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收到向云驹教授刚刚完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中华书局2013年5月出版）书稿，一时心情可用惊喜二字。何以言之惊喜？
应该说，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为时不久，由始而今也不过十年左右。然而，其理论建设进度之快、成就之大，显示了民间文化界学术实力与能力的深厚与强劲。非遗理论是全新的，甚至是“前无古人”的。虽然它的理论对象是民间文化，但与原有的民间文化理论大不相同。从理论的出发到理论的目的，从诸多概念到研究范畴与方法都大相径庭。进一步说，非遗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转型期才出现的概念与观念。它具有不容回避的历史使命性质——文明的保护与传承。这就必须站在全新的观念与立场上，审视民间文化，进行自成体系的理论研究与建设。这种建设具有学科性。于是，非遗学的概念油然而生。近些年，非遗学的著作开始出现，这表现了我们文化界的学术敏感与创造力。当然，也正是蓬勃的非遗抢救与保护的文化现实激活了我们的学术。
非遗学不同于传统的民间文化学。作为传统的民间文化学对象的民间文化是相对稳定的、几近静态的；然而转型期的民间文化（非遗）却是充满冲突和变数的。当一名民间文化学者转入非遗研究，便会强烈感受到民间文化的现时性和传承的至高无上。民间文化研究包括过去时，非遗研究只针对现时的活态；失去活态便不再是非遗。这样，非遗带来的理论挑战是一方面渴望工具性的支持，一方面要从全新的观念给非遗以通透的学理阐释。
早在2004年，云驹最先、凿空般地写出《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一书，对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分类、价值、调查方法及相关的国际经验进行全面理论梳理时，就给我们展示出一片从未见过的、清新的学术空间，当时我曾撰文，称之为“平地筑起的大厦”。那部书已初具“非遗学”的面孔。同时，给全国性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以很大的理论支持。
那时候，云驹在中国民协主持抢救工程工作，担负着大量、繁重、千头万绪的事务，包括组织、管理与学术研究工作——当然，这也使得他成为对民间文化的当代命运了解得最广泛、最直接、最真切的人之一；这也使他得天独厚般地视野开阔，资源充沛。十年来，他一边工作在文化抢救的第一线，一边坚持自己的思考与写作，其非遗理论日益成熟，渐而成为站在当代非遗学研究理论前沿突出的一位。
在我的学院非遗研究中心成立后，便请他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多年共事于文化遗产抢救中，痛感到专家队伍的单薄和人才的匮乏，培养年轻一代学人则是当务急需，也是必须做的头等大事之一。由是，云驹欣然接受天津大学教授的聘请。
在他由中国民协调入《中国艺术报》之后，我深知主持这样一份高端的文化报纸会怎样的辛苦，除非遇到极重要的教研与学术问题需要商议，不愿打扰他。谁料他竟为我——也为当今培养非遗的学子“制定”出一件最急需的学术器具——就是这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博士课程录》。
这部针对博士生教学的著作，从哲学、美学、方法论、本体论几个方面与角度对非遗加以深入的理论阐述与拓展，追究其学理与本质，此中诸多方面极有创见，而且逻辑紧凑，相互关联，已然构形一部遗产学的深层框架。我看得出，这既是他多年担任博导授课的总结与深化，更是理论上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可以预见一部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指日可待。
此中，令我尤为高兴的是，尽管云驹现在从事媒体工作，但仍然没有放弃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与理论的钻研。这表明他对这一重要的民族文化事业的热爱与责任。热爱是一位文化学者必需拥有的情怀；责任是成就一位真正的学者挺身而立的筋骨。
