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读书市场，许多作者的走红，许多书籍的畅销，是让人很难理解的。王国维、陈寅恪的著作也能成为畅销书，不能不说是很奇怪的现象。《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风行读书界时，我并没有读到，反而是两年后在遥远的学术之都–京都，授课读书之暇，在闲适的心境中阅读了它。据我的体会，在不同场合、不同心境中读同一本书，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变成日常的时光，普通得已不再为人感觉时，反而更能冷静地体味书中叙述的一个学者的不幸命运，沉浸入那个令人羞愧的年代。我曾庆幸，我的年龄让我留下那个时代的清晰记忆，而未付出因理解它而不堪忍受的痛苦。现在，我更感谢陆键东，他的辛勤调查和饱含激情的叙述，让我们得以重新回到那个年月，与大师一起经历一个文化最黑暗的时代。
陈寅恪的经历、思想、著作已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经典的象征，每个阅读他，同情他，景仰他的人，无意中都在寄托自己的学术理想，同时体认一种无可奈何的学术命运。陆键东这部传记的可贵，不仅在于详细记录了大师学术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让我们了解奇书《柳如是别传》是如何写成的；更复现了即将消失于忘川的那个非理性时代，使中国知识分子一段不平凡的生活史和精神史在一位文化老人的后半生经历中呈现出来。我特别欣赏书中对形形色色相关人物的叙述，冼玉清、梁宗岱、汪篯、梁方仲、杜国庠、刘节……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告诉我们的是那么陌生的故事，云雨翻覆的历史，意味复杂的内容，给人以迫近观看的现场感和身历感。
陆键东的叙述饱含情感，洋溢着才气，看得出他对人生，对历史，对个人与历史的关联都有很深的洞察。他很可能是个古龙的读者，那伴着警句出现的跳跃与满是感慨的议论，很有古龙的味道，也使全书生色不少，决没有一般传记尤其是这种学者传记的平淡枯燥，倒平添一层迭宕起伏的戏剧色彩。陈寅恪的后半生，的确是富于戏剧性的–一直享受着超常的物质优待，同时又受到最严厉的精神压抑。陆键东将这种奇异的反差，写得既冷静客观而又有深度，的见史笔之长。
不过，我一气读完这部传记，也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作者似乎太爱堆砌语词了，尤其过于偏爱“生命”、“历史”、“命运”、“文化”、“灵魂”之类的字眼，简直层出不穷。中国人写文章讲究的是变化，注重避免重复，再好的词儿老是用也腻味，更何况上面这些词还常容易给人大而无当的感觉呢。诸如说“若从生命的意义而言，《论再生缘》是陈寅恪晚年生命本质最重要的体现”，“此种情形也许是在历史学家的理性意料之外，而在生命体验的情理之中”，说蒋天枢的探视老师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暖”，说陈寅恪观戏诗中的喜悦“这种快意凝聚了多大的生命冲动？”又说陈寅恪生病住院的愉快是“只有来自生命的感受，才唤起生气的涟漪”，陈寅恪为王国维撰碑文是“王、陈两人‘生死相交’这一文化现象”，说周扬的访问是“命运使他一开始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类似的语句不胜摭拾。钱钟书曾说：“滥用大名词，好像不惜小钱，都表示出作风的豪爽。”（《释文盲》）这种豪爽在时下很流行，正像平日满目所见的暴发户的奢侈。我曾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平田昌司先生说起这种印象，他说陆键东的语言很像电视片的解说词，两人会心大笑。
另外，正像作者爱用那些显得有些夸大的字眼，我有个感觉，作者是否将陈寅恪的心灵痛苦及生命体验的沉痛也夸大了–我指的不是强度和深度，而是那种日常性。在陆键东的笔下，陈寅恪简直就是个整天生活在苦痛中，整天在咀嚼家国之恨的人。这不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倒像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李后主了。尽管因家世的关系，陈寅恪对清朝确有某种情感上的眷恋。但历史毕竟经历了三十八个年头的民国，时间难免冲淡记忆。事实上，作者也写到：“据当年曾与陈寅恪有过密切接触的一些朋友回忆，文化大师其实‘乐观开朗，很重感情，富有幽默感，并时有妙语如珠’”。既然如此，为什么传记要把他写得那么沉重呢？我看恐怕就与这“文化大师”的桂冠有关：不身负超人的痛苦，所谓我不背十字架，谁背十字架，怎么能称得上文化大师呢？通观全书，我感到，流行了多年的“××也是人嘛”似乎没对作者产生影响，他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要写出个文化之神陈寅恪来。正像作者自己说的，晚年陈寅恪“不是一个个体生命一个阶段的概念，而是文化的一个概念”。文化，高玄、窈眇、沉重的文化！凡事一联系到文化，就复杂了。
还有一点可能会影响到作者的判断，那就是他主要依据诗作来把握陈寅恪的心境。我不否认，陈寅恪的诗确实最深刻地传达了他心灵底处的感触，或者说痛苦。但我们应该想到，诗经常是集中地凝聚了生命意识的。可能一年中三百天都很愉快，只有六十五天不愉快，但诗必定都产生在这些天，而且写作时还常调动作者全部的生活体验。这是诗集最常见的情形。历史学家陈寅恪也不会没有写诗以外的许多愉快日子。当然，那些平凡的读书、写作的日子是很少留下记录的，而仅存的不多记录，陆键东也的确尽量介绍了，可这些似乎不能让他满足。关键就在于他对许多事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如果说这在叙述陈寅恪时只是让人有点遗憾，那么在叙述陈寅恪的交往时，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
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几次很有意思的会见，对象包括陈毅、杜国庠、周扬、胡乔木、郭沫若、康生。我注意到，作者在前两次会见的叙述中都用了这样的句式：“陈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去探访陈寅恪时没有谈及政治，而是专‘论文说史’”；“杜国庠的高明在于，他第一次与陈寅恪见面，甚少以关怀的口吻说话”。在日常语言中，“高明”一词通常用来形容策略，陈、杜两人的谈话姿态似乎都被作者视为有意采取的策略。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上述人物想见陈寅恪，当然会有特别的动机。但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毕竟是诗人、学者，除了康生，都不能说很俗气；除了周扬，也都不能说轻浮。即使是康生，因有收藏癖，也有几分可爱的痴性。这从他与容庚的会晤即可窥见。这样的人与陈寅恪见面，论学谈艺是很自然的事，为什么一定要谈政治才是本分呢？试想阿加西约会希尔兹时，一定是乐于谈谈奥斯卡，而不是网球的。诸公既非俗不可耐，又属于有兴趣想见陈寅恪，怎么会不谈学问而谈政治呢？
还有，书中写胡乔木的会见是：“这位毛泽东的秘书是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这种心态，不知是否与胡乔木已离开权力中心的‘俗务’，在山水怡情养性的处境有关。……这种心态令胡乔木从一开始就取恭敬之势与陈寅恪谈话。……胡乔木的‘恭敬’作对了。”这里将胡乔木的恭敬写成故作姿态，也应该说是不太了解胡氏的为人，同时也不太理解中国文人的师道。即使毛泽东，对老师也是极恭敬的。这种地方，作者看问题似乎太世故了一点，这是缺乏平常心的缘故。
中国传统伦理学在人际交往上最基本的原则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不仅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接近历史，理解历史人物的基本准则。考量伟人同样需要平常心。这就是我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发的一点感想，不知作者以为如何。但无论能否认同，他都足以欣慰：一本书能让人付之如此精细的阅读，本身已说明它决非寻常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