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东师大学报 发表时间：2006-08-23
研究上古史不能不重视《尚书》与《逸周书》，刘起 先生作《尚书学史》对《尚书》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的研究，用功很勤，也颇便参考。然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其论及有关西汉《古文尚书》之出现的问题似有些不确。刘先生认为：“西汉所传五次古文经，第一次孔子家传本最可靠，第二次中古文即由第一次而来，第三次河间献王本虽未得确证资料，前人如此明确记载，亦无法予以否定，第五次（指中秘所藏鲁恭王所出孔壁本——引者注）是讹传，并入第二次本则真，而它源于第一本。惟有第四次（指张霸伪百二篇本——引者注）才是真正的伪造，但它编缀的百篇《书序》却一直作为真本流传下来，到宋代才开始被人识出破绽。”[1]刘先生否定张霸本是对的，而否定孔壁百篇就值得商榷。
刘先生还认为：逸《古文尚书》只有十六篇，并非百篇，百篇之说是王充混淆张霸伪造“百二篇”及“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百篇《尚书》”这一“错误传闻”来的，因而“不可信”，并说王充“其最大之一误”是“说张霸以前已有百篇”。[2]此外，刘先生认为“孔子序百篇（《尚书》）”之说始于马融、郑玄；[3]《逸周书》之名始于郭璞注《尔雅》[4]。这些观点皆值得商榷。
这几个小问题看似小，而影响却大。因为它关系到孔子所序之《尚书》是否留传后世？上古史料是否有失？秦焚书是否带来了永远不可弥补的空缺？后人是否理应比前人知道的少……？本人以为孔子所见到的主要史料未失，只是保存在今天不同的书中而已。试作如下论证，谨望同仁指教。
一、《尚书》“百篇”与“逸十六篇”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三代世表》：“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盖其慎也”。刘先生引此认为“序”只是排列整理之意，非作序之云，百篇《书》序是张霸以后才作，云：“到张霸献‘百两篇’时，才搜列排比，加以补充编造而成的这么一套《书序》。”[5]按常理，孔子编定《尚书》，当有言作意之文，此文即序。但刘先生认为孔子未作《书》序，我们只有更求其它证据。
杨雄（前53年－18年）《法言·问神篇》“昔之说书者，序以百”。张霸是孝成帝（前32年－前4年在位）时人，杨氏比张略早或同时，而且杨说“昔”，百篇《书》序非始于张霸明矣。其实，虽《今文尚书》亦上百篇。《汉书·儒林传》：“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间。”二十九篇加上“数十篇”，则可达百篇，当与孔子所定同，可见，《尚书》原本是上百篇的。而且按刘先生本人之统计，《史记》所引《书》文即达68篇，则逸篇绝对不只有十六篇。
刘先生说，王充之言成帝以前就有中秘“百篇”是民间传闻，而“不及《汉书·儒林传》有史料根据之正确。”其实，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序，言其作意。”可知，汉之名流皆言孔子序百篇《尚书》而毫无矛盾也。刘歆、班固、王充等与张霸几乎是同时之人，他们皆云张霸百二篇为伪，可见他们并未混淆。因此，认为孔子序百篇《尚书》是两汉之际学人的共识。
刘先生认为逸《书》只有十六篇，非百篇。如何解释这十六篇？确实古逸《书》有“十六篇”之说，如荀悦《汉纪·成帝纪》引刘向语云：“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但刘向是在平帝立《古文尚书》博士以前说的，因博士未立，未及整理辨析所致，怎能说逸《书》只有十六篇呢？
《史记·儒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按：“以今文读之”“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说明孔安国只是用今文解读了其家逸《书》十多篇。并非逸《书》只有十多篇。“起”表明研读古文经的开始，至于古文经到底有多少？包括哪些内容，要待平帝时立了古文博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知晓。正因为不能知晓，故刘歆就有《移书太常博士》请立古文博士之举，若很清楚，或者孔安国全用今文解读了古《书》，刘歆何必多此一举，争立古文博士呢？故刘歆之上书称逸书“十六篇”，是受孔安国、司马迁及刘向之影响而说的。
因此，在古文博士未立之前，所言古文篇数皆不确。不过从有关记载看，司马迁、刘向、刘歆之时已发现了全部《古文尚书》，因为“汉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6]而司马迁却引用了68篇《尚书》且在《五帝本纪》中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而刘向父子也只是错把《逸周书》排除在《尚书》之外。如：《汉书·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云：“刘向曰：‘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可见刘向见到了《逸周书》，这个“盖”字可知刘向不能肯定也。孔子哀文献之不足，或云其无删《书》之举，即使删一点，也不会删去七十余篇。其实百篇《尚书》是包括《逸周书》的。
引司马迁、刘向、杨雄之言，皆云张霸前就有百篇《尚书》。不能说王充之记为虚。王充（27年－97年？）最恨虚妄之事，其所处时代正在平帝立古文博士后，故《论衡·正说篇》所云当最为可信。其文曰：“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抛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八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顺便一提，疑古派多认为伏生等古人是口传《尚书》的，非，据此可知是以文字的形式相传的）。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其《佚文篇》曰：“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逸《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百篇，《论语》二十一篇……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
王充之记载，谈及西汉所有古文《尚书》，最为精当可信。与之同时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也说：“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云：“《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
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也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序，言其作意。（刘先生引《艺文志》忽略了此段――引者注）……《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此“十六篇”也只是讲孔安国将逸书十六篇归入了《尚书》，并不意味《尚书》本来不是百篇。
总之，两汉之际文人皆云《古文尚书》出于孔壁，且原有百篇，言之凿凿，不用怀疑。因此说孔子时主要史料，亦即“五经”等，汉时失而复得，并流传至今。
二、《逸周书》当属《古文尚书》
我们知道，《尚书》即上古之书，包括尧舜至秦缪数朝之书，周介于夏商与秦之间，其书当然在《尚书》之列。因《今文尚书》已有《周书》一篇，故孔壁之《周书》被名为《逸周书》。《逸周书》之名源于许慎《说文解字》，《四库提要》已经提及，如《说文》“翰”字下云：“天鸡赤羽也。……《逸周书》曰‘大翰若 雉……’”，又引《逸周书·周祝》曰“ 有爪而不敢以撅”。可见刘起 先生所云《逸周书》之名最早见于郭璞注《尔雅》之说非是。后世或云出于汲冢，已为大家所否认，故不多辩。许慎东汉初年人，正处平帝立《古文尚书》博士之后，故其说可信。既云“逸”《周书》，则必然是汉时新出的古文《尚书》了，因为，“汉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7]。《汉书·艺文志》也将其归入《书》类，云：“《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我们若将汉时《今文尚书》29篇，与《逸周书》相加，则正好是《古文尚书》百篇。当然，传至今天之《尚书》与《逸周书》内的篇数，由于各自内部篇目之分合，及某些既定因素之影响，已非原貌。如《逸周书》本71篇，而孔安国之《尚书》已收入部分逸篇，故《逸周书》至唐时只存40多篇。孔安国之“逸篇”篇名大都保存在今传梅赜之《伪古文尚书》里，而《逸周书》内的许多内容，又被先秦秦汉古书当《尚书》引，且有的被《伪古文尚书》所袭。可见《逸周书》也是《古文尚书》的一部分。如：
《左襄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此语见《逸周书·常训篇》，伪古文《蔡仲之命》袭用。
《墨子·七患篇》：《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见《逸周书·文传篇》引《夏箴》语。
《战国策·秦策一》：《周书》有言：“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见《逸周书·武成篇》。
《战国策·魏策一》：《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见《逸周书·和寤篇》。
《左襄十一年》：《书》曰：“于安思危，于始思终”等六句。见《逸周书·程典篇》。
《左襄二十五年》：《书》曰：“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终不困。”见《逸周书·常训篇》。
另《史记》采用《逸周书》中的《克殷》《度邑》两篇，并在《五帝本纪》中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司马迁是见过《古文尚书》的，其中《武成》篇既是古逸《书》十六篇中的一篇，又是《逸周书》中的一篇。足见《逸周书》即属《古文尚书》也。
关于这一点刘先生的著里还有更详尽的资料可资参考，不赘。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即先秦秦汉引《周书》之“篇名”，与《逸周书》之“篇名”不同，而内容却一致。这是古史记多无篇名所致，与《郭店楚简》中的篇名皆今人所加一样。如：《逸周书·世俘》即《尚书·武成》篇，这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刘先生因受疑古派观点的影响，错将有些篇目误定为汉代作品者。如疑古派认为“三正”“五行”的观点为战国后之思想，故凡讲此内容者均为晚出，因而反复将《太誓》定为汉代作，又将《逸周书》中的《周月》《时训》等篇定为汉代作品。此等牵涉面太大，故容以后再讨论。
除了《尚书》《逸周书》外，有关上古史的史料还有很多。如：《山海经》《竹书纪年》；诸子；经书；散见于正史中的上古史料；文学作品中的史料；及《拾遗记》《述异记》《博物志》……以及纬书。纬书虽不经，然只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仍然可以参考。《路史》《帝王世纪》是二部史料很丰富的有关上古史的著作。这些野史往往包含正史所不收的珍贵史料。其实，有关上古的一切文献记载均可作为研究的参考。只是要考证其可信度而已。至于地下文物，尤其是地下发掘的古文献，更是珍贵的资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渝的。
古书传承有一个特点，即当古代文献被新书转载，而新书又被大家公认为是较好本子时，原古书便可能自然消亡。如同我们只见《唐律疏议》而不见《唐律》一样。
总之，尽管秦“焚书”焚去了不少古籍，但孔子以来的重要典籍还继续流传，未绝灭。我们拥有比孔子时代多得多的史料及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定能做出古人不曾做出的研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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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3][4][5]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M]，中华书局，1989，P117,P108,P108-109,P94,P109.
[6][7]班固. 汉书(楚元王传，引刘歆《移太常博士》)[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