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国家力量打造成一把信仰的利剑，法家治国理念成为资本/技术依附时代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从中国新法家诞生那一刻起就决定着：她具有最彻底的历史颠覆性和最鲜明的时代使命感
“日本近世新法家”这一说法来自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东育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的博士论文，用他的导师东京大学教授黑住真的说法就是：“徂徕学派经由作者之手，首次从它与东亚思想资源的相互关联中得到了正确的复原。”
在韩东育先生眼里，所谓“日本近世新法家”就是以江户中后期思想家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徂徕学派。为什么会有中国学者将日本一代大儒称为“新法家”呢？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个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中国学者更容易排除日本主流学界对“停滞中国“的蔑视，看到历史的真实脉络，这方面韩东育受其导师黑住真影响极大；第二个原因令人感到十分遗憾，正是因为当代中国学者对法家的无知才导致了这种幼稚的错误，那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我们将结束这种悲剧！
鸿儒荻生徂徕
中国一般学人对荻生徂徕知之甚少。荻生徂徕（1666——1728）生于日本江户，本姓物部，名双松，号徂徕，一作徂来。荻生徂徕是如此崇拜中国和儒家文化，以至于同时代人攻击他“贬日崇华”。他模仿中国文化给自己取名物茂卿，还在孔子画像赞上署名为“日本夷人物茂卿”。江户市井中传说，为了能够离中国更近一点徂徕不惜屡次搬家。
荻生徂徕的父亲荻生方庵是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弟弟即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侍医， 徂徕十四岁时，父亲方庵受谗被流放到上总国长柄郡二宫庄本能村（位于今天千叶县）。在这个海边荒村，无以为伴的少年徂徕只能终日以书自娱，反复阅读随身带来的《大学谚解》、《四书标注》之类的儒家典籍。
二十五岁时父亲平反昭雪，全家回到江户后，为稻粱谋徂徕在江户增上寺旁开了一家私塾，专门讲授儒学。荻生徂徕独特的教学方法和渊博的学识很快得到上层关注，三十一岁时就作为儒者被将军纲吉的宠臣柳泽吉保（1658——1714）招为顾问。从1696年到1709年将军纲吉去世，徂徕在此期间多次觐见将军纲吉，并为之讲解儒书。
徂徕晚年成为名闻天下的硕儒，门人济济，对十八、十九世纪日本思想界影响甚大。他著作等身，代表著作有《辨道》、《辨名》、《论语征》、《大学解》、《中庸解》、《文集》、《太平策》、《政谈》、《读荀子》、《读韩非子》等。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在读《徂徕集》后感叹：“读未及半，十七年大梦，一旦觉醒”，“于是乎始知严毅窄迫不如平易宽大，空理无益于日用，礼乐可贵，人情不可舍也”
50岁以前，徂徕是宋朝理学的坚定追随者，直到偶然看到明代古典文学学者李攀龙（1514—1570）和王世贞（1526—1590）的著作，才放弃宋文，仿效“古文辞”（即秦汉之前的语言和文体）。这种转变最终使徂徕50岁以后发展为对朱子学说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决与其说是对儒的否定（脱儒），还不如说是对儒的深化。就连被认为与法家最接近的徂徠孙弟子海保青陵（1755-1817），也只不过是将儒家伦理贴上了“利”的标签而已，他说：“人之性也，皆以利己为愿。惟此，圣人乃立孝悌忠信以至于仁义礼智诸名目，意欲使人行之而遂其愿也。故自孝以下皆为利己之方也已。”显然徂徕学派是在儒家框架内引入法家观点的，还没有“入法”。海保青陵深入解释了朱子学最高范畴——理——理者利也！
在日本学界，围绕徂徕学派归属问题有很多争论，但没有一个思想清醒的人认为徂徕学派是法家。山路爱山、井上哲次郎、岩桥遵成赞成 “儒家说”；丸山真男、平石直昭又称其为“日本近世新儒家、新道学说”；源了圆有“越儒教革命说”；尾藤正英、小岛康敬、小林武等人主张“法家接近说”。那么韩东育先生为什么会产生徂徕学派是“新法家”的幻觉呢？
“新法家”幻觉
将日本一代大儒荻生徂徕开创的思想称为“新法家”是极为荒唐的，这种错误论断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告诉人们对明治维新影响甚巨的十八世纪日本儒家仍以中国为师，尽管他们的目光已经移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法家
韩东育先生认为荻生徂徕通过颠覆朱子理论基础人性论，走向人情论，进而“入法”的。事实上荻生徂徕的真正理论导师是受法家影响极大又激烈反对法家的战国大儒荀子，岩桥遵成在《徂徕研究》中明确指出：“徂徕喜欢研究当时不为一般儒者所重视的子类。尤其是荀子，曾给他的思想以甚大的影响”。
徂徠认为，作为朱子学人性论渊源的孟、荀“性善”“性恶”说不过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空论而已，非“救时之论”。因为这种讨论无法证明谁是谁非的，“善恶皆以心言之者也”，最好是“置而不论可也”。荻生徂徕主张超越人性的善恶论，回到人情论。人情就是人的实情，是人在没有任何价值附加时的真实存在状态。徂徠说：“人者，人情也。”在现实生活中，人情总是表现为“人欲“，所以徂徕总结道：“人欲者，人之所必有而不可去者也。程、朱乃言‘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岂不妄哉！”
这一点上徂徠学派和中国法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韩非子》中关于人趋利避害本性的论述比比皆是，“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韩非子·内储说上》）、“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在法家那里，人情论是反对儒家礼学的子弹，而在徂徠学派那里，人情论则成为个人伦理规范向政治伦理转移的工具。荻生徂徕一方面反对荀子的“性恶论”，另一方面又是荀子“礼“论的忠实捍卫者。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原则，当系于“礼”，而不是“心”。他在荀子理论启发下提出了“五大斩断”，即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物我相分。
以公私相分为例，如果个人道德影响了社会公德，则社会公德当优先。1702年12月25日前夜，赤穗浪士四十六人为了替主人报仇，杀死了吉良义央，并将其首级带到了泉岳寺等候官府的裁决与处置。面对“杀人犯法”的政治理念与“效忠主人”义举碰撞产生的儒家二难处境，荻生徂徕在受幕府咨询时奉答：“义者洁己之道，法者天下之规矩也。以礼制心，以义制事。今四十六士为主报仇，是知士者之耻也。虽为洁己之道，其事亦义，然限于党事，毕竟是私论也。……今定四十六士之罪，以士之礼，处以切腹自杀，则上杉家之愿不空，彼等不轻忠义之道理，犹为公论。若以私论害公论，则此后天下之法无以立。”最后正像徂徕所建议的那样，浪士们集体剖腹自杀。
荻生徂徕及其后学显然是受到中国法家影响提出“人情论”的，然而无论是“人情论”还是公私相分都不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法家强调为国家强大“抟力”，“尚公”和人民“自治”，以刑去刑、以赏兴功，这些基本特征与徂徕学派实在相去甚远。事实上荻生徂徕至死也没有脱离儒家的思想范式。
日本许多人长期以来信奉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把西方文明作为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的思想动力，而中国思想不过是腐朽的旧文明，黑住真在批评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时指出：“（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一种面向近代的单线发展史观。这里只是把西欧和日本捆绑在一起，而中国却未被连接。中国被包裹于停滞论的议论框架里。这种中国停滞论，是包括丸山在内的五十年前的共识。在这里，中国不但被轻视，连最初还有的对中国和亚洲的关心也消失了。”明治、大正时期的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1861－1930）在甲午战争时曾把日中两国的关系说成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间的关系，并将甲午战争称为“义战”。
韩东育先生徂徕学派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作为中国人，在中华传统文明中他找到了日本现代化的思想源头。将徂徕学派称为“近世新法家”是极端错误的，但他关于日本现代化同样从诸子百家获取资源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中国新法家
日本不可能出现法家，因为法家在中国已经被儒家妖魔化时，日本刚刚接触到华夏文明。四世纪应神天皇时有百济学者王仁进贡《论语》和《千字文》，七世纪初日本才开始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系统地学习中国文明，但这时日本学到的不是中华原文明，而是腐朽的儒家文化。在日本太学的授课书目中我们看到，教授内容以儒学经典《论语》、《大学》、《中庸》、《易经》、《孟子》、《尚书》等为主；日本还模仿唐朝把孔子加封为文宣王。
在中国，直到内外交困的近代，面对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社会，精英们开始重新评价法家。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章太炎还公开为法家先驱正名：“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并认为要铲除人治，就要像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梁启超首先把先秦法家的主流思想拆分为“法治主义”、“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在其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将《商君评传》列入其中，该文作者麦孟华对商鞅作了极高的评价，称赞商鞅“固法学之钜子，而政治家之雄也”。
当时国人为法家正名，却没有出现当代法家，其主要原因是罗马法系很快战胜了中华法系。随着清未对西方法律的全盘移入，法家思想在一百多年如慧星般一闪而过，很快又消失在中华五千年的沉沉文明史之中。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秦始皇兵马俑和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才将华夏灿烂的青铜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看到法家原始法典时我们才知道，法家不是暴政的同义词，而是一种伟大的国家治理方式。儒家一个个并不高明的骗局被揭穿了：陈胜失期按秦律并不会被斩首；周武王伐纣时很可能曾经发生了极其残酷的战争，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是荒诞的；秦朝灭亡并不是因为法家，而是因为背离了法家……
有人把当今世界大势说成是“新战国时代”，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罗马法系在中国的排异反应越来越剧烈。这时，中国新法家将目光投向中华法系，他们要复兴法家，实现东方的“文艺复兴”！
为了将国家力量打造成一把信仰的利剑——抟整个国家之力——法家治国理念成为资本/技术依附时代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从中国新法家诞生那一刻起就决定着：她具有最彻底的历史颠覆性和最鲜明的时代使命感。
中国新法家改变了过去两千年的治国理念——儒家——是儒家使中华文明失去了青铜时代的光泽。按“黄帝生平年表”，公元前2823年，黄帝取昆吾山铜，制青铜兵器。同一年，出其锵钺，奋其戎兵，擒杀蚩尤于中冀之野，至此天下12氏全部归入黄帝轩辕氏领导的华夏部落联盟，打下了中华文明的万世之基。1975年，在华夏族发源地，甘肃省东乡县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单范铸青铜刀，其历史正好是4800年，与黄帝同时！该刀长12。5厘米，宽2。4厘米，呈扁体长条形，锋端呈不规则三角形，含锡量在6%至10%，已达到青铜所要求的比例。从这把“中华第一刀”到秦军奋勇杀敌的青铜长剑，从黄帝法定农桑，立后土为法官到商鞅变法，是法家思想将中华文明推到了世界文明中心的高度。在汉以后，法家逐步为儒家所代替，华夏文明开始受到北部少数民族的持续侵扰，1840年后又受到来自海上西方文明的入侵。直到今天，由于美国的支持，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华文明前进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结束这一切，复兴法家，再现中华文明青铜时代光荣的时刻了！
中国新法家将改变了人类历史过去500年的前进方向——资本的全球扩张——中国新法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劳而获，主张建立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新世界。作为符合中国现实和历史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国新法家由此确立了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新法家吸收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经验，在充分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合作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将建立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它的口号将不在是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是东方的血、土地、统一！那将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崭新的世界、崭新的文明——历史女神站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峰巅注视着我们——中国新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