经，自谓通大道，以骄文吏；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以戏儒生。
王充认为，儒生坐守章句，不通古今，不可谓"通大道"；同样，文吏只知"案狱考事，移书下记"而不晓"吏道"，也不足以称"文无害"。王充的批评正好从反面证明，当时对"文法吏"的要求正是在"案狱考事，移书下记"方面。只要熟悉本职工作，办事能力强，同时又执法平和，职事无误就达到了"文无害"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