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中国阐释学》是李清良君自得自悟，厚积薄发，“完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拓出来的”，“相对自足的理论体系”。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且因有所感，而不吐不快。
谈起中国哲学，总有些不尽如人意之感。或谓失之支离，或谓失之虚玄，乃至有中国无哲学之叹。此议尽管偏颇，亦非全无道理。究其实，哲学一词，Philosophy毕竟是西方学术的概念，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以之规范中国文化，难免如“生而眇者不识日”扣盘扪烛，悖出悖入者；以中国学术牵合西方哲学，自然有宋人买履，刻肌伤骨之嫌。其实，中国哲学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道的体认，又有仁的关切，名实思辩，表诠逻辑，早在两千年前，业已充盈华夏民族的脑袋，而不只钱袋。嗣后又兼容佛法，更有体用、言意、理欲、心性、名相、道器诸多思维中的概念与概念的思维，把学思结合、解喻结合的中国学术变得尤其思深意密，而行之四海。上古、中古的中国思想，绝非黄眼碧发的外国朋友可以望其项背的。只是到了最近的一两个世纪，大概由于我们的钱袋越来越瘪，脑袋似乎从来空乏而无所谓哲学，不是有“百不如人”之说吗？
姑不论中西思维之高下优劣，其终极关怀实无不同，而且随着交通、电讯、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封闭地域的瓦解而致封闭传统的嬗变，世界文化明显呈趋同之势。我夙以为，中西文化差别，不过是西安的肉夹馍（其实是馍夹肉）和西餐中的Sandwich（三明治）罢了，主副食和之而下，既解饥饿之感，亦为生存之所需，土洋之别，仅情之所锺，习俗而已。从根本上说，人类思想的发展，无不经历自然神论、本体论、心性论乃至人论的过程。说法或许不同，相去也只在毫厘之间。囫囵言之，无论是有神论、本体论，还是心性论、人论，自始至终，中国思想偏重于“境”，欧美哲学则锺情于“物”。境、物思维不同之倾向，不仅不致生存行为之对立，反而使人类思想多元并存，兼相利，交相济，以至于殊途同归。更何况，从本体意义上讲，欧美哲学中作为万物起源的物性，说到底，同样是超越有限的无限之境，与重境的中国学术实无二致。因为，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人类对终极的关怀，无论是欧美思想家构画的外在的物性之境，还是中国往圣先贤矢志追求的道德、理性、本心，包括佛家的觉悟，都只是无可证明的无限，或者说思维中的概念，具体说就是语言所指称的对象世界。所谓的“物”也就不能不是“境”了。正因为如此，原本重境的中国学术（这里尽量避免译用哲学一词），从一开始就把语言作为探讨自然、社会根本问题和普遍规律的基本手段，力图通过语义、语境、理解、会意种种语言学的解析，把握大千世界的本来面目。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何谓天地之心？何谓生民之命？乃至何谓善，何谓恶？并非如某事某物可以藉科学手段予以证明。它们必须寓于语言才能体现其无可非议的价值，如此“为往圣继绝学”，即阐释先哲之言无疑为重中之重了。阐释在中国学术思想中的地位即此可见一斑。由“言近旨远”、“道可道，非常道”，到魏晋玄学“得意忘言”的言意之辨、禅门的“不可说”与“说不可”，还有王学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超善恶之善，终至于“以语言为得道深浅之候”（惠洪《石门文字禅》），事实上都在强调，只有凭借语言不断扩张的功能，才能实现对对象世界，即空间上的有限无限、时间上的过去未来的描述与解释。这大概就是本书之理论概括–双重还原：不仅向事物的原初状态还原，而且还要向对学术思想理解的原初状态还原。因为学术研究不全是直面事物的原初存在，更多的还是面对还原事物原初状态的某种理性的存在，由是决定了中国玄思的形上之学不仅要学，而且要思；不只需解，同样需喻。无论学、思、解、喻，无不是阐释语境中语义的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清良君以文学之功底，作形上之思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独步学林，观会通而握玄珠者也。
从另一方面看，欧美哲学虽以物为宇宙之源始，然此物何物，既不能证实，也难以证伪，所以同样是终极关怀的玄远之境。康德索性将他的“自在之物”游离于十二对范畴之外，而以二律悖反的特征，充分展示语言阐释的功能。至现代欧美哲学，专注语言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以罗素（B. R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卡纳普（R. Carnap ） 集大成的逻辑实证主义，尤其强调哲学不是经验科学，而是一种解析行为，它的任务在于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从而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问题，由是而出现继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之后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一转向强调，现代语义学，无论是较早的结构主义，还是对结构主义反拨的语境（Semantic Field）论或语素分析法(Seme or Componential Analysis），无论在哲学，还是在其它社会和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语义的性质不仅仅限于同语音、文字之类符号约定俗成的关系，最根本的还是它沟通了意识与境界、有限与无限、内在思维活动与外界存在的现象、本质，因此而为一切科学兴起、发展的必由之途，当然也是哲学研究的最基本手段。新近，本体诠释学的崛起，在中国哲学领域方兴未艾，显然基于同样的原因。李著的问世或许可以视为传统文化训练出来的新一代博士，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不过也可以说，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哲学向东方的倾斜或靠拢，如此，李著的意义则不仅在于说明，现代中国学术对西学的兼收并蓄，而且更深刻的昭示，中国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积淀及其持续的贡献。当然，或许事实并非如此，也谈不上谁影响谁的问题，岂不闻英文《圣经》有In the beginning was word之说，简单直捷视语言为世界和事物的原初形态，至于希伯来文圣经此处所用的Logos尤其是至善之境的“道”和语言的意思。可见，语言阐释早在纪元之前及其后的西方哲学中，也是须臾不可阙如的。汉译《圣经》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九字说明世界的起源，美则美矣，却未能尽意，漏译“语言”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不过，无论是道，还是神，全都需借助语言才能体现其意义世界，因此也可以说，它们就是蕴涵在语义中思维的境界，而非渺不可及的彼岸。如是，则不能不承认阐释学在中西学术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坦白地说，阐释于我，原本无太多印象，只是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时，一香港朋友以书面形式作学术访谈，其中涉及本体诠释的问题（见台湾《海潮音》1998年5、6期），既肯定它的价值、指出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又强调在某种意义上诠释就是“误读”。这大概就是该书“向领会的原初状态还原”实难避免的倾向。回首往事，思想界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之声震耳欲聋；而今电影电视奴隶奴隶主贫富共济、相见恨晚；封建帝王宽厚仁慈、宵衣旰食，忠臣义仆感恩戴德、以命相随；还有三妻四妾，争风吃醋；花街柳巷，yin声lang语的封建余孽，甚至于调戏良家妇女、勾引有夫之妇，诸如此类连传统道德、法律都不能容忍的伤风败俗、作奸犯科之事，似乎也成为失去的精华而被津津乐道……当然，如此异说纷呈，良莠并出，决非诠释本身之罪。但我总以为，若无良善之思，而辅以实证之学，单纯的语言诠释，或许会流于无稽。话说得太远了，还是打住。也正是在那时，得识清良，并与之在岳麓山坡绿树丛中其居室小酌。山风拂柳，枫叶蔽日，一盏家乡米酒，浅斟慢啜，和酒而下者便是他那阐释学的构想。畅谈间，其思维之敏捷，思路之开阔，占有史料之丰富，不能不使我为之感动，也迫使我对阐释作深层次的思考。如今书成付梓，邀我为之序，也只好大题小作，谈点感想，既报清良君之信托，亦表述乔迁珞珈山的我，对岳麓山下曾经同饮一江水的朋友、学子们的眷念。
21世纪第一个春节于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