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并非一部文学史著作，而是一部讲演集。但其纵横捭阖的气魄、丰富深厚的知识含量，以及结构中国文学史框架的能力却不在任何文学史著作之下。不仅如此，这本著作中提出的若干文学史命题和研究思路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原创性动力，足资文学史研究者予以深入的思考和借鉴。
杨义的治学思路颇有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挥洒自如，难以把握。因此，从解题入手也许不失为一个抓住本书脉络和神髓的妙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个前沿命题，此命题一经提出，即在学界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如果我们在google上搜索“文学地图”这一概念，检索结果竟已高达600多万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从京师大学堂的讲师林传甲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至今100多年来，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已有1600多部。“重绘”并不是要在这已经汗牛充栋的文学史著作中再增加一部，而是包孕了作者改变现有的文学史格局的开创性学术野心的。较之既往的文学史著作，“重绘”的思路有三大学理上的突破，第一是要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空间维度；第二是要在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动力；第三是要在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杨义曾在多次演讲中提到，“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他的一个学术梦想，这个梦想的彼岸就是在“大文学观”的统摄下为中华民族绘制一幅“全面、真实、精彩、体面”的文学地图，绘制一张历久弥新的文化身份证。
用“文学地图”而不用“文学史”，其中大有深意可究。“文学地图”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如果说以“大文学观”为“纲”，以三个学理上的突破为“目”，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的话，那么加上“文学地图”所涉及到的“四境”——亦即“重绘”涉及的交叉学科：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张文学地图就从一张平面图延展成为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立体图。
“一纲三目四境”若一言以蔽之，即为“打通”。本书中所涉及的文学本文既涵盖古典文学，又涉猎“京海派”这样的现代文学命题，此为时间上的“打通”；既包括屈原、杜甫这样的“雅文学”经典，又包括扬州评弹、刘三姐民歌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此为雅俗的“打通”；既论及了在以往的文学史上唱重头戏的汉族文学，更论及了如《格萨尔王传》这样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学，此为地域的、民族的“打通”。这些“打通”非须具备深厚广博的学养和不愿为“专家”而愿为“大学者”的气魄和学术野心而不可得。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杨义既采用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又出入于历史文献、考古名物、山川地理，将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文学研究当中，这就是学科的“打通”。这种研究方法诞生了不少精彩之论，比如，在对辛弃疾那一句尽人皆知的“宝马雕车香满路”进行分析之时，作者就运用了文史互证的方法，引征了《宋史·舆服志》、《太平御览》、《武林旧事》、《北史》、《梦粱录》等诸多历史、笔记、类书的相关文献，以及王维、李商隐、晏殊、陆游、李清照的作品中出现相似意象的诗句，甚至还包括了《风雨沐归图》、《人骑图》、《浴马图》等唐宋绘画史上的经典作品。引征材料涉及的范围之广已使人膺服，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以文证史”，而是虚实结合，从这些文献材料中深入文化的透视，融进对古人精神感受的“体贴”和“同情”，于是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辛弃疾壮志难酬，目睹歌舞升平之景时退居“灯火阑珊处”的那份孤独和悲愤感受。这种研究思路是上承《魏晋文章及风度与药及酒》之余祧的。
最后，“地图”要落实到“图”上，即作者近年来投入了大量心血的图志学。“图”也是一种文本，也是文学史构成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中国文学的历史遗存，不仅在于文字，而且在于图画”，因此，他呼吁“中国文学史的形态，应该出现一种图志学的新的叙述范式”，并在近十余年来身体力行，至今手中收藏的与文学史相关的图片已达数万张。这些不会说话的图片在杨义眼中变成了无声的语言，讲述着文字未能或无法言明的微妙旨趣。通过对北京和上海的画报上登载的两幅梅兰芳画像的比较，发见京派和海派在审美趣味上的差异；通过对天津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和苏州桃花坞的《水浒传忠义堂》年画的分析，发见民间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挪用和改造；通过对历代文人画流变的阐发，发见中国古代的士人风习、文化心理的传承和流变过程。这种图文对照的研究，在文学空间与图画空间之间开拓了一个互相对照阐释的互文性系统，并且经由互文性沟通了文学史、艺术史和文明史。
几年前杨义曾经与陈圣生合著了一部《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该书的比较研究立足于中国文学独特的内在逻辑和肌理，堪称一次别开生面的中西对话。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的旨趣虽非在此，细读下来，却依然可以体会到这份中西对话的苦心。其实，跨学科、超越雅俗、关注边缘文化与文明，以及对“纯文学”概念的反思都与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显学文化研究的学术思路暗合。而“图志学”也可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互相印证。只不过书中从未见对时髦理论的卖弄和照搬，而是将这些研究思路本土化、内在化，并整合成了全书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杨义多年治学的出发点——尊重中华民族原创的、独特的智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尊重本土文学和文化生命的完整性，才能用学者之笔绘制一张真正的民族文化身份证。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