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国学热潮的簇拥下，地域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方兴未艾。对地域文学的关注，就是对家园的找寻，是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与坚守。袁志成，乃湘人，却痴迷地凝视着闽地的历史天空，焚膏继晷，钩幽发微，终于写成《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该书上编以词社·词风为纲，下编以叶申芗、谢章铤、林葆恒三位词学家为纬，建构出晚清民国福建的词学殿堂。是书结构谨严，文献翔赡，考辨一丝不苟，新见多有发明。
晚清至民国福建词学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为了复兴宋以后衰落了的词坛盛况，纷纷结社，先后有：许赓皞于道光年间发起的梅崖词社、谢章铤于咸同年间组建的聚红榭词社、陈与冏等于光绪年间成立的瓠社、林恒宝等1928年在天津发起的须社、朱祖谋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沤社、何振岱1935年组织的寿香社、廖恩涛1939年在上海设立的午社。如此众多的词社或沉于寂寂而无声势，或有声势而无影响。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缺乏切中时代的纲领。晚清至民国福建如此众多词社，虽有组织却无纲领，这样文学创作就失去一致的目标，往往成为相互唱和的游戏。纵览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流派，大多以鲜明的纲领为旗帜，为作家指明创作方向。宋代的江西诗派以黄庭坚的“活法”理论为纲领，晚明公安派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纲领，20世纪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为纲领，它们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反观晚清至民国福建词学却不然，袁志成博士在深入分析了叶申芗、谢章铤、林葆恒的词学思想后叹息：“令人遗憾的是，具有如此强烈地域性特征且取得一定成就的晚清民国福建词学，却没能形成能让人接受的文学流派……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福建词学虽在词学批评上能兼收并蓄，公允地面对词坛主流，但也没有提出鲜明的词学主张……一个地域性的词学活动演进为全国性的词学流派，必然要在理论指导上有质的升华。”
其次、缺乏才能杰出的作家群体。晚清至民国福建词社成员队伍虽谈不上泱泱壮观，但也颇为热闹，其中梅崖社成员11人，聚红榭社成员16人，瓠社成员6人，须社成员13人，沤社成员29人，午社成员15人，寿香社11女词人，另有李慎溶等23福建民国女词人。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25人“以为法嗣”。公安派成员据考证也就45人。（贾宗普《公安派成员考》）所以，一个文学流派的影响力与作家队伍的人数无关，而与该是否有杰出的作家相联系。公安派成员总数达45人，但为人所知的就是三袁。晚清至民国福建词社词人逾100人，却很少为人知者。而杰出的作家群体能以他们经典的文本，引起时人甚至后人的瞩目。后天方面，环境的影响不可小觑。中国古代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福建由于偏于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貌阻隔了闽人与周围的交往。为闽地词人所称道的柳永，其早期创作亦平平。科举名落深山后，他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漫游，增加了识见，开阔了胸襟，深入了生活，其思想、艺术才有质的飞跃。故闽省作家如果不走出封闭的地域界限，就难以成气候。袁志成以精确图表比较了宋代与晚清民国福建词人的身份：宋代进士闽词创作的主力军，占词人总数的60%；晚清进士词人只占17.5%，举人与诸生等占41.5%，还有妇女及无功名者占41%。通过定量分析，发现词人主体的下移，“正因为有着一大群社会底层的词人在艰难的人生中不断以词的形式向社会发出不屈的抗争的音符，才造就了晚清民国词学的欣欣向荣”。但负面的影响是，这些中下层词人多局限于本地，生活面狭仄，缺乏行万里路的生活熔铸，难以催生词坛巨擘。加上，晚清民国福建词学注重“同邑”，狭隘的地理观念，也阻碍了词人总体质量的提升。可以说，缺乏才能杰出的作家群体，造成了晚清民国福建词坛繁而不荣的窘境。
再者、缺乏文体的适应性认识。“嘉道之际，词学式微”，这种式微，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词体的衰落。造成词体衰落的原因主要是两个“对立”：
一是文体与时代的对立：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之说。虽然经过苏辛等人的改造，题材、境界有了很大的拓展，但词贵抒柔情仍是中国词史的主流。特别是创作主体直面晚清民国黑暗和腐败的政治、汹涌的起义和革命浪潮、殖民屈辱和人生苦难的沉重现实时，不允许他们慢条斯理地推敲音律，残暴、血腥、哀嚎怎能用婉转柔和的曲子去谱写呢？时代呼唤着新的文体。
二是文体与主体的对立：较之近体诗，词的声律更美，但也更严，更细，更繁。词体已成为不谙声律者的严重束缚，因而作者日渐稀少，即使努力为之，也难成佳构。作为一种音乐化的文学式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词因合乐的需要而兴盛，又因脱离音乐而蜕变，以至衰落”（黄拔荆《词史》），这是艺术形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这两方面的原因，致使“民初词坛虽不寂寞，但词在当时文坛已无足轻重……小说在革新，诗、文俱朝革新的大道迈步趋向通俗化……而词却缺少这种自身的革新，未能承担文学的社会作用……新闻事业的勃兴、文学刊物的风行与文体革命的鼓吹，使以新小说、新散文为主体的白话文学以及进步诗歌成了文坛的主宰。词作的传播主渠道仍是老路：个人刻集、社中人互相传诵、友朋赠答唱和。词的不振，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颇有‘于今为烈’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已举世公认；但它的全盘反传统的倾向乃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使本已每况愈下的词更为难堪”（许宗元《中国词史》）。在这股潮流下，福建词社的词人们对这种已落伍的文体认识明显不足，顽强守住，辛苦耕耘，怎么会有丰收的喜悦呢？
以上因素导致了晚清民国福建词学流派最终未能崛起，三者之中，缺乏文体的适应性认识最为关键。无论作家个体还是流派群体，如果不能找到自己最得心应手又与时代合拍的艺术形式，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回首福建词学在历史风云中的串串足迹，我们景仰它们为复兴本地词学做出了艰辛的探索。种种原因，它们未能崛起，也未能振兴。正如晚清福建女词人所说“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浪淘沙》），后人将记住它们为保存、传承传统文化付出的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