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一向强调“法治”而反对 " 人治 " ，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完全忽视人的作用，相反，他们非常强调官吏应当 " 执法奉公 " 。韩非子曾把吏与民的关系比喻为根本与枝叶或纲与目的关系，主张 " 明主治吏不治民 " 。也就是说，君主通过加强吏治，就可以达到治民的目的，官吏是君主用以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 。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无不运用赏、罚以强化吏治。商鞅就曾厉行 " 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 " ，并提出 " 无宿治 " 的原则以提高行政效率 。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语书》和《为吏之道》对秦时区别 " 良吏 " 与 " 恶吏 " 的标准做了原则性说明，为我们了解秦的吏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语书》曰：“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有（又）廉絜（洁）敦悫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独治殹（也），故有公心；有（又 ) 能自端殹（也），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
也就是说 " 良吏 " 应通晓法令，廉洁诚实，出于 " 公心 " 而不独断专行，与同僚协调办理公务而不搬弄是非。《为吏之道》也说：“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 ( 清 ) 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
而 " 恶吏 " 正与 " 良吏 " 相反。秦国整饬吏治，其效果是显著的，这可以用荀子的评论来概括：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入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汉代统治者也很重视吏治，皇帝经常告诫官吏要守法奉公，即使昏庸如成、哀诸帝，也不忘要求官吏 " 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暴 " ，或呼吁 " 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于安民 " 。
重视 " 二千石 " 是汉代吏治的一大特色。 " 二千石 " 主要指郡守、王国相等地方长官，他们不但拥有郡国的行政、司法大权，而且可以征辟属吏和向朝廷举荐人才，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央用以控制地方、维护帝国统一与安定的重要环节，因而受到汉朝统治者的极大关注。汉宣帝常称曰： "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 因此 "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 " 。东汉章帝时，陈事者 " 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 " 。韦彪上议曰： " 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伐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 " 正因为二千石官吏的地位有如此重要，所以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 " 六条问事 "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就现存史料而言，虽然秦也很重视吏治，却不像汉代这样对 " 二千石 " 如此关注。与秦简《语书》及《为吏之道》相比，汉武帝的 " 六条问事 " 更为明确和具体，这可能与它们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有关：《语书》是郡守对所辖县、道发布的文告，《为吏之道》主要是泛谈为官的一般原则， " 六条问事 " 则主要针对二千石长吏。而更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统治经验的积累使汉代人认识到了 " 二千石 " 的重要性。另外，秦对善吏的要求重在执法尊法，汉对循吏的要求重在教化与富民，这也是秦、汉吏治不同的一个方面。
就一般情况而言，拥有一定秩次的官吏犯了与普通平民同样的罪，往往要从轻量刑甚至免刑，这是由秦汉法律所体现的等级性所决定的。但是法律对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也并非一味宽容，特别是当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时，法律也会加以禁止，有些规定甚至非常严厉。
秦汉时期法律对官吏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禁止官吏的 " 不廉 " 行为
a. 主守盗
" 主守盗 " 即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官府财物的行为。官吏犯有这种罪行，在秦汉法律中所受惩罚往往要重于普通的盗窃罪，秦简《法律答问》： " 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害盗 " 是负责捕捉罪犯的小吏，如果执法犯法，自己去偷窃，要比照 " 群盗 " 罪处理 ，而秦律对 " 群盗 " 量刑要重于普通盗窃行为。窖盗所盗窃的未必是官府财物，但由此可以看到秦律严惩执法而犯法者的鲜明特点。
《法律答问》又有：
府中公金钱私貣用之，与盗同法。
吏有故当止食，弗止，尽禀出之，论可（何）殹（也）？当坐所赢出为盗。
官吏私自借用 " 府中 " 金钱，以及多领取了官府提供的口粮，都要按盗窃罪论处。秦律惩贪之厉，于此可见。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十五：律：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
因此醴阳令恢盗县官米，虽秩六百石，爵大庶长，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这应该是 " 主守盗 " 的一个实例。
汉代对 " 主守盗 " 还有更严厉的法律规定：律，主守而盗值十金，弃市。
《汉书·冯野王传》载： " 池阳令并素行贪污……野王部督邮掾祋祤赵都案验，得其主守盗十金罪，收捕。 " 又《汉书·薛宣传》薛宣将高陵令杨湛罪状逐条写在简牒上，密封交给杨湛，并附以书信： " 吏民条言君如牒，或议以为疑于主守盗，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 " 杨湛自知罪重，只好辞职，这是 " 十金之法 " 应用的实例。而盗取数额巨大者，还将被劾以 " 不道 " 之罪，如《汉书·田延年传》云 " 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 " ，延年畏罪自杀。
《汉书·贡禹传》言 " 孝文皇帝时，贵廉絜，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 " ，这是西汉时期的做法。东汉时曾一度加重，如《后汉书·刘恺列传》： " 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 " 《后汉书·陈忠列传》安帝时陈忠 " 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 " 。两条材料虽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可以说明汉代 " 惩贪 " 法律也是很严厉的。
b. 受赇、行赇
《说文·贝部》： " 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 " 段玉裁注： " 枉法者，违法也。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赇。 " 其中， " 以财求免 " 即 " 行赇 " ， " 受之者 " 则为 " 受赇 " 。
秦简《法律答问》关于 " 通钱 " 的条文，有助于我们了解秦律中行贿罪的某些情况： " 邦亡来通钱过万，已复，后来盗而得，可（何）以论之？以通钱。 " 逃亡出境者得到宽免，回国后又因犯盗窃罪而被捕，结果仍按行贿罪论处。这或许是因为行贿数额较大，已超过普通盗窃罪的量刑标准，因为《法律答问》中有这样的条文： " 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当？不当。 " 根据诬告反坐的原则，如果乙确有 " 通一钱 " 的行为也会被黥为城旦，而盗窃赃物在六百六十钱以上才黥为城旦 。
汉律对 " 行赇 " 罪也严厉打击。如元朔五年，临汝侯灌贤 " 行赇，罪，国除 " ，汾阴嗣侯周意，孝文十二年 " 坐行赇，髡为城旦 "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 " 行赇 " ，却一被免爵，一被髡为城旦，这或许与行贿数额多少有关。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十二：“ 有罪逃亡，士吏贤将母嬐”拘于亭中作为人质，后来贤因 " 受豚、酒臧九十 " 而把嬐放出，结果贤被罚金四两 。这可算做 " 受赇枉法 " 的一个事例，从这一案例可知，释放人质虽有别于 " 纵囚 " ，也被视为枉法行为；而受贿量刑则主要根据赃物的数额。
我们在上一章讨论法律与平民权益的关系所涉及的内容，大部与惩治官吏的 " 不廉 " 行为有关，此不赘述。
2. 禁止官吏的欺诈行为
对皇帝的欺骗行为称 " 诬罔 " 或 " 罔上 " ，是 " 不道 " 罪的一种，已如前述。除此而外，官吏的欺诈行为还有：
a. 矫诏
即诈称君命，擅自行事，《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浩侯王恢 " 坐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罪免 " 。注引如淳曰：律，矫诏大害，要斩。有矫诏害，矫诏不害。
" 矫诏 " 之 " 害 " 与 " 不害 " 的区分当主要根据 " 矫诏 " 所造成的影响， " 矫诏害 " 要判处死刑； " 矫诏不害 " 也要给予程度不同的惩罚。如《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宜春侯卫伉 " 元鼎元年坐矫制不害，免 " 。因为 " 矫诏 " 是对君主权力的侵犯，所以法律禁止这种行为。
《汉书·汲黯传》载：
河内失火，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 " 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 " 上贤而释之。
矫诏而没被问罪，这只是极个别的事例。而冯奉世使西域，矫制发诸国兵，平定莎车之乱， " 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 " ，不得封侯 ；甘延寿、陈汤矫制发兵，斩郅支单于，也因阻于 " 渐不可开 " 之议，而迟迟不得封赏 。矫诏而立功，尚且如此，如果无功甚至有害，当然不会被轻易放过了。
b. 为伪书
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九：主徒令吏私自役使刑徒为他个人做事，佐启却伪造文书，说这些刑徒是在为官府服役，因此犯有 " 为伪书 " 之罪。《奏谳书》之十也是私使刑徒而谎报真情的案例。《奏谳书》之十二是 " 邮人官大夫内留书八日，诈更其徼书辟（避）留 " 而构成 " 为伪书 " 之罪。这些案例说明凡伪造或篡改官府文书的行为，均属于 " 为伪书 " 。
c. 谩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随成侯赵不虞 " 坐为定襄都尉，匈奴败太守，以闻非实，免 " ；众利侯郝贤 " 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上计谩，罪，国除 " 。《汉书·薛宣传》成帝册免丞相薛宣曰： " 有司法君领职解嫚，开谩欺之路，伤薄风化，无以帅示四方。 " 张斐《注律表》曰： " 违忠欺上谓之谩。 " 说明 " 谩 " 的内容很广泛，上面的 " 为伪书 " 或亦属于 " 谩 " 之一种。汉代对官吏 " 欺谩 " 的戒敕可谓三令五申，其中《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最为典型：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
官吏巧法，非欺谩无以避其责，因而秦汉法律对这种行为也较为关注，有时甚至不惜以严刑酷法加以禁止，光武帝以度田不实而诛杀郡守十余人即其例 。
3 ．禁止官吏结党
荀子称赞秦国士大夫 " 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入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 " 。可以说， " 不比周，不朋党 " 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下对官吏的理想要求，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
汉代为了防止诸侯对抗中央，不断立法削弱他们的政治势力，限制王侯之间、官吏之间以及官吏与王侯之间的结党行为。《汉书·诸侯王表序》曰：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师古注引服虔曰： " 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 " 张晏曰： " 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 "
王侯之间的结党行为如汝昌侯傅商元寿元年 " 坐外附诸侯，免 " 。官吏与王侯的结党行为如《汉书·高五王传赞》师古注引张晏曰：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
王国傅、相由中央任命，负有代表朝廷监督诸王的使命，所以如果他们不及时向朝廷举奏诸王的不法行为，就属于 " 阿党 " 。《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安曾 " 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及淮南王反，事与助相连……助竟弃市 " 。这是朝中大臣交通王侯而蒙显戮之例。田蚡为太尉时，与淮南王安交通，淮南王谋反事发时，田蚡已死，武帝犹曰： " 使武安侯（田蚡）在者，族矣。 " 说明汉律对官吏阿党王侯确有重法。
汉律对官员之间 " 互为朋党 " 也是严厉打击。如西汉哀帝时，朱博指控 " 大司马（傅）喜至尊至亲，阿党大臣，无益政治 " ，傅喜因此被罢官。后来朱博也因为 " 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臣 " 等罪名而被迫自杀 。元帝时，石显专权，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 " ；元帝崩，石显失势，匡衡、张谭又反过来 " 奏显旧恶 " ，显然是在耍两面派，搞政治投机，因而受到王尊的弹劾 。桓帝时韩縯任司徒， " 大将军梁冀被诛，縯坐阿党抵罪，以减死论，遣归本郡 " 。顺帝时，太傅冯石与太尉刘喜 " 皆以阿党阎显、江京等策免 " 。
为了防止官吏结党营私，武帝中叶以后，除了司隶校尉、京兆尹、长安县令、丞、尉而外的地方长官，都要回避本籍，而郡县之属官佐吏除三辅外，则一律用本籍人。东汉时，对地方长官限制更严，京畿也不例外，一律不用本籍人 。东汉曾有 " 三互法 " ，见《后汉书·蔡邕列传》：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
李贤注： " 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谢承书》曰： ' 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巨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 ' 是也。 "
东汉后期的 " 党锢 " 之祸，是对官僚士大夫的大规模的迫害事件，而所罗织的罪名，正是 " 共为部党 " 。例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值得注意的是，牢修指控李膺的罪名，并不是擅杀已获赦免的罪犯，而是 " 共为部党，诽讪朝廷 " ，说明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受到皇帝的疑忌，所受惩罚也会更重。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牢修的指控， "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 " ，造成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 " 党锢 " 事件。紧接着《党锢列传》又记述到：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念，滥入党中。
立法者的初衷，本在于澄清吏治，培养官场守法奉公的风气，而此时却成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打击异己的工具。
4 ．禁止官吏选举违法
a. 任废官
《秦律杂抄》：
任法（废）官者为吏，赀二甲。
" 废官 " 即被撤职并永不叙用之人，相当于汉律的 " 禁锢 " 。秦律对保举废官为吏者要罚二甲，汉代保举禁锢者估计也会受到禁止，但已难知其详。
b. 选举不实
"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 。范睢保举郑安平为将击赵，又保举王稽为河东守。不久郑安平以兵二万人降赵， " 应侯罪当取三族 " ，秦昭王免其罪。而两年以后，王稽 " 与诸侯通。坐法诛 " 。据秦简《编年记》：昭王五十三年， " 王稽、张禄死 " 。则范睢 ( 张禄 ) 可能因 " 任人不善 " ，受王稽牵连而死。
汉代因 " 选举不实 " 获罪者往往而有。元帝初元二年，富平侯张勃举陈汤为茂材，结果是 " 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汤下狱论 " 。成帝时，红阳侯王立举陈咸方正，翟方进弹劾红阳侯 " 选举故不以实。有诏免咸，勿劾立 " 。哀帝时， " 司隶奏 ( 杜 ) 业为太常选举不实，业坐免官，复就国 " 。光武帝时， " 客初有荐士于丹者，因选举之，而后所举者陷罪，丹坐以免 " 。从上述事例看，汉代 " 选举不实 " 有 " 故不以实 " 与 " 不实 " 之分，举者与被举者所受惩罚也有所不同。有时对举荐者也严加治罪，如《后汉书·窦融列传》：（建武）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融。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二十年夏四月庚辰， " 大司徒戴涉下狱死，大司空窦融免 " 李贤注引《古今注》曰： " 坐入故大仓令奚涉罪。 " 太仓令奚涉为戴涉所举，奚涉盗金，戴涉下狱而死，同为三公的窦融也受牵连。这一方面说明奚涉所犯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汉初年统治者力图扭转官场腐败的决心。
贡禹曾建议 " 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 " 。明帝初即位，也下诏曰：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
《汉官仪》载章帝建初八年诏：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优异者、孝廉、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官事，正举者；故不以实，为法罪之。
凡此种种，都说明汉代对 " 选举不实 " 本有常法，只是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贯彻执行，因而表现得时而严厉，时而松弛。
c. 更相荐举
更相荐举 " 既属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也与官吏互为朋党有关，故为法律所禁止。《汉书·贾捐之传》：贾捐之与杨兴被劾 " 以上语相风，更相荐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语，罔上不道 " ， " 捐之竟坐弃市，兴减死罪一等，髡钳为城旦 " 。《汉书·何武传》：哀帝崩，太后收大司马董贤印绶，诏有司举可任大司马者， " 于是（何）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太后竟自用（王）莽为大司马。莽风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 " 。据上例，汉法似有明文禁止官吏更相荐举。但与 " 共为部党 " 一样，禁止 " 更相荐举 " 不仅没能阻止官吏的结党营私，反而往往为佞幸权臣排斥异己提供了方便。
5 ．禁止官吏在司法上的舞弊行为
a. 不直
" 不直 " 是司法官吏在量刑时故意重判或轻判的行为。《法律答问》：论狱 [ 何谓 ] 不直？……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
而根据 " 赀盾不直，可（何）论？赀盾 " 一语判断，秦律对 " 不直 " 罪的量刑要视 " 不直 " 的程度而定。至于秦始皇三十四年 " 適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 ，不分轻重，一律谪发，恐非正常的法律规定。
汉律对 " 不直 " 的规定似与秦律稍有不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畤侯赵弟 " 太始三年坐为太常鞠狱不实，入钱百万赎死而完为城旦 " 注晋灼曰：
《律说》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
而在秦律中， " 出罪 " 与 " 入罪 " 都属 " 不直 " 。《汉书·张敞传》张敞上书曰： " 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贼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 ' 五日京兆 ' ，背恩忘义，伤化薄俗。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 " 《汉书，赵广汉传）记载赵广汉 " 坐要斩 " 的罪状之一就是 " 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 " 。又《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商利侯王山寿元康元年 " 坐为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免 " 。汉律对 " 不直 " 罪的处分当与秦律相似，视情节不同而量刑，未必一律处死刑。
b. 纵囚
秦律 " 纵囚 " 是指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或故意减轻案情使犯人达不到判刑的标准，秦简《法律答问》定义如此 。这与汉律 " 故纵 " 的含义基本一致。
本文第二章在探讨《九章律》的沿革时已经指出，秦及汉初都遵循 " 纵囚与同罪 " 的原则。这一原则本身在此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 " 廷尉种坐故纵死罪，弃市 " 。但是自汉武帝始，任酷吏，严刑法， " 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 " ，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 " 故纵 " ，严加诛责。这种风气对两汉司法影响很大，如《汉书·杜延年传》： " 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着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 " 。结果，廷尉、少府坐弃市。此案中的侍御史可谓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杜延年在辩论此案时认为 " 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 " 。这说明吏纵死罪、反者罪当弃市，纵其他罪犯也各有 " 常法 " 。就法律本身而言，武帝以后仍遵循 " 纵囚与同罪 " 的原则，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 " 纵囚 " 之吏的罪过，从而形成了 " 急纵出之诛 " 的局面。
c. 失刑
" 失刑 " 是指官吏并非故意而导致的量刑上的失误。如《法律答问》中的两个例子：一是士伍甲盗窃了六百六十钱以上的财物，应当黥为城旦，但是官吏当时没有估价，到审讯时，赃物估价为一百一十钱，甲被耐为隶臣，所以负责此案的官吏犯有失刑罪。另一是士伍甲盗窃了一百一十钱的财物，当耐为隶臣，而官吏当时没估价，到审讯时，赃物估价在六百六十钱以上，判甲为黥城旦，因此负责此案的官吏也犯有失刑罪 。由于 " 失刑 " 非出有意，估计比 " 不直 " 罪量刑要轻，汉代 " 纵囚 " 与 " 不直 " 都是针对故意犯罪而言的，大概在审理案件时对 " 故 " 、 " 误 " 在量刑上也有所区别。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