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些年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一个万分幸运的人。我不仅拥有许多学识渊懿的师长，还拥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他们身上我获取了无限的营养。我为此感到幸福，也为此感到惭愧。幸福不用说，惭愧不妨一谈。凭心而论，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有写文章的资格，至于著书之不朽胜事，就更与我无缘。这并非谦虚之辞，更非故作谦虚之态以博取读者的好感。实际上，每读王国维、陈寅恪或钱钟书诸家的著作，我不仅感到自己学术的欠缺，更能感到自己文化的浅薄。这种感觉强烈而深切。因此，即使在有人为自己的“学问”骄傲得几乎达到了不幸的地步而令我万分同情的时候，我还是傲不起来。
话说远了，还得收回来。敝帚自珍。这本《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毕竟是我十年磨剑的结晶，无论好，还是不好，它伴随着我青春的足迹，浸透着我心灵的激情与追求真理的渴望。多年以来，我差不多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对中古文化的研究工作中去了，这也构成了我个人生活的主旋律。就此而言，学术研究是我个人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也是我沟通大千世界的唯一途径。在执着于缤纷绚丽的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眼中，我的追求无疑是无味的，当然也是无谓的，然而我自己却觉得有滋有味，因为我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我对人生和世界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就本性而言，我是一个以冷为热，以苦为乐，喜欢在孤独与寂寞中顶风冒雪、寻觅幽香的人。如果有幸从时间的隧道重返中古时代的话，那么，我相信我肯定会成为一个“痴”名在外的士林名流-所谓“古董”、“棺材瓤子”之类的评语，早在我的大学时代，在我年未弱冠之际，不是就已经十分荣幸地赢得了么？世界是如此寥廓，人生是如此宽广，而我却将自己交付给故纸堆，并在其中讨生活。为人如此，岂非痴乎！然而，痴意味着真。我的真就是我对学术和文化的虔诚与热爱。我的学问有愧，我的真无愧。因此，我愿意将这部书敬呈于读者的面前，而芹曝之诚，庶几也可效万一了。在本书中，我试图把艰深的问题讲得浅易些，将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些，做到知识性、趣味性与学术性的和谐统一，从而使更多的古典文化爱好者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这一点，但在我本人确实是尽力而为了。记得一位与我契合甚深的朋友说拙著《<世说新语>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庄严得像一块大理石，冷峻得让人受不了”。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我要追求的就是功力；在而在本书中，我要挥洒的乃是才气，所以我非常希望它能够获得另外一种评价。
本书的撰写乃是缘于我对中古文化的偏爱，特别是对六朝文化，我向来是情有独钟的。我总认为六朝时代的莺飞草长和文采风流是中国文化廊庑中的胜景。没有六朝的满目芳菲，就没有大唐的万紫千红。于是，《世说新语》成了我屡窥不厌的枕中秘宝。实际上，它也确实不失为中古文化史中的一座宝山。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入宝山而空回，而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实际上也决定了这一点。这些年来，我阅读了大部分六朝时代的传世文献（可惜一千万字的内典和不知道有多少字的道藏还没有读完）。这种苦功使我对《世说》看得更清晰，也使我对六朝文化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从学术价值的取向以及方法论的角度着眼，近年来我对中古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探索，所以也有一些体会想就教于方家。而究其实，也不过是痴人的一得之言罢了。
回归中古文化的“原生态”，将中古文学置于“原生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我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这样一种体悟：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中古时代，人们的知识是不分科的；换言之，一个人具有的知识往往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一个人阅读的书籍通常就是当时的社会所拥有的全部书籍。因此，当时的人们的所进行文化创造，也是基于这种文化的“原生态”的创造。由此产生的文化人，也就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多为文化上的通才。如果你想对他进行准确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回归到他所处的时代文化的“原生态”中去。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研究，通常是研究文学者论文学，探讨历史者论历史，钻研哲学者论哲学，将古人原本合和为一、交融无间的大文化系统弄得支离破碎。尽管人们在理念上知道文史哲不分，也常常说文史哲不分，然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分的；不仅分了，而且界限划得很严。既然大家各执一端，鲜观衢路，所以用力愈勤，可能有的时候离问题的本质也就愈远。客观地说，我近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有意地去打破这种格局。如拙文《极数的辉煌：中古文学品位观念的文化透视》（哈尔滨：《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6期，页112~117），通过对“九品”这一文学观念之特质的考察，溯其源流，发其奥蕴，彰明了其所特有的文化灵境。我首先指出在中国的数字文化中，“九”是一个极数。它以谐音的表意方式传达着永久?永恒的终极企盼。而我们的先民向来是以“九”为大，以“九”为最的。由此而形成的“九品”文学观念，是我国中古文学艺术的创造主体所特有的。当时的文学艺术绽开的绚丽丹葩，结出的累累硕果，莫不与此相关。“九品”之观念发端于夏禹时代。它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便是“九州”的划分。在此基础上，“九”这一极数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周代的文明礼乐踵其步武，又添新彩，使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于是，东汉学者班固以九品叙录古人，三国时代曹魏之学者陈群立因之而立九品官人法。由此，“九品”作为一种臻于极至的品位观念，开始形成强大的辐射力，仿佛是一片夺目的林峦，一簇绚丽的丹葩，静悄悄地融入了我国中古文化的草色烟光，潜滋暗长，最终蔚为大观，形成了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恢弘气派。影响所及，包括中国中古文化的各个层面，其中以文学最为突出。于是，六朝文学批评家钟嵘《诗品》的文化渊源便昭然若揭了。
广泛摄取第一手材料，将宗教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对学术研究来说，材料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使用材料，是为了解决和说明问题。我的学士论文《<世说新语>的语言美》（哈尔滨：《求是学刊》，1986年第4期）是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它完成于1985年。当时刘敬圻师在鉴定中指出：“该文材料丰富，观点亦多可取，然而许多观点被淹没在大量的材料之中，是为本文之不足。”据此，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我将它从由20千字删到6千字。十多年过去了，每当临文之际，未尝不念刘师之言，而深以自警。现在看来，同样的错误，我再也没有犯过。而我使用的材料，几乎都是自己读书得来的第一手材料，这样就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试举一例以说明之。众所周知，北魏作家杨衒之在其精思傅会的《洛阳伽蓝记》中，创造了一种由正文与注语合体构成的独特文体，在中古文学中格外引人注目。其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其发生之原因更令人深思。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以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阐释最为有力。陈先生之所言，本来属于版本学的范畴，而从文学的角度看，则无疑涉及到一种新文体的起源问题。依陈氏之说，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彼时之学林流行“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对陈先生之博雅与卓识，我是万分钦佩的，然而我并不为其观点所囿。拙文《〈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北京：《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页21~29），认为《洛阳伽蓝记》新文体的诞生与我国传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具体言之，我国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作为“合本子注”文章体式的原始胚胎，乃是其真正的渊源所自。在中古时代，这两个胚胎被僧侣学者的“格义”风尚激活了，同时使它们步入佛学之门，并在其中不断成长、壮大，由此而孕育了中古文学“合本子注”的写作模式。这样，就发展了陈先生被学术界视为定论的成说。在阐明上述观点时，我使用了大量的佛典材料，没有这些材料，也就不会产生这些观点。而以丰富的材料为依据，对前人之成说，或破或立，或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发明与创获，确实是我的一贯追求。
选择新视点、新视角，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对老问题进行全新的现代阐释。如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在我国中古史籍中记载颇多。此类记述，貌似可信，但若细加推究，则疑点自见：其一，此七人年龄有别，辈分不同，如山涛（205~263）比王戎和阮咸（234~305）大二十九岁，二阮是叔侄关系，如何能够经常在一处纵酒遨游?其二，七人之作品绝无关于竹林的描写。山、王和阮咸未以文章名世，而其他四人皆当时之大手笔。如果他们终日在茂林修竹之间盘桓，又岂能不咏之于诗?其三，此七人在身世、性格、履历、品德、思想诸方面各具特点，又岂能共为雅集、契合甚深?其四，七人遨游之地山阳（今河南修武）距当时京城洛阳甚远，而据向秀（227?~272?）之《思旧赋》（《全晋文》卷七二），该地有嵇康故居，嵇、向确曾一度在此隐居，然而向秀对另外五人却不置一词。原因何在?……这一系列问题，甚不可解，故“竹林七贤”之名目必有待发之覆。物换星移，十六个世纪的悠悠岁月逝去了，无人觇破其秘。逮至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著文指出：“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目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未，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页181）此说一出，云翳散尽，而中天昭朗。陈先生复云：“寅恪尝谓外来之故事名词，比附于本国人物事实，有似通天老狐，醉则见尾。如袁宏《竹林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孙盛《魏氏春秋》，臧荣绪《晋书》及唐修《晋书》等所载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历史上之人物也。独七贤所游之‘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即‘velu’或‘veluvana’之译语，乃释迦牟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而法显、玄奘所亲历之地。此因名词之沿袭，而推知事实之依托，亦审查史料真伪之一例也。”（《〈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页161）这一凌越千古的卓见，显示了一代学术大师独具之慧眼。拙文《论异型文化的合成品：“竹林七贤”的意蕴与背景》（哈尔滨：《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2期，页114~119），在陈寅恪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对“竹林七贤”的问题重新予以阐释。文章指出，“竹林七贤”并非有组织的在竹林下肆意酣畅的名士群体，这一名目也并非客观的存在，而是后人意念虚构的产物。其实际的创造者是在东晋时代深具影响力的谢安。就其内蕴而言，它是由天竺佛家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因合成的，其产生与晋人的审美观念、心灵意识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得出这样一些结论，也是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的。
采取考、论结合的撰述方式，即首先澄清基本事实，然后进行阐述。从我的实际情况看，我的学术风格界于新、老之间。我不愿意一味地考，因为我考不过清朝人，而处于白山黑水之间走这条路也实在不会有太大的出息；我又不喜欢单纯地论，因为高屋建瓴、悬河泻水非我之所长。于是，我选择了考论结合的撰述方式，即不脱离扎实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亦融入对这些材料的细密而富有新意的阐释，着重彰明和阐发中古文学和中古文化的普遍意义以及其中所浸透的文化规律，从民族思维、民族文化的高度揭示其共性特征。所摄取的材料，皆来自学者常见之书，而不去猎奇求异。因为我既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兴趣。就此而言，陈寅恪先生是我魂牵梦萦、心摩手追的大师。其片言只语，我亦视为璧珍。具体言之，我憧憬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王元化先生主编《学术集林》第一辑《后记》中语）。张永言教授以此二语评论我寄给他的两篇论文，恰好暗合于我心中的学术胜境，真使我惊喜莫知所云。
选择小题目做大文章，以专求通，以点代面。拙文《说麈尾：六朝名士的风流雅器》（北京：《中国文化》，第17期，页1~13）是比较典型的一篇。拙文指出，六朝时期，士林中流行一种雅器，名曰麈尾。这一微小之物，凝聚了六朝的绮丽与辉煌，昭示着士人的倜傥和风流，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内蕴。拙文从“麈与麈尾”、“麈尾的种类与形制”、“麈尾与六朝名士”、“麈尾与六朝名僧”和“麈尾与维摩诘”等五个方面入手，结合书面记载和考古资料深入探讨了麈尾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明季以前，学林中人很少予以关注。有清学术发达。乾嘉之际，著名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率先揭示了麈尾与六朝清谈文化之关系，极富创见。至民国时代，王伊同先生在《五朝门第》第八章的两篇附录里，对有关麈尾的史料加以梳理，并略作阐发。嗣后，贺昌群先生作《<世说新语>札记》。此文从六朝之文化背景出发，结合东瀛之实物遗存与我国石窟之造像以及壁画之摹绘，初步考察了麈尾的形制特点与日常功用，颇为引人入胜。八十年代初，白化文先生著文向文史爱好者介绍麈尾，详明而严谨，亦足资研究者借鉴。拙文在诸家的启迪下，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连续不断的、反复的研究，对有关材料进行“竭泽而渔”或“一网打尽”式的处理。我写论文，仿佛是滚雪球?总是由小到大。我对“啸”的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目前，仅仅关于这个问题，我就发表了四篇学术论文：《论“自然之至音”——“啸”》（哈尔滨：《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页65～71），《“啸”：东方古国的口哨音乐》（北京：《中国文化》，总第12期,页177～183），《论“啸”——绝响的中国雅乐》（哈尔滨：《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页74～77）和《论阮籍善啸》（哈尔滨：《北方论丛》，1999年第2期，页44～50）。目前，我正在撰写的还有三篇文章：《论道家之“啸”》，《六朝诗歌中的“啸”音》和《成公绥〈啸赋〉的文化阐释》。我打一个洞，就挖一口井，问题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摆在我前面的路还很遥远，上帝给予我足够的时间，使我能够在持续的进取中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年龄优势”）。因此，我没有必要为每一篇文章战战兢兢。属文之时，只要尽力，也就心安理得了。
本书就是我十余年来研究中古文化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所以上述的种种情况在书中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这一点明眼的读者是一望即知的。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书所有引述文字的文献依据，均见于书后的《参考书目》和《参考文目》（这两种目录和它们前面的三种索引都是按照汉语音序排列的）。这两种目录作为本书的“根”，也足以表明我关于中古文化的知识来源。由于我想从多角度、多层面对中古文人生活进行阐发，所以征引材料有个别重复之处（我没有能力让某些材料在书中只出现一次而能够说明我想说明的全部问题，中古时代遗留于今日的文献又太少了，我为此而苦恼不已），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本书没有石破天惊的高论，本书也没有虚浮不实的危言，但是矢志求真，言必有据，所以尽管它不一定是“优质产品”，但肯定是“信得过产品”。毋庸讳言，我在学术上的幼稚和文化上的肤浅，决定了我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必然所见有限，甚至谬误百出。譬如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我曾经把南宋的刘应登说成是清朝人，把民国时代的聂崇歧也说成是清朝人，把“韩卢”这种战国时代的名犬当成了人名……诸如此类的令我羞愧得要死的几个大谬，都被好心而又细心的老师和朋友给捉住了。我感谢他们，真诚地感谢他们。不过，就我个人过去的研究工作而言，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功，还是过，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二十世纪的我。我在1985年到2000年间在学术上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彩排”，都是练习。我真正有作为的时期应当是下一个世纪的头十年，希望那时候少犯一点错误，多获得一些真理。
自信人生八百岁，浩荡乾坤任我行。沐浴着二十世纪的夕阳的余辉，我的心已经飞入二十一世纪的碧海青天了。
2000年10月1日于竹林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