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旧日的学生冯立三送我一本《营陵古今诗词选》，是昌乐县历史文化研究会、营陵诗词学会合编的，中华诗词出版社1912年11月出版。昌乐县怎么啦，营陵又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出这本诗词选，我全不清楚。
幸而书前有冯立三绍介本书的长序。立三是昌乐人，擅长评论兼及诗词。他的文章具有汪洋恣肆，眼界开阔，博闻强记，议论风生的特色，由他来介绍自己的家乡，自然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从他的序里，我知道了昌乐原来是山东的一个小县，有个笑话说是在东门撒了一泡尿，一直流到西门；我知道了昌乐县城虽小，历史文化却久远、厚重；我知道了商、周时期太公姜尚即曾建齐都于营丘，今昌乐县营丘镇，齐文化由此发祥；我知道了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亦即“孔融让梨”的那个孔融，曾任北海相，而北海郡治故址亦在昌乐县营丘镇；我知道了同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为北海剧县人，县城故址即在今昌乐县城附近，徐干墓尚存；我知道了时至清代，有阎氏家族五世间出七进士，出书立说数百卷，阎循观一人即有著作十卷收入《四库全书》……
立三的序，和他的其他许多文字一样，还具有夹叙夹议的特点。他认为对旧体诗词的写作应给予重视，而旧体诗词之遭到冷落，其根源“似乎在于其形式的刻板”。他在序里遂把旧体诗词和京剧进行比对，指出：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是最讲程式的，然而它的程式化，却是一种卓越的艺术创造。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内容是有形式的内容。内容也成为形式，形式也成为内容，这是人类艺术的辩证法的胜利。京剧的程式与旧体诗词的格律，都属于形式的范畴，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二者的完美结合，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旧体诗词较之京剧更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绍介并评价《营陵古今诗词选》，立三的议论是应有之义。
关于《营陵古今诗词选》的编选，有《后记》说明，全书共收录古今120余位诗人的诗词近800首（阕），分作四编，一曰“营陵古韵”，二曰“昌乐新篇”，三曰“会员吟坛”，四曰“采风”。这古今120余位诗词作者都是什么人呢？我阅读一过，发现既有昌乐的历史先贤，也有营陵的乡土草根，还有来自外地的移民，以至行色匆匆的过客，在他们的诗词里大多可以看到：对历史的敬畏，对先贤的缅怀，对道德的弘扬，对文化的热爱，对山川的赞美。
昌乐、营陵的自然景点，所在多有，成为本书诗词记述描绘的重要部分，如城之东的首阳山及夷齐庙亦称昭贤祠、二贤祠、清圣祠，如孤山夷齐太公祠，如徐干墓，如老县城东部“长乐”门上的文昌阁，如相传嫦娥由此登月处的仙月湖……不胜枚举。但每一处又都继承着厚重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道德内涵，令人时发思今怀古之幽情。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些不同情况的外来户，他们似乎更对昌乐、营陵情有独钟。
元代的戴良，曾流寓昌乐，就写有《过营丘》《过营陵》《寓昌乐》《至昌乐》《次昌乐》等诗。先后写有《昌乐八景》诗的是明初湖南人于子仁和清初河南人贺基昌。近人徐竟成、范永来作《昌乐新八景》，仍不忘提及于子仁之《昌乐八景》，史鉴诗教，道德文章，绵延不绝。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教授在所著《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曾说：
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时时在转动，比较最能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确文化精神的，譬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应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的人物都有。既能平均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
他还曾经对人说过：
中华文化的历史精神，就是道德精神，而山东人可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代表。
他又说：
……我研究历史，发现山东人做宰相的时期，多为太平盛世。
以上转引自台湾出版、朱西宁主编的《山东人在台湾——文学篇》。钱穆教授对山东和山东人评价如此之高，当是言之有据，我以为《营陵古今诗词选》应是一个证明。
成功的奋斗，多是有目标、有方法的奋斗。有传统做支持的奋斗，易于事半功倍。昌乐人或有诗词大县之梦，而从自觉继承传统诗词的光辉榜样起步，是个正确的选择。虽然艰难，可去粗鄙。虽无侥幸，却会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