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以下简称《纪实》)日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据说，在不久前闭幕的南京全国书市上，此书颇受青睐，创下了同类书销售的较高记录。
《纪实》收录了作者近年所写的十篇文章，凡33万余字，所写都是我们熟悉的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陈徒手给它们起了一些颇能引发读者阅读兴味的题目，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等等。不过，陈徒手却不用花哨的语言去演绎这些故事，却用异常平实、素朴（有时甚至显得过于平直）的文字来记录这些过程，读者将从这位忠实的“书记官”的笔下，分明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这里所写，都是这些文坛名角所亲历的事件和当时及事后的心绪，所依据的材料，或是名角们的自白，或是从故纸堆里发掘出的档案资料，或是名角们的亲属、朋友、同事、学生的口述实录……比如：俞平伯之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前前后后，直至“文革”后他的心态；沈从文于1949年从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的前因后果，以及80年代他应邀访美时，对这段经历的诚恳、机智而又令人玩味的回答；老舍1949年12月回国后所经历的升沉起落，以及他在“文革”前后的心态和遭际；丁玲在划为“右派”后被流放到北大荒的那些日子，以及她在北大荒前后性格上的变化；赵树理因“上书”而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作为批判对象，以及他临死前的感悟；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及由此引发的一连串风波，还有他在团泊洼五七干校的经历和思索，由此而演绎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的风云际会；汪曾祺在“文革”中因被江青起用而有过的一段微妙而特殊的经历，“文革”后他对这段经历的表白和反思；浩然面对着对他“文革”时期的表现的激烈批评，他的混乱矛盾又讳莫如深的心态；还有卞之琳、茅盾、张天翼、沙廷周立波等等，他们在1949年后对于创作问题所感受到的苦闷、迷惘和无奈，因而有陈白尘的“果戈里到中国也要有苦闷”之一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坛的见证人，这些文坛名角经历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文艺界的风风雨雨，《纪实》所披露的这些“史证”和“人证”，无疑都镌刻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的印记，读者也由此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雷闪电。
《纪实》的主要特点是完全凭史料说话，叙述者（作者）只充当“书记官”的角色，用的是“客观记叙”的方法。叙述者从不轻易地站出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有时候也免不了有几句看似无意的点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尽管是“客观记叙”，但从字里行间，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叙述者的倾向——他的是非和爱憎来。同时（这是最主要的），读者能从中分明地品味到笼罩于全书的一种无奈、苦涩的复杂矛盾的心态，这心态，与其说是叙述者所有，还不如说是本书的主人公们所有，或者干脆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心态的一种折射。一般读者读此书读出的是一段段感性的历史，而研究家将可能从中演绎出一部部理性的历史来。史料本身所拥有的价值和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尽管我们对《纪实》还可能感到有种种的不足，对它所记述的某些史料，当事者及后人也还会提出诸种异议，这是正常的，因为一名“书记官”的工作决不可能穷尽历史事件和人物心态的细微末节，“书记官”只是给后来者提供一份尽可能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至于后人对这些史料如何分析和评断，已然超越了“书记官”的职责权限。
陈徒手写这本书的愿望，可以追溯到十多年以前。那时，他还是一名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在有幸接触到许多文坛珍贵的资料后，他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想写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之类的书。后来大约是由于工作变动等诸种原因，他自知力量有所不逮，遂决定化整为零，把他所收集到的资料，以人物为中心，写成一篇篇文章。当然，这中间还免不了再继续查档案、找材料、访人物，通常一篇文章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是常有的事。我曾经为陈徒手引荐过几位访问对象，深知其中的甘苦，有时候半天的访问，所得可能就只有几行文字。 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这篇不过万余字的文章，访问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十三四位，还不算查阅的那些档案资料，由此可见花费工夫之大。这是求省力的“聪明人”决不为的工作，但陈徒手却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做了，而且坚持达数年之久，可见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如今，我们从书中仍然可以隐约地读出一个谦诚、认真、严谨、求实的作者的身影！
作者谦称自己为“徒手”，十年来，他就凭着这双“徒手”（学徒的手？白手起家者的手？），写就了这本厚实的、有价值的书，这使我们体味到一个创造者的艰辛，也分享到一位收获者的喜悦！但愿陈徒手能继续扩大成果，以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这一书名更加贴合！
20000.10.27零点于避喧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