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扎实丰富的史料文献，但不是历史研究；有精妙的细节与情景，但不是小说；有节制的想象，但不是虚构；有人物形象，但不是传记……人物、场景、事件、历史、文化、精神、传统、学理等等，都纳入到一种沉思之中；在现代汉语的内部，以老祖母般的耐心，拾掇那些散乱的资料线头，编织出一种对象素材都无法预设的文体。我们只能说出这样的文体不是什么，却难以说出它是什么，这就是赵柏田先生的近作《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
称之为“形象谱系”，理由是：作者试图淡化宋明新儒学以来的学理逻辑，在概念的背后，去辨识两百年间，王阳明、袁中道、张岱、黄宗羲等个体生命的标记。他们的游历、讲学、授业、交友、从政、带兵、婚姻、疾病、感官享乐乃至性生活，以及其中那些微小的胜利、病理性的激情、荒野中的孤独感、感悟生死的肉体证词、那些令我们惊诧的儒学传承之中的异教徒气质，让历史面具的裂缝呈现为具有质感的时间纹理，在美与罪之间，编织出有关传统的神秘与复杂。
宋明新儒学精神遗产的物质符号，正集中散落在南中国江淮一代的乡村之中，比如宗祠、比如贞洁牌坊。道德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她的言说。不同的是，先贤们当时语重心长，却无法揣度他们的子孙将会得到什么，并将要失去什么。现代汉语自身的发展与运用，已经把思维脐带剪断，道德生态发生了巨变。沦丧是某种软弱的托辞，沦丧说既无助于继承，更无利于批判。先搁置非此即彼的二难动作，赵柏田的写作，提供了这样一种向度：在现代汉语的崎岖小径上，携裹着90年代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向人们提供的现代主义气质，忘掉古与今，忘掉中与西，在一些有关生命的恒久而平常的接点上，带着生与死的问题、爱与恨的问题、情与理的问题、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去激活沉寂的古典文献，去翻阅说着古汉语的全集、家书、诗词，甚至是一幅遗墨，去和古人交谈，和王阳明说话，和张岱说话，或者，试图去证明，王阳明的话是说给当代人听的，这些忙于挣钱，大谈全球化，生老病死已经在药物、饮食、气候以及生态的干扰中无法自然展开的当代人呐。要更多地去倾听，防止精神的动乱与不稳定，而不是穿上汉服，举行表面化的膜拜活动。
据王阳明弟子记述的《传习录》中说，一次，王阳明与人同游，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答：“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之心外。”《岩中花树》的开篇写的是王阳明，并援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听着王阳明操持着现代汉语喃喃自语，借阳明先生的句式：便知传统，不在尔心之外。向内走，灵魂附体，现代汉语的“我”便有了新的内容。这个“我”，这个个人，这个名唤王阳明的明代知识分子，这个阔论“心性”、具有非凡意志力的学术明星，这位道德实践的推动者，坚定的行动主义者，让人可亲的地方在于，他青绿色的结核病人的脸色，燃烧着坎坷的激情；他大部分时间奔走在南中国的土地上，传授知识，知行合一，让梦想在每一次咳嗽、每一次讲学、每一次受挫贬谪中艰难生长。
赵柏田所叙述的明清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读者会看到一代代江南文人之间精神、思想的传承，他们相互间的认同、质疑、批判、辩驳”，因此，形象谱系展示的实际上是精神矩阵，这些知识分子内部的对话本身，也构成了活的历史，活的传统。尽管宋明儒学是否建立起了中国人的精神秩序，学者们争论不休，但当代文化危机已成事实。文化危机实质上是创造力的危机，是当代人面对传统的束手无策——还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路径，去和古人对话。是否有种最具体切近的目光投向传统？赵柏田的《岩中花树》作为一种尝试，摆在了读者面前。这目光就是朝内看，朝下看，投向生命和肉体，甚至是味觉、消化系统，比如书中第二篇《感官世界——晚明士人的物质生活》；朝向神经系统，王阳明的疾病，有着小说家式的象征隐喻，理学的病理特征不言而喻。
有多少进入历史的路径，就有多少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向当代人走来。这是现代汉语的大冒险，同时也是唯一的生存之道。面对研究资料，言说对象，能不能发明一种新的沉思生活，而不是故作审慎、中立与客观。这项工作已经从不同方面展开了，比如余英时先生的韦伯范式，当代新历史学派的“情境化写作”，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物质生活史”，尼采、福柯的谱系学。正如意大利人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方法论如果是光，将会照亮“岩中花树”，同时照亮传统，找到生命延续、文化创造的坚实根据。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