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墨子》书志的考察中，虽对《墨子》这一典籍的沿革做了探讨，但就书志调查的 局限也做了溯本求源。其结果明白了，在汉代，71篇版本《墨子》与另一种版本即关于技巧的12篇版本《墨子》并行。可是，这12篇版本的组成发行是否与71篇版本无关，或者是到了 西汉末才从71篇或72篇中分离出来另行——据书志的调查提出的这一问题，如果不对收入在 现在版本里的兵技巧诸 篇的内容加深理解，并进行综合性的评判，那么就没有希望解决。本文是继书志的考察之后，关于《墨子》批判的研究的第二论。
总之，《墨子》是否是一人一时期完成的著作，学界颇有疑问。冯友兰先生认为此书已达到 一种墨学丛书的程度。龙川君山先生也抱有相同的见解。因此，关于《墨子》兵技巧诸篇，对其作者从来就存有种种推测。清儒毕沅及孙星衍等认为，《备城门》篇以下的兵技巧诸篇 并非墨子自著，而且《四库提要》中也认为它是墨子之徒的附记。在张纯一看来，则认为“ 所谓墨守也，此乃最古之兵书”。从《四库提要》及毕沅之论“皆兵家言”来看，此与《墨 子》其他诸篇不相类同。民国朱希祖君则为学界投出一石，提倡汉人伪托说。下面就略述一下《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构成及其特征，并对汉人伪托说的真否做以探讨，然后谈一谈卑见 。
一、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构成及其特征
(前略)
诸篇的特征
关于以上现存11篇的内容，主要是参照清儒的考证做了大概叙述。总的来说，诸篇谈到 的地方都是针对攻城而采取的防守方法。这些方法的确都是极为重要、微妙的，其如何运用似乎就作为所谓秘诀而被流传了下来。在《备梯》篇中有“禽滑 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敌。子墨子甚哀之”。(据毕校) ，虽然将其传授下来是极其不 容易的事情，但这一点还是可以看出的。所以，诸篇所叙述的与《荀子·议兵》篇或《淮南子·兵略训》的内容不同，有的地方叙述了现实的守城中所必备的器械和技术。诸篇也肯定 了《汉志·兵书略·兵技巧》中所记载的信息。可是，这些器械及技术在当时的实战中，如何有效运作尚不明确。《卫公兵法》的守城篇中已经批评到“皆烦冗不便于用”。即便如 此，仍不能不说，《墨子》的兵法与后世谈兵者流的主要观点相去甚远。但是如上所见，根据守城的器械与技巧可以知道，诸篇的完成时代已达到极其高度的文化发展阶段，并且，科 学知识也已有了意想不到的进步。同时，篇中所见的名制与汉代的也有不少类似之处，由此，下章将要论述朱氏提出的汉人伪托说。
二、汉人伪托说的根据及其探讨
朱希祖先生的汉人伪托说是据上篇叙述的现存11篇，发现如下根据而立托的。
1.汉代官名多
见于《杂守》《号令》诸篇的城门司马、城门候、都司空等官名，在《汉书百官公卿表》 里也出现，被认为是汉制。执盾、中涓(《号令篇》)见于《汉书·高祖功臣侯表》以及《汉仪》，曹、三老、令丞尉等(《号令》篇、《备城门》篇等)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及《 高帝纪》中，《号令》篇的太守出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关内侯、五大夫、公乘(《号令》篇所见)等为秦汉爵名。见于《迎敌祠》及《号令》篇中的王公的话，说的是燕赵诸侯 在防守边塞时配设的城守(相当守城大名等)所写的。
2.有汉代刑法制度
《号令》篇中的城旦之刑见于《汉书·刑法志》，符传见于《汉书·高帝纪》，崔豹的《古 今注》里也有。
3.抄袭战国末秦汉时诸子的不少
《备城门》篇的“凡守围云云”来源于《管子》的《九变》篇，《迎敌祠》篇首之文有来源 于《黄帝兵法》的形迹，《旗帜》篇的制数来源于《尉缭子》。
4.铁器、铁兵器多
备城门篇以下有铁钻、铁纂、铁什、铁校、铁夫、铁钩钜、铁矛等。这些均不符合墨子那个 时代，还不如说与太公《六韬》是同出于汉人伪托的一个证据。
朱氏根据以上四点证据，推断现存11篇为汉人伪托，其伪托者即为汉代兵家。可是，朱氏 所列的根据大多都取材于孙氏的《闲诂》中并加以反用。就其第一证据进行探讨，三者在《管子·水地》篇或《史记·滑稽列传》里的西门豹的谈话中见到，且令丞也是出自《史记· 商 君列传》里的官名。《史记》关于以上各点，恐怕可以看做是取材于先秦时期的资料乃至口传。限于其他方面缺乏有力的证据，是否全都是汉代官名还难以断定。至于《管子》一书， 有不少人认为是完成于战国末期，但是否确切还不得而知。因此，以此作为根据还必须得到其他方面的资料。再说，太守一名也出现于《国策·赵策》《史记·赵世家》中，与上述 情况判断相同。至于王公的话多次出现于《孟子》和《吕览》中，在11篇以外的《墨子》诸篇也屡次见到。第三证据，《迎敌祠》篇首被看做是兵阴阳家的话，虽然与《北堂书钞》 所引的《黄帝》兵法相同，但还不能认为是直接抄袭《汉志·阴阳家》的《黄帝》十六篇。并且虽有与《尉缭子》相同之处，但并不能认为是抄取《汉志》著录的《尉缭子》。或者相 反，只能承认这些书是抄袭《墨子》里的记录。至于第四证据的铁制兵器，则如孙次舟先生所指，为汉代附托(伪托)的佐证难以成立。可是，朱氏所说的，是对清儒文献学批判的继承 ，时而又将其反用。假如是出于苏时学的《刊误》，那么，(朱)君指出的令丞以下诸官也属秦代官位，况且，孙诒让根据《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也认为，这些并非是秦统 一天下以后的创制，而是自商鞅以前就存在的。
至此看来，仅就上述立记，不管怎样都可做解释，但不能不承认问题尚未谈清楚。即便是孙 次舟先生的论证也一样。孙氏认为，汉代的名制(官名制)只见于11篇的《号令》《杂守》 二篇，所以，仅这二篇来说是汉代的伪托，其他诸篇则不然。但《号令》《杂守》与其他九 篇相比，缺点错误少，篇中之文有汉代的名制出现，这也许已经明朗化。另一方 面，其他九篇中确实错误很多，因而对汉人伪托的踪迹不会提示多少，做出这样的推测也不无可能。于是，仅通过这些曾是先人们尝试过的证据方法或论证的材料还显然不能做出明确 的断定，还有必要寻求其他方面的观点进一步去考证。
三、备城门篇以下的诸篇与《孙子》一书
本文开头就《备城门》篇以下诸篇的概况已做了叙述，在诸篇文章中看到了关于守城所用的 大多数器械。这些器械在中国古代战术以及兵器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对此明确的话，那么，就可推算出诸篇的完成年代。但是，由此观点来看，要对上述诸篇做出批判 ，就必须将诸篇的记载情况与其被认为在可能完成的时代中完成的兵家的典籍作比较。在《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里合并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记录了《吴孙 子兵法》82篇，《齐孙子》80篇以下53家790篇、图43卷。但是，今天 能够看到传本的不过数家。而且，其中被认为是先秦之作的仅有《孙子》。可是，就连《孙子》，也被认为现在本是由魏武帝编定而成。这与《史记·孙武列传》的所谓“十三篇”是 否为同一版本还颇有疑点，而武内博士考证的，今13篇有可能是从战国末齐国孙膑所著 书中摘录下来流传至今的。如此以来，《墨子》兵技巧诸篇中出现的器械与《孙子》中的作比较的话，也许能够推算出《墨子》诸篇完成的大概年代。在此，再数 一下《孙子》一书中出现的兵器，以甲胃矢弓戟为主，矛橹、丘牛、大车(见于《作战》篇)以及攻城之器具的橹、轒輼、器械、距堙(《谋攻》篇)等都有。根据曹注，器械属于飞楼云梯类，距堙则被 想像为渐上积 土成堆连接于城而使用的器具。这些都是《墨子·备梯》篇和《备高临》篇里被作为守卫的对象的。橹、轒輼等在《备城门》以下诸篇中屡次见到。与《备城门》篇的 所谓12种进攻兵器以下诸种兵器相比，《孙子》里对兵器的记载，不管怎么 说都给人一种较为简单的印象。由此可推想，就形式来讲，《墨子》诸篇较《孙子》的完成时代要晚。由此看来，《墨子》的兵技巧诸篇可能完成于战国末秦汉时期。
可是，从《孙子》一书的内容上讲，它只谈到了一般性的战术，而非专门关于守城而论的， 并且在孙星衍的评语中，也犹如“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应属于《汉志 》的所谓“兵权谋”性质的文章。与此相比，《墨子》兵技巧诸篇，则是《汉志》省削(删 削)以前，与七十一篇版本分别发行而被记录在《兵书略·兵技巧》中的，具有关于守城的兵器而专门论述的特征。如此考虑的话，《孙子》与《墨子》的兵技巧诸篇应该被看做同一 种兵书，但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仅就二书的武器作一比较，并想由此确定二书完成年代的先后，想必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进而转变一下观点，将二书所记录情况比较：《墨子》的《旗帜》篇中有“骑为鸟旗”，《 号令》篇中也有“候者望见乘车若骑卒道外来者云云”，出现有关骑的词句，这就如孙氏在 《闲诂》中指出的一样，可以明确看做为单骑。然而，《孙子》中却丝毫没有出现。中国出现单骑，据顾炎武所举材料推测是在车战之后，根据Friedrich Hirth(德国的中国学者，1870—1879年在中国)的中国古代史，鞑靼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后，战国时代，军队中就开始采用骑兵了，这指的就是赵武灵王(前320)的骑兵运用。车战之后骑战的出现，不只是中 国古代，就古代亚述也如此。孙氏在《旗帜》篇的闲诂中谈到“案单骑兴起于春秋之季，而 盛于六国之初”，但如果参照Hirth的说法，倒不如以阎若璩所说的“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 ”更为妥当。于是，骑战首先是伴着骑射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单骑出现 不多久时间以后，自战国末至汉代时期，渐渐地，骑兵显著活跃起来。在《史记·白起列传 》里有“一军五千骑”，《项羽本纪》的记载中就有“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亦与 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还有“于是项王乃上马骑”，“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令骑将灌 婴以五千骑追之”。很明显，不仅是单骑盛行活跃起来，而且骑兵队也已编列而成。因此， 上述推测也能得到肯定。《墨子》中的武器、兵员因旗帜而有类别，其中有“车为龙旗，骑 为鸟旗”，骑战也使用了特别的标志。显然，以多数证实了骑兵队的构成与存在。即便是每一骑都使用旗帜，但与《孙子》一书中根本未见单骑的情况作比较，可做这样的推测，《墨 子》一书较《孙子》完成的晚。如此综合考虑上述《孙子》一书的完成年代，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墨子》的兵技巧诸篇写成于汉代兵家之手就并不一定是诬辞了。至此，再做进一步 的推测，关于兵技巧诸篇的内容如果脱离了与《孙子》一书的联系，那么，对于至今已做出有关兵阴阳家的任何推测，还需做进一步的考察。
四、篇中出现的关于兵阴阳家的记述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人物范增对项羽说过，“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 子之气也”。《高祖本纪》里吕后的话中也有“季所居上，常有云气，皆为龙虎，成五采， 此天子之气也”。《高祖本纪》里吕后的话中也有“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往常得”等。 望气判断吉凶，预测成败，似乎已成为当时的惯例，在当时兵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归于佚失的 今天，尽管对其详情不得而知，但如同经常说起的阴阳、五行、灾异一样，成为汉初风尚的 一种趋势。此时，自己也能够做一些这样那样的咒术、意愿了。不过，《迎敌祠》篇中有“ 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得能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为 了望气，而设立“望气舍”，据《号令》篇望气之舍设立于太守住所附近，并且有戒“望气 者”妄说不吉利的话，其被称做是巫祝史，因此可知有专业的巫术者。《汉志》兵阴阳诸书恐怕也如上述一样，对兵战的吉凶成败都做了预测。
在第一章叙述《迎敌祠》篇的构成中，触及在根据敌人进攻方向而迎击时，各类不同的祭祀 方式，这些情况似乎也应用了所谓兵阴阳家的思想。有如：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 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 ，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
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 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
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 ，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
根据朱希祖君的观点，《墨子》的这些记述与《北堂书钞》所引的《黄帝兵法》说有相同之 处，关于抄袭《黄帝兵法》在第二章已介绍过并做了探讨，在此不再赘述。这本来是作为收录在七十一篇版以及十二篇版本中而进一步考虑的。
不过，将其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的《时则训》及《礼记·月令》的划 分作比较的话，则如下表：
墨子 东八青 南七赤 西九白 北六黑
吕氏春秋 春(东)八青 夏(南)七赤 (中央)五黄 秋(西)九白 冬(北)六黑
淮南子 春(东)八青 夏(南)七赤 (中央)五黄 秋(西)九白 冬(北)六黑
礼记 春(东)八青 夏(南)七赤 (中央)五黄 秋(西)九白 冬(北)六黑
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在《吕氏春秋》和《礼记》中，中央的土是附记在《季夏纪》的末尾，而《淮南子》中的《季夏纪》本身就被放在中央。再由上表推测，可以明白一个事实： 《吕氏春秋》以下不管怎样都将五行划分为五种方位、数字、颜色，而《墨子》的《迎敌祠》篇的记载则缺少中央，仅仅分配于四旁。五行的划分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墨子》之记载 在其完成时代方面应看做早于《吕氏春秋》。可是，在守城时，为迎击敌人而增加中央的五方的划分很难理解，基于这一理由，在《迎敌祠》篇的记载中，似乎认为中央不做分配更为 妥当些。例如，《吕氏春秋》以后，已经盛行将五行分配到五方的思想，正如《史记· 匈奴列传》里记载“冒顿纵精兵四十五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骊马，南方尽 ”一样。《墨子》前面所述情况及攻守的种种差异，在其分配中可以 看出中央缺空的情况。但是，并非全然不知在《墨子·备城门》篇以下的诸篇中分配五行的情况。在《旗帜》篇 中 有关军需资材的标记就配有多种颜色，由此可推测这是关于五行的分配。要表示出来即如下表。
木 苍旗
火 赤旗
薪 黄旗
石 白旗
水 黑旗
下文中虽然考察了旗帜的样式，但叙述的旗帜颜色毕竟就这五种。毕沅根据《北堂书钞》所 引将薪樵与石改为土和金(据孙氏看，毕校的根据版本是明陈禹漠的改篡本《书钞》)，即使 按原文来考虑这种分配方法即有可能一开始就是以五行的分配思想为背景，那么，以《墨子》的这一记载为中心的诸篇有可能与《吕氏春秋》是不相先后的时代完成的。但是，如果这 样的话，上述《墨子》的诸篇写成于汉代的断定则为时尚早，尽管这样，认为禽滑 之徒所作也是不可能，倒不如像前面所述的认为与《孙子》有关，如此以来，诸篇恐怕完成于秦汉之交，并且这种感觉愈来愈强。
不过，朱希祖先生认为诸篇完成于汉代兵家之后，这在前面已做过叙述。近人方授楚 先生也 抱有这些兵阴阳家的记述本来就是与《墨子》没有关系的兵书的思想，这样的话，那么诸篇不是完成于墨家毫无关系的人们之手?要搞清楚这一点，如上所述的诸篇完成年代问题暂且 不论，有关兵技巧诸篇及其他诸篇比较，其间如有什么关联，或有与墨家前的兵技巧编著，那 么，就可以推断，这大概是什么时代的墨家了，也想与本文所期盼的结果更接近。
五、兵技巧诸篇及其他篇的关系
在《四库提要》的子部杂家类里对“墨子”的解释中说到“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与 全书为不类”，叙述了“疑因五十篇言公输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采摭其术，附记 其末。”根据上述所知，认为《备城门》篇以下诸篇为兵家言者至今仍有不少。于是，推测诸篇完成于秦汉之交也有可能。由此看来，汉代屡次进行兵书的整理，或如《汉志》自注中 也已指出的，附托于当时古圣贤的兵书有不少流行。综观以上，仍认为《墨子》兵技巧诸篇到底还是完成于汉初兵家之手。不过，导致这样推测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兵技巧诸篇与《墨 子》中其他诸篇的记载不相关联。与兼爱说或非攻说叙述的其他诸篇比较，兵技巧诸篇无论怎样都是参与了战争的。因而，如上所述的疑惑也是当然。但如果稍加详细比较，我想并不 一定会那样。因为《兼爱下》篇中有“若大国之攻小国也……此天下之害也”的记载，《非 攻下》篇中有“易攻伐以治我国，功必信”，《非攻中》篇中也列举了“饰攻战者”的句子 以驳之。由此可知，诸篇的思想并非对战争一事作全盘否定，只是仅仅反对攻战。因此，将其与兵技巧诸篇中专述守城一事对照的话，那并不一定就是水火不相容，反而当时的墨家处 在战国攻伐的漩涡中，知道白白地口说攻战是无力的，对此，也便开始运用了守城的战术。《孙子》的《谋攻》中谈到“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自古攻城为兵家所忌，认为攻战不利的墨家就导致了以守城来对之，如此考虑的话，兵技巧诸篇与其他篇之间并不全没有思想上的联系，而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想：即由其 他篇的思想引导而来的。如此看，类似《迎敌祠》篇的兵阴阳家之言的记载等，《经下》或《经说下》中记载的“五行毋常胜，说在宜”，《贵义》篇里记叙的墨子之话将东南西北四 方配以青赤白黑四色，《号令》篇中谈及的对违令者的判罪极其严酷等；《尚同中》篇中说的刑的不善和用刑的不普及同一篇中谈到的斥候起用乡邑忠信善重之士等等，与《尚同上》 篇中叙述的农村自治的思想等相互间并非没有矛盾冲击，但却不能不使人感到其中的某些联系。如首章提到的兵技巧诸篇虽然不完全，但大多都是以墨子与禽滑〖HTXL〗N[341]之间的问与答组成， 并且在《备梯》篇首记载的“禽滑〖HTXL〗N[341]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 ，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云云 ”等都可能加深上述的印象。另外，如兵技巧诸篇中见到的使用铁制车轴的藉车，使人想像到今天机炮的转射机，用做穴土战被称做罂的听音机，用于连弩之车叫做仪的射击瞄准器， 乃至作为烟熏战术的催泪战，以及拯救烟熏之害而使用的酸性消毒法等等，都必须是以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为背景来设想的，而与此相关的知识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寻找，惟有在《墨 子》的《经》《经说》中出现。《经》《经说》中谈到的有关物理学知识尽管与兵技巧诸篇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但是，《经说下》里谈到天秤杠杆等物理学原理，应用重心原则的 所谓车梯(前重以便于斜面向上)等难道不正是表明了墨家的技巧水平吗?
如此看来，要找出《墨子》的《备城门》篇以下诸篇与以《经》《经说》为代表的其他诸 篇之间的联系是不难的。因而也只有认为是继承了写成《非攻》《兼爱》和《经》《经说》的墨家之后的墨家完成的。
六、秦汉之交的墨家余流及其倾向
从秦统一天下至汉初武帝时，了解墨家状况，几乎没有充分的资料，到了秦汉，以前盛行的 几种文献中表现的墨家突然销声匿迹了。这样，走向末路的思想家并不一定只限于墨家，而先秦时，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也有相当势力，因此，秦汉之交，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超乎想像 的转折时期。但是，先秦以来的墨家系统是否一下子断层，还不能全然断定。而一定要注意其余流的影响范围。先师小柳先生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战国时期盛行的名、法、杨、墨 、兵各家到了秦汉时期分流到儒、道两派中。
然而，秦汉时期的典籍中表现出的墨家诸事，并不单单表示出与儒家存在着特殊的关系，而 必须注意到，在与先秦墨子的传说相比，有着特殊的情况，在《墨子》书志的考察一文中也接触过。而在《孟子》《庄子》《荀子》中作为兵技巧者的墨子传说却全然没有。在《 韩非子》的《外储说》中，却看到“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鸢飞”之句，墨子制造出了类似滑翔机的滑空机，这就是将墨子作为技巧者对 待的开始吧。《韩非子》内容杂多，全书是否完全出自韩非本人之手，还有不少地方值得怀疑，但毕竟是完成于秦至汉初，这一点恐怕是没有分歧的吧。更进一步，《吕氏春秋》的《 爱类》《慎大览》篇等也记载了墨子为防守公输般进攻的图上作战的话。《战国策·宋策》里也有相同的话(这与现版本《战国策》作为《史记》史料而被录用是否相同还有待另 作考察。暂且置之不问)，可以看出，自战国末到秦汉时期，墨子被作为兵技巧者对待的情况 ，而且至汉代时，这一倾向愈为显著，司马迁也在《史记·鲁仲连列传》中记述了“今公又 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孟荀列传》叙述墨子之事说：“盖墨翟宋之 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淮南子·道应训》中也有“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 兵 知”的记载。由此看来，对于墨子这一人物的看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至秦汉时，将已有了变化的墨子的传说看做原来固有的墨子传说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是对传说的 起源时代所特有的墨家状况的反映。看来，开始说起墨子作为兵技巧者的侧面东西，如是以来 ，汉代初期的墨家余流中，也可能存在着作为兵技巧者的倾向。那么，如上所述，关于《墨 子》的《备城门》篇以下的兵技巧诸篇，则应该看做是完成于秦汉之交的墨家余流，即作为兵技巧者的墨家。至此，再回顾一下前面谈到的朱氏的汉人伪托说中指出的证据，一开始就 是为帮助本稿找出结论而生。同时，前面第三章记述的与孙子的关系以及第四章叙述的兵阴阳家的记述都更加深刻地得到肯定。
七、结语
以上列举了关于《备城门》篇以下兵技巧诸篇的构成及其特征，介绍并加以探讨了汉人伪 托 说的依据，进而，从不同角度评判了诸篇的记载情况，并考证了诸篇最终可能完成于秦汉的墨家之手。最后与有关墨子传说的变迁对照，从而推断《公输》篇也有可能完成于同一时期 的墨家之手。《耕柱》《贵义》《公孟》三篇也与《公输》篇相同，可能完成于战国末至秦始皇时期。于是，如前言里《墨子》书志的考察中提到的那样，汉代的七十一篇版本， 关于兵技巧的十二篇既然出自墨家之手，那么原来很可能是将其收在七十一篇当中，因此，十二篇版本也被题《墨子》，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有可能做了另外发行，可是，兵技巧诸篇 有多种科学性的武器出现。因此，认为与诸篇有不少关系的《经》《经说》诸篇的思想及其成立年代等，将作为《墨子》批判的研究第三论进一步论证。
(对为了发表本文而征得作 者遗族同意的日本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的中岛春男先生表示谢意。译者加)
〔日〕大塚伴鹿著 秦仙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