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儒张横渠发出宏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等一般读书人，难以承担如此大任，但在“横渠四愿”的鼓舞下，或许也能以绵薄之力，多少做点沾边的事。
比如，“为往圣继绝学”，一般读书人，系统地承继“绝学”，很难。但是，对“绝学”心存尊敬，以点滴之力，融汇进将割断的学问重续的时代工程中，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往圣”的“学问”之所以会被遮蔽、践踏、湮灭，其中最主要的，当属政治因素。在宏大的“往圣绝学”中，我们现在只取小小一瓢，即中国现代文学，来观察一下。由于1949年形成的新格局，在海峡那边岛上，上世纪前半叶的现代左翼作家的作品，一度被遮蔽、禁制，不仅鲁迅的文章读者读不到，举凡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沈从文……的作品，也成禁书。海峡另一边呢，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不断革命”，跑到岛上或异域的作家作品，也多被遮蔽、禁制，有的如胡适，对于一般年轻读者来说，只知他是个反动派，被猛烈批判，他的文字，只在大批判文章中被零星引用以为靶环，想看到他作品的完整面目，极难。再如梁实秋，他的大名是让人知道的，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撕不下的标签，至于他写有《雅舍小品》，则不仅看不到，甚至连信息也不给。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作家，沈从文不仅不再写小说，连作家的身份也被褫夺，只好去故纸堆里讨生活，研究古代服饰；丁玲、艾青、吴祖光……等陆续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巴金、曹禺头十七年还算太平，到了“文革”，也被打倒；钱锺书因为懂多门外语，总算用他一技之长，去参与翻译领袖诗词，但他在1949年以前曾出版过的长篇小说《围城》，在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才获重印，那之前的三十来年里，连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也并不知晓……
上面所提到的诸位现代作家，单个来说，或许有的难称“文圣”，但合起来，应是一个时代的神圣文脉，怎能将其从读者视野中“扫地出门”？
于是出现了一些力图冲破禁制，将切断的文脉接续上的较为年轻的读书人、写作者。李黎即其中一位。她1948年出生不久即被舅舅舅妈带往台湾，在那里长大成人，经历过台湾“戡乱”的威权政治所实施的白色恐怖，其中包括禁读鲁迅及留在大陆的诸作家的书，但年轻的心，首先是好奇，读书本无禁区，奈何钳制至此？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禁的人名书名，总会灌进耳朵里一些，你越不让看，我越想看！好奇心驱使下，就要寻觅，偶得“禁书”，兴奋不已。但那时的台湾实在令人窒息，直到她留学美国，忽然在图书馆里看到书架上大片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惊喜之后，便联翩阅读，阅读之后，就想，有的作者还活在大陆，那么，能否有一天，去往那片祖籍之地，跟他们结识，当面聆教呢？
1979年，李黎来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大陆。邀请她的，是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范用。范用当时起到的作用，就是把被政治震荡切断的文脉，尽力接续起来。当然致力于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士还有若干，但北京三联书店和范用，应该说是得风气之先，起步最早，着力最多。李黎那时侯大陆知道她的人不多，范用真是慧眼识明珠，请到这位台湾长大、美国定居的不过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在北京做报告！范用好比巧妇，李黎仿佛金针，那场演讲，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断线，在新时期中得以接续，穿过时代的针鼻，将海峡两岸、大洋两头，原来破裂的文学衣衫，精心缝补起来，华衫再现，霓裳羽衣……我这样形容，当下的年轻人或会觉得夸张，那是不知那段历史时期所穿越过的隧道，曾是多么阴暗。
凭借范用的举荐，李黎见到了茅盾，她的第一本个人小说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茅盾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后来又有中国作家协会孔罗荪等开明人士的帮助，她在那年和以后几年里，相继见到了丁玲、艾青、沈从文、黄永玉、王世襄、钱锺书和杨绛、吴祖光与新凤霞、丁聪和沈峻，杨宪益和戴乃迭、黄苗子和郁风、冯亦代和黄宗英、黄宗江和阮若珊……当然，她“不薄旧人爱新人”，也很快就结识了刘宾雁、白桦、李子云、张洁……等相对前面所开列的先贤辈分较小的作家，她自己称，其中年龄相对最小的一个，是我。所谓“最小”，是与前面诸位相比，其实我比李黎大六岁，她称我为兄，我是不必谦让的。
说来有趣，于李黎，我是未见其人，先遇其夫。1978年，也是范用先生牵线，给我来电话，说有位台湾去美国定居的薛人望先生，虽是研究细胞学的学者，却又是位文人，读了我1977年11月刊发在《人民文学》杂志的《班主任》，想对我做次采访，建议我解除顾虑，接受采访，畅所欲言。我接受薛人望采访后，他将那篇幅很长的采访录署名张华，拿到香港一家杂志刊发了。那次采访中，他就告诉我，不仅他觉得《班主任》是个重要的文本，他那写小说的妻子李黎，也同样赞赏。1979年李黎只身来到北京，我不仅在集体活动中与她见面，更邀她到家里做客，从那以后，我们成为极好的朋友。1987年我第一次访美，就在他们圣迭戈家中小住，1998年我和妻子吕晓歌同游美国，又到他们史坦福大学里的居所住了很多天。
《班主任》不是好小说，但敝帚自珍，它确实是个重要的文本。写它的心思，是觉得“文革”把四个方面的文脉几乎全给切断了：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1949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当代文学，每个范畴里或许留下零星的作家作品尚允许存在，其余基本上一笔抹杀，这样的文化政策，使得年轻的一代陷于愚昧，因此重呐鲁迅喊过的那一声：救救孩子！这个文本里的那种急于将四个方面被割断的文学重新续接上的内涵，不消说，正与李黎当时内心里那种“冲破桎梏读禁书”的情愫息息相通。这应该是我们一见如故的缘由吧。
李黎当年见过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作家后，来到我跟前，总愿跟我细说端详，有的内容，似不见于她后来的文章。比如她初见艾青，他们言谈甚欢，当中艾老忽然说失陪，去了另一间屋，关上门，移时许久才返回；那时艾老刚落实政策返回北京，暂住在简陋的平房里，李黎推敲，因为没有卫生间，艾老应该是到隔壁屋使用罐罐去了，她很为这样的国宝级诗人不能有好的生活条件而喟叹；她又跟我议论，艾老一侧额头上有个大包，按说很不雅观，但是想到那包里应该有许多的诗思，也就觉得不难看了……
1987年蒋经国宣布结束“戡乱”，开放党禁、报禁，那以后台湾的出版阅读禁区基本上不复存在。大陆也有很多良性的变化。但是李黎所结识的老一辈文学艺术家，许多都仙去了。2012年她又来北京，我们见面时不免扳指逐一清点，硕果仅存者虽有，却陡生夕阳箫鼓之叹。
虽如此，“继绝学”之事，也还可以小处做起。李黎将她多年来这方面的文字，编为《半生书缘》，是对前辈文圣们的致敬，也是对后来的读书人、写作者承继文脉的一种提示。
李白当年写出的诗何等的好，但他不认为自己的诗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对现实的敏感与想象力的飞扬，对往圣的尊崇，对传统的继承，是他时时难以释怀的，他有多首缅怀早他二百多年的谢眺的诗，其中《谢公亭》是这样写的：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我以为，李黎的这本散文集，多少有些李白此诗的韵味，不信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