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歌诞生，中国新诗已经走过80多年的历程。经过80多年的不断演进、更替、流变，它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一支，同时，也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变化最剧烈、发展最曲折的一种文体。对于中国新诗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然而，大多集中于某一单个诗人、诗潮、流派或某一时期、地域等的研究，致使个体研究重复性较大，而整体研究相对薄弱，并且研究方法较为陈旧，对新诗发展的规律揭示不足，缺乏一种理论提升。尤其令学术界深以为憾的是，新诗研究领域至今尚未有一部较全面、系统且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理论深度的中国新诗史论著。新诗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近几年不断有学者表示出忧患和“重写诗歌史”的呼吁——“则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重写，而是写。”正是在此意义上，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的问世，可以说是填补了国内新诗研究的空白，了却了学术界久已企盼的一个心愿，把新诗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部凝聚着作者七年心血，近50万言的著作，其价值在于理清了中国新诗史上最初30年（1917—1949）——即中国新诗成就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新诗完成从近代向现代彻底转型的历史时期——的流变史程，确实可以作为一部中国新诗的流变史；然而不仅如此，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该著又超越了单纯的史的勾勒与描述，而以新诗流变规律作为切入角度，在理清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线索之后，又揭示了各种重要诗歌现象的种种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所以，该著更重史的论析，实际上是一部建立在诗史基础之上的具有理论深度和思辨色彩的史论性著作，称之为中国新诗流变论更为恰切。
综观全书，可以看出如下几个特色：首先，严谨、科学、系统的体系形成该著最鲜明的特色。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述史模式和框架，把纷繁复杂、流派丛生的诗歌现象纳入其中，运用宏观与微观、史实与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始终把中国现代新诗置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追寻的总体语境和中西文化碰撞融汇的宏阔历史背景中，把新诗最初30年作为整个新诗80年发展史程中的第一个自律运动期，这样一种高屋建瓴的整体史观就避免了研究的断裂感，尤其是时间向度上的孤立性。在此前提之下，作者按照新诗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特征，以诗歌流派为线索，以新诗的草创、奠基、拓展、普及与深化四个发展阶段和以郭沫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三次整合过程为框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气象、运动轨迹和流变规律、诗学价值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探讨，并从理论上建构起了一个能够反映中国现代诗歌历史发展真实状貌的述史模式。具体而言，作者从总体上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新诗各个历史时期发展演变的轮廓，即从草创期的白话化运动、奠基期的自由化运动、拓展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诗潮的并峙与对流直到普及与深化时期各种诗潮运动的历史大汇合趋势。在梳理流变脉胳、探寻发展规律的同时，作者主要以新诗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起承转合作用或在新诗发展的某一环节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诗歌流派和诗人为主线，比如选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诗人郭沫若、戴望舒、艾青作为三位整合者“楔入”到新诗流变史程中进行论证。另外，作者还重点考察了每一个重要的流派与诗人贡献了前人没有贡献的哪些东西，发展或补充了新诗的哪些因素，或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哪些有益经验与反面教训等。该著这种新颖独到而又严谨科学的体系点面兼顾，环环相扣，便于把纵向考察与横向类比、整体扫描与具体分析统一起来，使得线索清晰、重点突出，大处自有一种宏伟纵深的历史感，小处又显示出精雕细刻的学术功力，每一部分也可独立成篇，从而使全书自成体系，具有一种建筑术之美。
其次，强烈的拓新意识构成该著的第二大特色。新诗史著成为一个“难写”、“未写”的课题，除了史实、史料搜集分析这些基础性工作的浩繁与艰辛之外，更大的困难可能来自新诗研究方法、研究观念的迄待更新。龙泉明先生发挥了这一代学人的学术优势，既承继了前辈学者对史实求证与求真的学风，又具备了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大胆、敏锐的创造性思维，所以才能做到在求实中同时求新，而这种求新、拓新意识在全书中随处皆有体现。如前所述，四个发展阶段、三次整合过程的述史框架就完全有别于惯常的文学史写作，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新思维。而对“‘密云期’新诗人”、“延安诗派”的命名与论析，则更是作者的一种创见。可以说，作者的拓新意识贯穿了论著的始终，常能发人所未言，论人所未论，从而使全书新见迭出，行文中时见作者独到的发现和思考。比如对新诗草创期白话诗的“非诗化”倾向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分析，对新诗奠基期诗歌的多元流向与多元并存格局的勾勒，对新诗拓展期现实主义诗潮和“纯诗”诗潮之间对峙与互补的阐发，对40年代各种诗歌运动交叉并进趋势的揭示和各种流派共性与个性的探讨，以及对具体诗人（如戴望舒、艾青等）、诗派（如小诗）的深入剖析等，都显示了作者勇于拓新的创造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该著对中国新诗研究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超越。
最后，该著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学术个性、思辨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作为一部个人独立撰写的文学（诗歌）史论著，该著是个人学术思想与学术功力的凝结，它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文学观，历史观和文学史观，属于真正的个人化的文学史书写。而文学史的个人写作作为对传统教科书式的集体写作的一种反拨，以及对“困扰着我们现代文学界的。人云亦云，东抄西抄，干篇一律’的平庸局面”的打破而为许多学者所欢迎。该著因是个人著史而显示了作者独立的见解和鲜明的学术个性。比如作者把自己的文学史观定位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实际上这种对话同时包含了“历史感”、“当代性”和“未来意识”，可见，这种文学史观是客观、公允而又富有个性的。在对诗潮的整体评价中，作者按照自己对“诗”与“非诗”把握的尺度，对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现代主义诗歌价值以及中国新诗成就的评估中做出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立论。阅读该著，除了作者的学术个性给人深刻印象之外，还时时被行文中思想的魅力和理论的气势所吸引。向以严谨扎实的学术功力著称的龙泉明先生在本书中灌注了思辨的激情，使得全书处处闪耀着理性之光、这源于该著论重于史的写作特点，事实上，该著超越了对史实的知识性罗列，其理论的阐发与思想的提炼更甚于史料的铺叙，这就避免了一般史著常不免掉入的工匠式解剖与梳理的陷阱，从而获得一种思想的超越感。另外，该著不仅处处闪耀着理性之光，同时也处处洋溢着诗性之美，是“思”与“诗”的结合。作者在谨严的学术规范中把思想的深刻性与语言的文学性表达融为一体，讲究语言的穿透力和美感，使得全书行文畅达，充满诗情，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打破了一般学术著作艰涩、板滞、枯燥的写作习惯，真正达到一种“理性”与“诗性”的完美统一。这从全书对各种诗歌现象，尤其是流派与诗人论中常可看出作者锤炼、打磨文字的精心。比如对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的艺术风格，作者以一种诗意化的，充满文学性的表达分别定位为：“一座崇高的山”和“一条深沉的河”，用语恰切并具有美感，使人一目了然。
总之，《中国新诗流变论》将是一部具有长久学术生命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论著，是20世纪中国新诗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它以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为中国新诗研究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