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王庸出版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地图学发展的专著——《中国地图史纲》以来，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地图史的书籍已有十多本，其中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卢良志所著、1984年出版的《中国地图学史》堪称良本。近期，作者又对其进行了修订，由星球地图出版社重新出版定名为：《中国地图发展史》。
《中国地图发展史》按照朝代顺序从远古传说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力图为中国地图学史建构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和学科体系；既是地图发展的通史，又有对部分地图具体的讨论（如航海图、九边图、海防图、江防图、湖防图等）及对地图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探讨（如制图六体、计里画方、经纬度、双重网格等）；既重在中国地图的发展脉络，对于地图的印刷、出版也有论及（如对于古地图质基、雕版印刷、近现代地图的出版印刷等）。
全书分为二十二章。统观全书，地图的发展史可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地图的出现（周-汉）；第二阶段：魏晋时期裴秀的“制图六体”理论的形成（魏晋-宋）；第三阶段：朱思本地图系统的形成（元-明中期）；第四阶段：明末利玛窦传教与西方制图学走进中国（明末-清末）；第五阶段：民国时期近代科学制图方法的基本形成；第六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图技术标准的制定。这六个阶段既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又各有新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版《中国地图学史》出版的时候，就广受好评，尤其是关于作者对制图理论与当时历史背景、政治、军事、生产等方面的联系、制图与测量的关系、地图管理机构和严格的造送制度的探讨不乏赞美之声。
相比于《中国地图学史》，《中国地图发展史》不仅补充了古地图中的著名地图——东晋的“五岳真形图”、宋代的“九域守令图”、元代杨子器的《舆地图》和明代的《大明混一图》；还补充了对于我国古地图中的山水地图的部分论述，如介绍了清乾隆年间绘制的《避暑山庄全图》；对于一些制图理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如裴秀的“ 制图六体”理论及其影响；对近年来地图学史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如清楚尔沁藏布兰占巴、胜住等人发现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中国地图发展史》还增加了“专用地图的绘制”、“外国人在华测绘地图”；增加了民国时期科学制图方法的形成、人民军队革命战争时期地图绘制对战争胜利的保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基本地形图绘制”等内容，并点明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目前，中国地图史研究的整体现状是以研究各个时期地图流传情况、绘制特点等为主，对于个别地图和对于地图学家的研究比较集中，叙述多于分析，缺少中国地图发展史在世界发展史中的比较研究，对从各个时期地图绘制、产生和交流的背景来反映当时的政治史、思想史甚至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的研究相对欠缺。本书同样不例外，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有求全责备之嫌，因为这和目前的专业划分有相当关系，各专业的研究“画地为牢”，科技史的研究者和文史的研究者各有侧重。其实不然，各学科有必要打破壁垒，“互通有无”。
美籍华人余定国（CordellD.K.Yee），为芝加哥大学《世界地图学史》第二卷第二册《传统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学史》撰写的中国地图学史部分，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中国地图学史》。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不满足于以往地图史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地图学史研究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地图学史应包括地图与政治、文化、艺术及宗教的关系。这也正是《世界地图学史》的发起人哈利和伍德沃德邀请他撰写中国地图学史部分的目的，哈利和伍德沃德主张采取宏观的观点看待地图学史，即地图学史不但要研究现实世界的地图，也要包括形而上世界的地图。该书超越以往就地图而论地图本身的研究范畴，以地图为中心，涉及更为宽广的领域，注重地图发生学的研究。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论述》一书中对于古地图的“主体性”及思想性的分析是极好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地图研究的例子，其中的《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关于异域的知识资源及其变化》和《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两篇文章揭示了舆图作为话语和权力的工具，欧洲人与中国人的舆图分别以欧洲、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相对他们都是蛮无不可及之地。古代中国对于“异域”充满了想象，如“佛郎机国好食小儿”、“女人国”的传说就是很好的例证。欧洲人眼中的东方人也经历由想象到真实的过程，通过地图表现出来。古代欧洲出版的各种地图，似乎有一个在其周围空白处画上各种见闻和奇物的现象。这一方面象征着对大海的跨越和对世界的认知，一方面象征着对大海中种种物怪的想象和畏惧。他同样证明了即使是中国古地图对中国自身的描述，也还是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某种观念。明代的方志地图上，常常用仿真画法的城墙把城区表示出来，但在城区内只有若干的政治与宗教的公共建筑，却没有多少集市、街坊和其他私人生活空间，地图上最醒目的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府县官署衙门所在，这正是政治权力的象征。
一幅地图的制作工序是相当繁琐的，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地图又应用于战争、政府管理、工程建设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必定涉及到大量的人和事，也就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地图背后的历史”可以挖掘。此外，地图的测绘政治性意义一直较强，可以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没有地理学家和地图编绘者能够保证，自己看到的就一定是世界的全部本相、自己绘制出的地图就是世界的客观真实反映；也没有地图史作者能够保证在书写文本时不使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惯有的书写方式；更没有出版商能保证收录所有的地理和地图信息。地图及地图集附有着著者和编者的主观信息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因此保证地图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不是件易事。既然如此，发掘地图的“主体性”可以成为历史地图研究的一个方向。
由此可见，只有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的基础上多视角的对地图进行研究，才能将无言的图像转化为有言的历史，透过地图诠释出比较完整客观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