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哲学教学研究机构在北京大学诞生，史称“中国哲学门”，这也是北大哲学系的前身。所以，在世纪之交北大哲学系准备创办一份专业学术辑刊时，人们不约而同为其定名“哲学门”。“门”在这里指门类，但又意味深长，正如《哲学门》的特约编辑，北大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先生诗意的解释：“门”是入口，也是出口，它是道路开端，是进入大千世界的起点；“门”还是沟通的方式，《哲学门》寄望于成为国内哲学界乃至华文世界哲学领域对话的园地。
《哲学门》自今年5月4日创办以来，已开始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北大哲学系系主任叶朗先生亲任主编，在其一、二期目录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陈嘉应的《约定用法和词的定义》、罗嘉昌的《从实体逻辑到关系的逻辑》、叶秀山的《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邓小芒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初探》、何怀宏、倪良康《关于“良知”的通信》等国内哲学界学术中坚50万字的文章，涉及的主题和内容相当广泛，有语言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古典哲学、宗教哲学等。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纯粹学术之作，并体现了相当的创造力。对《哲学门》的问世，学界已有一个评价，那就是“它似乎显示了一个信号，预示着中国哲学界正在走出漫长的译介和评述期”。
《哲学门》第二期发稿前，在京城今年迄今最冷的一天，记者来到正在进行防震加固的陈旧的北大哲学系办公楼里，采访了《哲学门》的编委之一，北大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赵敦华先生，已是北大哲学系博导的吴国盛先生及支持这份纯学术辑刊出版发行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袁定坤先生。
记者：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北大哲学系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份曲高和寡的纯学术辑刊？
赵敦华：关于《哲学门》的创刊理念，主编叶朗先生曾多有阐述，大意是：哲学水平是文化成就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一国哲学杂志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往往是其哲学成就的指标。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都拥有自己的哲学刊物。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伦理学》（Ethics），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心灵》（Mind），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Review），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杂志》（TheJournalofPhilosophy）等等。这些杂志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都被用做哲学教材。它们培养了一代代哲学家，孕育了一门门哲学流派，促进了20世纪哲学的繁荣。
中国在过去的百年里，没有一份持恒的、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刊物，这与文明古国的形象极不协调，也是现代化之路上的难言之隐。近年来，哲学界许多人士鉴于中国哲学研究现状，建议创办一份高质量哲学专业刊物。北京大学作为中国一流的综合类大学，创办这份刊物自然是责无旁贷，题中之义。我们创办《哲学门》的目标就是希望厚德载物，展现华文世界最高哲学成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占领华语世界哲学研究的制高点，推出中国一流大学的代表性刊物。
记者：《哲学门》的办刊宗旨是什么？
赵敦华：学术性、原创性和批判性，是《哲学门》三大宗旨，本刊鼓励研究纯粹哲学问题，发表原创性思想，提倡哲学批评。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学术性刊物虽然不少，但多与时事相联，《哲学门》要走的是超脱的纯学术的路子，强调关注与哲学基础理论及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各分支相关的内容。这当然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勇气。
关于原创性，当下有一种看法，认为学者只搞文本研究，思想家才会提出原创性思想。《哲学门》强调的是研究基础上的问题意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也是北大文科的传统。这一点对于哲学尤其重要。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科学，强调理论的延续性。有人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深以为然。哲学上每个问题的提出都必须对原有哲学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哲学门》的原创性指的是“能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为历史所检验，为学界所接受的观点”。
“批判性”（critic）指的是学术理论的评价，包含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希望的批评是一种深刻的、心平气和的观点、思潮、理念的学术讨论。对于学界公认的缺陷和歌功颂德式的无聊文章我们不予置评。
记者：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做起来很难，在具体运作中有哪些措施来保障刊物宗旨的实现？
吴国盛：为了保障学术的纯粹性，《哲学门》从一开始就强调学术规范，严格采用国际通行的双盲审稿制度，而且每篇文章都请编委附有千字审稿意见，避免出现名角出场，友情出演等现象。《哲学门》虽是北大哲学系创办，但编委会成员涵盖了全国各地哲学教学和科研机构的知名人士，这无疑让刊物有更大的包容性，使其成为中国哲学界共同的事业。从今年已发稿的两期内容看，不论是话题的广泛深刻和创造性及稿源的丰富性都差强人意。我们有理由期待《哲学门》成为学者们全球范围内相互对话的园地，成为中国21世纪创造性的哲学理论和流派的助产士。
记者：作为一家地方专业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在资金和人力上支持纯学术辑刊《哲学门》的出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袁定坤：从出版社的角度讲，我们承担这一高层次的纯学术辑刊的出版任务，主要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对出书思路的考虑。我们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理念是：弘扬学术，传播新知，服务教育。这三句话12个字把我社的图书结构大致划分为三大板块，即学术类图书，普及性、知识性图书和教育类图书。在学术类图书的出版方向上，我们确定了三大主攻方向：一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荆楚地域文化）的现、当代学术成果的整理推介，二是对中外翻译理论、翻译学、翻译家随笔等学术文化图书的整理出版，三是对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图书的出版。而与北大哲学系联姻出版《哲学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出书思路。
二是对《哲学门》的认识。《哲学门》的出版意义不在经济效益，而在于它满足了学术研究的需求，满足了哲学学科建设的需求。这是一本高档次的纯学术辑刊，它的读者群不是在大众层次的，而是在专业层次的、精英层次的。试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不可能没有精英文化的引导。所以我们认为，出好《哲学门》，对于推动当代学术研究和哲学学科建设，对于提升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是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
《哲学门》由北大哲学系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哲学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北大的一批专家学者，包括叶朗先生、赵敦华先生、吴国盛先生等都是我们敬重的学者，有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现在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这是我们乐意出版《哲学门》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出版《哲学门》外，在哲学类图书方面，我们即将推出一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的全集，正在酝酿整理重印20世纪40年代中国哲学会组织出版的一批代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高峰的哲学专著。湖北高校密集，社科研究力量雄厚，且湖北拥有熊十力、汤用彤等一大批在近、现代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大师。这些都是我们出版《哲学门》的土壤和优势。
三、《哲学门》第一卷第一册出版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作为出版社，这加重了我们的使命感、责任感。下一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加大编辑力量的投入和相应的资金投入，以保证辑刊的编辑质量和装帧印刷质量。另外，还要和北大方面商量，重点解决发行问题，以期让更多的学者、科研人员和哲学爱好者能读到《哲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