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代，齐国首先向封建制转化。管仲相桓公，施行了一系列的封建化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齐国在东方成为最强盛国家，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最早的一个霸主。接着齐国而兴起的是晋国。晋文公是在时间上次于齐桓公的霸主。他所以能成霸主，也是晋国比较早地封建化的成果。当时帮助晋文公在晋国实行封建化的人是郭偃。到秦汉以后，管仲的名气还是很大，都知道他是齐国封建化改革的主要创始者和推动者。可是郭偃这个名字很少人注意。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齐桓、晋文是齐名的；管仲、郭偃也是齐名的。
《墨子·所染》篇说：“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俞樾说：高亦读为郭，高偃即郭偃。)(《左传》作卜偃)。”墨翟认为，人生来如白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下文列举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说他们都有好的大臣以“染”他们。结论说：“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这五君就是春秋时期的五霸。这是说，齐桓之霸靠管仲，晋文之霸靠郭偃。
靠他们什么呢？韩非说：“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就是说，靠他们的变法。如果管仲没有把齐国改变，郭偃没有把晋国改变，齐桓、晋文也不能成为霸主。韩非继续说：变法必受到顽固的人的反抗。坚持变法的人，必须准备用暴力推行变法。韩非说：“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韩非子·南面》)郭偃与管仲是晋、齐主张并推行变法的主要人物。
商鞅同秦孝公讨论变法时说：“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更法》)“郭偃之法”就是郭偃在晋国改革时的措施和言论。韩非说：“臧管、商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管、商之法就是在齐、秦改革时管仲、商鞅的措施和言论。《战国策》有一条引“郭偃之法”的内容的一部分。这一条说：“郭偃(今本作燕郭，从曾巩本)之法有所谓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内，则大臣为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辉于外，其贼在于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于所爱。”(《赵策四·客见赵王》章)“故日”最后几句，韩非也引过。韩非说：“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韩非子·备内》)“桑雍”是桑树上长的瘤子(痈)，后妃、夫人、太子以及左右侍奉的人都是国君身上长的瘤子。他们借君之势为非作歹，甚至把君害死以夺权。可注意的是“日月晕围于外”那几句，《战国策》引的是“郭偃之法”。韩非虽没有这样说，但文字完全相同，可能也是引“郭偃之法”。
《国语》中记载有郭偃的几段话，可能也是“郭偃之法”的部分内容。晋献公灭了骊戎，取了骊姬，立为夫人。郭偃说：“吾观君夫人也，若为乱，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弗克良飨，为人而已。”(《晋语》一)这段话说明郭偃的预见，也说明一点当时的社会情况。由这段话看，所谓隶农，就是被迫从事农业劳动的农奴。他们种的地很肥沃，劳动也不少；可是收的粮食自己不能享受，只是为别人出力。
事情的发展正是像郭偃所预料的。晋献公死，骊姬的儿子立为晋君，不久就被杀了。太子申生的弟弟夷吾，立为晋君，就是惠公。他很不得人心，郭偃批评晋惠公说：“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晋语》三)郭偃的这个批评，注意于群众对于统治者的向背，认为不得人心的统治者，必定要失败。
惠公死了以后，晋国把他的儿子杀了，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重耳为君，这就是晋文公。
《国语》记载说：“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偃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晋语》四)就是说，如果把事情看得容易，难就要来了；如果把事情看得难，容易就要来了。难和易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是辩证法思想。
《国语》记载了文公即位以后的一系列的革新的措施。说：“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栢、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晋语》四)
这一段讲得很多，可是因为头绪纷繁，每一项只有几个字，向来的注释，也都是“望文生义”，很少讲到实质性的东西，但是其主要历史意义，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一大段分为三小段。从开始至“以厚民性”为第一小段，讲的是促进生产，争取劳动力的一系列的措施，归结为“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即，“生”字)”。“利器”是改进生产工具，“明德”是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
从“举善援能”至“异姓之能，掌其远官”为第二小段，讲的是用人政策。政策之中也有“亲亲”，也有“尚贤”，既不“唯亲”，也不“唯贤”。但是以“亲亲”为主，这是文公的措施中的保守的一面。
从“公食贡”至“官宰食加”为第三小段，讲的是分配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一向认为：这是奴隶社会的制度，其实照文义看，这是文公的新制度。“公食贡”至“士食田”是“君子”之间的分配制度。“庶人食力”至“官宰食加”是“小人”之间的分配制度。在“君子”之间的分配制度中，还保留下一国之内的分封制。但是一个主要改革是“君食贡”。照这个改革，国君没有自己的保留土地，他的收入主要是大夫们的进贡。这个进贡大概就不是自愿的，实际上就是国君向大夫抽的税。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并不需要像鲁国那样“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只需要三家各自独立就行了。
“小人”之间的分配制度的特点，照这里所说的看起来，似乎是没有郭偃在献公时代所说的那种“隶农”了。照这个制度，似乎“庶人”、“工商”以至“皂隶”都有所“享”，都有所得。如果这个解释不错，那就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大变革，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个主要步骤。
《左传》记载赵鞅的誓师词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哀公二年)这段话的前一段符合“大夫食县，士食田”的说法。“人臣隶圉免”，照这句话，在文公的时候，奴隶还没有全部地免为自由人。可能是在这一方面，文公作得还不够彻底，后来又继续改革。像这样的大转变，本来是不能一下子就可彻底，需要有个过程。
“政平民阜，财用不匮”，这是一个总结，说明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改革的总成绩。
在本书第一册《绪论》中，我已说明，我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划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一个关键，是一个“税”字。这一段没有“税”字，但有其迹象。无论如何，照新出土的《孙膑兵法》，在春秋末期，晋国的各家都已向农民收税。晋国必定也有“初税亩”，始于文公。《国语》的这一段是有其迹象的。这一段提到 “薄敛”，“敛”就是征税。
照韩非所说的，这个大变革是郭偃所主持的，是“郭偃易晋”的具体内容。郭偃在主持这个变革中，必定有许多思想、言论，这就是“郭偃之法”。
（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