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无疑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里面非常出色、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无论是研究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还是研究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费孝通都是极佳的标本。研究费孝通还有一个极其方便的条件，就是他性喜写作，在各个历史时期大都有著述，或阐发其学术思想，或介绍个人活动和感受。研究资料是不成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提炼出更精到的学术成果来。
早在70年代，哈佛大学费正清的一位名叫戴维·阿古什的学生就写了一本题目为《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的博士论文，该书于1981年正式出版，封面右角印着“费孝通传”四个中文字。阿古什的这本书是在中国对外封闭的时期写成的，他没有条件来中国大陆访问有关人士和搜集资料。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主要是在美国、香港、台湾等地进行的。而且主要是依据费本人的著作写成的。有趣的是，在80年代初，费孝通访美时，阿古什驱车费了大半天时间见到费孝通本人时，他有一大堆问题向费孝通讨教，令他扫兴的是，费孝通对有关本书的问题一概没有置答。费孝通的理由是，阿古什是一个历史学者，应该靠自己的本领去找材料，并断定材料的真伪和取舍，“一个历史学者要对一个还活着的人作传必须避开那个研究对象的本人，否则就成了报纸杂志上的‘访问记’了”。在该书出版后，费孝通才表示了他对该书的满意，同时说他不应该对作者对他的评价再作评论，
“我必须尊重每一个认真研究过我的学者对我评论的权利，而且应当从中取得教益”。阿古什的《费孝通传》确实写得严肃认真，具有一本优秀历史著作应具的品格。他做到了把费孝通放在整个历史背景下考察，虽然以费著为主要依据，但把历史背景和费本人的著作非常紧凑地结合起来分析，行文不枝不蔓；其分析与费本人的说法又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对费的学术风格有所批评，中肯地指出了费的缺点。今天看来，该书最有价值的也许是第4章《一个中国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作者引用了费孝通1943年到1944年访美时期写给美国友人及有关机构的信件，这是一般中国读者所看不到的。尽管几十年过去了，有关费孝通的资料远比过去丰富得多了，利用条件也方便得多了，但阿古什的《费孝通传》仍然是研究费孝通绕不过去的一本书。
改革开放20余年来，费孝通迎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写下了很多个人生活回忆或学术自述性质的文字，相关的还有许多纪念与他有交往的人物的文章。费孝通的著作新出版或再版的旧著也非常多。应该说，这客观上都为学术界研究费孝通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最近出版的张冠生的《费孝通传》充分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对费孝通的生平活动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初步的分析。全书45万8千字，比起阿古什同名著作的中译本16万4千字，多出近30万字，详尽的程度不用说是大大提高了。这本书的最大长处是依据的资料非常丰富，除了一般比较容易看到的以外，还有外人不容易看到的费孝通文革时期写的交代材料、江村的档案材料、民盟中央的内部材料、作者随同费孝通外出调查或在费孝通身边听到的谈话资料等。
写一个学者的传记离不开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的分析，但这方面作者虽然下过一番功夫，但似乎距成熟之境还比较远。不知道作者对本书如何定位，我的阅读印象是，本书界于学术著作和传记文学之间，作者在梳理费孝通生平和学术思想时力图做一些学术性的分析，但可能是由于功力未逮，相当的篇幅让给了抒情性的赞美，和较一般性的发挥其感受较深的地方。作者似乎对传主的著述和自述跟得太紧，没有保持一定的距离，采取的大抵是“照单全收”的方式。我以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是应该有作者独立的、不依傍于传主著述的见解的，唯有如此，传主才能从作者的传记里收取“人我相看”之益。这本书在这方面，我认为是失败的。在学术规范方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注释中引用的书刊全部未注明作者；注释多采用章末尾注，但个别地方采用文内夹注。作者似乎在外在社会环境的分析上要比对学术内在理路的分析稍胜一筹，解放后的反右、文革等章又较其它时期略胜一筹。
我对张著感到最不惬意的是，行文太罗嗦，结构太松散。甚至有些地方背景的叙述和主题关系不大，而作者犹喋喋不休。第一章第三节“世纪初的东方时空”离本书主题过远的内容叙述得太多，第16至22条注释全无必要，尤其是16、19、21三条太冗长，太没必要了。这是本书最大的败笔。
比较起来，我更欣赏阿古什的《费孝通传》纯正的学术品格。我也希望学术界同人利用当前的资料优势，写出一本更优秀的《费孝通传》来。
（戴维·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张冠生著《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